茱萸:汲古得修绠

苏野
2020-05-29 看过

汲古得修绠

——论苏野及其诗集《拟古》

茱萸

(一)

时人之眼浮光掠影,时人之心不喜深究,故每惑于各种标签与装饰性元素而不自知、不自拔。如此一来,若得目睹苏野的诗集《拟古》,扫一眼目录或零星地读其中的几首诗,就分辑的标题——譬如“证幻记”“汲古录”之类——或那几首诗的题材、语气而言,很容易使读者迅速而草率地得出判断:这是一个深具古典性的诗人;这是一个(新)古典主义的诗人,等等;或者,更不妨干脆认定,他宛若一个活在当下的古人。

苏野的诗篇深具迷惑性。它给人带来的初步印象,往往和深入阅读后得出的结论有所不同。当然,能感受到这种不同的前提是,我们对四十年来汉语当代诗内部的种种观念演进和拓展有所体认,并能基于它来构建对不同类型的诗的理解框架。否则,用某些相对简单、实用而富有标识性和普遍性的说法来概括一个诗人的特色,岂不是更有效?倘如此阅读和理解苏野其诗,虽涉及到几个非常宏观而又复杂的话题或概念——譬如汉语当代诗语境里的古典、古典性或传统等关键词——,笼统而言,倒谈不上有什么错。不过,苏野在其诗艺(包含诗的方法论)与诗意经营上的诸多努力,便极易被忽略掉或失去焦点了。

生活于苏州吴江的苏野,向来被诗界同行视为隐士一般的人物。他在写作上的态度非常审慎,产量不高。他虽然是一位资深诗人,这部《拟古》却是其诗作的首次正式结集。因为有了这样的结集,读者可以相对完整地看到他这些年来在诗上苦心经营的面貌,更得以看见他那相当驳杂而丰富的精神资源在其中起着怎样的作用。就出生于1970年代的这辈诗人来说,苏野的诗算得上别具一格。他古今中外无不涉猎,但其诗呈现于人前时,又极容易带给人一个固定的印象:书卷气重,古意盎然——仿佛那些充盈于其人生中的现代经验、西洋观览与日常琐事皆被过于浓重的“风格屏风”阻挡在外。

对苏野此种倾向的写作面貌的更深入的界定、阐释与发挥,集中体现于诗人、批评家梦亦非在2010年发表的文章《苏野:续脉写作》当中。此文将苏野这一路数的写作称为“续脉写作”,并认为汉语新诗中存在两种形态的“续脉”,一种即1990年代以来的“延续40年代九叶派以及一些重要诗人开创的智性诗歌传统”,为续西方/西式言说方式之脉的写作;另一种“续脉”的路径则被梦亦非认为是“更重要的”,也即苏野式的、续“中国诗歌传统之脉”的写作。这是这些年以来,批评家对苏野之诗见诸书面的一个极高的赞赏了。

梦亦非对“传统”的认识大抵是T.S.艾略特式的。他对苏野这种写作倾向的界定,本质上并不从“复古”的角度来理解,甚至不在西方/东方、古典/现代这样的二元对立框架中来认识,因而是一种极具洞见的界定。但这份洞见却固化了很多人(包括我)对苏野写作的认知。“续脉”之说诚然准确,何况这个说法内部还蕴含着自我革新的开放性,且远较时人草率的、标签化的或印象式的判断要高出许多——但过去的十年里,苏野的写作是否有一些微妙的调试或变化?除了“续脉”说,还能不能对他的写作给出一点儿新的认识角度呢?

(二)

完全可以将《拟古》中附录的文章《信仰过去》视为苏野时至今日的创作的一份诗学(精神)总纲。在这篇文章中,他将自己称为“保守主义者”,应该是指文化意义上的保守主义者。但以文化保守主义者自称的诗人与“原教旨”的保守主义者还是有所不同的。对于苏野而言,这顶帽子背后其实关切了一个很核心的问题:如何理解现实与当代生活?

