凯特米利特 ——《性政治》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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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内容上看,全书大致分成三个部分:1. 对男权制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做一个系统的概述;2. 回顾(1830年-1930年)性革命时期和随之而来的(1930年-1960年)反革命时期;3. 进一步批判反革命男性作家的文学作品和隐含其中的性政治思想。
这篇文章中,我将归纳和概述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并试图回答什么是男权制?以及论述在性革命期间最激进的思想家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的主要思想和批判反革命时期代表思想家弗洛伊德的主要观点。
第三部分由于我不是文学批评的专业,对此不做更多的描述。
一、 性政治理论
本书所论述的政治是一种广义的政治,是指一群人用于支配另一群人的权力结构关系和组合。政治的本质就是权力。就比如种族主义,实质上是一种政治制度,是白种人对黑种人的控制。同样的,从历史上到现在,两性关系之间的状况也是一种支配和从属之间的关系。
1、意识形态方面:性政治通过两性的交往获得对气质、角色、地位这些男权制的基本手段的认同,并依靠这些一致同意支持的权力来维持统治。第一个因素气质指的是依靠固定的性别所划分的个性。男子的个性往往是积极进取、智慧和力量,女子的个性则是顺从,贞洁和无能。依据各自不同的先天气质,性角色规定了男女各自的行为。将料理家务、照料孩子的事分给女性,而学习、工作、实现抱负等分给男性。这种分工引出了第三个因素,地位,这一点在后面还会继续论述。这三个因素相互依存,相互强化。
凯特认为,我们一定要认识到男女两性各自的特征都是由文化环境决定的,并且取决于他们互相之间的政治关系,而这一政治关系在历史长河中是相对固定的。
2、生物学方面:男权制最初将性别之间的气质差异归因于两性的性别差异,也就是先天就有的人的本性。但问题在于我们没法证明现存的男权制社会差异(气质、角色、地位)源于最初的体力不同还是源于文化和教育。有证据表明天生的气质差异可能微乎其微,我们所知的性别特征可能大部分来自于文化构造。
3、社会学方面:男权制的主要结构是家庭。男性主要通过家庭统治女性,同时通过家庭使下一代人熟悉和接受男权制思想体系中关于气质、角色和地位的固有态度。男权制的三个机构——家庭、社会和国家——命运是相互关联的。男权制对家庭成员的影响非常普遍,通过父母的榜样和告诫,年轻一代往往能接受男权制思想体系中关于角色、气质和地位的固有态度。而且通过对女性劳动权的剥夺,女性往往需要依附男性,这使得男性在家庭中的物质和精神地位十分牢固。
4、阶级方面:在社会下层,男性更多凭借自己的性别来宣称权威,实际上他常常不得不与他阶级中具有经济实力的妇女分享权力,而在中上阶层中,男性往往不必直言男权制,因为他们享有这种地位,在任何情况下都拥有更大的权力。女性比男性更少地卷入阶级制度,由于女性经济上的依附性,使她和任一阶级的联系都是间接的。妇女很少能够享受到任何一个阶级为他们的男性成员提供的许多权益和好处。同时,由于其附属的特性,这种生活往往让女性变得保守,让她们将自己的生存与其供养者的繁荣视为一体,就如“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传统思想。
5、经济和教育方面:现在的我们很难想象在19世纪的美国妇女在嫁人后是没有财产权的。对女性进行经济上的控制是男权制统治最有效的方法。
在大多数发达国家中,约三分之二的女性所从事的“妇女的工作”是没有报酬的。在自主和尊严取决于货币的金融经济中,这一事实非常重要。...另外三分之一有工作的妇女的平均工资只是男人平均收入的一半。
