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综述的前面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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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5-28 看过

我先给一个粗暴的评价:不读书就不必读此书。

这里“不读书”指平时阅读涉猎范围不涉及历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

而对于读了这些书的读者来说,这本书就像是一串绳链,将那些星星点点的阅读记忆给勾出来串在一起,如此便会对作者生发出极大的敬佩情感:怎么会有人可以把文献综述写的这么流畅?

细细想来,这种百科全书式地大手笔综述,只有作为老牌资本主义的英国人才写的出来吧。包含着殖民历史反思的前帝国时代遗留的全球视野、隔岸远观欧陆历史、文化变迁的宁静以及因二战大批的欧陆学者往英国避难造成的文化交融的客观结果。

在修过L老师的《文化社会学》、《历史社会学》和另一个L老师的《知识社会学》以及再一个L老师的《人类学名著选读》的课程,再结合自身阅读的基础上,对于本书中作者综述的方方面面内容才接触到80%,另外20%多为历史学领域,我比较陌生。

在微信读书方便批注的条件下,做了一些旁注,一并粘贴在这里:

历史学与社会理论(第2版)

彼得·伯克

96个笔记

◆ 第2章 第二版序言

三位的代表性学术创新/尝试分别是:狂欢理论、艺术史、科学革命的“范式”转换结构

>> 对巴赫金和贡布里希的讨论更为详细,托马斯·库恩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

◆ 第3章 理论家与史学家

《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和《传统的发明》

>> 一是爱德华·汤普森的“道德经济学”(moral economy),一是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的“传统的发明”(invention of tradition)(E.P.Thompson 1991:185—258[初版于1971];Hobsbawm and Ranger 1983)。

>> 社会学可以定义为对作为单数的人类社会所作的研究,侧重于对其结构和发展做出归纳;历史学则不妨定义为对作为复数的人类社会(或文化)所作的考察,侧重于考察它们之间的差别,以及各个社会内部历时而变的情形。这两种思路有时被看成是相互矛盾的,但将它们看成是相互补充的更为可取。

涂尔干:机械团结——有机团结、滕尼斯:共同体——社会、韦伯:神圣世界——祛魅的世界、尼采:神的意志——人的崛起、本雅明:灵光闪动——机械复制

>> 进化法则的模型将不同学科关联起来。

其实马克思的共产主义(communism)理想也有这种怀旧情绪呀。community即社会之前的共同体状态

>> 该书只是一系列分析旧秩序消亡原因的著作中最明显地表达出怀旧情绪的一部。

《教育思想的演进》(微信读书有资源)

>> 法国教育史的专著。

《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也是他的民族经济学教授就职演说

>> 撰有中世纪商贸合作组织和古罗马农业史方面的著作

哈哈哈,弗雷泽《金枝》就是以前一种方式写就;马林诺夫斯基《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则是后一种

>> 阅读旅行家、传教士和史学家的相关报道,而是发现了对其他文化进行“田野调查”的价值

玩梗,法国人类学家莫斯就主要是延续弗雷泽式的二手资料研究,被称为“摇椅上的人类学家”

>> 书房中的扶手椅

“创新扩散”系新制度主义的经典理论,但是有时候被指责为“臆想”,所以用制度/文化扩散分析历史变迁需要格外谨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大作《想象的共同体》借鉴了这种思路,并且提示了这种研究思路的危险性

>> 18和19世纪,对于习俗或社会制度的说明通常是从历史的角度给出的,使用的是“扩散”、“模仿”或“进化”之类的概念。这种历史大多是思辨性或“臆测性”的。

>> 难说是田野调查的普及导致功能主义的兴起,还是恰恰相反。一旦陷入功能主义者的习语,你就会说,新的说明和新的研究方法两相“契合”。遗憾的是,它们也强化了社会理论家对过去丧失兴趣的倾向。

布洛赫的纲领性宣言《为历史学家辩护》即为生前遗作

>> 布洛赫

《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

>> 罗代尔写的一部著作饱受赞誉,被视为20世纪最重要的史学论著

格尔茨《巴黎斗鸡》(收录在《文化的解释》里的一片论文);萨林斯《石器时代经济学》

>> 克利福德·格尔兹(Clifford Geertz 1980)和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 1985),在他们有关巴厘岛、夏威夷等地方的研究中都贯彻了历史的向度。

继伯林的🦊、🦔之后(当然,伯林的思路有借鉴帕累托,但是后者始将其用作比喻知识分子类型),又增加了🐜、🕷️和🐝三种借以描述学者的动物了,哈哈哈哈哈

>> 17世纪的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在他的一篇名文中既尖锐抨击了只会搜集数据的蚂蚁型经验主义者,又辛辣批评了作茧自缚的蜘蛛型纯粹理论家。而培根推崇的典范是蜜蜂,它既搜集原料,又进行加工。

>> 17世纪的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在他的一篇名文中既尖锐抨击了只会搜集数据的蚂蚁型经验主义者,又辛辣批评了作茧自缚的蜘蛛型纯粹理论家。而培根推崇的典范是蜜蜂,它既搜集原料,又进行加工。

《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

>> 此书的出版却引发了爱德华·汤普森的愤怒,后者指斥“社会学”无法理解“阶级”这个术语指的不是静态结构,而是动态进程

学科间的互相学习经常造成统一学科内部的互相伤害。。。

>> 在一些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一些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乃至其他群体之间,兴起某种共同话语,也正在此时,社会科学和人文学内部,实际上是每一门学科内部,共同话语也渐趋衰微。

◆ 第4章 模型与方法

还有经典的“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

>> 犹如日后的为何非洲没有封建制、英国没有马克思主义、美国没有足球之类的研究)

《民主和专制的政治起源》

>> 巴林顿·摩尔有关“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的分析

《国家与社会革命》

>> 从17世纪的英格兰到19世纪的日本;西达·斯考切波有关1789年的法国、1917年的俄国与1911年的中国的研究(Skocpol 1979),这是她“揭示类似因果模式”的三个个案;

《为什么是欧洲?》

>> 杰克·戈德斯通的著作(Goldstone 1991),书中探讨了早期现代欧洲、奥斯曼帝国和中国的革命与叛乱。

恰亚诺夫《农民经济组织》

>> 资本主义”是另一个经济史家极难舍弃不用的模型。俄国经济学家亚历山大·恰亚诺夫的经典研究中所分析的“农民经济”亦是如此(Chayanov 1925;参看Kerblay 1970)。

>> 一模型最常遭到的抨击,也是最欠公允的抨击,就是说它过于简化。可模型的功能就是简化,以使现实世界更能被理解。

戴维斯《马丁·盖尔归来》,也有同名电影

>> 比如,美国历史学家娜塔莉·戴维斯写过16世纪法国的一起著名讼案,有个农民被指控冒名顶替另一位男人。

◆ 第5章 核心概念

小农理性导致农业投入的内卷化

>> 亚历山大·恰亚诺夫(Chayanov 1925)主张,边际效用理论对于农民家庭不起作用,只要家庭的需求还没得到满足,他们就会不顾收益的递减,不断开垦边际土地(Kerblay 1971)。

