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史纲》:从“时间”史到“人”史,看柏杨的浩荡中国史

当归姑娘
2020-05-28 看过
这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作品。它的出版,不但使我振奋,也更使我期待。——柏杨

还记得看《明朝那些事儿》时,有一种阅读的畅快感自内而外汹涌而出,历史被当年明月写的非常生动活泼,对于读史入门有非常好的帮助。以至于很多年里,都觉得历史都应该被这样幽默地进行解读、“调侃”。而等真正开始读“史”时,才觉得抛却那些幽默的比喻和借鉴,历史更加严谨和真实。

读《万历十五年》的时候,深深被黄仁宇先生叙事性的语言,和以点带面的叙说方式所折服。他在作品中展现出的,是对历史事件细致入微的观察,是对历史人物独到又深刻的理解。当然,后人从他的叙述方式中找到诟病之处,但这些都不影响他在史学研究的位置。

唯独一人在众多史学著作中,独树一帜,他就是柏杨先生。他对历史的“现身说法”,仿佛洞若观火,既偏僻入里地深究“人”在历史中的关键作用,又深入浅出地运用案例、表格、对比等辅以叙述。

《中国人史纲》近八十万字,以“世纪”为篇章,以事件和问题为串联的线索,更别出心裁地在每个世纪后面,开辟了“东西方世界”一节,不将视野拘囿于中国本土。柏杨以“人”为本,将从神话时代到20世纪初的中国,以画卷的形式铺排在读者面前。

01/中国的“人”史,是多个民族的征伐与交融

柏杨先生以“人”为视角,讲述“人”的故事,以此来构成这本书史观。他将所有的王侯将相拉下神坛,直呼每一个皇帝的姓名或字号,将他们和将领、文官、普通民众放到一起,来共同描绘当时时代的“特色”。中国的历史,也是“人”的历史。

从上至下,从统治机构内部到被统治的普罗大众,无处不在显示着“人”的力量。而中国人本是多种多样的,发展至今天,我们依然保留着56个不同民族,彼此之间互有交流和相通之处,又彼此保持着自身异于他族的风俗和惯习。

如果说中国史,也是一系列的战争史,并不为过,在战争之中,是有志之士寻求权力的战斗过程。战争也是民族走向融合的方式之一,这种方式太过血腥和残酷。这期间有死亡,有流血,更多的还有无数民众的牺牲。他们的生命,在民族交融的过程中,稍瞬即逝又焕发光彩。

人性的复杂,会在统治权力的夺取过程中体现淋漓尽致。譬如杨广的“弑父杀兄辱母”,在前面十四年的隐忍中,他从未表现出一丝邪恶之处,然而在时机成熟、夺取政权的时候,又丝毫没有手软。

柏杨先生用“大头症”来形容杨广,“大头症是一句民间俗语,形容一个极端自私的人所发作的肤浅而强烈 的炫耀狂。”杨广就是这样一个暴虐成性、毫无仁慈之心可言的帝王。

另一个“大头症”的统治者是金国的完颜亮,他的行事做法同杨广如出一辙,同样是蛰伏多年,对权势虎视眈眈,一旦拥有了权势,就是一股脑的政治破坏和暴政。

可见,“人性”善恶这件事,是不因你是什么民族,什么生活习惯,属于哪个权力集团,而有所不同的。

朝代的更迭,很少离得开征战和暴力。秦汉、隋唐、唐宋、宋元、元明、明清,每一次更朝换代,都伴随着牺牲和流血;先秦战国、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常常是数十个“小国”并存,彼此倾轧和混战。

族群的形成,因着生活环境不同,有着不同的生活习惯和民间风俗,有统一的信仰和祭祀仪式。北方民族受地理环境的影响,养成了骠勇善战的习性,在向南方的侵占过程中,也体现了自身的弱势。

两宋时期,北方先后兴起西夏、女真人、蒙古人等民族对宋进行了干扰,甚至宋的两个皇帝都被金国掳走当了人质。而政权集团的兴起和覆灭,苦了广大的普通老百姓。为了生存,他们只能逃亡,对于北方人来说,南方有着适宜的气候,丰富的土地资源,虽然耕作方式不同,但对于生存却是足够优渥的条件。

北方人的南迁,是民族融合的一个过程。北方少数民族,对于汉族人安居乐业的生活方式有向往,他们侵占汉人政权的边境,是为了获得生活所必须的物品。在元朝(蒙古族人)南侵过程中,除了征伐带来的土地和权力,更有丰富的物资和较为先进的生产方式。

征伐为手段,融合为结果,体现的是“人”的发展和变迁史。

02/关于“人”的历史,更广泛地以“文化”的姿态呈现

单纯的“文化史”非常庞大且复杂,有着几千年文化积淀的中华文化,更是如此。

柏杨先生将中国史划分出了三个“黄金时代”,这三个“黄金时代”似乎是根据皇朝的发展整体态势来决定的,但是在我看来,更多的是体现在文化层面的繁荣上。

“大黄金时代”时间为公元前5世纪到前1世纪,这期间更迭了多个诸侯国,也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奇观。西方研究学者马克斯·韦伯,将这个时代与西方的古希腊、古埃及联系,称作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