他的精神世界里充满了对惯常的文学现实主义(不是对现实本身)的不信任感,并认为现世的琐碎经验,要在心智、精神、历史、“神秘而超验的事物”等的分别或混合作用下才能获得真正的意义与价值。他并不满足于1980年代以来“第三代”诗获得的历时性的革命性突破,而期许于在一个更大的文化价值系统中获得安慰。有意思的是,《信仰过去》里的很多说法常让人联想到古老的柏拉图主义甚至诺斯替主义,还有华莱士·史蒂文斯式的浪漫主义——由此亦可见,他的方法论(“拟”)和精神资源(“古”)都混合了东西方文化的双重维度。在这些巨大文化传统的滋养下,他实际获得的是对现实的更新/刷新的认知力。换言之,在苏野多数诗的题材(以及处理它们的方式和视角)那里,“过去”是理解“现在”的基石,“历史”是反窥“当代”的孔道,而诗的言说是个体得以亲近时间的路径和秘诀。

这个“过去”与“历史”在多数情况下当然是与我们切身相关的,是萦绕于我们所处周遭的一种庞大的精神存在——对于生活于苏州的诗人苏野而言,则更集中地体现于地理和心理双重意义上的“江南”及其文化。不过,通观《拟古》里多数此类的作品可以发现,在诗意推进的方法和思维上,苏野更偏向于西方的思路,包括海外汉学式的用词与表述;在话题与材料的选择和汲取上,则侧重于使用他更熟悉的中国的甚至地方性的内容;在路径上则通常以诗的方式展开知识与情感的“考古”,或者说,以知识/情感考古学的方式来结构他的诗篇。就第二点而论,一方面是苏野的自觉选择,即基于“文化持有者内部的眼界”(克利福德·吉尔兹)而挑选出他“心目中的文学英雄与江南士人”作为书写的对象——如散落于三个分辑的那些被书写的人及他们的人生故事;另一方面,可能更是用汉语写作的人逃离不了的“宿命”,即如周作人为刘半农《扬鞭集》所作序言中的说法那样:“我不是传统主义的信徒,但相信传统之力是不可轻侮的……在我们用了汉字写东西的时候总摆脱不掉的。”正是这种“摆脱不掉”的东西,为每一个用汉语思考与写作的人,构筑了精神存在的现场。

但苏野是一个当代人,一个在精神与物质的双重意义上接受了现代性洗礼的人。他与许多优秀的汉语诗人同行一样,置身于这样一个精神存在的现场中,正在努力做的是,不被传统的强大引力吞噬的前提下,对此葆有敬意与谦卑的同时,与之角力,并深入反思和开掘它对于我们当下精神生活的意义。

就《拟古》中的作品而论,作者将之列为三辑,分别命名为“证幻记”“汲古录”和“寂静颂”。他的文化态度和诗学立场,在这三辑中都是一以贯之的;至于书写的题材,也往往为三者所共享。但它们之间的侧重点也很明显,譬如,“证幻记”将诗性与思考诉诸日常,“汲古录”更像是案头阅读与思接千载的产物,而“寂静颂”聚焦于胜迹登临与山水闲坐。总的来说,这些诗的推进方式,并不离汉语新诗某一路的大范畴:阅读与日常经验的交织。这种路数本身并无所谓高明或普通,但在不同的诗人手上,往往呈现出的效果千差万别,这取决于作者言说的方式、语气、修辞,也取决于作者对精神生活与日常经验本身的汲取、消化与领会程度——一言以蔽之,取决于细节。而《拟古》中的一些出色之作,恰恰胜在对细节的处理上。题材是同样的题材,对它的处理能细致、精微到何种程度,看待它的眼光能刷新、更新到何种程度,决定了这一类诗是何种成色的诗。

现世日常依赖“幻觉”得以拓展它的边界,得以被塑造成为一种富有精神性的真正的生活。犹如苏格拉底所言,“未经反思的生活不值得过”——对于诗人而言,未经“幻觉”改造的生活也不是真正的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说,“幻觉”是一种比通常的“真实”更为真实的存在,现世生活不过佐证了“幻觉”的存在而已——这大抵是“证幻记”的主题。

