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疫”中的政治、社会与人——加缪《鼠疫》读书札记

江海一蓑翁
2020-05-27 看过

初读《鼠疫》,是在八年前(2012年)的那个春天,在那个美国同名大片[1]传说中的“世界末日”来临前夜,笔者的生活,在适应新工作的情况下,逐渐趋于安定。每个周末,几乎都会通过豆瓣这样的网络平台,跟素昧平生的书友们一起,讨论共读中外文学经典书籍。

于是,我们在玄武湖边,迎着轻风细柳,讨论阎连科的《丁庄梦》;我们在山西楼52楼高处的Art咖啡馆,喝着纯正的欧式咖啡,讨论卡夫卡的《城堡》;我们在南大鼓楼校区门口的欧颂咖啡馆,品着花茶,讨论加缪的《鼠疫》……由于参与讨论的书友背景各异,我们的言说当中,从学术词汇到直观见解,从宏大叙事到个人化的碎碎念,各自不一,然而所有讨论的共同点都在于:这些经典文本里描绘的灾难、病痛与阴暗,都跟我们当时“风花雪月”的讨论环境之间,构成了巨大的反差。我们一方面在争辩“苦难”,而另一方面,我们的这种“争辩”,却又仅限于茶余饭后的一种“休闲”与“消磨时光”而已;所有的争辩与言说过后,每个人照旧回复到自己朝九晚五、循规蹈矩的日常工作生活之中,勤勤恳恳,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而上述文本里的那些“苦难”,依旧默默地停留在文本之中,仿佛从来没有跟我们这些阅读者的实际生活,发生过任何联系。

直到八年后这个冬春交际的时节,常规化的返乡过春节、吃吃喝喝、走亲访友,转化成每日困居在老家的房子里,一边刷着电视、微博、微信里的各种信息,一边又进行着吃了睡、睡了吃、别无他求、别无他事的生活;一边是生活空间极度缩小后带来的幽闭与压抑,一边是网络海量信息带来的愤怒、恐惧与困惑……似乎在一夜之间,当年阅读的《城堡》《鼠疫》《丁庄梦》等名著中描绘的场景,就从遥远的文学世界转变成真切发生在每一个中国人身边的现实。面对这样的现实,每一位国人,尤其是受过一定知识训练的读书人,都会反反复复追问这样几个问题:如何应对眼前发生的一切?造成这一切的原因是什么?这一切的“病痛”与“苦难”,有没有可能避免?面对当下的这一切,政府、社会与个人应该做什么、怎么做、怎样才能做得更好?

带着所有这些困惑与疑问,笔者在书架上,重新找出这本已经落满了灰尘的薄薄小书——《鼠疫》[2],开始了又一次的阅读与思考。正所谓“太阳底下无新鲜事”,我惊讶地发现:几乎我们当下历经的所有现实,以及我们试图追问的所有问题,在加缪这本小书里,都有着生动而细致的类似表达。作为一位向来习惯于潜心阅读,不太爱被时事热点的节奏所裹挟的读书人,笔者的朋友圈,尽管也会分享不少疫情相关的信息和报道,但几乎从来不对疫情,发表任何个人主观的价值判断。我想,这样一篇关于《鼠疫》的读书札记,就是笔者对于疫情这一任何人都无法置身事外的现实的间接回应,不当之处,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1.“鼠疫”中的政治:科层制、分工化与信息不对称

“鼠疫”这样的恶性传染病属于重大公共卫生事件,而围绕疫情展开的防治、统筹与信息发布,大致涉及政府、媒体和医疗机构这三个范畴。我们可以大致按照时间线,还原一下这三者在疫情发生之后的表现。

首先说政府。当铁路搬运工人已经夹着满是死老鼠的盒子的时候,作为政府体系一员的预审法官奥东坚持认为老鼠不算什么。而等到垃圾桶和楼梯已经满是死老鼠的时候,政府方面也只能由市灭鼠处处长梅西埃出面,应对公众质疑。梅西埃强调“应当管,但得有命令”,而在晚报的追问下,政府终于召开首次会议讨论,但其后续举措,也只是由灭鼠处每日凌晨收集死老鼠而已。在这样的应对举措之下,身居一线的政府职员格朗,对老鼠是否绝迹一无所知。等到鼠疫已经从老鼠的大面积死亡发展到市民的因病死亡的时候,尽管省市两级政府已经开始考虑问题,“但只要每位大夫的病例不超过三两个,就没人想到要行动”。在医生里厄的要求之下,省政府召开卫生委员会会议,省长的要求是“愿意办就办,但别声张”,当里厄要求省长和行政部门采取措施时,省长坚持要医生先认定这是鼠疫。而接下来,等到临时搭建的两间隔离病房很快人满为患,由幼儿园改建的辅助医院开业接治病人的时候,里厄再次去找省长解决问题,省长此时的应对方式,则是请示他的上级——总督府下命令,以升级防控措施。疫情在短暂缓解后再度攀升,政府终于宣布进入鼠疫状态,关闭城市,而这样的命令正是来自“省长的上级”。而在封城之后,又是来自报纸的批评,才促使省长向公众通报疫情相关统计数字[3]。

