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德鋐先生谈历史政治问题

两块钱
2020-05-27 看过

《不问西东》原名《民国底色》,原计划于2016年由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后来因故延宕近4年,才得以问世。所以20篇文章中,约2/3是写于2014、15年,其他是16、17年补充的。之后作者就离开上海去求学了。

出版时,书中各章节,几乎都有一定删节,由于历史的原因。但也有一篇并不是因为”敏感“被删,只是体例上和其他各篇不同,可能导致读者的困惑,所以没有加在书中。

将这篇未收录于《不问西东》的文章分享在这里,以飨各位朋友。

吴德鋐先生谈历史政治问题

吴德鋐先生1941年进入西南联大政治学系,师从张奚若、钱端升等政治学名家,1946年学成毕业。虽然之后的半个多世纪里,他没有成为一名专业的政治学学者,但每次听他谈起历史、政治问题,都让我觉得高论迭出、高屋建瓴。

他的高度让我觉得自己终身都难以达到——因为这些观点无论是否绝对正确,都是从自由、不预设障碍的思考中得出,这正是我们这一代人无法企及的根本原因。

我曾经特意买了一本“民主女神”刘瑜的书送给吴德鋐,因为特别好奇他会怎样看待这位如今担任清华政治学系副教授的后辈。他翻了一些之后,没有明说自己的态度如何,但似乎是觉得作者对于有些问题的认识仍然流于表面。

或许,当今中国许多大学教授甚至是政治学系的教授,都未必能达到吴德鋐先生这种对于历史、政治问题的深刻洞察与独到解析。这种智慧,既源于他在西南联大所接受到的名师们的耳提面命,也来自老人90多年丰富的人生经历。

因此,实在太有必要把这些精彩的论述记录下来。

1.人性善恶

“人之初,性本身。性相近,习相远——这个话是相当科学的。但这其中有一个演变的过程。”

吴德鋐认为,孟子提出了“性善论”,但在此之前,孔子也谈过这个问题,他认为“性”是纯的,没有善恶之分。“但是社会生活中有了大量的‘鬼花样’以后,不得已到了荀子的时候,开始承认有‘性恶’了。到了韩非子的时候,就不仅有性恶的问题了,所以才要‘法’,这就是儒家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的一个变化,所以到了汉朝维持统治搞的就叫‘里法外儒’。”

“当然汉朝是受惠于秦朝的基础。吕不韦把秦国搞富,最主要就是改变周朝的井田制,井田制的时候,奴隶是可以自由买卖的,而且不能自己活动,如果逃跑了被抓到可以处以挖鼻子、挖眼睛的酷刑。所以在这个前提下,农奴是不敢离开土地的,但在那个时候,吕不韦就想到一个办法,既平定六国又抵御匈奴,就是‘耕战法’,脱离了井田制之后,我来保护你,让你有田耕,但是你也要作为战士去打仗。搞了这套东西之后,秦国发了起来,但是秦始皇过于残暴,被李斯这些人搞死了,扶苏也来不及回来。秦就垮下来了,所有的成果给汉朝拿去了。”

2.“母教”

谈到自己年轻时就有“与日本人拼杀”等想法的经历,老人反复提到许多关于教育的话题:

“童年的教育非常重要。教育环境坏了,孩子想不坏也难,环境好了,即便遇到不好的东西,自己也会有一种抵抗力。在教育中,正能量和负能量暗中并存,互相促进。教育是一个很大的课题,我始终觉得——任何教育者首先应该是社会学家。中国最早的社会学家其实应该是孔夫子。”

他后来还谈到,很多正面的宣传都是引导小孩要向善,但同时又不得不揭露一些负面的现象。“一揭露,他不知道从什么开始,就学习揭露的这个东西。因为小孩还没有一个完整的观念,无法前后贯穿地看问题,所以回过头来,照搬、学习这些揭露的东西,还认为这是时髦。”

“中国过去的家庭教育,曾明确三本书小孩不要看,叫禁书——《水浒》、《聊斋》、《金瓶梅》。所以比如《水浒》,梁山上也要贪图享受,搞的是人治等等。再比如,聚义厅里的头把交椅背后铺着虎皮,虎其实是‘孝’和‘善’的。为了抓动物,他们不讲手段,所以就有陷阱,有明的陷阱,有暗的陷阱……为了避免小孩对‘正能量’的意识还不清爽的时候,‘负能量’的东西先入为主,所以就不让他看这种书。”