菲利普·阿利埃斯《儿童的世纪》

>> 法国史家菲利普·阿利埃斯甚至提出,儿童期是一种现代的发明,根据他的讲法,乃是起源于17世纪的法国。他认为,在中世纪,7岁大的孩子就已经到了教会所称的“理智之年”,被期待举止行事都尽可能像个成年人一样。他或她被视为身形矮小、气力孱弱、缺乏效率、缺乏经验、幼稚无知的成年人,但就是个成年人。鉴于这些期待,我们所说的“儿童期”在中世纪的表现必然与西方人今天的体验大为不同。

在埃利亚斯的《宫廷社会》(微信读书有资源)中读到关于皇帝及其廷臣关系的研究,类似研究还有侯旭东《宠》

>> 宫廷宠臣

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

>> 戈夫曼将“角色”概念与“表演”、“脸面”、“前台区域”(front regions)、“后台区域”(back regions)、“个人空间”等概念相联系,以便分析他所说的“自我的呈现”(the presentation of self)或“印象管理”(impression management)。

这让我想到了一位老人的“吐痰”战术。。。

>> 总是让书房的灯亮着、让人觉得他彻夜工作的墨索里尼,到很清楚著名的雪茄之类“道具”(props)重要性的丘吉尔。

福柯《性史》

>> 同性恋(就像性相[sexuality]本身)是一项现代“发明”,一种关于人际关系的新式话语(关于“话语”,参看下文边码第99页)。

齐美尔的一篇短文《大都会与精神生活》

>> 格奥尔格·齐美尔,强调城市中个体的匿名性与孤立感。

‘社会区隔“

>> 布尔迪厄提出,“社会认同在于差异,而差异是比照最相近的东西得到确认的,最相近的就代表着最大的威胁。”

>> 马克思从生产的角度来界定他笔下的阶级,而韦伯则近乎是从消费的角度来界定他眼里的等级。

是的,应该在互相比较、对(gong)话(ji)中发现全景图

>> 还不妨认为,关于特定社会的结构,有些同时代人的陈述不应被当作中立的描述,而应视之为特定群体的成员试图使自身的特权正当化。

>> 事实上,马克思与韦伯力图解答的不平等问题并不一样,这使得两人之间的争论更趋复杂。马克思尤其关注权力和冲突,而韦伯感兴趣的是价值观念与生活方式。阶级模型已经与一种特别的社会观联系在一起,后者认为社会本质上充满冲突,团结因素倒被最小化;而与等级模型相联系的社会观,则是将社会视为本质上和谐一体,将冲突因素最小化。两种模型中都蕴含着重要的洞见,但显然有着过度简化的危险。

>> 等级模型似乎可能最适用于前工业社会,而阶级模型最适用于工业社会,纵然如此,将两种模型用于不相契合的情境,或许也能收获洞见。

韦伯《儒教与道教》

>> 马克斯·韦伯曾经指出,在西方社会,你可能会问一个陌生人他父亲是谁,而在中国,你会问他通过了多少考试。科举功名是进入中国官僚体系的首要手段,而在官僚体系中谋得职位,就会带来地位、财富与权力。

埃利亚斯《宫廷社会》

>> 在现代早期的欧洲,另一种获得社会升迁的方式是模仿社会层级更高的某个群体的生活方式,并投入人们常说的所谓“炫耀性消费”

《大转型》

>> 波兰尼就像20年后的库拉,也批评经济学家假定自己的概括是普遍有效的,而他自己则区分出三种基本的组织形态类型。只有其中一种,即市场体系,受制于古典经济学的法则。波兰尼(Polanyi 1944)称其他两种体系为“互惠体系”和“再分配(redistribution)体系”

E·P·汤普森《共有的习惯》第四章

>> .P.汤普森很有影响的“道德经济学”观念

推荐一本华人人类学家阎云翔《礼物的流动》

>> 晚近一些研究强调,在工业革命之后,甚至在我们所处的时代,它依然很重要。

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

>> 第一项研究

帕特南《独自打保龄》

>> 第二项研究

>> 在意大利南方(事实上其他许多社会也是如此),社会资本主要有两种形式(有关非洲的情况,参看Chabal and Daloz 1999)。第一种形式就是家庭。一位研究意大利南方的美国学人把那里的社会体系说成是“非道德的家族主义”,招致广泛抨击,但依附于家庭或许更该概括为“道德的”。而南方社会资本的第二种形式则是庇护关系(patronage)。

>> 对于历史学家来说,人类学思路在这些问题上具有重大价值,因为它强调,在现代西方观察者看来往往像是无序的现象之下,其实是秩序

迈克尔·曼《社会权力的来源》

>> 历史社会学家迈克尔·曼提出,“社会是由社会空间里多重交叠、相互交错的权力网络构成的”。他进而区分了四种权力来源——意识形态的、经济的、军事的以及政治的(Mann 1986—1993:i.518—521;参看J.Scott 1994)。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 市民社会是德国哲学家兼社会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的一项著名研究的主题,该研究问世至今已超过40年,探究了18世纪其所称“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Öffentlichkeit)的转型。

>> “公共领域”这个概念远不像它看上去那么明晰,因为对于公共与私人的分界,不同的时期、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社会群体(比如男性与女性)大有可能划在不同的地方。我们在谈论和思考这个概念时,或许不应当简单地看一个公共领域是存在还是缺失,而要看它可能采取的不同形式,以及在不同文化中可能具有的相对重要性。如今众所周知的咖啡馆,在不同的地方和不同的时间,其角色是被小酒店、理发店或药店所充当的。

推荐王笛《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与微观世界》

>> 如今众所周知的咖啡馆,在不同的地方和不同的时间,其角色是被小酒店、理发店或药店所充当的。

弗兰克《依附性积累与不发达》

>> 安德烈·贡德·弗兰克

沃勒斯坦《现代社会体系》

>> 美国社会学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在阐述资本主义的兴起时更进一步,把拉美经济学家和东欧历史学家的理论结合起来,认为西方经济发展的代价不仅包括东方的农奴制,而且还有新世界的奴隶制,这是“核心”与“边缘”之间新的劳动分工的组成部分。而在他所称“半边缘”(semi-periphery)区域尤其是欧洲地中海沿岸所发生的变迁,则参与构成了同一个世界体系。

拉图尔《科学在行动》

>> 会学家布鲁诺·拉图尔也已经注意到他所称的“计算中心”的重要性,它们往往坐落于城市,从古代的亚历山大里亚到现代的巴黎,来自世界各地的信息汇聚于此,得到比较、评论和分类。人们将信息流与贸易流做了类比,来自边缘的“原材料”流向这些地方,以便在中心得到“处理”。不过,这消减了地方信息提供者的重要性,他们的贡献并不仅限于专门具体的事项。无论他们的贡献是否得到承认,他们有时也能提供给中心的学者一些思想范畴(Jacob 1992;Latour 1996;Burke 2000:53—80)。

