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权主义批评视野下的《伊万的女儿,伊万的母亲》

YYvette
2020-06-01 13:15:25 看过

女权主义批评是上世纪60年代在欧美兴起的新女权运动在文学和批评领域深入发展的产物。俄罗斯在女权主义批评领域的探索具有自己的特点。

俄罗斯白银时代哲学对性别定位这一问题的解读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结合世界心灵的理论形成了永恒女性索菲亚的理论。索洛维耶夫认为“永恒的女性特征可以和圣母崇拜合并。”别尔嘉耶夫将女性的作用极大的具体化:保护、延续、宽恕、生育。他将男女定位区分开来,“男性和女性的自我意识是有各自特点的:男性逻辑性强,富有主动性;女性则更靠直觉,倾向于自我贡献,她们的智慧通过简单纯粹而不是逻辑和个性显现出来。(布尔加科夫 1994:264-265)”。梅列日科夫斯基将性这一问题作为是“本体论范畴”的问题,对男性和女性的区分,是本体论性别的投射,他认为三位一体中的圣灵被女性形象替换了,“俄罗斯的宗教信仰是女 性的宗教信仰……这与其说是基督的宗教,倒不如说是圣母的宗教,大地母亲的宗教,照亮肉体生活的女神的宗教。””。在别尔嘉耶夫著名的《俄罗斯的命运》中他指出,俄罗斯民族性格从本质上来看是女性化的,在人本主义思想中男性和女性的所有天性都互相交叉,也就是最终的,极限的融合,同时,它们之间最重要的性别定位是:“男性原则首先是人类中心和个人的,女性原则则首先是宇宙的和集体的。”(别尔嘉耶夫1993:67)。

这一思想也同二十世纪70年代的女权主义运动中的“生态女性主义”相吻合。这一术语“首先出现于法国学者弗朗索瓦丝·德奥博纳发表于70年代的两部作品:《女权主义或死亡》和《生态女权主义:革命或变化》”。德奥博纳提出了生态女性主义观点下人类的生存秩序:“人类将最终被视为人,而不是首先是男人或女人。一个更接近于女性的地球将变得对于所有人都更加郁郁葱葱。” (金莉,2006:475)这里也提到女性同宇宙同自然的关系更加紧密。古罗斯早期多神教中女性的地位非常高,保护神均为女性。将女性与大地等同,似乎是每个民族的共识。早在古罗斯最早可考的文学作品《伊戈尔远征记》中便对此做了佐证,雅罗斯拉夫娜在丈夫伊戈尔大公被俘后,向风、海、太阳等哭诉,最终伊戈尔大公在波洛夫人和大自然的助力下返回祖国。其中雅罗斯拉夫娜的形象美丽善良,不仅祈求保佑自己的丈夫,还祈求保佑所有的战士顺利归来,可见这一美好女性形象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集体主义,是博大的爱。同时,雅罗斯拉夫娜可以与超自然力沟通,从而在宗教和社会道德层面成为救赎力量的象征。。利哈乔夫院士在评述史诗《伊戈尔远征记》时说:“雅罗斯拉夫娜不是偶然哭泣着向太阳、风和第聂伯河发出 请求,即向四种力量中的三种光明、空气、水发出请求。她不应该向土地请求,因为她本人就是土 地,即祖国。”(利哈乔夫2003:240)可见,在俄罗斯人的心目中,“女性———母亲———土地———祖国” 自古就处在同一个意义场中,共为一体,拥有紧密的内在关联。

由此可见,自古以来,俄罗斯文化中的最美好的形象属于女性,最崇高的理想就是女性。俄罗斯女性形象不仅具有传统定义上给出的美丽、温柔、善良,更不乏强势有力量。俄罗斯的历史上不乏女性执政者,俄罗斯的男女分工并不像中国男耕女织,而是女性与男性共同参与繁重的田间劳动,俄罗斯的文学作品中也歌颂了很多献身革命的女战士。可见俄罗斯的女性形象是在外部环境的塑造中不断改变的,她们具有两极的性格,当外部环境艰难困苦时,她们就会显现出刚强的一面,她们的精神力量此时会战胜一切;而当外部的环境平稳安定时,她们又会自然流露出她们的美丽温柔。