再来看媒体。政府第一次对鼠疫有所反应,来自成堆的死老鼠引起市民普遍关注后,晚报上对市政府的追问。在晚报的报道后,政府方面由市政府灭鼠处介入,负责收集死老鼠。而到了鼠疫已经开始出现致死病人的时候,这时候的报纸,则仍然对于老鼠事件“喋喋不休”,却对死人的事只字不提,因为“老鼠死在大街上,人死在自己房间里”。到了封城之后,省长向公众通报疫情,正是源自报纸上的批评。而在疫情处于高峰期之时,媒体界的变化,是一家新报纸——《瘟疫通讯》创刊,报纸原来定位于跟鼠疫相关的公共信息传播平台,但很快就转化为以宣传预防鼠疫的产品为主[4]。

最后看医疗机构。当里厄接治的病人老米歇尔已经病入膏肓的时候,同城最有声望的医生、身为阿赫兰医师联合会书记的里沙尔却没有发现任何异常。而当疫情蔓延,里厄要求里沙尔采取措施,隔离新发现的病人时,里沙尔却认为自己没有资格这么做,而只是向省长做了汇报。在疫情进一步蔓延,医生卡斯特尔已经能够凭借常识判断,这就是鼠疫的时候,只因为每位大夫接治的病例不超过三两个,就没人想到要去行动。省政府应里厄要求,召开的卫生委员会会议,成为医疗人士在鼠疫应对中的集中亮相机会。卡斯特尔坚持要确定这是否是鼠疫;而身为医师联合会责任人的里沙尔,坚持要等化验结果出来后再做决定;在里厄强调要尽快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里沙尔就把认定鼠疫的责任推给里厄。而省长和行政部门的态度,也是要医生们先认定这是鼠疫后再说。最后在一场争论不休、互相卸责的会议之后,省政府的应对措施,就是在城市“最不引人注目的地方”贴出布告,用模棱两可的言辞敷衍了事[5]。

疫情防控的政治生态中,政府、媒体和医疗机构的各自应对,看似有众多不合理之处,但其实都有其固有的运作逻辑可循。之于政府,在一个科层制和分工化高度发展的时代里,城市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有相对应的政府职能部门去进行治理。政府体系中的每名成员,都对应着特定的岗位与职责,他们对于完成自己的岗位职责,可能会尽心尽力,但另一方面来说,他们对于岗位职责以外的事情,既无能为力,也毫无兴趣,其可能的应对方式,就是转交给相关负责的部门(职责属于同级部门),或者层层向上汇报(职责属于上级机构)。当城市的乱象,仅仅呈现为死老鼠不断增多的情况下,这个时候出面的政府机构,也就自然体现为市政府的灭鼠处。而在城市的“变态[6]”从“死老鼠”延伸到“死人”的状态下,省市政府尽管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但此时的应对,也只是召开卫生委员会的会议,因为市民的因病死亡,在政府体系里面,是一个属于医疗卫生领域的范畴问题,而只有市民的大面积非正常因病死亡,才能将这一问题,从单纯医疗卫生领域的问题,转化为省市政府需要通盘统筹考虑的问题。而当疫情到了要决定是否需要封城的紧急状态下,即便省政府的权限与职责,也不足以对这一问题进行拍板,加缪原文里的“请示总督府下命令”和最终命令来自“省长的上级”,就将此,交待得清清楚楚。