轴心时代的荟萃文化景观,影响着后世的文明进程。中国的“大黄金时代”,先秦诸子百家先后粉墨登场的时代。这时出现的“四书五经”,是往后两千多年读书人都在研究的“典籍”,是许多朝代知识分子必须掌握的“宝典”。

儒家学说影响了中国几千年的文化氛围,从始至终都捍卫着强悍的“高贵”地位。柏杨先生一针见血地道出了事实:

“所谓华夏人的思想学术著作,在二十世纪之前,百分之九十都是对这五部古书(上文)的研究和再研究,所谓学者、专家、思想家,差不多都是为 这五部古书做批注,或为其中某一句某一字做考证的人。知识分子从事这 种工作也够艰苦的,大家互相抄录,辗转引据,数据随着时间而越增越多, 从幼年到白发苍苍,一生都跳不出这个圈圈。”

这既是一件幸事,又是一件不幸的事。幸是因为中国有诸多知识分子,都专注于这些典籍的注释和研究,根据时代的不同,衍生出不同的思想内容,这使得这五部书被研究地更加透彻,也说明它们适合中国传统社会的发展要求,并随着社会发展延伸出不同的思想内涵。

不幸的是这让许多知识分子的思想,永远禁锢在这些内容之中,无法生出更加具有现代意义的思想内涵,儒家学说的内涵无论怎么变化,都只是在一定的范围内,在传统中国的思想框架之中,无法跳出那个“圆圈”。

第二个黄金时代是唐王朝,这个时期持续了一百三十多年,唐王朝存续276年,也即是有大约一半的时间都处在黄金期。这个时期最伟大的文化奇观有二:一是教育上科举制度的进行;二是唐诗的兴盛繁荣。

唐朝的学校制度和考试制度,影响了中国一千三百年之久,直到1905年清政府下诏废了科举。然而,不得不说,科举制度给了下层读书人一个成为人上人的机会,让许多出身贫寒的人,有了发挥的历史舞台。

那时的唐政府,在李世民的清明政治之下,社会安定,人民安居乐业,文化教育事业也搞得风生水起。各州有州学,县有县学,首都长安更有三个高等教育机构——“国子监”、“弘文馆”和“崇文馆”。

唐诗的繁荣是唐文化的一种重要维度,它创造了一个时代的神话。不过柏杨先生似乎并没有在唐诗上作过多停留,反而更加重视教育对于中国社会的推动作用,然而在今天看来,诗歌是唐朝留给后世最璀璨的一颗文化明珠。

清王朝是第三个黄金时期,距离第二个黄金期已经过去近一千年。这时的中国社会,已经经历了几朝几代的更替,最终被北方强大的女真人(即满洲)掌握了政权。元与清同是汉民族之外的“少数民族”掌握着权力,然而两朝对汉人和汉文化的态度却是截然不同。

元人的统治之下,人被分成等级,汉人处于最下等;清时的统治者,对汉文化抱持着兼容并蓄的态度,积极吸纳优秀的传统,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元的排斥与杀戮,清的包容与借鉴,形成了鲜明对比。因而清能成为“第三个黄金时代”,是有原因的。

当然,在清的统治后期,在西方武力入侵之下,封闭落后的清政府毫无还手之力,正如先生所述:“这是自盘古开天地以来,从没有过的巨变,中国所面临的差不多全是中国一向自负的传统文化中所没有的东西,不但军舰大炮从来没有,连随着军舰大炮带进来的新思想新观念也从来没有。”

在先生看来,中国所坚守的传统文化,在新时期被西方远远甩在了历史背后,在他看似冷静和客观的叙述背后,隐忍着是——明明有着几千年历史传奇的中国,却正受着外来者的凌辱。

他从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两个方面来列举了中国晚清受西方思想冲击,生活方式上共有13条,其中包括跪膝礼、宦官制度、科举、八股文、女人缠足与男人辫子等;意识形态上有8条,包括本位主义、士农工商思想、男尊女卑等。

在西方文化思想的冲击之下,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裂变,在晚清多场运动中,如太平天国、戊戌变法,都体现了中国人渴求改变的韧劲。

“历史不断呈现一种现象,对国家民族前途忧心如焚的人,往往受到最大的痛苦。而颟顸污秽的既得利益群,反而是最快乐的人。”先生如是写道。

吟咏“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也懂得这样的道理,为黎民苦而苦的人,自身也经受苦难,那些只为一己私利的人,其实也只能得到一时的愉悦,并不能得到真正为天下的快乐。

读历史的好处,除了明智,更是能跟随作者的记述,观看和经历他人的人生,不管他们是王侯将相,还是普通知识分子和平民,不管他们是贫贱,还是权倾天下,他们也都是有欲望、有哀乐,他们也仅是浩瀚历史的一粒尘埃。

有人因权力而残暴,有人居高位而心怀黎民,那些展现人性之恶的,会被打倒和推翻,那些仁慈明君,会被歌咏千年。有格局的人,当是心有沟渠,却装满天下的人。

文/当归 2020/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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