二战后男权更加强化自己的统治地位,意识形态上大力宣传妇女的“天性”、妇道和家庭的重要性,为了增加人口,政府甚至通过立法来禁止避孕等等。20世纪60年代末女权主义批评在欧美诞生,俄罗斯稍晚一些也发展起来。拉斯普金的中篇小说《伊万的女儿,伊万的母亲》是他生前的最后一部小说,也是他90年代之后创作题材从农村转向城市的代表作,其中创造的主人公塔马拉•伊万诺夫娜成为拉斯普金作品中独具特色的女性形象。笔者将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视角出发,去评析这部作品中的人物形象。

1.女主角作为纽带

我们看这本书时首先就会被书的名字所吸引。作者用“伊万的女儿,伊万的母亲”两个指向同一位女性的身份作为小说的名字,是具有深意的。首先不通过女主角的名字来命名,而是通过亲属关系来确定她的身份,指明了女主人公世界的稳固性和稳定性。伊万是最普遍的俄罗斯名字,从而也就将女主人公的身份放大到全部人民中。塔玛拉作为中间的一环,承载着之前的历史,孕育着之后的一代,正是这种继承性的联系将过去现在与将来紧密连接在一起,成为一个整体,区别于周围世界的繁杂与混沌。主人公的名字其实都有着其特殊含义:伊万表示“上帝的仁慈”,塔玛拉表示“棕榈、无花果”(桑树,木制坚硬)。这些名字的寓意在主人公的性格章都有体现。三代人伊万•萨维利耶维奇—塔玛拉•伊万诺夫娜—伊万(Иван Савельевич — Тамара Ивановна — Иван)像一条不可分割的线,是亲缘关系的连接,是永恒的继承的联系。

小说描写了塔玛拉•伊万诺夫娜在做女儿阶段和做母亲的两个阶段。她的性格形成大多来自于她的父亲。 “十四岁的时候, 父亲教会她骑摩托车。 ”“父亲把教儿子们的东西悉 数教给了女儿……女儿很早就开始亲近父亲。 ”父亲像是俄罗斯在女主人公的眼睛里,父亲是他的偶像,自然对她造成了极大的影响。比如父亲在塔玛拉小时候面对叶弗洛伊姆一次次的挑衅滋事之后,忍无可忍,狠狠惩治了他。讲完这个故事, 老伊万说出了解释塔马拉行为的关键之语:“我们俄罗斯人不能忍受厚颜无耻……”父亲像是俄罗斯的众多重要品质的集合体,而塔玛拉从父亲这里继承了这些品质,她的处事方法、做人的原则无不透露着父亲的身影,所以塔玛拉在实施她的计划时,不知从哪里传来的声音告诫着塔玛拉,“这是父亲的声音,就像是从童年时代传过来的……塔玛拉•伊万诺夫娜明白,她应该抓紧时间,于是开始平静下来。抓紧时间——不是照父亲的吩咐回家,而是往前走,只能往前走。”父亲的心灵力量指引着塔玛拉,是父亲让塔玛拉迸发出了坚强与勇气。

同时父亲也是安加拉河流域祖祖辈辈的代表,安加拉河是他们的精神家园,书中不仅一次描写美丽的安加拉河流域,塔玛拉在心中也不只一次得寄情于她的家乡。由此我们看的出来,老伊万是传统生活的产物,传统道德价值观念的延续,他的女儿在他的教化下成长起来,继承了传统道德价值观念,并形成了一个全新的女性。