再来看媒体。在鼠疫这样的非常态的灾难面前,媒体的及时报道与预警作用,就体现得非常明显。通过梳理小说里的内容,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市政府灭鼠处的最初介入,还是省市政府的应对措施升级,抑或是政府向公众通报疫情相关统计数字,几乎政府的每一次应对与举措升级,都跟晚报等相关媒体的报道与批评紧密相关。无论是西方新闻学语境下的“第四权力”论,还是中国新闻学语境下的“喉舌”论,都从来不否认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而这种预警与监督,在鼠疫这种“变态”时期,就体现得更为重要。然而问题在于,媒体尽管有预警和监督报道的意愿,但其自身,却不掌握关于疫情防控的相关专业信息。如果作为信息掌握者的政府和具备信息阐释能力的医生,都不向媒体主动提供信息的话,那么媒体对于疫情的判断,只能来自于对社会公共生活的观察,这就造成了“死在大街上”的老鼠被媒体广泛报道,而“死在自己房间里”的市民,却无法得到媒体关注的原因,因为出现在公共空间中的死老鼠信息,比出现在私人空间里的病死市民的信息,更容易为媒体所掌握。

更有甚者,媒体除了在具备社会责任的同时,作为一家独立运营的商业机构,也必须遵循自己的商业逻辑,才能独立运营和生存下去。这种商业逻辑的促使,让媒体每天都会追寻最为热点、最为大众所关注的信息进行报道,也让媒体会利用自身拥有的众多读者,进行商业化的开发。报道“死老鼠”而不报道“死人”,一方面是因为“死老鼠”的信息更易见易得,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死老鼠”的信息人人可见,其在大众当中的关注度更高。而疫情中创刊的《瘟疫通讯》,从公共信息传播平台的原先定位,迅速转向以宣传预防鼠疫的产品为主,也就是基于媒体商业逻辑诉求的必然产物。

最后再说医疗机构。尽管里厄是最早发现鼠疫的医生,但作为一名没有政治和社会职务的医生,他本人不具备向公众通报疫情预警的权力和能力。要想让省市政府有所行动,首先要卫生委员会和医师联合会取得“这是鼠疫”的共识判断。而作为医师联合会的负责人,里沙尔具备拍板的资格,却没有拍板的意愿;里厄则是有拍板的意愿,却没有拍板的资格。尽管有医生[7]能够从常识判断“这就是鼠疫”,但作为领导的里沙尔,为了避免自己承担误报疫情的严重后果,就坚持“要等化验结果出来之后”,再做决定。在里沙尔这样的负责人看来,化验结果的认定,是极其必要的流程,既可以准确判断疫情的真相,又可以避免大家的误报责任。然而问题就在于:化验结果的问世,需要时间,而等到化验结果出来之后,我们终于可以认定“这是鼠疫”无疑,然而这一过程之中,因为等待和拖延而逝去的生命,却是再也无法挽回了。

2.“鼠疫”中的社会:个人生活的公共化与公共生活的个人化

在“政府失灵[8]”或部分失灵的情况下,阿赫兰民间社会的应对生态,对于鼠疫疫情防控来说,就显得至为关键。笔者认为,也同样值得拿出来梳理一番。

民间社会应对的第一个方面,我想谈谈公共生活的个人化。一方面,政府的应对相对迟缓,而在疫情防控升级的状态下,出于形势所迫,政府开始向公众通报疫情相关的死亡统计数字。然而成百上千条生命,以一个简单的数字形式长期呈现的时候,久而久之,难免会造成市民的漠然与习以为常。因此在另一方面,里厄、塔鲁这样的民间人士,出于“对这段历史如实记录[9]”的目的,所进行的关于疫情的个体化书写,就体现出极其重要和难能可贵的价值。无论是塔鲁持之以恒的日记记录,还是里厄最终撰写《鼠疫》这本书,他们对于疫情所作的生动详实的书写,让我们明白:每一个统计数字的背后,都有一条鲜活的生命,都牵连着一个家庭的喜怒哀乐,而这样一种民间化、个体化的书写,跟充满统计数字的官方书写之间,形成一种对照,也跟后者一起,共同成为历史书写的一部分。比如我们正是借助于塔鲁的日记,才知道最早因鼠疫而死的市民的名字——“康”;而如果没有《鼠疫》这本书的问世,后世对于阿赫兰这场疫情的了解,可能也就只能停留在“某年四月至次年二月,海滨城市阿赫兰爆发鼠疫,因病死亡****人”这样冷冰冰的只言片语上[10]。

与公共生活的个人化相对应的,则是个人生活的公共化。在城市封闭的状态下,个人感情就成为整城居民的共同感情,每个人的生活方式,也一下子处于同一化的境地之中。每个人都处于幽闭困居的境地,都把疫情的发展状况和个人、家人的健康状况,置于最为关心的议程内容。鼠疫这样的集体经历,以及在这场疫情之下休戚与共的感情,让阿赫兰的所有市民重新成为一种“情感上的共同体”。而何时继续守在家里,何时能出门购物,何时能重新去电影院、咖啡馆等场所进行娱乐生活,所有这一切,都要视疫情的发展状况而定,原本非常私人化、个体化的生活方式选择,在鼠疫面前,呈现出无比同步化的效应[11]。