此外,在男权制社会里,妇女始终被限制在劣等文化圈。鼓励她们学习人文科学培养“艺术”兴趣只不过是为婚姻市场取得的才艺的衍生。缺乏群众基础导致女性在科研、政治等领域人数远少于男性。
6、强权:历史上的男权制国家都会通过立法使强权制度化。在现在依然如此,在美国,男权制的法律制度剥夺了妇女对自己身体的控制权,逼迫她们进行非法堕胎。
此外还有其他的暴力形式,如强奸、性骚扰和家庭暴力。由于社会文化对“贞洁”的崇拜,这种事情带来的“羞辱“往往使妇女不敢报案,提出诉讼和接受公开审理。在面对家庭暴力时,女性则显得更加无助,男权制的司法体系无法确保自己始终处于性别中立的立场。
这一类强权往往会给受害者留下巨大的心理创伤,同时也给其他女性造成恐慌。男性很难想象女性在面对这些问题时的恐惧和无助。
7、神话和宗教:男权制将男性树立为典范,作为主体和参照物,这样女性就成了“第二性”。女人、性和原罪联系在一起,构成了西方男权制思想的根本模式。
在 男权制社会里,用于描述女性的那些象征并非都是由女性自身制定的。由于原始社会和文明社会都是男权制的社会,因此,形成女性文化的思想观念也是由男性设计制定的。
8、心理学方面:前面所叙述的各个方面都在不断影响这男女两性的心理,从而使男权制思想体系深层次地意识化。典型的比如将绝大部分与性有关的罪归咎于女性,男女私通,女性总被视为该受处罚;将女性物化为性对象,崇拜处女贞洁,对女性“初夜权”的争夺;对女性卑下观点的反复宣扬,无论多么含蓄,也会让女性信以为真,有些青春期女性因为胸大自卑,有些女性因为胸小自卑,更多的女性因为“肥胖”自卑。
同时社会对女性的不断监控也有使女性永远婴儿化的倾向。对女性所谓的保护剥夺了她表现尊严和自尊的机会,对女性的自我认识有巨大的影响。
以上是对男权制在各个维度上的基本叙述。据此,我们或许可以试着来回答什么是男权制这一基本问题了。我认为男权制是所有社会中一种最基本的政治制度,在这种制度下,男性通过对两性在气质、角色和地位上的划分,在家庭、社会和国家三个基本维度上,对女性和下一代年轻人进行外在和内在的支配。
二、(1830年-1930年)性革命时期
要实现性革命也许首先必须结束传统的性抑制和性禁忌,尤其是对男权制的一夫一妻制婚姻威胁最大的禁忌:同性恋、非婚生子、少年性行为、婚前性行为和婚外性行为。围绕性行为的消极氛围应和双重标准以及卖淫制度一道铲除。性革命的目标是建立一种宽容的、允许性自由的单一标准,一种未被传统的性联姻带来的粗俗而有剥削性质的经济基础腐坏的标准。 性革命的主要目的是结束男权制,废除大男子主义思想和带有大男子主义思想的地位、角色和气质的传统的社会化方式。这将使两性各自的亚文化实现一体化,原先相互隔离的两性的体验将融为一体。
从性学角度看,由于女性阴蒂的构造可以使得女性获得多次的性高潮,女性的性潜能从生物学角度看几乎是永不枯竭的,但男权制却宣称男性的性潜力更大,一夫一妻制,一夫多妻制本质上捆绑住了女性的性潜力。
只有随着性道德观的宽松,禁止妇女享受性快乐的主要障碍被清楚,以及性革命第一阶段所带来的社会态度和妇女地位的变化,妇女的性潜能才能获得普遍的自我申张。
我们可以看到,这样激进的目标将会对一夫一妻的家庭制度产生巨大的影响,同时废除性角色,女性在经济地位上的完全独立也将削弱男权制家庭的权威。更进一步,婚姻也许被纯粹自愿的伙伴关系代替。不过那会是在非常遥远的未来。现在的社会认识还远未接近。
第一阶段的性革命在妇女解放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它攻击了男权制在政治、经济和法律等上层建筑中最明显的弊病,在立法、人权、选举权、教育和就业等领域实现了很显著的变革。同时在这一阶段也存在许多自相矛盾的现象,最明显的一个是维持了维多利亚时代那种对妇女骑士般的保护信条和相似的尊重主张。这个主张的假设是“所有的女人都是太太”,都是上层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成员。这些阶级对妇女表示出了殷勤和体贴,但也从不给她们自由。这种心理政治策略实际上是一种炫耀,将上层阶级妇女的懒散和奢华展示成所有妇女的幸福前程。它将妇女分成了不同阶级,威胁一个阶级,让另一个阶级心怀妒忌,从而分裂妇女的团结。