塔玛拉的下一阶段是成为母亲的阶段,也是标题的第二部分,我们看到的是塔玛拉角色的转换。作者在塑造小伊万的过程中探索者俄罗斯的出路,这个人物是作者塑造出的未来。首先从作者对他的外貌描写中我们不难看出作者对他的喜爱:“小伊万 16 岁时就已经长成一个高大漂亮的小伙子了。他身体的各部分都长得结结实实, 而且挺拔舒展, 总是昂头挺胸, 目光专注。他让人感到, 在他身上有一种已经化为 筋骨的坚固内核, 而围绕着它, 就像蚕茧似的 层层缠绕着生活的所有其他方面的成熟。 ”起初他喜欢探索语言学中的奥秘,在其中找到很多乐趣,他像一个大哲学家一样,说教着自己的母亲。而在家中发生变故之后,更加体现了他的成长,他越来越喜欢一个人独处,静静地思考母亲的行为和父亲的表现。他开始觉得不久前对语言学的兴趣变得无足轻重,他觉得现在重要的似乎是某种体力行为。“或许,他应该通过与某位比他有经验,年纪比较大的人来共同探讨,通过阅读专业书籍,通过从许多事件的广阔画面中提取有用的东西,并通过经常不断的和长期的专业训练,来认识所发生的事并接近它。在屈指可数的几个月里, 他获得了某种深邃的眼光。他开始直面周围的世界, 有意识地和十分投入地观察事物, 因此开始越来越清晰地看见以前所没有发现的东西。这时他开始关注现实。在经历一系列现实中的探索之后,小伊万又意识到他不能将之前痴迷的俄语荒废掉,”这不能抛在一旁,俄罗斯人的坚实似乎就植根于此。正如二二得四一样简单,缺少这一点他会迷失方向和丢失自己。“小伊万就是这样在否定思考肯定再否定的过程中找到了现实与灵魂的平衡。

伊万中学毕业后去水文气象站工作, 而后又入伍两年。退伍后突然受雇于一个木工队, 去很远的村子修教堂。这是位于安加拉河边上的一个区中心村, 不远处就是母亲和祖父的故乡。他相信, 这条通向母亲和外祖父家乡的路, 绝非偶然出现。由此也可以看到伊万是外祖父和母亲的延续,他是通往未来的。母亲作为伊万的女儿和伊万的母亲,在承担两种不同角色的同时,将三代人联系起来,成为历史的一条纽带。

2.女主的双性气质

“双性同体”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概念。这个词的英文(androgyny)源于希腊语, 是将希腊语中的“男性”( andro)和“女性”( gyny)两个词融合在一起构成的新词, 意指一种同时具备男性和女性特点的人,这种人在古希腊神话和宗教里并不罕见。“双性气质理论”是用以针对西方传统的二元论理论的。二元论理论认为: 男主外, 女主内, 男人天生果断、坚决、勇敢、暴力、独立、具有支配力与统治力等 ; 而女人则天生温柔、顺从、体贴、优柔寡断、容易被支配与被统治等; 男人天生应该支配统治女人, 而女人天生就要依靠男人。二元论理论把男女两性 截然分开并区别对待, 把男性界定在一个广阔的天地,把女性限制在家庭这个小范围内, 是一种歧视女性的理论。

基于上述理论,我们不难看出塔玛拉是具有双性气质的。首先从外表上看,,她体格强壮, 毫无女人的纤细之感: “他们俩人(塔马拉·伊万诺夫娜与她丈夫)的体格都很健壮, ……她走路像男子, 步子又大又稳。 ”她不像其他女人那样追赶时髦: “三十岁之前, 她几乎一直梳着垂到背的淡褐色长辫子———仅仅由于固执,由于反抗时髦。为了赶时髦, 所有女性一个个都剪掉了辫子……”再看她的职业,“无法把一个女人所拥有的一切悉数送到床上和厨房里。那里是容不下她的,而且并非一切都属于丈夫。”“她喜欢当司机……喜欢这些从事着艰苦而重要工作的人们之间的兄弟般的道路情谊。”还有女主人公的性格,她既具有女性的细腻心灵,隐忍自律,同时又“生性不爱说话, 于是养成了准确简练的说话习惯。她做事果敢,不怕困难,不依赖丈夫。在得知女儿被玷污,而司法机构却黑暗无情得无所作为袒护嫌疑人时,她独自策划好了一切,她在享受了和家人的最后一次团聚之后第二天早上带着枪对嫌疑人进行了自己的审判。被看守所关押后, 女儿来探视时, 她吩咐女儿: “告诉我们的男人们, 别为我担心,跟他们说,我在这里还负责点工作呢……”