鼠疫之下的社会生活面貌,也呈现出众多不一样的面向。至于商业,我们能够看到物价的上涨,让柯塔尔这样原本处于社会边缘的人士,开始利用投机倒把,在疫情中“游刃有余”;之于娱乐,我们能够看到物资的限量供应和店铺的纷纷停业,让城市里为数不多的开放的娱乐场所——电影院和咖啡馆天天生意爆满;而之于文化,我们看到帕纳鲁这样的宗教人士,利用鼠疫,进一步宣扬自己的人类原罪论,一方面作为体现意见领袖的公共责任,而另一方面也在有着“贩卖私货”的嫌疑下,扩大自己与其所服务的耶稣会的影响力[12]。疫情这样的重大公共事件,能在一定程度上,带来城市社会结构的松动与重组,而上述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变化景象,正是这种松动与重组的具体体现。

3.“鼠疫”中的人:价值主体,抑或工具客体?

《鼠疫》一书中最为动人的篇章,就是民间发起的志愿者防疫队,在疫情防控当中,发挥的关键作用。正是人道主义的力量和人性中的善良光芒,支撑里厄大夫在全力救治病人的同时,带领大家发起自救,奋起抗争。在这种力量的感召之下,一大批原本处于观望、抽离和自保状态下的市民,慢慢加入到志愿防疫的队伍中去。于是我们看到:帕纳鲁神甫的祷告和布道,尽管不排除有贩卖私货(兜售意识形态)的嫌疑,但我们不能怀疑他代全城居民向上苍祈求摆脱灾难的真诚;为了远在巴黎的爱情,一心想出城的记者朗贝尔,在听说里厄大夫的爱人也在几百里之外的疗养院,跟里厄遥遥相望而不能相见之后,奋然要求加入防疫组织;而热衷记录的流浪者塔鲁和怀揣文学梦的公务员格朗成为里厄大夫的左膀右臂,默默为小城的防疫事业尽自己的一份力;就连一直在发“国难财”的年金收入者柯塔尔,到最后仿佛也被里厄大夫等人所打动,愿意为抵御灾难贡献自己的力量[13]。个体的存在通过对公共事业的贡献与献身而实现自身的价值和意义,这不仅是人道主义者加缪的内心写照,更是存在主义者加缪价值观和立场的直接展现。

《鼠疫》对于市民们在疫情之中的言行及其转变的描述,自然、细腻而毫无说教感。以预审法官奥东和记者朗贝尔为例,奥东想回到隔离营做志愿者,是想离因鼠疫而死去的小儿子更近一些;而朗贝尔放弃出城机会,留在城里支持防疫工作,则是被里厄忍受夫妻分隔、全力投身疫情救治的献身精神所感动。而作为志愿防疫组织中的中坚人士,流浪者塔鲁的故事,同样非常耐人寻味。在他的大段告白中,“人人身上都潜伏着鼠疫”是点睛之笔。这里的“鼠疫”指的不是正在蔓延的恐怖疾病,而是象征任何公共事件所激发出的人性之恶,那些支配、控制和谋害他人的人性之恶。在这样一种恶面前,只有不断自我检点,毫不懈怠,才能逃脱。而他最终的死亡,也告诉大家,所谓的灾难缓解只是一个群体性的概念,而具体到某个个体身上,其命运只有生存或者死亡这两种结局而已。塔鲁的死也恰恰跟他之前的长段告白形成呼应,“人人都生活在鼠疫之中”,因而塔鲁最终没能摆脱“鼠疫”所象征的人性之恶的折磨,切切实实死于鼠疫[14]。

而与塔鲁、奥东和朗贝尔的思想踌躇与转变相对应的,则是柯塔尔这个人物在疫情前、疫情中和疫情过后的生命历程。在疫情发生之前,柯塔尔是所谓年金收入者,不折不扣的“社会边缘人士”;而伴随着疫情的发展,他依靠投机倒把大赚特赚,甚至在鼠疫这样的重大灾难之中,感受到了生命中从未有过的轻松,“游刃有余”;在疫情末期,他成为阿赫兰唯一一个不希望疫情终结的人士,而最终在鼠疫结束之后,沦为一名疯子[15]。他的故事,让笔者想起个人非常喜欢的电影《芙蓉镇》[16]里的王疯子。当时代和社会因灾难陷入畸形发展之时,就是投机主义者和亡命之徒们最为得意的时刻;而当社会恢复正常运转之后,他们便自然重新成为了“多余的人”。

