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秦之变:帝制中国的权力结构起源

再睡一夏
2020-05-28 看过

这学期硬生生逼出来的读书报告。

周秦之变:帝制中国的权力结构起源

——《中国古代帝国的形成与结构》读书报告

前日,笔者拜读了西嶋定生先生的皇皇巨著《中国古代帝国的形成与结构》,该书以中日两国的古史分期问题作为切入点,探讨了秦汉时期皇帝的权力起源与国家结构。在笔者看来,此书中,上至西嶋氏的问题意识、分析理路、全文结构,下至其对材料的搜集、处理、解读都有其独到之处,故笔者拟围绕本书撰写读书报告,并将其置于学术史中进行评价。

知人论学

孟子曰:“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了解西嶋定生的学术背景,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西嶋定生此书的内在理路。笔者认为对西嶋定生影响最大的因素有三:一为深厚的经济史基础,一为来自历研会的马克思主义史观,一为东京学派的传统。西嶋定生1939年入东京帝国大学东洋史学科,1942年毕业,其导师为当时日本研究中国经济史的第一人——加藤繁,毕业论文选题为《明代棉花的普及与松江棉布》,得到了来自加藤繁的肯定。这为西嶋定生打下了相当扎实的经济史基础,其在《中国古代帝国的形成与结构》一书中爬梳、罗列、比较史料、引入数学方式解读赐爵诏书等,体现了其持之以恒的耐心与来自加藤繁的实证主义论证范式。这些不应完全归功于日本学者严谨细腻的特质,也应注意到其扎实的经济史基础的作用。又如下文所述,西嶋定生从外在理路出发,研究爵制的社会功能,或许也是受经济史强调社会结构的影响。

作为战后历研派(又称东京学派)的领军人物,西嶋定生受到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很大的影响,并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治史的指导思想,表现在此书中即为以下三个特点:

一丶对爵制的考察重于下而轻于上,重于民爵而轻于官爵。这一点西嶋氏自己在后记中也有所提及。这一偏重致使其对爵制的考察缺乏立体感,对官爵关系、军功受爵集团等重大问题的考察也不够细致。这当然与作者当时所能接触到的材料有关,然亦不能否认作者史观在其中产生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史学对阶级分析、民众百姓的强调,间接地促成了西嶋氏研究重心的下移。当然,后来学者如李开元《汉帝国的建立》、阎步克《从爵本位到官本位》等著作,对西嶋氏所忽略的问题作了更为深入的考证,取得了相当的成果。

二丶从外部理路出发,主要考察二十等爵制的社会功能。西嶋氏始终是将爵制放在社会的角度中观察,因而本书的核心观点即为西嶋氏所概括出的“个别人身支配”,他将二十等爵制视为皇帝权力来源、帝国新秩序的构造者。无论在前半部分中如何探求爵位的本质,似乎像是从内在理路考察爵制,但当他完成漫长的考证,得出爵位是身份的象征,是君主与民众间的秩序链条时,西嶋氏迅速从爵制内部的考察中跳脱出来,论述其如何巩固国家秩序,构建国家结构。倘若将此书与朱绍侯先生的《军功爵制研究》相比,则更容易发现,朱绍侯先生从内部着手,就制度言制度;西嶋氏着眼于社会功能,言此而意在彼。“个别人身支配”与“父家长制家内奴隶说”,都相当鲜明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史观的色彩。

三丶与古史分期相结合。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史学以生产方式为标准,将历史上所有社会分为五种社会形态。因而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指导下,古史分期成为中日史学界曾热烈探讨的问题。而根据西嶋氏在前言中所说,其同时受到了来自中日史学界关于古史分期观点的影响,其本人也参与了进去。西嶋氏主张秦汉帝国的基本结构是专制君主进行个别人身支配的体制,强调君主通过口赋、徭役等方式完成对人身的占有,无爵者被逐出社会等等,其本身就暗示了西嶋氏将秦汉时期视为奴隶制社会——或者说特殊的奴隶制社会,事实上西嶋氏一直坚持唐宋为中国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型时期。这一观点在其对刘邦集团的“父家长奴隶制”论述中更为突出。应当说,此论断的理论性较强,是西嶋氏浓厚的马克思主义史观的产物。守屋美都雄、增渊龙夫、滨口重国都曾先后表达过对西嶋氏的不赞同。当然,作为历研派的领袖,西嶋定生仍然坚持此观点,只是以一种更为隐晦的、经济史视角的方式进行表达。