希尔斯《中心与边缘》

>> 例如,美国社会学家爱德华·希尔斯分析了其所称社会的“中心价值体系”,以及被它合法化的中心制度体系。“它之所以是中心的,是因为它紧密关联着社会视为神圣的东西;它之所以是中心的,是因为它得到社会的统治权威支持。这两种中心性质势必要相互关联。它们互为界定、互为支撑。”(Shils 1975:2)比如说,根据个体与社会的中心的接近程度,指定对其的遵从程度。希尔斯由此将涂尔干著作中的(论社会秩序的神圣性)与韦伯那里的(论克里斯玛现象)这两个重要(甚至可以说是“中心”)主题关联起来。

>> 例如,美国社会学家爱德华·希尔斯分析了其所称社会的“中心价值体系”,以及被它合法化的中心制度体系。“它之所以是中心的,是因为它紧密关联着社会视为神圣的东西;它之所以是中心的,是因为它得到社会的统治权威支持。这两种中心性质势必要相互关联。它们互为界定、互为支撑。”(Shils 1975:2)比如说,根据个体与社会的中心的接近程度,指定对其的遵从程度。希尔斯由此将涂尔干著作中的(论社会秩序的神圣性)与韦伯那里的(论克里斯玛现象)这两个重要(甚至可以说是“中心”)主题关联起来。

葛兰西《文化霸权》

>> 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安东尼奥·葛兰西就提出,或许存在这类东西。他所使用的核心术语来自俄国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即“霸权”(egemonia)。(P.Anderson 1976—1977;Joll 1977;Femia 1981)

拉纳吉特·古哈《少数人的恐惧》(据豆瓣网友说,书名翻译直译不妥,根据内容应该为《对少数人的恐惧》)

>> 拉纳吉特·古哈所创建的一个史家小组以“臣属研究”(Subaltern Studies)为题,出版了一系列文集。之所以创建该小组,是为了反对出于“精英主义”立场,将印度独立运动解释成只是一小群上层阶级群体的成就(Chaturvedi 2000;Chakrabarty 2003)。

布迪厄《实践理论大纲》

>> 符号暴力”是皮埃尔·布尔迪厄提出的又一个概念,指统治阶级将自身的文化强加于被支配群体,尤其是指这些被支配群体通过怎样的过程,被迫认可统治文化为合法文化,而自己的文化则是不合法的(Bourdieu 1972:190—197)。

斯科特《弱者的武器》;哈谢克《好兵帅克》

>> “抵抗”这个术语涵盖了多种多样的集体行动,即人类学家詹姆斯·斯科特所称的“弱者的武器”,比如“三只手、装糊涂……磨洋工……挖墙脚……偷放火、开小差”等等。捷克小说家雅罗斯拉夫·哈谢克写的书中塑造了一位“好兵帅克”,描写这位主人公如何借助一些手段来表达对军队的抵抗,此后这类“弱者的武器”也被称作“帅克作派”(Svejkism)。

霍布斯鲍姆《霍布斯鲍姆年代四部曲》

>>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

查尔斯·蒂利《社会运动》

>> 查尔斯·蒂利等人

普里查德《阿赞德人的巫术、神谕和魔法》

>> 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埃文思—普里查德受到涂尔干和列维—布留尔的启发,研究阿赞德人(Azande,生活在中非)的信念体系。埃文思—普里查德以一种让人想起布洛赫讨论御触的方式,强调了赞德毒药神谕的自我确证(self-confirming)性质,而他在攻读中世纪史的学生时代,就曾研习过布洛赫(Evans-Pritchard 1937:194)。

>> 它们都是通过与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作对比而得到界定的,“他们”与“我们”之间的差异使得“他者”的多样性被化减为一致性。这种化减正是结构分析的代价(参看下文边码第134页)。

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

>> 卡尔·曼海姆之类德国“知识社会学家”手上发展起来。曼海姆(Mannheim 1936)研究了其所称的“思想风格”(styles of thought),考察了不同种类的知识与社会情境之间的纽带。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换言之,在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这两种对立的意识形态兴起之时,世人对以这种思路来探讨观念也越来越感兴趣。

阿尔都塞论文《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收录于《论再生产》

>> 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期,法国哲学家路易·阿尔都塞深入阐述了这些意识形态观念(Althusser 1970),将意识形态描绘成指涉“个体与其实际存在境况之间的想象性(或‘想象出来的’)关系”。意识形态不再限于马克思所说的“虚假意识”形式,变得与集体想象几乎难以分辨。

巴赫金《小说理论》

>> 俄国文论家米哈伊尔·巴赫金(Bakhtin 1981)没有使用“话语”这个术语,但他已经通过对“互文性”(intertextuality)的讨论提出了类似观点。他认为,我们应当倾听文本,仿佛文本在彼此对话,相互回应。这个观点属于更整体的“对话”理论的一部分(参见Morson and Emerson 1990:52—62;Holquist 1990)。

凡勃伦《有闲阶级论》

>> 至于具体例证,不妨看看索尔斯坦·凡勃伦(Veblen 1899),他主张,有闲阶级说话的方式必须是“繁复的、老派的”,因为这类措辞意味着对时间的耗费,因此也“不必运用、不必需要直接的、强制的言说”。

>> 不再盲信基于甄选绝大多数出自“死白男”(DWMs,即“已故白人男性”[dead white males])之手的“经典”文本的教育课程体系之后,文学评论家一直在寻求一种新的活动。

这里补充推荐一本谣言相关的研究,汉学家孔飞力写的《叫魂》

>> 有关某位消失的领袖将会复归的谣言,提供了这类情形的又一系列的例证:在某种特定的政治情势下,重新激活某则传统的民间故事,以表达对于当下的集体不满,对于未来的集体希冀。

麦克卢汉《理解媒介》

>> 此类似,翁(他早期的历史研究首先激励了麦克卢汉)描述了印刷品如何引发了“从音响空间向视觉空间的转变”,促进了“某种闭合感”,某种确定性文本“的感觉”,从而巩固了书写(Ong 1982:117—138)。

>> 图像史学家,或是越来越为人所熟知的“视觉文化”史学家,所遵循的思路也与研究口传性的史学家相类似。文化史家阿比·瓦尔堡注意到了他所称的“情念程式”(pathos formula)的反复出现,即通过特定的姿态或面部表情呈现感情的某种图式。E.H.贡布里希的经典之作《艺术与错觉》(Gombrich 1960)研究了图像表征的心理学,此书借鉴了瓦尔堡的著述,也借鉴了格式塔心理学家如沃尔夫冈·苛勒(Wolfgang Köhler 1929)的结论,后者主张,我们把握的是型构(configurations),而不是个别的事项。