“所以过去这三本书都不让小孩看。但今天能不能做到这点?难一点了,因为他自己可以去找,所以危险性就更大。这个工作还是要做,但不能关起门来做。”

“《三字经》里也有这句话:‘教不严,父之过,学不严,师之惰。’其实不仅仅是父亲的教育,母亲的教育可能更重要。教育的问题要有系统化,一个人先天获得的是能量,后天接受的是意识,从‘母教’开始,接受的意识都是社会的。所以妇女教育也很重要,这不仅仅是三八问题、平等问题、平权问题,中国的妇女教育一直没有得到很好地开展,更没有人做系统的‘母教’,也没有合适的‘母教读本’。”

他甚至表示“岳母刺字”也不是他所认为的‘母教’:“说起来岳母岳母只是在皮肤上刺字,叫儿子别忘记,叫人家看到。但这样的‘刺青’也等于画个‘青龙’,至于什么意思,小孩也未必不清楚。包括岳母怎样教育儿子的细节也没具体的说法,碰到问题怎么解决也不清楚。”

显然,老先生所说的“母教”也绝不是当下流行的那些疑似骗人钱财的“早教”。

3.“蒋政府”和“汪政府”

除了思考古籍、古书中的问题,吴德鋐更关注自己所亲历过的历史事件。

1939年,汪精卫投靠日本,由此被国人视为“汉奸”,而吴德鋐却记得,那一年的二三月间,重庆《中央日报》刊发了国民党元老吴稚晖的一首词。

“词的内容我记不清楚了,但吴稚晖是以一种非常惋惜、告别的心情表达一个意思——蒋政权和汪政权分裂了。我一直认为,这其实是国民党的一个策略,不存在谁叛离谁的问题。如果战争的结果是日本人赢了,那么中国的天下还是国民党的,如果英美赢了,天下依然是国民党的。至于后来大吵大闹是之后的事情了,戴笠等人搞些暗杀,这都是小打小闹。”

“政治学很重要的东西,就是要让能够看到,所谓的‘正能量’和‘负能量’不但可能是人为的,政治宣传的目的就是骗炮灰,当然日本侵略也是骗炮灰。现在情况要好得多,因为大家都可以获取丰富的信息,要欺骗就难得多,但也可能发展出新的形式。”

“在大量的信息面前,青年人要有辨别的能力,不能自己预设一个立场,喜欢听什么就偏听偏信。所以青年人要掌握比较的能力,会比较材料,得出自己的判断。这样的话,成为炮灰的可能性就小得多,感觉到迷茫、被别人用来赚钱、剥削的可能性就要小得多。”

有一次我们聊到小蒋“打老虎”,吴老说:“蒋介石搞‘打老虎’和‘金圆券’攥取了不少钱,要不是有这笔钱,美国人就想‘换马’了,想扶植孙立人。”

我说:“所以难怪孙立人后来被软禁了几十年?”

4.日本问题

2015年9月2日,大阅兵的前一天,我送老先生去交大附近参加国立第二中学暨江苏省常熟中学校友会组织的庆祝抗战胜利70周年的座谈会。前一天老人专门为之准备了发言稿,可惜活动的组织者竟然没有留下一个活动举办地的准确门牌号和店名,当天上午对方的手机也始终打不通。我们无奈地找了近一个小时,只得无功而返。

于是乎,他关于日本问题的洞见,没有在会上说,被我一人“独享”了:

日本说是无条件投降,但未必是真正的无条件,而是有条件。日本的“条件”就是天皇制度保留下来了。后来虽然是处决了几个战犯,但是从未对裕仁天皇进行过问责,那几个战犯的牌子也进了神社。到底为什么不追究天皇的责任?是没有人提出?还是没有人敢提?还是提了也没有用?如果战后不把天皇杀掉,或者不把天皇的制度取消,对于日本来说,只是“止战”,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停战”和“投降”。

那美国人为什么要这样做呢?麦克阿瑟当时是被“贿赂”了,“好处”就是日本细菌战的资料,与此交换的条件就是保留天皇和天皇制度。

但是,“细菌战”其实是很难控制的,伤了别人,也会伤到自己。它的“前身”可能就是英国人搞的鸦片。鸦片虽然不传染(我插话说,鸦片可能是“社会性的传染”),但是不断发展,把整个世界都搞得很纠结。

