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奈尔:《人行道王国》读书笔记

真与实
2020-05-28 看过

【解题】人行道生活至关重要,因为人行道能够让陌生人之间产生互助的感觉;如果陌生人想共同生活,这是必不可少的。【6】在人行道上,摊贩、拾荒者以及乞丐中已经发展出了经济角色、复杂的分工以及鼓励他们尝试“更好”的生活的导师。这就是人行道上隐性的社会结构。【387】邓奈尔希望提供一个框架,理解格林尼治村的人行道生活为什么会发生变化及其如何运作?【8】

第一章 人行道的非正式生活

【公共人物】哈基姆,书贩,公共人物。这是《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的概念,指的是人行道生活的社会结构某种程度上依赖于一些自我任命的公共人物,他们与一个广泛的圈子里的人们保持频繁的联系,同时有足够兴趣成为公共人物。公共人物无须特殊的才能或智慧,他们只需要出场,同时还要有足够的对象在场。他们的主要资质就是他们是“公共的”,会与各色人们交谈,与人行道息息相关的消息由此传播开来。【5】邓奈尔指出,公共人物的角色并不需要由传统中德高望重的人物来承担。这些摊贩和拾荒者往往无家可归,却能遵守规范和准则;不仅如此,他们在街头的存在还能加强社会秩序。他们会观察街头的一切,而人行道生活的结构也鼓励他们互相支持。此外,许多市民都因街头摊贩的存在而受惠。【51-52】

【“去他妈的”心态(The "Fuck It!" Mentality)】我的田野调查显示,当一个人说出“去他妈的!”或“我他妈什么也不在乎”时,这种逃避主义有至少四个特质。首先,这种心态是无处不在的,能够影响他生活的绝大部分重要方面。第二,他不再关心自己曾认为基础、必需和自然的行为,例如在床上睡觉和在厕所里排便等。第三,他为伤害了自己所爱的人而感到极度窘迫和羞愧,他们曾为他的毒品和酒花费不菲。这让他远离了亲朋好友和所爱的人,他希望他们不会看到他现在的状态。第四,当放弃了对其他人的所有责任,他从中感到自由。加起来,这些特质让这种“去他妈的”心态成为一种极端形式的逃避主义,而不是一种放弃……这种极端的“我不在乎”心态带有一种明确的政治上的正当性,特别是当一个人相信自己的态度来自于一个冷漠的社会,而不是自己的成瘾问题或个人弱点时。【73-74】“去他妈的!”心态还有另外一个更加极端的形式……丧失对其他人的同理心,从而……“获得性破坏”,亦即为了获得金钱或财物而进行的破坏”,而不是“战术性破坏”,亦即“破坏是一种清醒的战术,目的并非获得金钱或财物。”【74】不过邓奈尔指出,这种“去他妈的”心态并不是全方位逃避社会,也并没有消灭所有社会性情感。【75】

【人行道上的康复力量】“人行道作为一种社会结构,既可能鼓励逃避主义行为,也可能阻止它。……人行道生活中存在使人康复的力量,这种力量存在于人们贩卖回收杂志和从事复杂工作时维系的自尊中,也存在于他们与顾客的互动中。在人行道生活的结构中,通过马尔文作为‘导师’与罗恩、穆德里克和其他人之间建立的深入关系,以及马尔文对他们的关心,我们也能够看到这一点。”【76】

(1)控制局面。邓奈尔注意到尊重的重要性,包括维系自尊和对他人的尊重。在他看来,讨价还价即维持自尊的一种手段。【80】面临“良性强卖”(不确定自己每天能赚多少钱的时候掌握主动权,因此摊主利用自己的足智多谋和灵活多变来维系自尊,同时参与一种东拼西凑经济学)的挑战,摊主在交易中坚持维系顾客对他的尊重,同时维系自尊。【82】

(2)与顾客的关系。杂志摊贩及其顾客之间的友好关系也能够组织逃避主义行为。【84】马尔文和罗恩与极为多元的顾客们建立起了关系。他们的杂志摊是一个互动场所,它弱化了巨大的社会和经济不平等所造成的社会藩篱。【87】两人也在平平常常的互动中与更广阔的世界维持着联系。【91】

