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继续那永不终结的游戏

Babyblue
2020-05-27 看过

1983年年末,罹患白血病的科塔萨尔回到了他在巴黎伯雷将军大街的住宅中,静心等待着两个月后命运无可挽回的召唤。次年2月12日,在被送进圣拉撒路医院的前夜,科塔萨尔对他的第一任妻子奥萝拉说:“不用为我担心,我就要去我的城市了。”

事实上,科塔萨尔生前曾多次在访谈中提到“自己的城市”:

无论您相信与否,那座城市在我里面存在,真实地存在。很多年前我就开始梦见它,渐渐了解它,就像我在《62型装配》里描写的那样。在我的材料里,保存着一张城市地图,我在梦境里不断深入其间,陆续为之添加细节、广场、街巷、河道。

在一次次梦的回返中,科塔萨尔以无限的想象力与创造力添砖加瓦,建造属于他的城市。于他而言,这是一种确证的存在——他从未怀疑过“幻想”的真实性。这种凝定的信仰使他在辞世之际比任何人都多了些豁然和命定的意味:他深信那座梦境中岿然不动的城市正守护着他,开启下一轮游戏的探索,发觉庸常生活的奇妙“背面”,那明晰白天的面具下,朦胧暗涌、富于梦幻的黑夜。

“人类超越现实的冲动永远是富于创造性的,它决不是软弱的症状,而是力量的表现。”贡布里希评论约翰·赫伊津哈的《游戏的人》时,如此定义“游戏”的指涉。显而易见,这种超越现实的冲动,及其迸发的巨大能量,同样也是科塔萨尔一生恣意创作的注脚:一种自愿的、解放的、非功利性的游戏,在种种限制之中焕发着自由的活力,无懈地捕捉并超越表象规约的现实,完成一次次朝向自由、反抗机械的斗争。

我永远只有十岁。”在生前最后一次采访中,科塔萨尔这样说道。他一定知道,游戏永不终结。

不想当浪漫水手的小孩不是清醒现实的写作者

“做一个世界的水手,奔赴所有的码头。”美国诗人惠特曼笔下的号召对自小天真烂漫的科塔萨尔而言具有同样的魔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际出生的他流离辗转,在四岁时跟随父母从出生地布鲁塞尔迁回了祖籍阿根廷。不久,科塔萨尔的生父抛妻弃子,留下母亲一人照顾体弱多病的他。科塔萨尔很小便立下志向,想要成为一名水手,可与哮喘病的缠斗让他意识到这个梦想的脆弱和不切实际,于是,文字成为他遨游世界的摇船,踏上这叶轻盈飞驰的扁舟,他便驶入了文学幻化的奇妙世界。

“若非心在驾驭,活像魔鬼之眼。”大概是长着一双被马尔克斯戏称为“牛犊般的魔鬼之眼”吧,科塔萨尔从小就和周围的小孩不太一样。他对鬼怪故事、玄秘事件与普遍意义上的现实生活一视同仁,毫无困难地吸收接受,而身边的伙伴们却并不理解这个敏感天真、有些古怪的孩子。在《八十世界环游一天》中,他曾讲述过将一本心爱的书借给同学的失落经历:十二岁的他刚读完法国作家凡尔纳的冷门作品《威廉·斯托里茨的秘密》,彻彻底底地被书中隐形人的大胆主题和神秘广阔的想象力迷倒,可朋友在还书时却对他说:“我看不了这本小说,它的幻想色彩太浓了。”科塔萨尔在古稀之年依旧没能忘记当时朋友的这句话对他带来的冲击:

我清楚地记得这句话,此刻它仿佛还在耳畔回响。我把书拿在手里,觉得世界仿佛在下沉,因为我不能理解这竟然能成为不读小说的理由。于是,我明白了自己为什么会这样:自小,别人认为虚幻的东西,我却并不觉得;对我来说,虚幻是现实的一种形式,在特定的情况下,它会发生在我或是别人的身上,可能是通过一本书,可能是通过一件事,但它并不是既定现实中的一桩丑事。

在他看来,大多数人不假思索地接受的“现实”仅仅局限于公约俗成的范围之内,是对“现实”内涵的一种“虚假”、“过分天真”的理解。科塔萨尔面对和回应的现实包含了一切被视为反常、例外、非理性的元素,因而也更为广阔,富有弹性,容纳一切。正因如此,在他的作品中,意外和异质因素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效用,它们往往成为情节叙事的引力,牵领读者越过柔顺平滑的因袭表象,潜入另一种“真实”的可能存在。在这个意义上,“热衷幻想、不切实际”的科塔萨尔无疑是更为深刻清醒的现实主义者。