另外,当年美国人和日本人之间究竟有什么交易的“内幕”,说是有“解密”制度,但解密也是为强权服务的,它需要解密才会解密,它不需要解密,并不会真正的解密。

5.“占中”和青年问题

“清朝不是输在‘鸦片战争’。清朝垮下来,一是鸦片交易银元都被骗走了,二是战争赔款,把银元都赔个了列强。”于是香港就成为了英国的殖民地,但吴德鋐看来,“回归”并不意味着解决了所有的问题。

“老牌帝国主义搞的是‘尾巴外交’。看他走了,他底下还要来的。甚至可以不计较这一次的运动是否成功,这一次即便失败了也可以成为下一次更大规模的运动的铺垫。这次要在香港搞‘民选’,这是一件好事,过去英国在的时候也没有‘民选’。可是小青年却要起来反对。小青年是谁呢?都是30岁不到甚至20岁以下的人,这些人是受了一种鼓动。所以说起来是‘青年运动’,实际上是有人在‘运动青年’——这种事情历来如此。”

此前,我们也曾谈起过各种青年运动,在他出生之前的“五四运动”,他所亲历的高中和联大时期的学生运动,乃至与之后学生运动。我向老人提到一些自己的感悟——青年是一支很重要的力量,他们有爱国的热情和激情,但各方面都想利用他们,尤其反对政府者希望利用他们,掌握政权的则要控制他们。

老人表示同意,他说到在联大时经历“12·1事件”后,学生们觉得义愤填膺,当然要举行罢课。之后,共产党提出了“有礼有节有利”,但很多人一时不能理解,坚决反对不罢课。“比如何兆武,回到北京之后也因为此事受了批判,因为‘没有听党的话’。”

学生运动究竟该如何收场?怎么做到“有礼有节有利”,尤其是“有利”?我突然意识到,前前后后的历史都已经证明,同样的情况真的是一次次在重演!

“青年人有他们很可爱的地方,但青年人的想法也很多样,难免有人想要出人头地,有的进步青年后来成为‘还乡团’。青年人有爱国的热情,但直到今天青年被愚弄的情况仍然存在。所以在校内,应该有给青年人学习、研究的余地,不能用训练党政干部的方法来代替思考。但愚弄青年人的情况始终存在,今后也还会存在。”

6.现实政治

“我们说了那么多年‘改革开放’,但它一直只是在进行中,没有终止,没有达到我们想象的那个程度。事实上,‘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前面都要加上一句‘中国式’、‘有中国特色’,什么叫‘有中国特色’?就是长期的专政。”

“‘改革开放’何时能把专政‘改’掉?不改不行,怕腐烂,但感觉自己暂时不腐烂了,便不可能放弃专政。”

我们的话题自然地转到了当下的热点话题“反腐”:“所谓反腐往往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大力反腐,往往说明一个政权到了性命交关的时候,为了维持自身的统治地位不得不为之。反腐败是得到人民的支持的,但如果到了一定程度稳定了、保命了,又不想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但人类又总是拿自己开玩笑,很难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到了性命交关的时候‘反腐’,可能已经太晚,无力回天——但这也许又是另一种规律,无法逃脱的‘生命周期’和循环往复。”

“懂得其中的规律,可以稍微深刻一些,但并不代表可以解决问题。或许可以把这个‘生命周期’拉长一些,但这可能造成的祸害更大!所以,现代的奴隶制,要比从前的奴隶制毒辣得多!所以,一定要通过先进的通信工具,去揭露这种东西。”

让老人觉得遗憾的是,那么多的年轻人还是对“体制”趋之若鹜:“也许他们也只顾得上今天能吃上饭,明天再怎么样就不管了,就这样一头扎进去,可能一辈子就被吞噬了。在这种自发性地吞噬人之后,人要有更多时间自我辨识,这是根本。”

闲聊之中,他还谈到了当下的另一个热点话题“中国梦”:“梦可以说是科学的,也可以说是不科学的,可以是宽松的,也可以是严格的,可以是骗人、骗自己的,也可能是策略性的、理想性的、启发性的。在遇到最大困难的时候,提出‘中国梦’,也有不得已之处。”

“‘中国梦’什么玩意儿,到底这个梦怎么做法?也很复杂,有时不但是要蒙住敌人的眼睛,而且要蒙住自己内部的眼睛。”

7.“反恐”

“理智是一种‘正能量’,但理智的东西都是吃了亏以后才发现的,都是后一级。你道高一丈,魔也要跟你争一丈,甚至还要超过你。所以这是反复斗争的,懂的这个道理以后,就知道我们现在听到的很多东西都是虚伪的。”