在这一阶段,也出现了非常多的理论著作,在其中,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对男权制的历史和经济做了最全面的论述;同时他的论述也最激进,抨击了男权制家庭的组织形式。
男权制的拥护者往往将男权制的起源归因于自然的、本源的。恩格斯构建了男权制家庭的发展过程,认为这一制度并非天生如此,只是人为建立起来的,而它既然能够被建立起来,也就能够被瓦解。换而言之,男权制并非人类生活永恒的特征。
大男子主义和妇女从属地位的基础产生了人类所有不平等的基础。...财产这一概念从最初的把妇女作为有形财产发展到了货物、土地和资本的私人所有制。
恩格斯论述道,人类社会变化的过程是从同族群婚到同族兄弟姐妹群婚,再到母系氏族,最后演变成父系氏族。由母系氏族转变成父系氏族时,世袭财产和长嗣继承权已经成为社会和政治生活中的重大要素。此后男权制逐步演变,出现了奴隶制,逐步形成了按富人和穷人的经济区分体现社会-政治差异的制度。最后,随着以战争为促进因素的私有财产重要性的日益增长,出现了巩固和维护各种社会、经济差异的国家。于是,在大男子主义和妇女从属地位的基础上产生了人类所有不平等的制度,而性政治在历史上成为了所有其他社会、政治和经济结构的基础。
恩格斯还指出,一夫一妻制这个术语本身也是个误用,从根本上讲,被要求实行一夫一妻制的只是女性,因为男人历来都是用双重标准为自己保留了某些一夫多妻制的特权。比如卖淫嫖娼,而女性必须坚守贞操,通奸必须受到严惩。
恩格斯坚决认为应该将经济因素从一切性伙伴关系中彻底清除,主张伙伴关系建立在个人的性爱上。只有当婚姻不再是以经济利益为主要特征的一纸非自愿契约时,它才不会是一种卖淫行为。
在经济领域,恩格斯清楚地意识到妇女在法律上的无能为力是男权制的结果而不是男权制的原因。消除不合理的法律并不能使妇女获得平等地位,除非同时实现了完全的社会和经济平等,并赋予妇女在创造性工作中实现自我的一切机会。人在依赖他人时是不可能有平等地位的。尤其是在现实情况下,大多数时候,丈夫必须是有收入的人、赡养家庭的人。这使得家庭更像是两个经济阶级之间的关系,丈夫是资产者,妻子则相当于无产阶级。
最后,恩格斯对完全平等社会的看法:
生产资料转归社会所有,个体家庭不再是社会经济单位。私人的家庭经济变成社会的劳动部门。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成为公共事业。
最后这一点事实上非常激进。但却又似乎是某种必然的东西。因为如果单凭女性的生理特点就要求,甚至强迫她们担负起照料孩子的唯一或主要的责任,那么她们就不能成为自由的人。所以照料孩子的工作,甚至在他们刚有认知能力的时候开始,最好交给那些受过良好教育、自愿以此为职业的优秀男女儿童工作者。
总而言之,恩格斯的分析得出的结论是:目前人们所理解的那种家庭应该消亡。
三、1930年-1960年反革命时期
1、纳粹德国的反动策略。德国扭转了女权主义者从事专门职业和享有较高经济社会地位的势头。纳粹让女性从专门职业中抽出来去从事低薪职业。同时,通过对圣洁的母性的理想化宣传,不仅将性生活和生育完全等同起来,还彻底压抑和禁止了女性的性活动。
纳粹德国对单身男女征税,同时规定了每生一个孩子可以得到部分退还税款。纳粹禁止医生向人们提供避孕知识和避孕工具,将女性从劳动市场上赶出去,同时将她们视作神圣的生育工具,不断提升生育率弥补前线损失的士兵。
2、苏联的失败。苏联最初企图重构男权制基本单位——家庭。制定了法律允许婚姻自主、离婚自由、自愿堕胎。同时欢迎妇女加入劳动大军,给予女性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平等。
然而马克思主义理论并未为性革命提供有效的思想基础,并且过于天真地对待男权制的历史和心理力量。恩格斯忽视了男权制家庭灌输在人们头脑中的思维习惯,人们的观念并未转变。妇女不愿意放弃对家庭的依赖感和家庭的安全感,以及家庭赋予她们支配孩子的权力;男性也不愿意放弃他们传统占有的优势地位。所有人都惧怕突如其来的性自主和性自由。
此外,在经济方面,建国初期可怕的贫穷和苏联重点对重工业和军备的发展,都让反对重建男权制的势力不断蔓延。
3、思想上的反动:弗洛伊德及精神分析的影响。