(3)社会支持和指导。人们鼓励彼此去过“更好的”生活。尽管毒瘾可能会导致他们中任何人形成极端的“去他妈的!”心态,但街头友情在帮人们认清道德理想上,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哪怕这种理想只是不去说“去他妈的!”。【91】以马尔文对罗恩的支持和宽容为例。邓奈尔指出,马尔文和罗恩都利用了人行道提供的机会,成为了创新者:自力更生,赢得自尊,与其他市民建立良好关系,以及彼此提供支持。【98】

【没有银行账户的人】他们明知乞讨被看不起,但很多人从乞讨的方式中获得自尊。【101】乞讨者与杂志摊贩在诸方面都很相似,也同样很难进入正式经济,他们认为乞讨是一种诚实的谋生手段。【102】邓奈尔指出,没有银行账户的人作为出版物小贩的某种后勤人员,是一个互为补充的工作系统中的一部分。【102】……如果没有这些乞讨者,书贩和杂志摊贩的经济体系无疑仍然可以存续,但这些人已经在街头占据了一席之地,成为了人行道日常生活“生命线”和互动网络的一部分。他们扮演着一系列迥然不同但都得到承认的角色:占位人、看摊人、搬运工以及“摆破烂儿”的人。这些角色的范围显示,人行道贩卖出版物的非正式经济体系为人们提供了许多谋生手段,也提供了许多方式让人们从零开始有所成就。在这一过程中,人们通过适应人行道上的独特逻辑而为自己创造了角色。这些经济角色也显示,非正式的导师体系是更大的非正式社会组织和社会控制体系的一部分;这一体系提供了一种谋生手段,让人们能够用除偷盗或自己贩毒之外的方式来赚钱购买毒品。通过这一体系,人行道变得更安全了。【204】……人行道强化了传统的社会规范。人们不仅为他人扮演导师,也扮演着经济角色让他们能够满足自己的爱好和日常需求,而无需抢劫或伤害任何人。【134-135】

第二章 人行道的新用途

【维生的常居地】邓奈尔的著作始终与雅各布斯对话,他指出格林尼治村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并尝试理解这些变化如何发生的——第六大道如何成为贫困黑人男性的栖身之所或维生的常居地。【150】在他看来,第六大道的人并不做出随意的行为,而是有规范和目标地协调行动,他们的集体自我意识根源于一段漫长的共同历史。【150】

1. 基本条件。邓奈尔考察了第六大道的一些基本特征,包括行人密度高,城市各地交通线路交汇,人们愿意捐款,食物便宜或免费,有大量的公共场所能够让人睡觉而不会因此被惩罚,有利可图的嫌隙的地方;补充元素,包括附近的街区有大量高质量的可回收垃圾,以及当地居民出于同情心而愿意捐赠旧书和杂志。【176-182】这些共同决定了第六大道能够成为一个维生常居地,维持一个人最基本的生存需求。

2. 历史发展。在无家可归者与宾夕法尼亚车站抗争的过程中,无法忍受压力而离开,来到了格林尼治村的第六大道。在这里,议员爱德华·华莱士为一位诗人发声的政治行为,以及主要报刊的发行经理的法律利益,直接催生了这一块常居地。【188】华莱士推动了保障无家可归者贩卖印刷品权利的法案的通过;摊贩原本是打着卖印刷品的名义贩卖其他货物,但很快就发现这有利可图,并随着模仿而逐渐推广起来。比较有趣的是,邓奈尔提到,出售印刷品的人认为这是在行使宪法权利,但宪法第一修正案并未对此做出裁定,他们收到的是市议会法令的保护。这表明了人们对法律的理解不需要太深刻或准确,就能够以此为基础来发展出整个生活方式。比起理解法律,更重要的是许多人已经在这里提供了适当行为的样板,具有清晰的规范指导,从而能够被模仿或教授。【174-175】

3. 运作系统。(1)模仿。首先,从事这项活动的人数众多,表明这是取代偷窃的可行的生存之道。其次,稳定的社会规范使得模仿变得容易,因为参与者可以有明确的期待。有趣的是,人们相互教授这行的“门道”,而他们教授的对象正是要和自己竞争的人。【172】(2)警察。邓奈尔指出,营业者所需的信息来自于他们与警察和其他街上营业者的接触,而不仅仅是通过越轨者之间的接触而发展和发生的。【175】(3)其他间接协力。如环保运动使得当地居民习惯于捆绑杂志进行回收;大量的行人密集使用这里的空间,并未二手印刷品提供市场。这些互补的维持生计的要素凑在一起形成一个运作系统时,一个常居地便形成了。【190】