至于东京学派的传统,主要体现在对方法和理论的强烈关心以及审慎对待史料的实证研究态度。这一影响与此前所述的经济史基础、以及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影响有部分重合,但又并不完全相同。西嶋氏几乎所有的学术生涯都在京都大学渡过:1943年任东方文化学院研究员。1948年任东京大学文学部讲师,翌年任副教授兼任东洋文化研究所研究员;1950年任教授。1980年退休,获东京大学名誉教授称号。可以说,无论是经济史的基础、还是马克思主义的影响,都是他在东京大学获得的。除此之外,西嶋定生与堀敏一、周藤吉之等人同属于东京学派,他们之间的学术交流,以及与京都学派的论战,都有助于强化西嶋定生身上的东京学派烙印。

内容概括与评价

西嶋氏本人已在结语中对此书内容进行了精炼的概括,故兹仅略作引述。作者在第一章以二十等爵制为中心进行了各种考察,根据居延汉简指出在汉代军制中爵位与军职并不完全一致,并进一步揭示出汉代一般庶民广泛成为有爵者的现象,由此认为正是汉帝国频繁、广泛的赐爵,形成了皇帝与庶民之间以爵为媒介的支配秩序。在第二章中,则着眼于民爵,根据传世文献与居延汉简着力分析了皇帝与人民的关系以及由这两者所构建的秩序结构的内容及性质。第三章中,作者一一剥离了爵制所赋予的种种权益,而聚焦于爵制本身所代表的社会身份,并将这种社会身份的形成场所置于基层政区——里之中,认为爵制形成了一种他律性的秩序,以弥补异姓混居的里所丧失的自律功能。第四章,西嶋氏主要通过考察赐牛酒、大酺、大赦天下等方式点明了赐爵一事与民间习俗具有共同的性格,并敏锐地察觉到齿与爵的相同之处。第五章,西嶋氏追溯了二十等爵制所构建的个别人身支配的形成过程,认为郡县制的形成导致了基层政区自律功能的丧失,个别人身支配与郡县制的形成互为表里,郡县制保留的氏族制残余制约了个别人身支配的实行。西嶋氏的考察大抵如此。

应该说,西嶋定生此书是从其论文《中国古代帝国形成考察之一——汉高祖及其功臣》中延伸出来的。如其在序章中所说,“中国史上最早的统一帝国秦帝国和汉帝国是怎样形成的?换言之,产生出这样统一大帝国的春秋战国时代的社会变动的历史性质是什么?”此文作出了尝试性的探讨,以刘邦集团为范围,试图提出一种能够扩展至整个秦汉帝国的,展现秦汉国家结构的解释。西嶋氏从客、中涓、舍人等名称入手,并赋予了它们所谓“父家长制家内奴隶”的性质,并将父家长制称作氏族制崩溃以后实现权力结构的唯一基本形态。其观点已被增渊龙夫等人驳斥,但不难从中发现,西嶋氏最初的目的,便是探寻周秦之变中君主权力结构的制度性来源,而非研究二十等爵制本身,二十等爵制仅为西嶋氏在探寻过程中找到的第二个媒介。换而言之,西嶋氏先认定,秦汉的个别人身支配取代了已然瓦解的氏族制的权力结构,再去探索构成这种个别人身支配的纽带,在父家长制说遭到批评后(笔者也认为这种拟态的家长制难以完全概括秦汉帝国复杂的统治机制),西嶋氏敏锐地抓住了二十等爵制,将其视为普遍联系君主与民众个体的秩序链条。故如同下文所揭示的,西嶋氏的论述重心并不在爵制本身,而在于其所构建起的权力结构,在他以二十等爵制作为书名副标题时,甚至没有顾及到秦的爵制是十八等而非二十等,因为其所要论述的主体,正是处于秦汉帝国成熟期的二十等爵制。笔者认为,这多少有些理论先行的嫌疑,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其说服力,毕竟西嶋氏很难解释清楚,为什么是爵制而非其它制度构成了“个别人身支配”。这也是西嶋氏不吝篇幅、不厌其烦地一一剥离二十等爵制的各项功能,直至找到二十等爵制的“历史性格”方罢休的原因。只有这样由外到内逐渐触及爵制本质,并排除爵制其它非本质功能的论证,才能真正坐实其观点。在笔者看来,西嶋氏的强大之处不仅在于其敏锐的问题意识,更在于对思路的清晰组织、对文章结构的把握、循名责实的手法以及对文献的批判性使用。从本书的结构框架中,笔者依稀可见西嶋氏的思考理路。