马林诺夫斯基《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

>> 例如,马林诺夫斯基就曾提出,神话是具有社会功能的故事,即便并非尽皆如此,也大抵如此。

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

>> 这种思路的实例可以一直回溯到20世纪20年代的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Halbwachs 1925,1950)。哈布瓦赫提出,记忆是由社会群体建构出来的,或者,用本章别处使用的语言来说,是由“共同体”建构出来的。在字面意义、生理意义上,的确是个体在进行回忆,但决定什么是“值得记忆的”,又该如何去回忆,却是共同体。个体认同于对自己所属群体很重要的那些公共事件,从而对自己并未直接经历的事情也会有大量的“回忆”。

◆ 第6章 核心问题

>>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Mario Vargas Llosa)在《狂人玛伊塔》(The Real Life of Alejandro Mayta,1984)中之所为,书中的叙事者面对相互矛盾的证据,试图重新构建起一位秘鲁革命者的生涯

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弗洛姆《爱的艺术》

>> 诺贝特·埃利亚斯对韦伯和弗洛伊德的综合,以及埃里希·弗洛姆对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综合。

吉登斯《社会的构成》

>> 英国,安东尼·吉登斯提出,聚焦于社会行动者在“结构化”(structuration)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能够解决或是消解行动与结构之间表面上的对立(Giddens 1979:参看第2页;参看Bryant and Jary 1991)。

◆ 第7章 社会理论和社会变迁

>> 即如英国社会学家罗纳德·多尔之所尝言,“你不打几个历史学的蛋,就做不出社会学的煎蛋饼。”

>> 事实上,“城市化”“世俗化”和“结构分化”等术语在社会学的语言中根本没有对立表达。这与其说告诉我们社会变迁的实质,不如说向我们揭示了社会学家的预设。

>> 这种缺失意味着,兰克和布克哈特笔下的现代性并非我们的现代性。换句话说,现代性的麻烦就在于它变动不居(Kołakowski 1990;Latour 1993)。结果是,历史学家不得不攒出一个自相矛盾的术语“现代早期”,用来指中世纪结束到工业革命开始之间的这段时期。再到晚近,社会学家及其他学者又采纳了另一个成问题的术语,“后现代”,以描述最近一代人所经历的社会文化变迁(参看下文边码第172页)。

佩里·安德森《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程》

>> 马派传统内的某些分析坚持了多线立场。比如佩里·安德森(Anderson 1974),挑选了弹道学比喻“轨迹”(trajectory)来取代“进化”的比喻,描绘了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多重)过渡”(passages)和绝对主义国家的“(多重)谱系”(lineages),以此强调通往现代性的可能道路的多样性(参看Skocpol 1984:170—210)。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

>> 阿列克塞·德·托克维尔对于法国大革命的阐述十分有名,他将其表现为一种催化剂,推动着早在旧制度时即已开始发生的一系列变迁,可以说这一阐述架通了进化论的变迁模型和革命论的变迁模型。同样,考察政治俱乐部在法国大革命期间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尤其是雅各宾俱乐部的作用,意味着强调自愿结社的角色与强调断裂性变迁取得了完美的契合。

镜像再造的背后是具体历史细节的丢失之局限性以及为清晰阐述演进阶段作出的牺牲

>> 比如,斯宾塞笔下的“传统社会”和马克思笔下的“封建社会”根本上都属于剩余范畴,是简单颠倒“现代”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特征而形成的镜像世界。

>> 否存在某种第三条道路,即一种特别的社会变迁模型或理论,能同时超越马克思和斯宾塞?20世纪80年代历史社会学的复兴之势中,就包括一些致力于此的尝试,比如安东尼·吉登斯(Giddens 1985)、迈克尔·曼(Mann 1986—1993)以及查尔斯·蒂利(Tilly 1990),他们都强调政治和战争。

>> 柯对社会变迁的阐述显然没有为“文明的进程”留下一席之地。埃利亚斯与斯宾塞一样被颠覆了。按照福柯的讲法,发生变迁的只是抑制的模式,在旧制度下是对于身体的抑制,而此后则是心理上的抑制。更加冰冷也更具临床意味的术语“移置”(displacement)取代了习惯使用的“进步”观念。话说回来,有关抑制性的科层社会的这种观点,与马克斯·韦伯的观点有些重要的相同点(O'Neill 1986)。

◆ 第8章 后现代性与后现代主义

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

>> 诚如波兰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Bauman 2000)令人难以忘怀的讲法,我们生活在一个流变的时代,一个“液态的”世界,即便是私人关系,似乎也不像从前那么持续稳定。

>> 不管怎么说,就历史学和社会理论而言,更精确、或许也更具启迪的是谈论“后现代主义”,尤其是去稳定化(destabilization)和去中心化(decentring)这两个孪生运动。

>> 当撒切尔夫人宣称“根本没有什么社会之类的东西”,她既是在表达一种老套的英国个体主义,也是在表述一种当下的潮流。历史社会学家迈克尔·曼也同意说,“我会完全放弃‘社会’这个概念。”他不再使用结构或“有界总体”,而是采用网络的观念,尤其是他所称的“多重互叠、相互交织的社会空间性的权力网络”。比如在讨论古希腊时,他就区分了三类网络:城邦网络,希腊国家体系网络,最后是古代的人类观。

国内应用场域理论的研究有应星《新兴教育场域的兴起》

>> 已有学者做出耐人寻味的尝试,利用布尔迪厄的场域概念,来分析

>> “社会—文化的”这个复合词的流传就显示出,人们越来越意识到这种可塑造或可锻造的性质。这种趋向是把文化视为积极主动的而非消极被动的。结构主义者早在一代人以前就已经表现出这种趋向,完全可以认为,以列维—斯特劳斯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者通过指出真正深层的结构并不是经济和社会方面的配置,而是心智的范畴,倒转了马克思(换言之,回到了黑格尔)。

la différance

>> 延异

卡斯特《信息时代三部曲》

>> 它已经被曼纽埃尔·卡斯特之类的城市理论家消解了,后者指出了社会关系的消散和人员流、商品流、信息流等各种流的重要性。

玛丽·道格拉斯《洁净与危险》

>> 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对犹太饮食律法的解读

>> 复调”(polyphonic)叙事。

珍妮特·阿布-卢格霍德《欧洲霸权之前:1250——1350的世界体系》

>> 珍妮特·阿布—卢格霍德所讲述的1250年至1350年间的世界体系,它以中东为“腹地”,而欧洲只是作为一个“亚体系”而存在。

彭慕兰《大分流》

>> 彭慕兰的挑战(Pomeranz 2000)。他提出,中国与西方之间的“大分流”(great divergence)并非发生在众多历史学家都主张的1500年前后,而是再晚300年,本质上是欧洲掌控了美洲资源所导致的结果(Goody 2004)。

◆ 点评

点评:★★★★★

我先给一个粗暴的评价:不读书就不必读此书。

这里“不读书”指平时阅读涉猎范围不涉及历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

而对于读了这些书的读者来说,这本书就像是一串绳链,将那些星星点点的阅读记忆给勾出来串在一起,如此便会对作者生发出极大的敬佩情感:怎么会有人可以把文献综述写的这么流畅?