对真实的不懈逼近也体现在科塔萨尔制造幻想情境的发力点上。在一次采访中,科塔萨尔有意识地将自己与博尔赫斯书写幻想的方式进行了对比:

……博尔赫斯的短篇小说结构好象来自神奇的现象本身。比如他写过一个人的想法,那人自认为是个活生生的人,实际上不过是别人做的一个梦。我认为这是博尔赫斯抽象地思索的产物,是他想出来的。于是他便根据他的想法写短篇小说,构思关于人物、地点和情节的故事。我的情况完全不同。关于幻想故事的抽象想法我从来也没有产生过。我所有的是一种总体的情境,总体的东西;其中的人物或者说现实主义部分发挥着作用,人物起着作用,于是就有了幻想的故事,有了附加上去的幻想成分。

与博尔赫斯源于某种抽象理念或想法的写作基点不同,科塔萨尔注重的是“生活的经验而不是思想上的经验”。他笔下的幻想事件往往生发于不容置疑、确切存在的日常情境,通过对人物的特定情绪、感知或官能的强化和变形,呈现出某种异样的景观。正是出于这种贴近、立足于普通生活的写作基点,科塔萨尔的作品展现出丰沛的力量,读者在跟随他娓娓道来、波澜不惊的叙事,穿梭于层层叠叠的文字迷宫之时,总会在某个毫不起眼的拐角被重重击倒。“科塔萨尔独特的危险之处在于,他所创造的不是架空的幻想世界,而是此间的奇境。”(范晔,《向科塔萨尔致敬》)

文学是一场值得毕生投入的游戏

我记得,在我很年轻的时候,我读到了法国作家安德烈·纪德的一句话,它对我来说是一个作家给另一个作家最重要的忠告和指示。纪德说:“千万不要依赖于后天习得的技能”。这看似不合逻辑,但实际上,如果大家长时间地从事一项工作,最终就能掌握那项技能,并会产生继续做下去的欲望;这是作家、音乐家和画家都会经历的状况,他们一旦找到了方法,就会无限地重复下去,有时会重复一辈子。
——科塔萨尔

1980年,科塔萨尔受邀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进行了一次长达两个月的文学讲座授课。在第一堂课上,科塔萨尔根据他对文学概念的理解变革,将自己的创作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美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历史阶段。在第一阶段中,科塔萨尔坦言他的关注点局限于文学自身的价值、诗性及其精神影响力,是一种美学性的追求,尚未萌生对更广阔的生活情境的思考。《动物寓言集》中对结构的探索与叙事手法的创新,便是源自他这种出于审美性的纯粹追求。

到了第二阶段,即形而上学阶段,他逐渐将写作重心转向人物,他开始关心个体的生活、死亡、可能性、命运,人物不再是承受某种文学功用的载体,而是现实与哲学意义上的存在,是命运神秘路线图中一种具体的走向。长篇小说《跳房子》及短篇小说《追寻者》可视为他在这一阶段的重要经验积累。

其后,随着古巴革命的爆发与推进,科塔萨尔意识到此前的创作尚未突破个人主义与利己主义的视野,于是,带着一种命定的意味,科塔萨尔在屡次访问古巴的旅途中向前跨出了极其重要的一步,迈入更开阔的历史阶段,自觉地将写作与拉美人的命运、民族奋斗紧紧缠绕在一起。“成为拉美作家,就意味着成为一名写作的拉美人。”在后期诸如《最后一回合》《我们如此热爱格伦达》等作品集中,科塔萨尔承担起“一名写作的拉美人”应有的责任,发起了历史性的文学革新。

这三个接连更迭、彼此超越的阶段是科塔萨尔将纪德的忠告贯彻以行的结果。科塔萨尔在采访中明确提出,自己的每一本书都不应该被重写,因为重复会让写作变成一件“过分容易、过分墨守成规”的事情。在他看来,文学理应是“一场可以让人毕生投入的游戏”,在一次次把玩结构、叙事、元素的过程中,文学无穷无尽的可能性才能够以准确、有效的面貌呈现。

游戏是一种高尚的能力

男人津津有味地读着书本里的谋杀情节,却被小说里的杀手投射而来的目光灼烧了后颈;
生命轮回究竟是苦难的无望重复,还是无知的永恒庇护;
在电影院里无意窥见的乐队演奏,是伪装成假象的假象,也是高于真相的真相;
纯真的爱恋化作朝举向天的手指,终结一切嫉妒、温柔与幸福的可能……