如前所述,西嶋氏的思路原本起源于此书的第三章,即注重爵制所代表的社会身份以及其起到的他律功能,形成了个别人身支配。然而他必须解释为何是爵制而非其它作为个别人身支配的媒介,西嶋氏在第一章与第二章中通过排除的方式,锁定了二十等爵制的本质。确实,这解释了为什么爵制可以成为媒介,至于为何其它制度不能,西嶋氏并未明言,然而可以根据其在一、二章中选择二十等爵制的理由略作推测。笔者以为其标准即为普遍性与结构性。普遍性顾名思义,西嶋氏所孜孜追求的一直是普遍存在于秦汉帝国的权力结构,其之前所提出的,拟态的父家长制且不说其是否成立,即便成立其应用范围也仅局限于刘邦集团,难以解释君主与广大民众之间的人身关系。故父家长制、以及诸多的官僚制度都被排除在西嶋氏的视野之外。而结构性较为难以理解。笔者认为,西嶋氏坚持秦汉奴隶制的观点,且此书也有意无意塑造皇帝专制君主的形象,故他所寻找的权力结构必须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压倒性的结构,即所谓以天下而奉一人,如此方能与社会形态相适应。然而根据笔者的观点,其所论述的个别人身支配似乎夸大了君主的专制权力而模糊了皇权的伸缩性,使其扁平化、概念化。[W用1] 重民爵轻官爵的论述重心更是加剧了西嶋氏的这一倾向,故此书应与李开元《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相参看,方可获得对秦汉皇帝权力的立体化认识。

完成了对二十等爵制作为媒介的论述后,西嶋氏并未止步于此,而是顺理成章地考察爵制在里中的落实,以及其与民间习俗的共同性格。应该说,此处为本书结构的一大妙处,其前半部分一气呵成:序言、第一章起全文之核心问题、二、三章自问自答,一气呵成。行文至此,爵制的根本性质已被揭露,本应进入收尾阶段,然而西嶋氏笔锋一转,将思路引入爵制具体落实的里中,抓住了自律与他律这条关键线索,再生波澜,考察爵制构建个别人身支配的历程,并将其与郡县制相关联,着实令人酣畅淋漓,而又无突兀之感。因而笔者认为,此书大致有两大高潮,分属于两部分,一部分为对爵制性格的考察,另一部分即为个别人生支配的形成过程。两部分虽谈不上泾渭分明,但若以第三章末为界,前后仍然表现出较大的差异。当然,西嶋氏一波三折的行文结构仍应归功于其敏锐的问题意识与老练的思考方式,毕竟归根结底,行文结构体现的是作者本人的思考过程与理路,西嶋氏如老吏断狱般严谨缜密、穷追不舍的治史风格,折射在行文中即为一波三折、此起彼伏的节奏。

对于思路结构的解读即到此为止,至于对文献的批判性解读,西嶋氏也做得相当出色。其引入数学方法,将文献解构成短句逐句解读;对有纰漏的文献进行考订;对宁爵毋刀这一谚语的阐述,都足以证明其对材料审慎的态度。然而也并非尽善尽美,其对“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解读似乎值得斟酌。西嶋氏将大夫以上等同为有爵者,庶人以下等同于无爵者,认为爵与礼相互结合,却与刑有着相斥的性格。笔者私以为,这种通过将身份划等号解读史料的方式有其危险之处。

值得一提的是,与国内学者如阎步克采用制度史观不同,西嶋氏,乃至许多日本学者用的是一种循名责实的手法,即先锁定一种概念(这种概念往往是阶层间关系的体现),进而通过严密的考证对这一概念进行定性分析,并揭露其背后所隐含的秩序结构与权力关系。除此书外,尾形勇《中国古代的家与国家》通过探讨皇帝、臣子的自称研究国家的公私关系、家国关系;增渊龙夫《中国古代的社会与国家》通过约探讨游侠性质与民间的人际关系等,皆为经典之作。在笔者看来,他们关注的重点在于“历史性格”、“秩序结构”“公私关系”,探讨的内容也多以阶层间的关系为主,或可称之为关系史观,此种史观横跨政治史与社会史,往往是从微观而至宏观,故需要极强的问题意识与缜密的分析能力;同时又需要进行漫长的考证与分析,需要严谨踏实的治史态度,而这些恰好是日本学者之所长。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西嶋氏此书上至思路、结构,下至考证细节,完成度都相当之高,同时也具备阎步克所提到的“分寸感”,即并未将推测与史实混为一谈,断然下定论。其结论大体难以推翻,这一方面应归功于西嶋氏深厚的史学功底,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本质上这是来自日本学术体系对二十等爵制的解读,这一学术体系从理念到方法都相当之成熟,且与国内之治史方法相去较远,给笔者以生涩之感,若要对西嶋氏之说作进一步的判定,非操戈入室不可。

