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4-周恩来-迪克·威尔逊-历史传记-1984

树欲静
2020-05-27 看过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周恩来传》(A biography of Zhou En-lai),首版于1984年。它以详实权威的资料为基础,再现了周恩来具有传奇性的一生,分析了他的性格、气质和他的工作作风,以及他给新中国成立和发展带来的巨大影响。

迪克·威尔逊(Dick Wilson),出生于英国。曾就读于英国牛津大学及美国加州大学,获文学、法学硕士。代表作:《周恩来传》、《毛泽东传》等。

周恩来,于1898年出生于江苏省淮安市,于1976年去世。曾就读于南开大学。1917年赴日本留学。1920年赴欧洲勤工俭学。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回国,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1928年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1934年参加长征。1945年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一直任政府总理。1976年4月清明节前后,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大批党员、工人、学生、干部甚至士兵和农民,为了纪念他,也为反对当时还当权的“四人帮”,举行自发的集会。

部分目录

1.多次收养(1898~1913)

2.就学津门(1913~1917)

3.东渡日本(1917~1919)

4.身陷囹圄(1919~1920)

5.留学法国(1920~1924)

6.革命婚姻(1924~1925)

7.占领上海(1925~1927)

8.南昌起义(1927)

9.重获信任(1928~1930)

10.技高一筹(1931~1934)

“亨利·基辛格发现周是他所见到过的“给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两三个人物之一”,称他“文雅、非常富有忍耐性,极为聪慧、机敏。”哈马舍尔德说周是“目前为止我在对外政治领域中所见过的最优秀的人物。”在法国外交部长E·马纳克看来,中国的这位总理是“一个完人”。”

纵观周恩来总理的一生,其为国家和民族的独立和解放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无法不令后人感到敬佩。尤其是当他成为总理后,仍旧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以及开放宽容的心态,而没有肃清异己眷恋权位,更是难能可贵的。

“跟别的男孩子不一样的是,他似乎确定知道自己想学点什么以及为什么而学。他在家坚持广泛阅读历史和政治学方面的书籍。一次,校长问学生们为什么要学习,得到的都是些很平常的回答:“为光耀门楣而读书,”或“为了找个好工作。”只有周回答说:“为了中华之崛起。””

“周的生活作风是简朴的。“我在南开中学上学的最后两年期间,没有从家里得到过帮助。我靠奖学金生活,而这奖学金是我作为班上学习成绩最好的学生获得的。””

“由于周长得好看,声音尖细,以及他巨大的魅力和沉着冷静,他明显是这类角色的候选人。因为周志愿演了一次,以后便形成了一个习惯:他总是扮演女角色,在《玩偶世家》中演娜拉,同样在《一元钱》、《一念之差》、《新村正》里扮演了更朴实的女角色。 周的演出获得了高度的赞扬,并且值得自豪的是当《一元钱》这场戏1915年从南开转到北京演出时,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他甚至因扮演女角色而收到了表示崇拜的信件。他长得如此潇洒,以至于他可能成为电影明星,用他的表演技巧和兴趣使他向那方面发展。”

“在所有这些脑力劳动过程中,周没有忽视自己的身体,他常常一大早就起来跑步,下课后做些体育锻炼。根据记录,他曾在跳高项目中得过第三名,是班篮球队的队长,还代表班上参加过排球比赛。但是,他却从来不能胜任五英里的长跑。”

“在1917年的毕业生评语中,周被举为全校文科考试第一名,甚至在理科方面成绩也名列前茅,数学成绩优秀,并在课外能形成自己的见解。他的书法也得到了表扬。他于1917年6月26日毕业,平均成绩为89.72分。”

“象往常一样,周恩来感到力不从心,据说他的老朋友吴——那个曾经在中学保护过他的大个子东北人又出现在他的面前来帮助他。吴已成婚,此刻已享受中国政府的奖学金在日本留学。充满热烈情感的吴劝说其他三个在日本留学的友好和另一个学生,与他一块每个月为周捐助10美元——占他们每个人奖学金收入的五分之一。”

人们都应该致力于培养良好的人际关系,这有助于在自己遇到困窘之时,得到来自朋友们的帮助。尽管我们在结交朋友时,并不是抱着希望日后他们给与回报的目的去的。但是没有人在其一生中不会遇到困境,在自己处于顺境时多想想自己处在逆境中会怎么样,我们大概就能更好地去对待别人了。

“1919年春天,周已做好回国的准备,希望加入自己的祖国已经开始的国内斗争。在樱花第一次盛开的节日般的季节开始的时候,周前往京都两个著名的公园,写下了四首充满感情的非凡诗篇。这些诗是用自由体写成的,而不是周早年写诗曾用过的古诗体。他从来没有如此开怀地表露过自己的感情,以后也从来再没有写过如此外向的诗篇。”