“9·11发生的时候,我就讲这有可能是一个骗局。拉登没必要这么做,美国政府却可能从中得到不少好处。世贸大厦底线有不少黄金、存款,而五角大楼只伤了一点点皮毛。”后来我也告诉他,美国国内确实有质疑“9·11”真实性的纪录片。

吴老多次向我谈到国际政治问题:“我举一个例子就是反恐。反恐我们中国说有双重标准,这个已经是明的看得出的。比如美国一定说伊拉克搞原子弹,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但最后发现没有。就算没有也无所谓,他的目的达到了,已经把你(伊拉克)打掉了。但是呢,这个打掉以后,没完全解决问题,他底下还要搞(恐怖活动)。那怎么办呢?”

“所以他后来又把拉登打死了,实际上拉登是美国扶植起来的。他先扶植一个,然后再把他打死掉。其实他早就可以把拉登搞掉了,但非要到老百姓已经人心惶惶的关键时刻把他搞掉。老百姓高兴了,因为觉得政府代表了他们的利益,俨然成了反恐的英雄。”

“把拉登搞掉,表面上看是除了害,实际上是灭了口。因为真正吃亏了以后,拉登他也要讲。就像在伊拉克,萨达姆他吃了亏,但他已经说不出话来了——他不等你开口的时候就把你萨达姆杀掉了。今天伊朗也有这个问题,是吧?当然伊朗的问题现在还在谈。”

“除此之外,还有地缘政治的问题,可以进一步控制这个地区的资源。”

吴德鋐说:“这套东西是什么呢?我们就是叫做诈术。表面的诈,套你一个帽子,也是诈,他这个诈是很长远的,很大的一盘棋。”

“对于这个棋局,中国人就是知道了,也还不够。你要对付他,不是短期,而是长期。我们现在现在为什么买美国的国债。有些人说岂有此理,上当了。从好的角度来说,这种做法就像孙行者跑到铁扇公主的肚皮里去借芭蕉扇那样。当然美国人也坏,你来买国债,他汇率一变,你马上又会受到损失。”

“我们现在操作这些的人都是在美国学习的,学到这些方法当然是好,但是要对付他们,学来的方法肯定还不够,还要自己去创造的。”

吴老还和我谈过“庚子赔款”的问题。美国人把‘庚款’退还给中国,用作培养学生留学的经费,确实可以让人看到某种政治品德和政治智慧。但他认为:“美国当然有各方面的动因,但不可否认的是有政治上的考量。‘庚款’原来掌握在外交部手里,外交部听美国人的,后来才转移到教育部。”他说自己看到过陈衡哲在一篇文章中写到,虽然考取‘庚款’的留学生理当珍惜这个机会努力学习,但这件事情本身是耻辱,而非光荣,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要“知耻近乎勇”。“包括联大,也是如此。”

8.舆论

“以前有个词叫传闻,美国的消息传到中国把年把时间,现在信息越来越快。所以现在的信息界,是人类的福音,无论年轻的年老的都需要信息。但是有一点,信息界永远是为有钱人服务的。媒体是第三产业,或者说从业人员不能空着肚皮,所以什么是舆论?舆论就是抬轿子,我抬你的轿子,你给我钱。”

说到这个问题,吴老想起一件往事:“‘9·18’之后,蒋介石过生日,呼吁大家捐款买一架飞机,叫‘飞机祝寿’。那时候大家还是对蒋介石抱有希望的喽。‘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不是一定要张学良送他回来嘛,结果张学良就给捉起来,杨虎城就给枪毙了。那时候就有一个东西叫做《对张杨的训话》。那是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一本书,因为当时的条件还没有录音,所以就印成书。这就是舆论,为什么说舆论是抬轿子,抬轿子要花钱?第一个,你要印成书有个准不准许你印的问题,第二个,就算让你印,拿不出那么多钱来,还是白搭。”

我说目前国内所谓的党报,就是党和政府给你钱养活你,你帮他们说话,所以才叫“喉舌”。

老人表示同意。“所以这样一来,舆论界是极其容易收买的。这种收买有的时候自己知道,有的时候不知道。有些记者到了前线去,生命都牺牲了,当然是很英勇。但如果你不了解这一套东西,就是白白牺牲,白白送了性命。”他说不仅仅是中国的舆论界,全世界的舆论界都有这个问题。