在科塔萨尔终其一生不怠投入的文学游戏中,于1956年出版的《游戏的终结》始终占据着极其特殊的位置。作为科塔萨尔从美学阶段步入形而上学阶段这一重要转折期的代表作品,《游戏的终结》收录了十八篇笔力强劲、风格各异的小说,其中不乏《公园续幕》《夜,仰面朝天》《一朵黄花》等经典名篇,既延续了他在早期短篇小说中对文本结构、叙事才能的不懈探索,也映现着他对人性与个体命运更为深切的洞察与悲悯。在这部小说集中,无论是在语言、叙事维度,还是文学使命的层面上,科塔萨尔都实现了更为彻底的革新。

身为一名写作者,科塔萨尔始终以一种罕见的清醒态度审视语言。他明确指出,作为思想的载体,语言也是一种继承而来的工具,源于传统孕育的文明本身。因此,如果要为习俗中日益僵化的答案寻找新的可能,讨论与批评某种机械、陈旧的文化,首先必须做的就是“批评我们的工作工具”,否则,写作者便无法讨论任何事情,因为“我们的敌人就在自己家里”。在《游戏的终结》中,科塔萨尔为了更准确地描绘和还原传统语言中浑浊模糊的幻想-真实,他创造性地借用了方言、俚语、行话等以往“不入大雅之堂”的语汇,力图更恰切地捕捉他所面见和感知的全新经验。

这一点在《小公牛》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为了贴合拳击手主人公胡斯托·苏亚雷斯的口吻,科塔萨尔使用了大量阿根廷俚语,让第一人称叙事显得更加真实可信,同时也使读者真切地感受到科塔萨尔致以苏亚雷斯这位没落英雄的同情与悲悯。全篇长达十四页,却仅有两个段落,语言节奏快、密度大,营造出一种倾涌而泻的语流快感。句子的长度与字词的紧密无不展现出科塔萨尔不断向语言内核逼近、挤压语义空间的尝试。这种对于语言成规的弃绝与革新,正是《小公牛》如此打动人心的重要原因之一——读者在阅读时无法不感受到那种一触即发的紧迫感,那种惊人的情感张力。

科塔萨尔的叙事才能在《游戏的终结》中更是可见一斑。《公园续幕》实现了幻想闯入现实的完美环形结构,也让科塔萨尔在欧美文坛声名鹊起。《河流》和《夜,仰面朝天》将两个截然不同、却又在冥冥之中精确并行的空间相勾连,或合二为一,或交错同步,为其经典作品《万火归一》中的精准对位结构提供了珍贵的书写经验。在《动机》中,科塔萨尔更是不遗余力地颠覆此前苦心铺垫的叙事逻辑,使读者的阅读预期在结尾处幡然溃陷,不得不歆赞科塔萨尔对叙事结构的掌控能力。

如果说在《游戏的终结》中,科塔萨尔对于语言和叙事的革新在某种程度上承继了《动物寓言集》中未竟的志业,那么,他在本集的书写中对于个体存在的探索则是其创作历程中首次对于文学观念的自我更新。在《一朵黄花》中,科塔萨尔不动声色地描绘了人类打破命运的奋勇尝试,却在主人公突破轮回枷锁之时,再次让他独自面对那个全然化归于虚无的“一次性”世界。在《乐队》中,科塔萨尔直视真相与假象的辩证博弈,对安全的、虚假的、虚伪的庸常现实提出了尖锐的质疑。《游戏的终结》不仅为三位少女的想象王国与梦幻游戏画下句点,更是无情地宣告了被科塔萨尔视作最为珍贵的童年时代的终结。

个体的痛苦、爱恋、生活、死亡,以及人作为一种哲学存在,对虚无与命运、真实与虚伪的辩诘,都是科塔萨尔在这部小说集中提出的重要母题。于他而言,文学不再仅仅是一种审美趣味的实现与精进,而是承担起了富有形而上学色彩的使命感:它的存在是“为了提出问题,引起不安,为真实的新前景敞开智力和感知”。在科塔萨尔文字的牵引下,作为读者的我们也不能“幸免”,从安全无害的庸常世界中稍稍抽身,卸下我们生存其中而不自觉的秩序约束,唤醒本已麻木的自我,参与了这场朝向个体自由与命运的战斗。

4 有用
0 没用

查看更多豆瓣高分好书

评论 0条

添加回应

推荐游戏的终结的豆列

了解更多图书信息

豆瓣
免费下载 iOS / Android 版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