这是一个悖谬而又极具思辨性的主题。这种思辨性一再出现于本辑的不少诗篇,如《教子录》。在这首诗中,“精致的建筑往往取自粗糙的材料”“正如我们用生来完善/一次心安理得的死亡”皆是此一类型。“教子”是普通人要经历的世俗生活,父亲对年幼的孩子们的教育内容,当然往往也是朴素的人生道理;但类似于前引诗句这样的表达,却更像是诗人在教子时候不失时机地展开的一场自我教育。所以,重要的不是现世生活中发生了什么,而是我们的精神世界藉此从中提炼到了什么、“幻觉”参与我们的生活到了怎样深入的程度。这种诗意生成的进路,同样体现于诗人写下的与友人相关的诗,以及写自己独处时静观外物而终归于内省的诗里——在江南,苏野的交游、阅读与日常起居,都充满着沉思的气质。

(三)

和其他两辑一样,“汲古录”的写作也不是事先规划的产物,而是诗集结集出版时的追溯性安排——它们被写下的时间跨度超过了十五年。相比于“证幻记”的“幻实相生”,“汲古录”更像是一场灵魂漫游,或者说,一种充满契约意味的经验共享。在“汲古录”中,时空交错,古今为一,作者作为个体生命的此世体验,与其书写对象在过去时光中的遭际融为一体,仿佛是“我”在代替古人于过去生活,古人则变成“我”生活于此世。

在“汲古录”这批诗里,王维是苏野前期一个重要的直接书写对象,这样的作品至少有三首:《拟晚年王维诗》《王维》《王维:虚构的遗言》,可见他对这位“文学英雄”(用《信仰过去》中他自己的说法)的偏爱——或者说,在2005至2008这几年的生活、阅读与思考的经验里,他从王维及其诗篇那里,获得了最强能量的共鸣。这三首诗分别呈现了王维的三个不同形象:晚年王维、王维的通行形象,对一生作总结时的王维。值得注意的是,苏野在这三首诗里都使用了第一人称视角(他写陆机、谢眺、孟浩然、韦应物、孟郊等人时也采取如此的方式),使得后世仅能从书册中了解这位人物的我们,得以让他的形象和经验更为鲜活地呈现于当下,加上混合了分析性语言与描述性语言的表述方式——这是苏野高出一般拟古、仿古或复古诗的地方——,使得苏野笔下的王维具有了一种深致的现代感:一个经由现代人的头脑和眼光分析和重塑过的王维形象。即使是《王维》中的那个相对通行而为众人所知的诗人王维形象,正因为这种饱含智性的分析与重塑,才能显得如此令人耳目一新。

但苏野这样的分析性语言并非凭空而来,而是基于扎实的作品阅读与对历史事实的体认。《王维:虚构的遗言》是上述论断的最好证据。揆诸史实与王维诗作,我们能知道苏野这首诗里“王维”的自述多可靠,同时被额外赋予了多少新鲜的视角。多种元素巧妙地融入了苏野的笔端,并被他丰富的想象力与精微的抽象能力所补充、所提炼,继而又加以演绎。

若说“汲古录”涉猎的主要是中古时代的“文学英雄”们,那么“寂静颂”主要书写近古以来的江南文人。当然,这种书写往往借助于当代生活中的举动来激发——登临山川,履及故地,凭吊遗迹,等等。这些人,既是苏野心目中的文学(文化)英雄,又是他所生活的这片土地上曾经诞育过、曾真切地生活于斯的人物。苏野非常熟悉他们的人生、作品和事迹,代入他们的悲欢和遭遇,每当登临或履及,触碰到这些“时间的遗存”与“地方性知识”时,诗意便自然生成了——正如《信仰过去》的自述,“月亮的引力牵引着潮汐”,那些名字和曾有过的鲜活的人生亦一一听从他的“巫术”般的召唤,重临这个当代世界。

而这种召唤术的开启,实在是仰赖于苏野本人为之付出的努力:阅读与沉思,复盘与重构,代入与移情,接受与回应……总之,用韩愈的那句诗来形容,或许最是恰当:“汲古得修绠”——从过去的时光中汲取精神养料,犹如从深井里汲水,需要很长的井绳。苏野用他在《拟古》中呈现的近二十年来的写作,细致精微地编织了这样一条修长的“井绳”。

2020年3月改定

(载2020年4月16日《文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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