“所以钱端升讲《议会政治》,说真正决定大的事情,并不在于投票,也不是靠‘一碗阳春面’收买选票,而是那些boos大亨们在台外商量。这些情况在短期内不可能解决。”

9.民主

时至今日,“民主”可能是我们这一代人中,一些有一定见识的人所努力追寻的。但吴德鋐并不十分看好“民主”,甚至在他看来,“一党制”、“两党制”、“多党制”之间未必有本质的区别。

“毛泽东讲过一句话‘党外有党,党内有派’,你承认他也好,不承认他也好,这是事实。立党真正要为公,这个是很难的。真的立党为公,那就首先应该把自己的党消灭了。”

“国外也是一样,只不过比的是谁的竞选经费募集得多。美国也碰到过这个问题,有一个没有党派的候选人,他自己是有很多钱喽,但没有筹集到多少竞选经费,结果还是选不上。”

“选举不但是资本问题,而且竞争的是社会资本的支配权,就是把公家的资本成为党资本。你可以支配这个资本。但是钱都是要你(纳税人)上缴的。在这个问题上,无论中国特色、外国特色,本质上是想通的。现在国内(执政党掌握政府资源的情况)比较明显。也许有一天会变得跟国外一样,但就算是变了,也只是形式上变一下,本质上也还是一样的。”

“群众真正要行使他的权利,不可能每一件事都来投票。所以这个制度不但是代议制,而且是代行制。至于‘代议’都有保密的问题,就算是真正应该告诉你,我现在也不能告诉你,告诉你就是泄密,泄密对敌有利,对民不利。所以民众只好选择相信他(代议者)。”

“政治制度,有时候也是给老百姓看的,政治的真相有些老百姓知道,有些并不知道。竞选是明的,两个人可能公开互相‘戳壁脚’,但如果不‘戳壁脚’,也许就合伙‘蒙’老百姓。什么是民主?票数代表民主吗?事事都通过投票就能达到民主吗?真正的民主是招牌,是骗局。那么多的民众,怎么样才可能真正自己做主?根本不可能,所以只能使用代议制,但是代理制的结果是什么?今天代表民意,明天又代表谁呢?要腐化太容易了!”

“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私有制它们宣扬的轮流执政也是一种欺骗。但是这样的制度已经改进到了一定的程度,很多人在看破它是一个骗局之前,就已经死掉了。这说明在没有找到彻底、长期的、斗争的方法取代私有制以前,民智是没法开的,所以它们也是安全的。”

在我们这一代人眼里,如果有一份对于民主的向往,甚至勇于表达个人对于民主的追求,可能已经是一件难能可贵的事情了,但在年过九旬的吴德鋐看来:“民主就是一个骗局。”

是我们错了?或者是他退化为了“五毛”?也许都不是。在当前的环境下,一个人敢于提出民主的诉求已经殊为不易。可是,一个民国时代的政治学系大学生,他的见识早已超越这一点。

10.无党无派

也许是因为恩师张奚若的教育,吴德鋐一辈子看重“无党无派”的身份,因为无党无派才不会成为任何组织的工具,更不会因为组织的意志而泯灭个人意识,所以他一直把“保持这个身份”挂在嘴边。当初龚祥瑞让他加入国民党,吴德鋐拒绝了,也曾有很多人把他当做“赤匪”,可直到现在他也不是共产党员。

“任何一个党员在某种意义上都是组织的工具。我自己思想上的认识,并不愿意做某个组织的工具,所以我至今保持着这个身份。”他说:“有人说刘少奇冤枉,我觉得不一定。所以思想上必须认识这一点,人是需要组织起来,只是机缘如此,组织需要的时候,他就要做这个‘工作’,但组织并不是欺蒙刘少奇,作为组织成员甚至应该在组织需要的时候,主动这么做。包括战争中的牺牲,不仅仅是信仰问题,作为组织的工具,也是必须这么去做。”

也许是因为看了我之前整理的他所讲的内容,吴老后来又进一步和我谈了“无党无派”的问题。

“在这个情况(执政党握有国家的资源配置权)下,非党非派起啥作用呢?只有起提高觉悟的作用,不可能其这个支配作用。”

我附和说,自己始终认为,永远要有那么一部分反对政府的人,他们注定不可能成为主流,但却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一种重要力量。