细细想来,这种百科全书式地大手笔综述,只有作为老牌资本主义的英国人才写的出来吧。包含着殖民历史反思的前帝国时代遗留的全球视野、隔岸远观欧陆历史、文化变迁的宁静以及因二战大批的欧陆学者往英国避难造成的文化交融的客观结果。

在修过L老师的《文化社会学》、《历史社会学》和另一个L老师的《知识社会学》以及再一个L老师的《人类学名著选读》的课程,再结合自身阅读的基础上,对于本书中作者综述的方方面面内容才接触到80%,另外20%多为历史学领域,我比较陌生。

在微信读书方便批注的条件下,做了一些旁注,一并粘贴在这里:

历史学与社会理论(第2版)

彼得·伯克

95个笔记

◆ 第2章 第二版序言

三位的代表性学术创新/尝试分别是:狂欢理论、艺术史、科学革命的“范式”转换结构

>> 对巴赫金和贡布里希的讨论更为详细,托马斯·库恩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

◆ 第3章 理论家与史学家

《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和《传统的发明》

>> 一是爱德华·汤普森的“道德经济学”(moral economy),一是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的“传统的发明”(invention of tradition)(E.P.Thompson 1991:185—258[初版于1971];Hobsbawm and Ranger 1983)。

>> 社会学可以定义为对作为单数的人类社会所作的研究,侧重于对其结构和发展做出归纳;历史学则不妨定义为对作为复数的人类社会(或文化)所作的考察,侧重于考察它们之间的差别,以及各个社会内部历时而变的情形。这两种思路有时被看成是相互矛盾的,但将它们看成是相互补充的更为可取。

涂尔干:机械团结——有机团结、滕尼斯:共同体——社会、韦伯:神圣世界——祛魅的世界、尼采:神的意志——人的崛起、本雅明:灵光闪动——机械复制

>> 进化法则的模型将不同学科关联起来。

其实马克思的共产主义(communism)理想也有这种怀旧情绪呀。community即社会之前的共同体状态

>> 该书只是一系列分析旧秩序消亡原因的著作中最明显地表达出怀旧情绪的一部。

《教育思想的演进》(微信读书有资源)

>> 法国教育史的专著。

《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也是他的民族经济学教授就职演说

>> 撰有中世纪商贸合作组织和古罗马农业史方面的著作

哈哈哈,弗雷泽《金枝》就是以前一种方式写就;马林诺夫斯基《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则是后一种

>> 阅读旅行家、传教士和史学家的相关报道,而是发现了对其他文化进行“田野调查”的价值

玩梗,法国人类学家莫斯就主要是延续弗雷泽式的二手资料研究,被称为“摇椅上的人类学家”

>> 书房中的扶手椅

“创新扩散”系新制度主义的经典理论,但是有时候被指责为“臆想”,所以用制度/文化扩散分析历史变迁需要格外谨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大作《想象的共同体》借鉴了这种思路,并且提示了这种研究思路的危险性

>> 18和19世纪,对于习俗或社会制度的说明通常是从历史的角度给出的,使用的是“扩散”、“模仿”或“进化”之类的概念。这种历史大多是思辨性或“臆测性”的。

>> 难说是田野调查的普及导致功能主义的兴起,还是恰恰相反。一旦陷入功能主义者的习语,你就会说,新的说明和新的研究方法两相“契合”。遗憾的是,它们也强化了社会理论家对过去丧失兴趣的倾向。

布洛赫的纲领性宣言《为历史学家辩护》即为生前遗作

>> 布洛赫

《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

>> 罗代尔写的一部著作饱受赞誉,被视为20世纪最重要的史学论著

格尔茨《巴黎斗鸡》(收录在《文化的解释》里的一片论文);萨林斯《石器时代经济学》

>> 克利福德·格尔兹(Clifford Geertz 1980)和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 1985),在他们有关巴厘岛、夏威夷等地方的研究中都贯彻了历史的向度。

继伯林的��、��之后(当然,伯林的思路有借鉴帕累托,但是后者始将其用作比喻知识分子类型),又增加了��、��️和��三种借以描述学者的动物了,哈哈哈哈哈

>> 17世纪的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在他的一篇名文中既尖锐抨击了只会搜集数据的蚂蚁型经验主义者,又辛辣批评了作茧自缚的蜘蛛型纯粹理论家。而培根推崇的典范是蜜蜂,它既搜集原料,又进行加工。

>> 17世纪的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在他的一篇名文中既尖锐抨击了只会搜集数据的蚂蚁型经验主义者,又辛辣批评了作茧自缚的蜘蛛型纯粹理论家。而培根推崇的典范是蜜蜂,它既搜集原料,又进行加工。

《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

>> 此书的出版却引发了爱德华·汤普森的愤怒,后者指斥“社会学”无法理解“阶级”这个术语指的不是静态结构,而是动态进程

学科间的互相学习经常造成统一学科内部的互相伤害。。。

>> 在一些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一些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乃至其他群体之间,兴起某种共同话语,也正在此时,社会科学和人文学内部,实际上是每一门学科内部,共同话语也渐趋衰微。

◆ 第4章 模型与方法

还有经典的“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

>> 犹如日后的为何非洲没有封建制、英国没有马克思主义、美国没有足球之类的研究)

《民主和专制的政治起源》

>> 巴林顿·摩尔有关“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的分析

《国家与社会革命》

>> 从17世纪的英格兰到19世纪的日本;西达·斯考切波有关1789年的法国、1917年的俄国与1911年的中国的研究(Skocpol 1979),这是她“揭示类似因果模式”的三个个案;

《为什么是欧洲?》

>> 杰克·戈德斯通的著作(Goldstone 1991),书中探讨了早期现代欧洲、奥斯曼帝国和中国的革命与叛乱。

恰亚诺夫《农民经济组织》

>> 资本主义”是另一个经济史家极难舍弃不用的模型。俄国经济学家亚历山大·恰亚诺夫的经典研究中所分析的“农民经济”亦是如此(Chayanov 1925;参看Kerblay 1970)。

>> 一模型最常遭到的抨击,也是最欠公允的抨击,就是说它过于简化。可模型的功能就是简化,以使现实世界更能被理解。

戴维斯《马丁·盖尔归来》,也有同名电影

>> 比如,美国历史学家娜塔莉·戴维斯写过16世纪法国的一起著名讼案,有个农民被指控冒名顶替另一位男人。

◆ 第5章 核心概念

小农理性导致农业投入的内卷化

>> 亚历山大·恰亚诺夫(Chayanov 1925)主张,边际效用理论对于农民家庭不起作用,只要家庭的需求还没得到满足,他们就会不顾收益的递减,不断开垦边际土地(Kerblay 1971)。