如何在看似毫无希望的情况下,坚持希望,度过鼠疫这场重大灾难?加缪极其看重情感的力量。这里的情感有两个层次,一个是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亲情、友情、爱情,以及对于未来生活的期盼与理想;而另一个层次,则是对于人类生命的“无差别之爱”。之于前者,格朗在濒临死亡之时,想到的只有他的恋人和文学之梦,也正是爱情与梦想,支撑他转危为安,恢复健康。而之于后者,里厄、塔鲁等人发起的志愿防疫行动,本身就是源自这种“无差别之爱”。而个体之爱与“无差别之爱”之间,又存在着明显的顺承和联系。奥东和朗贝尔之所以愿意投身基于“无差别之爱”的志愿防疫行动,其各自的初心,就分别出自对小儿子的亲情和对恋人的爱情[17]。

加缪用生动笔法展现的每一个人物在疫情之中的喜怒哀乐和生死离别,彰显了他将每一个生命个体本身,都视为价值主体的理念,从而也跟那些将生命手段化、工具化、客体化的做法,划清了界限。

4.余论

在《鼠疫》的结尾处,加缪坦言,鼠疫杆菌永远不会死绝,也不会消失,这也就意味着同样的灾难仍然会再次发生;然而柯塔尔、塔鲁和所有死于鼠疫的人,却早已在市民的欢呼中,被快速遗忘[18]。而在这篇读书札记宣告收尾之时,国内的疫情防控形势已趋好转,却还远远没有终结。这样一篇读书札记,本来无足轻重,如果多少能起到一点“为了忘却的记念[19]”的作用,则笔者已然十分欣慰。

好在记忆尽管会渐趋模糊,但永远不会彻底消失。加缪笔下的“鼠疫”,以及当下我们亲历的这场疫情,都会让我想起2003年“SARS”笼罩下的北京:有恐惧,有逃离,有惊慌,但同样也有珍惜、温暖和美好的情感。笔者清晰地记得,在“SARS”肆虐、封校在即的北大校园里,阎步克老师的助教小叶老师于“中国传统官僚政治制度”的课堂上,饶有趣味地向我们推荐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名作《霍乱时期的爱情》,鼓励我们在这一重大灾难面前,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

老师的愿望并未能立即在我身上实现,然而这么多年下来,每当想起2003年,想起“SARS”,我脑海里首先浮现出的,总是当时出版的一期《中国新闻周刊》上,两位大学生隔着上锁的大学围栏接吻的场景,无比浪漫,无比美好。

就此搁笔。

2020.2.22-2020.2.25作于竹林斋,2020.2.25晚定稿于同处

[1]指美国科幻电影《2012》,于2009年11月13日在中国大陆院线公映。

[2]笔者阅读的《鼠疫》版本,是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1月出版的简装版,刘方译。

[3]本段参考自:《鼠疫》,第7,10,14,27,36-39,48-49,57页。

[4]本段参考自:《鼠疫》,第10,27,57,87页。

[5]本段参考自:《鼠疫》,第15,23,27,36-39页。

[6]指非正常状态,非贬义词。

[7]指卡斯特尔。

[8]经济学名词,这里泛指政府在公共事件中的活动或干预措施缺乏效率。

[9]《鼠疫》,第233页。

[10]本段参考自:《鼠疫》,第17,227页。

[11]本段参考自:《鼠疫》,第50,126,128页。

[12]本段参考自:《鼠疫》,第58,68-71,147,206页。

[13]本段参考自:《鼠疫》,第14-15,54,60,64,71,92,93,99-101,123-125,230页。

[14]本段参考自:《鼠疫》,第54,64,123-125,184,189,196,218页。

[15]本段参考自:《鼠疫》,第147,206,230页。

[16]电影根据古华的同名小说改编,由谢晋导演,刘晓庆、姜文主演,于1987年3月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公映。

[17]本段参考自:《鼠疫》,第54,64,123-125,196,198页。

[18]《鼠疫》,第233页。

[19]鲁迅先生的一篇杂文标题,本文为纪念“左联”五烈士而写,曾收入国内中学语文课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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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疫 鼠疫 8.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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