吴德鋐对“人民代表大会制”进行了分析:“现在的人民代表大会是‘中国式’的,我们说是党纪在前、国法在后、一党治国,但是他还是有‘无党无派’的代表。可是,请问‘无党无派’占整个社会多少人?‘无党无派’在人大代表中的比例和他们在全社会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是倒挂的。”

“先谈有党有派的,这里面有两种,一种是领导的党,一种是合作的党,他们参政议政,不取而代之,不轮流执政。但是请问,这许多人里面,真正有战斗力量的是多少人?”吴老认为“终身制”对这些党派包括执政党都是一种伤害,会减弱其‘战斗力’:“终身制是对党不利的。真正是搞专政的党,也应该有‘立宪’——超过这个年龄,就不要赴党约了,你还是党员也可以,但是你不可能得到同样的发言权或者待遇。这样说起来是立党为公,实际上是对党有利。但现在敢讲吗?现在就是有人被开除党籍,那也是犯了大错的人,但仅有这点是不够的。老人太多、有特权的人太多、没有青年活跃的力量,是对党是有损失的,对人民的信任也是有损失的。明知道这点,因为既得利益者太多也不敢搞。就像邓小平,他开始时候也要照顾照顾这许多老同志,搞个中央顾问委员会。但是后来,邓小平死了,‘中顾委’也就没有了。这一点上,邓小平是聪明的,这样的做法是对的。今后我们会这样做吗?我们建议能够注意这个问题,废除‘终身制’只有好处。”

“第二个,人大代表中的一小部分人说起来是无党无派,但现在的代表,是你执政党“拎”出来的对你有兴趣的或者被你重视的人,他代表谁呢?实际上这许多人里面,还有不同的派别,有年老年轻的,怎么办?因此要大大地改变‘无党无派’的代表产生制度,也要有‘立宪制’。这样的话,才能逐步真正得到人民的信任,至少形式上看上去像是‘代议制’。另外,如果无党无派的代表可以充分发表言论,他在社会上的作用也要大得多,这样的话他们虽然不能起决定性作用,但是在推动、监督的作用上稍许会好一点。但这件事情什么时候能够做到?说不清楚。”

听他谈及“无党无派”,我说这里面有个问题我也思考了很久——人大代表属于立法机构,从“三权分立”来说,立法的权力恐怕还要大过行政权。在此之前曾经有一些民间人士试图竞选人大代表,受到了巨大的阻挠。这可能正是由于他们把握了时代的“症结”——如果执政党控制不住人大代表,那只要代表中的三分之二举个手,就可以修改宪法,到时候甚至可以直接取消“一党专政”。

谈到这里,吴老又发表了一则高见:“这里面有两个方面:目前的人大代表,有中央的、有地方的,‘三级人大’是通过间接选举一级级选上来的,所以要进入最高级的人大十分困难。另外,很多代表都是技术性、专业性的代表,你有意见归意见,只有专业性的意见,你只能够做加法。”

“所以这(想自己竞选人大代表遇阻碍)是必然的。碰到这个问题之后,才想到首先要去改变制度,但制度早就框起来了。”

“所以这个大框框,实际上是一个大布局。这个大布局,国外做法和我们可能有些小差别,实质性是一样的。执政者必然掌握者大的公共财产权,比如说土地。解放前,土地是不算钱的。现在呢,土地都算钱,中央是一个大地主——说起来是斗地主,结果斗出一个大地主来了——但现在地价不能下去,这不仅是财政的问题,地价一下去,国际资本都来看了,国外就要把你吃掉了。所以现在有许多问题,都是极其复杂的。”

11.人口与消费

“对非洲国家、南美国家,管它是什么制度,我们中国说你们怎么发展要符合你们的体制,团结起来,彼此互惠甚至免税。像这种东西,对自己无害,对大家有利。但是你这样做,美国人也会这样做。问题就是说,我们的眼光要放得远一点,(对抗的实力)和一定的‘量’是有关系的。中国假如不是有这么大的人口数量,(就没有这样大的实力)。”

“毛泽东搞的人口政策,人口这么多,其实是为了打核战争做准备的。幸而原子弹搞出来了,否则我们国家后来的情况还要困难。但现在的问题是,人口正在逐步老龄化。”他特别提示:“老龄化的危险,不在于年纪老的人老,而在于年纪轻的人早死。”

“现在的问题还在于,实际上不需要这么多人。因为机械化、自动化代替了人,他不要给机器吃的,他不要给机器发工资,成本低得不得了。所以实际上,最终是要消灭很多人口的——这个问题很险恶。”