性革命的失败来源于其内部,性革命将精力集中在改造男权制政策这一上层建筑上,而没有触及气质和角色区别的社会化过程。男权制延续几千年的基本态度和价值观并未发生显著改变。
在性革命的高潮时期,以弗洛伊德学说为代表的反革命思想也悄然蔓延。
弗洛伊德女性心理学的基础就是“阴茎嫉妒”,其根源在于童年经历。弗洛伊德认为,女性的定义一直是否定的,她之所以是她,是因为她缺少一个阴茎,从而女性觉得自己的性别是一场巨大的灾难。
...女人认为她们从一出生就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觉得自己那一物件被砍断了,遭受了不应该的挫折;女儿对她们母亲的怨恨,归根结底是在责怪她们将她们当作女人,而不是男人带到这个世界上来。
在回答为什么女性认为自己是劣等的,她的生活的社会和经历,以及她适应社会过程中哪些力量让她认为自己是个劣等人?答案更有可能是男权制的社会环境和女性在这个社会所处的下等地位。然而弗洛伊德故意地忽视了这个解释,转而寻求婴儿主观的感情扭曲和她的生理基础。
她们注意到了自己兄弟或玩伴的阴茎,非常明显,而且很大,于是立刻意识到那东西是比她们自己那小小的不明显的生殖器优越的对应物。从此她们便形成了阴茎妒忌的受害者。
这一理论基础完全是一个男性莫名其妙的假想,为什么女孩立刻意识到越大越好?为什么她不以自己的身体做标准而认为那突出伸长的东西是可怕的多余物。
弗洛伊德和他的追随者不断将女性明显低等的社会地位归于“最基本的”生物原因而不是社会因素。不断忽视解释女性不满的社会因素,反而从心理学提出男性阴茎妒忌理论来反驳社会原因,这完完全全是一种循环论证。
阴茎妒忌论将造成女性痛苦的责任转嫁到了那些勇于追求从弗洛伊德生物学角度来说不可能实现的状态的女性身上。将描述性的理论发展成规定,无疑是强化了对女性性气质和性角色的规定。在他的许多著作里,男性属性和女性属性等同于男人和女人,偏离任何一种标准行为都是不同程度的精神疾病的征兆。
在这种规定下,弗洛伊德发展出了他的力比多理论,力比多基本上是生命力和各种人体能量的同义词。弗洛伊德认为男性有更多力比多,而女性力比多较低。于是,
...达到生物性目标的重任托付给了积极进取的男性,在某种程度上,不需要女性的合作。
于是男性的力比多变成了服务于生命的力量,并且有权将其意志强加于女性。
按照弗洛伊德的观点,女性人格中最显著的三个特征是被动性、自我虐待和自恋。女人在男权制社会中的地位要求她们被动、受苦当性对象;毫无疑问是社会使她们不同程度地扮演了这些角色。而弗洛伊德却认为女性的这些特性是器质性的,是本能的和自然的。而强加在女性身上的任何可见的控制或羞辱完全是她们天性所需要的,是注定的。
精神分析的一切力量都被积聚起来强迫女性“适应”自己的地位,接受自己的地位。
此后,弗洛伊德的学说被不断推广,在他的后继者的著作《现代女性:迷茫的一性》中,作者提出,性革命将女性变成了迷茫的一性;女权主义根本不是让女性变得更好的自我实现运动,而是对女性属性的否定,它让女性毁掉自己的特征,像男性一样去生活。
然后,作者对女性属性,尤其是“母道”,大唱赞歌,这也是一个经典的反女权策略。这一经典策略事实上还是要让女性回到男权制最基本的结构——家庭中去。用家庭来束缚女性,对母性的赞美实际上贬低了没有做母亲,没有成立家庭的女性。没有什么比这种甜蜜的炮弹更反动了。
此外,作者还发展出了另一种在之后成为经典的反女权策略。那就是性革命一定是错误的,因为仍然有许多女性没有获得完美的幸福,她们处在各种冲突和煎熬之中。然后打着关心和安慰的幌子,告诫她们应该根据她们的体质所决定的不可改变的被动性去适应社会环境。谴责就这样被伪装成了诊断,主观性的规定被打扮成了客观性的描述。
这种对性身份的强化和确立也可以用来恐吓年轻一代。男孩子,他们唯一允许的自我就是男子气,男孩子失去了男子气,变成“娘炮”,就是失去了自己的天性。我们生来就是男性或者女性,要是失去了性身份,我们便无法存活。
最后,总结一下,性革命的主要潮流是在揭示两性地位不协调的同时,降低两性在角色和气质方面的传统差别的重要性。而反女权则是要让人们淡忘两性地位的差别,同时暗示这是天生的而不是文化影响造成的,从而以此重新强调人格方面的性气质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