第三章 非正式社会控制的局限

雅各布斯“街上的眼睛”,即公共人物通过担任眼睛的职责而带来可预见性,这能创造有人在乎的一系列文化意义和期待,从而产生社会秩序;詹姆斯·威尔逊和乔治·凯琳基于菲利普·津巴多的报告提出“破窗理论”,即破窗给人没人在乎的感觉,进而产生打破更多窗户的效应,这就要求正式社会控制。【193-195】邓奈尔考察了四种不雅行为——公共场合小便、拉住当地居民讲话、出售偷窃赃物、在人行道上睡觉,其中有几点有趣的结论:

1. 露宿街头。非正式的劝导和控制,不可能制止所有与普遍体面观念相悖的行为,我们也不能期望政府制定的政策会有更好的效果。……人行道生活中固有的非正式社会控制体系能做到的,是鼓励人们在自己的缺陷和社会的缺陷允许的范围内,去追求“更好”的生活。【211】

2. 内急之时。由于缺乏公厕,肯德基又不许无家可归者上厕所,因此他们只能在公共场所小便(不过这并没有打破街头人们的维生底线)。【230】这一问题并不能通过非正式社会控制或“劝导”轻易解决,因为污名化的实质在于人行道上的一些人永远被排斥,或者永远感到自己被排斥。【228-9】正式控制系统可能也无能为力。邓奈尔进一步指出,提供公共厕所也可能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如在巴黎一些居无定所的人把公厕当作了收容站。这也会使街区更可能成为一个适用的常居地。【230】

3. 纠缠女性。街头小贩和乞讨者明知几乎所有女性都不可能与他们发展友谊、浪漫关系甚至普通社交,因此将她们物化;这强化了这些男性的他异性,强化了他们作为危险对象必须被小心回避的身份。“对于女性来说,男性的‘街上的眼睛’并不能带来身处于陌生人中的安全感,而是一种深深的不信任感。”因此,一些居民避免与他们建立真诚关系,避开其目光,这又进一步强化了街上的人的看法,即认为他们缺乏同理心、冷淡、不尊重人,从而可以用来作为互动的玩具。对于女性来说,男性的行为和由此导致的困境进一步强化了他们对相似外貌者的看法,认为他们是危险的。这种焦虑被转嫁到无辜者身上,刻板印象因而产生。【267】

4. 地下交易。街头小贩出售偷来的书刊,但像哈基姆即认为这种偶尔销售并非越轨,这是“越轨行为常态化”的例子。这种【281】这似乎说明街头经济为犯罪活动提供了发展的空间,而非正式的社会控制却未能遏制这些行为。不过邓奈尔的调查表明,最“有组织”的商店也在销售被盗的书刊。“事实上,在书籍被盗这个例子中,我们与其相信这些街上的越轨社会行为(真实的或者想象的)是由无序的气氛造成的,更应该相信‘正常人’生活中的这些事情也有无序的根源。”【282】

第四章 管理街头人

20世纪90年代,为应对公民的轻微违法行为,正式社会控制通过减少摊贩们可以合法占有的空间来限制商贩的数量。【285-6】在商业改善区的影响下,[1]限制空间的法律通过了。但《地方法案45号》并没有为街道带来井然的秩序,反而导致了人行道生活进一步恶化。仍留在原地的摊贩开始了与警方的日常斗争,争夺剩余的合法人行道空间。【294】由于市政法规不承认任何人对公共人行道的占领,并规定摆摊地点先到先得;摊贩们则在非正式系统下分配空间,通常相互尊重。这套井然有序的空间分配方法最大限度保证了他们的利益,其关键在于尽量减少与正式法律的接触。【294-5】邓奈尔接着考察了摊贩之间以及摊贩与警察之间的冲突。他质疑了“破窗”理论,认为“用‘破窗’型社会控制取代人行道上的自愿型社会控制的成功伴随着一种傲慢”。【354】