除了政治学学习之外,从事经济工作的经历,又给了他一个用经济角度看待世界的视角:“现在完全可以用自动化的东西来代替手工,完全没有劳耗。这样不仅成本低,同时能量极大,回过头来用于‘杀人’,大量使用自动化的东西来‘吃人’。小青年所有的钱、精力都耗进去,就这样了此一生,还浑然不知丝毫没有懊悔。”

“据说,国际跨过资本的大头头,曾经开过一个秘密会议,就是研究,万一人口消灭得过多以后,怎样保留最后一批人。他们自己是想‘灭种’的,他管你张三李四,人口多了以后成本太高。他追求的是最大效益,效益是没有上限的。”

“还有一部分没有死的人,到这个时候,就成了消费奴隶。一面消费钱,你给他剥削血汗,一面也逐步逐步灭了种,你生不出小孩。所以现在搞克隆技术,另外还有食品安全问题,所以我们现在吃的(转基因食品)问题是中国式的,后来发现曾经被人家骗着做了实验,这些最后的结果就是生不出小孩。”

那一刻,我脑中闪过了当时刚刚上市的iPhone 6,那些竟然有人愿意卖肾换取的新款手机,或许还有高企的房价。吴老说:“这是现在人类最大的危险。这就像是法西斯德国的那套人种的系统,利用无限的种族主义,完全可以不用生殖的方法,让优良种自行复制,希特勒时期的形势是这样,某种意义上说,现在的形势也是如此,这是反人类,反社会、反种族的。这里面也有一套理论,极其危险,不能空谈,必须抓紧时间,情况十分紧急。”

12.奴役的衰落

“像‘消灭人口’这种恶毒的东西、唯利是图的东西,它是没有什么‘道’字可以讲的。但是你不对付它,它又会越来越厉害。”吴德鋐说:“对付它的方法,一定要叫他自己衰弱,叫他自己下不了手,然后再人人喊打。这样,它就衰落一个时期,但还会有反复——我认为相对论也可以这样讲,魔和道是相互促进的,你说一天把魔都杀光了,不可能。”我插话说:“杀光了,道里面还要分出魔来。”他说对。

吴德鋐认为,要使现代的“奴隶制”、险毒的“消灭人口”衰落,一是要去揭露,二是要等待它自身的式微,然后“后院起火”。

“到他自己衰落了,到处碰壁,就架不住力量了。到‘后院’控制不了的时候,碰到啥问题呢?虽然他有原子弹,他有细菌武器,他没办法放,一放就放到自己身上,总不能消灭自己吧。所以不但分不了肥,享不了大礼,而且自己的子女要绝种。在这个情况下,你(有核武器)放不出来,渐渐就要衰弱。所以这个问题也是一个大的战略,但这个大的战略只能摆在梦里讲,不好明着讲。”

“即便‘后院失火’,他也要尝试的,也要经历跌下去再上来的反复。在我看来,最快也要五年以上,也说不定十几年,但是这个趋势已经暴露出来了。为什么?因为现在传媒的工具,使大家有了对比的可能性了。”

老人的说法突然让我有了茅塞顿开的感觉,我说自己曾经想过一个问题,技术的发展本身是没有道德判断的,所以其结果就是让非正义、没有合法性的政府通过拥有武器较为牢固地掌握政权,而经他这么一说,我觉得隐隐看到了一种“破毁铁屋子的希望”。

说到中国,他认为:“这一代恐怕不会,但之后形势转变了或许又会危险,所以只靠一代人是不行的。”

“我们这一代人也是经历过很多,当时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真正讲是为(习近平)他们这批人。当时毛泽东做了一点事前预演,预演‘变颜色’。‘文化大革命’是在整党、教育和预演,代价花得很大,负面作用很大。人家以为他是(党内斗争),他是让今后可能发生的现象,先暴露在你的面前。让你得到这样的教训,要防止它的发生。现在当政的这批人,可能是受到这个教育的好处,但不可能他的下一代也这样。”

13.今天我们为什么要纪念联大?

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可爱的、睿智的老人?因为联大的校园氛围和联大的名师们培养了他。

关于西南联大的精神,有人说传承了北大老校长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思想,也有人以陈寅恪的名言“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来注解。

在不知不觉中,联大成了许多年轻人心中的圣诞和精神家园,关于西南联大的研究也成了“显学”。对此,很多联大老校友未必知情。吴德鋐问我:“这是为什么?”经过我一番词不达意的解释,老人说他明白了。他用逻辑清晰、丰富的语言解释了“今天我们为什么要纪念联大,研究联大?”