菲利普·阿利埃斯《儿童的世纪》

>> 法国史家菲利普·阿利埃斯甚至提出,儿童期是一种现代的发明,根据他的讲法,乃是起源于17世纪的法国。他认为,在中世纪,7岁大的孩子就已经到了教会所称的“理智之年”,被期待举止行事都尽可能像个成年人一样。他或她被视为身形矮小、气力孱弱、缺乏效率、缺乏经验、幼稚无知的成年人,但就是个成年人。鉴于这些期待,我们所说的“儿童期”在中世纪的表现必然与西方人今天的体验大为不同。

在埃利亚斯的《宫廷社会》(微信读书有资源)中读到关于皇帝及其廷臣关系的研究,类似研究还有侯旭东《宠》

>> 宫廷宠臣

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

>> 戈夫曼将“角色”概念与“表演”、“脸面”、“前台区域”(front regions)、“后台区域”(back regions)、“个人空间”等概念相联系,以便分析他所说的“自我的呈现”(the presentation of self)或“印象管理”(impression management)。

这让我想到了一位老人的“吐痰”战术。。。

>> 总是让书房的灯亮着、让人觉得他彻夜工作的墨索里尼,到很清楚著名的雪茄之类“道具”(props)重要性的丘吉尔。

福柯《性史》

>> 同性恋(就像性相[sexuality]本身)是一项现代“发明”,一种关于人际关系的新式话语(关于“话语”,参看下文边码第99页)。

齐美尔的一篇短文《大都会与精神生活》

>> 格奥尔格·齐美尔,强调城市中个体的匿名性与孤立感。

‘社会区隔“

>> 布尔迪厄提出,“社会认同在于差异,而差异是比照最相近的东西得到确认的,最相近的就代表着最大的威胁。”

>> 马克思从生产的角度来界定他笔下的阶级,而韦伯则近乎是从消费的角度来界定他眼里的等级。

是的,应该在互相比较、对(gong)话(ji)中发现全景图

>> 还不妨认为,关于特定社会的结构,有些同时代人的陈述不应被当作中立的描述,而应视之为特定群体的成员试图使自身的特权正当化。

>> 事实上,马克思与韦伯力图解答的不平等问题并不一样,这使得两人之间的争论更趋复杂。马克思尤其关注权力和冲突,而韦伯感兴趣的是价值观念与生活方式。阶级模型已经与一种特别的社会观联系在一起,后者认为社会本质上充满冲突,团结因素倒被最小化;而与等级模型相联系的社会观,则是将社会视为本质上和谐一体,将冲突因素最小化。两种模型中都蕴含着重要的洞见,但显然有着过度简化的危险。

>> 等级模型似乎可能最适用于前工业社会,而阶级模型最适用于工业社会,纵然如此,将两种模型用于不相契合的情境,或许也能收获洞见。

韦伯《儒教与道教》

>> 马克斯·韦伯曾经指出,在西方社会,你可能会问一个陌生人他父亲是谁,而在中国,你会问他通过了多少考试。科举功名是进入中国官僚体系的首要手段,而在官僚体系中谋得职位,就会带来地位、财富与权力。

埃利亚斯《宫廷社会》

>> 在现代早期的欧洲,另一种获得社会升迁的方式是模仿社会层级更高的某个群体的生活方式,并投入人们常说的所谓“炫耀性消费”

《大转型》

>> 波兰尼就像20年后的库拉,也批评经济学家假定自己的概括是普遍有效的,而他自己则区分出三种基本的组织形态类型。只有其中一种,即市场体系,受制于古典经济学的法则。波兰尼(Polanyi 1944)称其他两种体系为“互惠体系”和“再分配(redistribution)体系”

E·P·汤普森《共有的习惯》第四章

>> .P.汤普森很有影响的“道德经济学”观念

推荐一本华人人类学家阎云翔《礼物的流动》

>> 晚近一些研究强调,在工业革命之后,甚至在我们所处的时代,它依然很重要。

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

>> 第一项研究

帕特南《独自打保龄》

>> 第二项研究

>> 在意大利南方(事实上其他许多社会也是如此),社会资本主要有两种形式(有关非洲的情况,参看Chabal and Daloz 1999)。第一种形式就是家庭。一位研究意大利南方的美国学人把那里的社会体系说成是“非道德的家族主义”,招致广泛抨击,但依附于家庭或许更该概括为“道德的”。而南方社会资本的第二种形式则是庇护关系(patronage)。

>> 对于历史学家来说,人类学思路在这些问题上具有重大价值,因为它强调,在现代西方观察者看来往往像是无序的现象之下,其实是秩序

迈克尔·曼《社会权力的来源》

>> 历史社会学家迈克尔·曼提出,“社会是由社会空间里多重交叠、相互交错的权力网络构成的”。他进而区分了四种权力来源——意识形态的、经济的、军事的以及政治的(Mann 1986—1993:i.518—521;参看J.Scott 1994)。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 市民社会是德国哲学家兼社会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的一项著名研究的主题,该研究问世至今已超过40年,探究了18世纪其所称“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Öffentlichkeit)的转型。

>> “公共领域”这个概念远不像它看上去那么明晰,因为对于公共与私人的分界,不同的时期、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社会群体(比如男性与女性)大有可能划在不同的地方。我们在谈论和思考这个概念时,或许不应当简单地看一个公共领域是存在还是缺失,而要看它可能采取的不同形式,以及在不同文化中可能具有的相对重要性。如今众所周知的咖啡馆,在不同的地方和不同的时间,其角色是被小酒店、理发店或药店所充当的。

推荐王笛《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与微观世界》

>> 如今众所周知的咖啡馆,在不同的地方和不同的时间,其角色是被小酒店、理发店或药店所充当的。

弗兰克《依附性积累与不发达》(在友邻提醒下,还有一本《白银资本》)

>> 安德烈·贡德·弗兰克

沃勒斯坦《现代社会体系》

>> 美国社会学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在阐述资本主义的兴起时更进一步,把拉美经济学家和东欧历史学家的理论结合起来,认为西方经济发展的代价不仅包括东方的农奴制,而且还有新世界的奴隶制,这是“核心”与“边缘”之间新的劳动分工的组成部分。而在他所称“半边缘”(semi-periphery)区域尤其是欧洲地中海沿岸所发生的变迁,则参与构成了同一个世界体系。

拉图尔《科学在行动》

>> 会学家布鲁诺·拉图尔也已经注意到他所称的“计算中心”的重要性,它们往往坐落于城市,从古代的亚历山大里亚到现代的巴黎,来自世界各地的信息汇聚于此,得到比较、评论和分类。人们将信息流与贸易流做了类比,来自边缘的“原材料”流向这些地方,以便在中心得到“处理”。不过,这消减了地方信息提供者的重要性,他们的贡献并不仅限于专门具体的事项。无论他们的贡献是否得到承认,他们有时也能提供给中心的学者一些思想范畴(Jacob 1992;Latour 1996;Burke 2000:53—80)。