邓奈尔认为,破窗理论的前提在于必须把乞讨者、醉酒者、吸毒者和游荡者从人行道生活中移除出去,所有这些行为都被认定为“无序”的,但这缺乏实质证据。【355】在他看来,破窗理论是一个由实物性无序类比到社会性无序而形成的理论,它关注的是一种特定混乱形式,即(对实物的)破坏行为,不足以说明社会性失序(如游荡、无家可归、摆摊、吸毒以及乞讨)。这个观点是关于看到破窗的人们的行为的,而非同时也关于那些本身就破窗的人的行为,后者建立起的行为期望与破窗理论截然不同。【356-7】邓奈尔指出,实物性无序比明显的社会性无序更能传达“无人在乎”的态度,但破窗理论无法解释,哪扇社会性破窗告诉潜在的违法者他们可以实施违法行为。实际上,在第六大道工作的人大多数已经成为了公众形象,他们为彼此和陌生人建立了一系列行为期望,表明“有人在乎”,并且他们应该努力过上更好的生活。【358】

第五章 建构得体生活

邓奈尔指出,在人行道上,人们之间的某些相似之处似乎对提供帮助的行为的产生来说至关重要,因为它们让陌生人意识到互动的对方是体面、不具有威胁性的人。【373】新公共形象想要建立自己的得体形象非常困难,他们可能被认为是不正派、不得体的,这形成反馈并左右了他人如何采取行动、如何看待他们的社区结构。【377】随着越来越多的当地行人拒绝施助,他们为人不齿的行为也恶性循环到极点。当然反过来,得体的形象也是在时间和空间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378】邓奈尔考察了罗普一家的情况,认为恰当的行为举止、家庭价值、圣诞树以及中产阶级地位与他们是白人这一点相叠加,似乎足以使人们立即产生一种他们是得体的、不具威胁性的印象。这促进了融洽关系的生成,从而使得罗普一家更有办法进行正常的生活,造就了简街上充满善意、互相帮助的场景。【383】但爱丽丝一家则不然,也许与她的外孙女是黑人有关,他们必须回报一点东西才能用其他人的设施,两家帮助她的门店都是由少数族裔运营的(无法确知这是否是一个巧合)【382-3】

结论

邓奈尔对通过正式社会控制清除在人行道上工作和/或生活的人们的观点提出了反对,指出首先城市为人们提供生存方式的功能难以去除,像第六大道这样环环相扣的网络有能力重新组合。【384-5】他提出需要一种新型社会控制策略,其核心是对行为责任制的不懈追求,但也可以是全体市民开启新的认识,更宽容地对待和尊重在人行道上工作的人。【385】他尝试提出对于“破窗”理论的补充性方案(不必然与之抵触),即“修缮破窗”理论。它明确地遵循着“破窗”逻辑,不过是在相反的方向。当政府放弃帮助出入监狱的人找到家和工作的责任时,这些人只能靠自己才能变成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人。非正式社会控制能够为他们提供鼓励和引导,使他们的生活运转起来,并与社会保持积极关系,其他人又可以模仿他们。“修窗”与“破窗”可以共存。【388-389】邓奈尔提出,一个想要认真修复无序状态的城市要做的不仅仅是只从表面上理解无序的含义。秩序不能被视为目的本身;相反,秩序是社会管理的一个副产品,它基于的是对不稳定的复杂城市生活的理解。【389】他反对过度的正式社会控制,指出“任何面临高度的经济不平等、种族主义、文盲率和毒品依赖,以及不具备条件让人们从精神病院或监狱过渡到工作和家庭环境的社会,都会面对大量无法符合正规机构要求的人。鉴于此,一个社会正确的应对方法不应是将自己创造出来的被遗弃者驱逐出公共空间,一个存在极度贫困问题的城市若要创造福祉,其重点就是能让边缘人有自主经营的机会。”【390】

[1] 所谓商业改善区,指的是从城市中的一些地理区域,业主同意为服务升级和资本改造支出支付费用,从而使该地区受益。设置这些区域是为了补充市政已有的服务方式,以提高此城区的商业和空间环境质量。此外,商业改善区还组织游客服务,赞助如音乐会的公共活动,并负责协调工作,确保小商店及其门面的质量和多样性。【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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