胶林文学捆绑胶林文学

长亭
2020-05-27 看过

对文学的批评究竟是意义在先还是作品内容在先?

阅读到一半的时候,我以为应该是内容在先的,因为人们很难判断写作者的书写意图究竟是什么,很难判断作者所书写的对象范围是否真的仅仅局限于被写作的社会,亦或同阅读奈保尔写作印度般,不同社会中的某些个体所具有的微观共性,在写作足够好的时候是可以自然而然地被迁移的。

对虚构作品而言,你可以批评写作者的挖掘能力,但不应该批评他的写作对象。因为归根结底人性是共通的,对纯文学来言,“选题”的批评似乎没有太大意义,反而为美添加了某种强迫的功能性与工具性。

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一大半是因为张贵兴在《联合文学》一九九七年五月号的评论—“即使M失踪了,貘绝种了,马共解体了,干台湾底事?”

这个问题触到了所有边缘社会文学乃至港台文学的痛处——他们的个体写作者有些足够好,但他们的社会背景不够大,缺少那种混沌的复杂性。你可能写得足够棒,但阅读你的作品对我来讲,究竟意味着什么?

如果思考这个问题,写作者就陷入了两难:一方面,作者不应讨好读者,而是应该挖掘自己最深刻的生命经验;另一方面,作者在试图展现边缘社会时,如果存有这样的问题,又很难避免去刻意追求所写作对象的社会意义性。进而,不够自恋的作者似乎不得不证明给人看,马华社会对台湾社会是有价值的。当批评某个作者、某个语言、某个风格的少数(minority)族裔特性的声音足够多的时候,作者会被划到某个功利主义的怪圈——我非要证明给你看,我的根在这里,我就是属于马华文学的。

这种证明的欲望,可能是少数文学族群的胜利,却是其中的个体写作者的失败。尤其是像黄锦树一样才华横溢的作家。这本早期作品的多变性,例如《梦与猪与黎明》中对闽南语写作的尝试,《M的失踪》中的戏谑,那种魔幻现实主义的精致感和潮湿感,不输莫言。

然而读完《雨》后再来看这本早期短篇集,却有些纳闷,这些华巫的东西原来一早写过了,为何《雨》还在用?甚至有些更滞重?作者在台湾生活多年后对胶林文学的挖掘似乎不见更深,却显得更刻意营造?如此说来,作者后来多年的台湾生活,对他的写作意味着什么?为什么作者在成熟期的写作,虽然故事和氛围日益精致,写作意向却越写越窄?

进而,更令人担忧的是,张贵兴问题的提出,是否反向加深了胶林文学的执着,重要的东西被轻看,是否就非要不厌其烦地证明给他们看?这种问题被自然而然地提出,似乎证明了意义在先的重要性。无论再精致再好的内容,也免不了过于浓缩过于重复的立意的疲倦。甚至更进一步说,开头那个问题的讨论是无意义的,因为二者是不相分离的。

如做比较,出生于特立尼达,留学英国,然而早期执意于英语书写特立尼达的奈保尔,和出生于大马,留学台湾,同样执意用华语书写马来西亚的黄锦树是一组恰当的观照。同样寻根式写作的奈保尔(前中期)通过特立尼达、印度的身份拷问获得了写作上的进化,然而黄锦树却被“胶林文学的意义”这个问题捆缚在胶林深处而失败了。

可以说,某种意义上来讲,生在中国是莫言的幸运。生于大马却未必是黄锦树的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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