希尔斯《中心与边缘》

>> 例如,美国社会学家爱德华·希尔斯分析了其所称社会的“中心价值体系”,以及被它合法化的中心制度体系。“它之所以是中心的,是因为它紧密关联着社会视为神圣的东西;它之所以是中心的,是因为它得到社会的统治权威支持。这两种中心性质势必要相互关联。它们互为界定、互为支撑。”(Shils 1975:2)比如说,根据个体与社会的中心的接近程度,指定对其的遵从程度。希尔斯由此将涂尔干著作中的(论社会秩序的神圣性)与韦伯那里的(论克里斯玛现象)这两个重要(甚至可以说是“中心”)主题关联起来。

>> 例如,美国社会学家爱德华·希尔斯分析了其所称社会的“中心价值体系”,以及被它合法化的中心制度体系。“它之所以是中心的,是因为它紧密关联着社会视为神圣的东西;它之所以是中心的,是因为它得到社会的统治权威支持。这两种中心性质势必要相互关联。它们互为界定、互为支撑。”(Shils 1975:2)比如说,根据个体与社会的中心的接近程度,指定对其的遵从程度。希尔斯由此将涂尔干著作中的(论社会秩序的神圣性)与韦伯那里的(论克里斯玛现象)这两个重要(甚至可以说是“中心”)主题关联起来。

葛兰西《文化霸权》

>> 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安东尼奥·葛兰西就提出,或许存在这类东西。他所使用的核心术语来自俄国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即“霸权”(egemonia)。(P.Anderson 1976—1977;Joll 1977;Femia 1981)

拉纳吉特·古哈《少数人的恐惧》(据豆瓣网友说,书名翻译直译不妥,根据内容应该为《对少数人的恐惧》)

>> 拉纳吉特·古哈所创建的一个史家小组以“臣属研究”(Subaltern Studies)为题,出版了一系列文集。之所以创建该小组,是为了反对出于“精英主义”立场,将印度独立运动解释成只是一小群上层阶级群体的成就(Chaturvedi 2000;Chakrabarty 2003)。

布迪厄《实践理论大纲》

>> 符号暴力”是皮埃尔·布尔迪厄提出的又一个概念,指统治阶级将自身的文化强加于被支配群体,尤其是指这些被支配群体通过怎样的过程,被迫认可统治文化为合法文化,而自己的文化则是不合法的(Bourdieu 1972:190—197)。

斯科特《弱者的武器》;哈谢克《好兵帅克》

>> “抵抗”这个术语涵盖了多种多样的集体行动,即人类学家詹姆斯·斯科特所称的“弱者的武器”,比如“三只手、装糊涂……磨洋工……挖墙脚……偷放火、开小差”等等。捷克小说家雅罗斯拉夫·哈谢克写的书中塑造了一位“好兵帅克”,描写这位主人公如何借助一些手段来表达对军队的抵抗,此后这类“弱者的武器”也被称作“帅克作派”(Svejkism)。

霍布斯鲍姆《霍布斯鲍姆年代四部曲》

>>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

查尔斯·蒂利《社会运动》

>> 查尔斯·蒂利等人

普里查德《阿赞德人的巫术、神谕和魔法》

>> 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埃文思—普里查德受到涂尔干和列维—布留尔的启发,研究阿赞德人(Azande,生活在中非)的信念体系。埃文思—普里查德以一种让人想起布洛赫讨论御触的方式,强调了赞德毒药神谕的自我确证(self-confirming)性质,而他在攻读中世纪史的学生时代,就曾研习过布洛赫(Evans-Pritchard 1937:194)。

>> 它们都是通过与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作对比而得到界定的,“他们”与“我们”之间的差异使得“他者”的多样性被化减为一致性。这种化减正是结构分析的代价(参看下文边码第134页)。

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

>> 卡尔·曼海姆之类德国“知识社会学家”手上发展起来。曼海姆(Mannheim 1936)研究了其所称的“思想风格”(styles of thought),考察了不同种类的知识与社会情境之间的纽带。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换言之,在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这两种对立的意识形态兴起之时,世人对以这种思路来探讨观念也越来越感兴趣。

阿尔都塞论文《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收录于《论再生产》

>> 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期,法国哲学家路易·阿尔都塞深入阐述了这些意识形态观念(Althusser 1970),将意识形态描绘成指涉“个体与其实际存在境况之间的想象性(或‘想象出来的’)关系”。意识形态不再限于马克思所说的“虚假意识”形式,变得与集体想象几乎难以分辨。

巴赫金《小说理论》

>> 俄国文论家米哈伊尔·巴赫金(Bakhtin 1981)没有使用“话语”这个术语,但他已经通过对“互文性”(intertextuality)的讨论提出了类似观点。他认为,我们应当倾听文本,仿佛文本在彼此对话,相互回应。这个观点属于更整体的“对话”理论的一部分(参见Morson and Emerson 1990:52—62;Holquist 1990)。

凡勃伦《有闲阶级论》

>> 至于具体例证,不妨看看索尔斯坦·凡勃伦(Veblen 1899),他主张,有闲阶级说话的方式必须是“繁复的、老派的”,因为这类措辞意味着对时间的耗费,因此也“不必运用、不必需要直接的、强制的言说”。

>> 不再盲信基于甄选绝大多数出自“死白男”(DWMs,即“已故白人男性”[dead white males])之手的“经典”文本的教育课程体系之后,文学评论家一直在寻求一种新的活动。

这里补充推荐一本谣言相关的研究,汉学家孔飞力写的《叫魂》

>> 有关某位消失的领袖将会复归的谣言,提供了这类情形的又一系列的例证:在某种特定的政治情势下,重新激活某则传统的民间故事,以表达对于当下的集体不满,对于未来的集体希冀。

麦克卢汉《理解媒介》

>> 此类似,翁(他早期的历史研究首先激励了麦克卢汉)描述了印刷品如何引发了“从音响空间向视觉空间的转变”,促进了“某种闭合感”,某种确定性文本“的感觉”,从而巩固了书写(Ong 1982:117—138)。

>> 图像史学家,或是越来越为人所熟知的“视觉文化”史学家,所遵循的思路也与研究口传性的史学家相类似。文化史家阿比·瓦尔堡注意到了他所称的“情念程式”(pathos formula)的反复出现,即通过特定的姿态或面部表情呈现感情的某种图式。E.H.贡布里希的经典之作《艺术与错觉》(Gombrich 1960)研究了图像表征的心理学,此书借鉴了瓦尔堡的著述,也借鉴了格式塔心理学家如沃尔夫冈·苛勒(Wolfgang Köhler 1929)的结论,后者主张,我们把握的是型构(configurations),而不是个别的事项。