“联大校内自由、思考、有辨别的学术空气,这是不容易得到的。它既和战争有关,又和战争无关。”

“西南联大的精神,从来不是某种单一的精神,它是多元的。多元的好处在于保持了接触更多观点的可能性,所以比较客观,但多元又总是受打击的,所以保持多元是不容易的。多元需要包容,包容不是一种意志,更需要一个环境。”

“青年人欣赏、向往联大精神,这是非常可贵的,但如果有可能还要引导到更高的程度。”

“在抗战的特殊时期,西南联大把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学校的优势结合在一起,彼此尊重,又有相对的独立,它是一个历史的偶然。在当时的国民党政府需要的时候存在,又在不需要的时候把它‘拆散’。把这个过程连起来看,可以看到某种‘斗争’的非人性。我了解的情况是台湾并没有纪念西南联大的组织和活动,因为西南联大的精神是国民党想要打掉的。注意到这一点,对青年思考、认识联大也有好处。”

“联大的价值还存在于很多方面,比如抗战中的联大,不断地有师生到战士的欧美去留学、交流、讲学。李约瑟在去世前整理完成了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他花了很大的精力完成这项工作,其中也包括了很多联大人赴国外交流的东西。所以联大的作用,也不仅仅是校园内部自由、宽容的学术作风,它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在当时的环境下,联大的学生不卷入政治,但为了生活也得为‘出卖’自己去工作,做美联社的记者,做‘民主政团同盟’的‘爪牙’。这也是联大真实的另一面。”

老人还说,教育和发展不可能仅仅在于大学,大学教育的成功一定有着他的基础和外延。“中学的教育非常重要,如果中学不好,大学里再怎么镀金,效果也有限。另一方面,大学之好,其实最受益的是教师而非学生,他们长期在这个环境里,而学生通常毕业之后是要离校的。所以联大培养的大师,主要来说是教师,而非学生。学生在学校里的时间比较短,现在健在的这些老人,离开校园的时间一般有70年左右,真正的成熟也是在校外。但在毕业后,联大同学之间往往联系还比较紧闭,所以这其中又有互相促进、交流、改造、碰撞等等,这又起到了很多的作用。”

后来,他还说起过:“抗战其实是让联大的老师受益的。无论他们是否从国外留学归来的,如果没有抗战,不会这样深入社会,进行实践,可能仍和他们的前辈一样,一辈子钻在象牙塔里面,不会有这样大师云集的情况出现。”

吴德鋐老人对我说:“能够接受你的采访谈谈联大的人应该已经不多了,所以我愿意介绍你的采访。”我连称荣幸,他只是笑笑,但希望我能够和云南师范大学的西南联大研究院联系联系,如果有可能在上海建一个机构,接收老校友们捐赠或者寄存的书籍资料,做一些保管、复制、整理的工作。

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可是云南的那个研究院真的会愿意做这样的事情吗?我不知道。

张奚若、钱端升等政治学名家的耳提面命,在吴德鋐的身上留下了清晰的印记。关于历史、政治乃至整个社会生活,他那些精彩的洞见,着实让人深深折服。我对他说:“吴老,您的这些见解,一定是联大求学、政治系众多名师培养的结果!”

对于这一点,老人毫不谦虚:“是是,就是这个道理!这就是政治学!”

当然,他的观点未必每一条都完整、正确,甚至也有可能局限于他接受高等教育的那个年代的政治学发展水平(我也想买一些近年新出的与政治学相关的书籍送给他,并听听他的读后感想,比如他的后学、清华政治系副教授刘瑜的作品),但他已经将之深深融会贯通,梳理成网络,甚至建立了自己的理论体系。

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一代人接受的教育,往往是某种“相对主义”的产物,没有绝对的标准,在不同的条件下,同一个事例甚至可以因为不同的需要,用来注解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所以最终对任何事情都无法产生决绝的、清晰的认知。因此,我深深感到,吴德鋐先生身上的“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一定是四九年之后的教育所无法培养的,大概还是短期内无法被轻易复制的。

0 有用
0 没用
不问西东 不问西东 评价人数不足

查看更多豆瓣高分好书

评论 0条

添加回应

不问西东的更多书评

推荐不问西东的豆列

了解更多图书信息

豆瓣
免费下载 iOS / Android 版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