不过,依笔者之愚见,此书尚有几处小论点不敢苟同。兹简述如下。

其一,西嶋氏以纳粟得爵、赐爵否定爵制为军功赏赐的产物,认为爵制与军制并不完全一致。此说无误,然而本质上却是以后否前、以汉论秦,以汉时爵制抹杀了秦时的军功爵色彩。需知制度必有其流变,西嶋氏这种处理方式,固然有史料缺失的缘故,但从其中也可以看出,西嶋氏并未将爵制作为制度进行考察,缺乏制度史角度应有的对时间的敏感。此书过于执着于定性的研究,其本质是对处于成熟期的秦汉帝国进行截面的观察。

其二,对爵制的考察过于均质化,忽视了各级爵之间应有的差异,将豪族、庶民等不同阶层的群体混为一谈,营造出皇帝(支配者)与有爵者(被支配者)截然对立的局面。同时也忽视了官僚集团的复杂性。

其三,对于里的自律性与他律性的区分太过抽象化、绝对化。笔者认为,自国家诞生起,国家权力便渗透至基层政区,虽因国家组织形式不同而有量的差距,但无质的不同。西嶋氏认为里基本失去了自律性功能,虽然其有所保留,然仍拘泥于自律与他律的截然两分,笔者更愿意相信二者是相互渗透、相互交融的。东汉侍廷里父老僤买田约束石券即可为佐证。当然,此证据为晚近出土,西嶋氏写作时间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不可以此苛求当时之西嶋氏,然有必要对其观点进行修正。

其四,西嶋氏引孟子“天子为爵”云云为其个别人身支配佐证,认为皇帝也处于爵制体系之中。然而且不论孟子之言是否那么具有可信度,就所处年代而言,十八等爵制尚且方兴未艾,笔者认为难以解读出西嶋氏所述之含义。

学术史角度的观察

西嶋氏此书写于1960年,且仅用两个月便完成了创作(当然,这个课题他酝酿了十余年),时间点如此之早,用时如此之短,影响如此之深远,不禁令人叹服。在此书出版后,增渊龙夫以《中国古代的社会与国家》一书与西嶋氏同台竞技,为其个别人身支配的社会秩序增添了非血缘的情感内核,也为西嶋说的王权起源补充上了山林池泽的经济基础,更填补了西嶋氏对于官僚集团研究的空白(笔者推测,侯旭东《宠:信—任型君臣关系与西汉历史的展开》一书,可能受到增渊氏的影响,然而其远不如增渊氏圆润)。应当说,西嶋氏与增渊氏为当时日本学界闪耀的双子星。至于后续的日本学术史,笔者不甚了解,且付阙如。

国内对军功爵制的研究大多从制度史视角出发,与西嶋氏同时的朱绍侯《军功爵制研究》为集大成之作,对西嶋氏没有考察的爵级差异、长时段流变以及军事色彩都做了相当深入的探讨。凌文超《汉初爵制结构的演变与官、民爵的形成》通过研究《二年律令》揭示汉初爵制的分野,在爵制的演变考察上做出了重大突破。秦汉国家权力方面,李开元《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以量化的方式对汉初军功阶层进行了考察,揭示出汉初有限皇权的特征,弥补了西嶋氏对高爵者考察的缺失。侯旭东《宠:信—任型君臣关系与西汉历史的展开》对西汉的君臣、公私关系、皇帝权力等问题也作了尝试性的探索,然而其主要借鉴的是西方理论工具,与日本学者的本土化理路截然不同。应该说,国内的相关研究与西嶋氏的关系并不紧密,笔者认为西嶋氏对于国内史学界的影响在于,他首先摆脱了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史观,将政治史与社会史有机结合,拓展了政治史的外延,开辟了新的学术园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与邓小南所提出的“活的制度史”有异曲同工之妙,然而却早了整整四十年。且西嶋氏此书的结论,也为周秦之变奠定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另外,上述学者的著作虽与西嶋氏此书联系并不是特别紧密,然而也多少受西嶋氏启发,在其用力未深处做了相当的开拓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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