马林诺夫斯基《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

>> 例如,马林诺夫斯基就曾提出,神话是具有社会功能的故事,即便并非尽皆如此,也大抵如此。

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

>> 这种思路的实例可以一直回溯到20世纪20年代的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Halbwachs 1925,1950)。哈布瓦赫提出,记忆是由社会群体建构出来的,或者,用本章别处使用的语言来说,是由“共同体”建构出来的。在字面意义、生理意义上,的确是个体在进行回忆,但决定什么是“值得记忆的”,又该如何去回忆,却是共同体。个体认同于对自己所属群体很重要的那些公共事件,从而对自己并未直接经历的事情也会有大量的“回忆”。

历史学与社会理论(第2版)

彼得·伯克

22个笔记

◆ 第6章 核心问题

>>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Mario Vargas Llosa)在《狂人玛伊塔》(The Real Life of Alejandro Mayta,1984)中之所为,书中的叙事者面对相互矛盾的证据,试图重新构建起一位秘鲁革命者的生涯

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弗洛姆《爱的艺术》

>> 诺贝特·埃利亚斯对韦伯和弗洛伊德的综合,以及埃里希·弗洛姆对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综合。

吉登斯《社会的构成》

>> 英国,安东尼·吉登斯提出,聚焦于社会行动者在“结构化”(structuration)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能够解决或是消解行动与结构之间表面上的对立(Giddens 1979:参看第2页;参看Bryant and Jary 1991)。

◆ 第7章 社会理论和社会变迁

>> 即如英国社会学家罗纳德·多尔之所尝言,“你不打几个历史学的蛋,就做不出社会学的煎蛋饼。”

>> 事实上,“城市化”“世俗化”和“结构分化”等术语在社会学的语言中根本没有对立表达。这与其说告诉我们社会变迁的实质,不如说向我们揭示了社会学家的预设。

>> 这种缺失意味着,兰克和布克哈特笔下的现代性并非我们的现代性。换句话说,现代性的麻烦就在于它变动不居(Kołakowski 1990;Latour 1993)。结果是,历史学家不得不攒出一个自相矛盾的术语“现代早期”,用来指中世纪结束到工业革命开始之间的这段时期。再到晚近,社会学家及其他学者又采纳了另一个成问题的术语,“后现代”,以描述最近一代人所经历的社会文化变迁(参看下文边码第172页)。

佩里·安德森《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程》

>> 马派传统内的某些分析坚持了多线立场。比如佩里·安德森(Anderson 1974),挑选了弹道学比喻“轨迹”(trajectory)来取代“进化”的比喻,描绘了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多重)过渡”(passages)和绝对主义国家的“(多重)谱系”(lineages),以此强调通往现代性的可能道路的多样性(参看Skocpol 1984:170—210)。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

>> 阿列克塞·德·托克维尔对于法国大革命的阐述十分有名,他将其表现为一种催化剂,推动着早在旧制度时即已开始发生的一系列变迁,可以说这一阐述架通了进化论的变迁模型和革命论的变迁模型。同样,考察政治俱乐部在法国大革命期间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尤其是雅各宾俱乐部的作用,意味着强调自愿结社的角色与强调断裂性变迁取得了完美的契合。

镜像再造的背后是具体历史细节的丢失之局限性以及为清晰阐述演进阶段作出的牺牲

>> 比如,斯宾塞笔下的“传统社会”和马克思笔下的“封建社会”根本上都属于剩余范畴,是简单颠倒“现代”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特征而形成的镜像世界。

>> 否存在某种第三条道路,即一种特别的社会变迁模型或理论,能同时超越马克思和斯宾塞?20世纪80年代历史社会学的复兴之势中,就包括一些致力于此的尝试,比如安东尼·吉登斯(Giddens 1985)、迈克尔·曼(Mann 1986—1993)以及查尔斯·蒂利(Tilly 1990),他们都强调政治和战争。

>> 柯对社会变迁的阐述显然没有为“文明的进程”留下一席之地。埃利亚斯与斯宾塞一样被颠覆了。按照福柯的讲法,发生变迁的只是抑制的模式,在旧制度下是对于身体的抑制,而此后则是心理上的抑制。更加冰冷也更具临床意味的术语“移置”(displacement)取代了习惯使用的“进步”观念。话说回来,有关抑制性的科层社会的这种观点,与马克斯·韦伯的观点有些重要的相同点(O'Neill 1986)。

◆ 第8章 后现代性与后现代主义

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

>> 诚如波兰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Bauman 2000)令人难以忘怀的讲法,我们生活在一个流变的时代,一个“液态的”世界,即便是私人关系,似乎也不像从前那么持续稳定。

>> 不管怎么说,就历史学和社会理论而言,更精确、或许也更具启迪的是谈论“后现代主义”,尤其是去稳定化(destabilization)和去中心化(decentring)这两个孪生运动。

>> 当撒切尔夫人宣称“根本没有什么社会之类的东西”,她既是在表达一种老套的英国个体主义,也是在表述一种当下的潮流。历史社会学家迈克尔·曼也同意说,“我会完全放弃‘社会’这个概念。”他不再使用结构或“有界总体”,而是采用网络的观念,尤其是他所称的“多重互叠、相互交织的社会空间性的权力网络”。比如在讨论古希腊时,他就区分了三类网络:城邦网络,希腊国家体系网络,最后是古代的人类观。

国内应用场域理论的研究有应星《新兴教育场域的兴起》

>> 已有学者做出耐人寻味的尝试,利用布尔迪厄的场域概念,来分析

>> “社会—文化的”这个复合词的流传就显示出,人们越来越意识到这种可塑造或可锻造的性质。这种趋向是把文化视为积极主动的而非消极被动的。结构主义者早在一代人以前就已经表现出这种趋向,完全可以认为,以列维—斯特劳斯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者通过指出真正深层的结构并不是经济和社会方面的配置,而是心智的范畴,倒转了马克思(换言之,回到了黑格尔)。

la différance

>> 延异

卡斯特《信息时代三部曲》

>> 它已经被曼纽埃尔·卡斯特之类的城市理论家消解了,后者指出了社会关系的消散和人员流、商品流、信息流等各种流的重要性。

玛丽·道格拉斯《洁净与危险》

>> 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对犹太饮食律法的解读

>> 复调”(polyphonic)叙事。

珍妮特·阿布-卢格霍德《欧洲霸权之前:1250——1350的世界体系》

>> 珍妮特·阿布—卢格霍德所讲述的1250年至1350年间的世界体系,它以中东为“腹地”,而欧洲只是作为一个“亚体系”而存在。

彭慕兰《大分流》

>> 彭慕兰的挑战(Pomeranz 2000)。他提出,中国与西方之间的“大分流”(great divergence)并非发生在众多历史学家都主张的1500年前后,而是再晚300年,本质上是欧洲掌控了美洲资源所导致的结果(Goody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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