就是因为塔玛拉兼具了两性的气质,她才能做出男人都做不到的事情。她既有女性的细腻敏感,母亲保护孩子的强烈本能,又能像男人一样冷静果敢,坚决行动。就像书中所写“婆娘能办到的,男人一辈子也办不到。开枪——对,这是男人的事,但为了开枪,这里还需要悄悄地靠近,这个你就不行了……她是我们的英雄。早先为了当母亲英雄,要生孩子,生,每年都生……现在要保卫他们,保卫你生下的孩子。”作为母亲为了保护自己的女儿做出的过当行为,人们都无法谴责。

我们看到的是塔玛拉作为女儿、妻子、母亲三种不同角色时反映出的两性气质,正是这些让她成为一个独立、坚决,充满母爱的女性。

3.其他男人形象

小说的主人公虽是女性,但是作者也不是一味得抬高女性地位,贬低男性,作者描写了塔玛拉身边的众多男性,除了我们分析过的老伊万和小伊万,剩下的男性作者似乎并不含褒义。

首先是塔玛拉的丈夫安纳托利。从最开始我们就感觉他像是一个附庸一般无法独立的存在,在工作上他一直在汽车厂工作 , 那里早就无事可做, 没有工作,没有合同, 也没有工资。但是他就一直在里面耽搁着;在家庭生活中,他也是处处依赖塔玛拉,我们看到在塔玛拉入狱之后整个家庭都散了,女儿还是萎靡不振,儿子对他产生怀疑,而他自己也天天消极度日,疾病缠身,女儿稀里糊涂被骗嫁人又受辱离婚,城里的家搞得一团糟, 别墅也没人收拾———潜意识里他在等着妻子回来, 等妻子回来收拾这一切。。家里的主心骨不是传统观念中的男人,而是塔玛拉,所以她的离开,让整个家庭承受了无法再融合的悲剧。同时安纳托利还依赖自己的朋友杰明,在找寻女儿的过程中,在妻子入狱之后,在外事事都需要依靠杰明。他深知自己的懦弱无能,并为此自责,可是他仍旧不会做出任何的改变。

小说里另一个男性形象杰明,表面上看来处处帮着塔玛拉一家,似乎是一个正面的男性形象,但实际上背后也有一个更为强大的女人———叶戈尔耶夫娜,她非常能干,独自一人闯荡事业,: “她拖着大行李箱乘火车, 乘飞机, 跑中国, 跑韩国,还跑了一趟土耳其, 先给儿子买了一套房子,后来又给女儿买了一套……她春风得意, 已经再不用同那些行李箱周旋,转而做别的事了。”对于女人的优秀他非常乐意得接受:“力气在那里并不意味着一切,在哪里可能更重要的是——投机取巧、博取好感、善于交际,要能把任何骗子的东西骗到手。”

叶戈尔耶夫娜与她的伙伴们在韩国进货时遇到了一个住在日本的俄罗斯人,他很欣赏这群具有“男 性气质”的女人们: “婆娘们, 你们让我放心了, 现在我知道, 俄罗斯是有力量的。”这句话似乎也是作者对现阶段的俄罗斯男人做出的讽刺,同时讴歌着这个国家的女性。

我们看到作者在《伊万的女儿,伊万的母亲》中塑造出了一个不同于传统女性的形象,不再是讴歌女性外貌的美丽,内在的温柔,而是一个具有双性气质的女性,她的性格是在父亲老伊万的影响磨练之下形成的,同时影响着下一代,小伊万继承了母亲的两性性格,具有坚定的信仰,具备实践的历练和精神的力量,成为了俄罗斯未来一代的象征。所以女性在这部小说中的地位是非常高的。同时在现代社会,男女越来越平等的社会背景下,我们不应该再以传统的社会定型来评判男性与女性,女性早已冲出枷锁,我们更多的应该是认识到男女两性的生理差异,而不是用传统观念理解差异,定型男女的社会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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