17年7月,我和本科同学前往日本进行毕业旅行时,便在嵯(cuó)峨(é)野的公园里看到了一座雕刻了周恩来这首诗的石碑,那时候我还没有读过周恩来的传记,对在一座日本公园里看到他的诗文感到颇为惊异。

“数年后,周坚持说:“南开大学没有把我当成它的学生,因为我的名字没有被列入校友册内。”然而,根据记载,他于1919年9月25日进入了该大学。最近发现的新生表格证明,该表包括了他的名字。可以肯定的是,象从前一样,他在天津时很少学习功课,只是把大学当作一个临时寓所。”

“当周在南开中学上学时,天津有个最受人追求的姑娘,她是一个富翁的女儿,长得极为漂亮。周早就认识她。她的父亲和兄长喜爱周恩来的才干,主张把女儿(妹妹)嫁给周恩来。他们把这一意思透露给周恩来,周恩来没有同意。他的考虑是对方既富有,家中又有权势,自己家中贫穷,将来会受制于人。”

“南开大学的校董严范荪过去曾愿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周。周婉言谢绝了。这时他仍拿出500美元,资助周到国外深造,因为当时周把个人私情看得很冷淡,而是正在积极考虑留学法国一事。”

周恩来在成长过程中也接受了很多人的帮助。谁的成长过程中能不需要别人的援手呢?反过来,当我们日后拥有能力的时候,是不是也应该给予别人帮助呢?善意便是这样在一代代的人中传递下去。

“渴求现代化的中国爱国青年抓住每个去欧洲的机会,特别是到法国去。他们认为法国是所有欧洲国家中最自由和最繁荣的国家,而法郎又正值疲软时期。1919—1920年,1600多名中国学生来到法国,其中很多人后来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如邓小平、李富春、李立三和陈毅等。”

直到100年后的今天,中国与法国之间仍然保持着良好的互动,我们大学里也有不少与法国高校联合办学的项目。再想到法国曾在美国建国初期对美国提供的帮助,以及赠送的自由女神像,我不禁觉得,在欧洲国家中,法国似乎是一个对其他国家相对更为友好的国家。

“一位同船乘客回忆道,一路上,学生们热烈地谈论着个人的志向——有位同学说他“极想到英国学建筑”,还有的想学采矿,而周恩来则说他想改变中国社会。”

志向与结果并不总是划等号。就像决心以完成一场马拉松为目的的人,也并不总是都能完赛。但人生总归要给自己设定某种值得奋斗终生的目标。有些人以房子和存款为人生目标。这也无妨,但这两类人因为人生追求的不同,终究难走到一起。

在过去的100年里,中国人的国际地位在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国民眼中,已有了许大的提升。这种提升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正是这100年间,无数仁人志士用青春甚至生命所换来。再往后100年,我们的子孙将怎样被其他国家和民族看待,则取决于我们这几代人所做的事情。

“返回巴黎后,周恩来过着极为简朴的生活。他从中国随身带来一个木制的蘑菇状的东西,用来自己补袜子。他还带着一个汽炉子,用来烧点开水,泡点面包,就着卷心菜或其他蔬菜当饭吃。”

“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7月在上海成立。这个消息过了一段时间才传到巴黎,周恩来向国内的朋友通报了在法国的大多数觉悟社成员的情况,并说,经过长期的探索和讨论,他最后也选择了共产主义。他还补充说:“1921年10月刚过,我们就作出了正式决定。””

“不论当初周恩来有什么顾虑,现在他却毫无保留地投身到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终生的事业中去。亲密战友的死消除了疑惑的迷雾。他咬紧牙关,接受了一个外国的信条。其理由是这个主义至少在精神上是进步的,在内容上是人道的。在以后的五十年里,尽管有时也有挫折,但他确实把一生都献给了这个事业,从未动摇过。”

“青年时代留学欧洲并幸存下来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在周的政治生涯中,几乎人人都支持他,如陈毅、李富春、蔡畅等。即使在经历了六十年代“文化大革命”的动荡之后,这些人虽然不象别的团伙那样来往密切,但所谓的“法国帮”仍然在中国共产党内发挥着影响作用。”

“1924年6月,孙中山正式创办了黄埔军校,它是中国革命军队的新的基地。校内的权力由孙中山的军事副手蒋介石掌管,正如我们现在所知道的那样,他对共产党并不钟爱。尽管如此,周恩来仍被任命为校政治部主任。”

“第一次称作东征的举动给周提供了一显身手的机会。陈炯明是广东的军阀,如果不征服他的话,广东就不能成为共和政体的安全基地。1925年,经过两次大的战斗,东征便宣告结束。黄埔军校的两个团参加了第一次战斗,当时周恩来作为高级政治官员随军到了前线,他负责动员当地农民支持这次战斗。周恩来辅助领导的为数只有3000人的小部队,不到5月份,便把陈炯明的势力赶出了广东省。”

“那个意志坚定的“小造反者”邓颖超闯进了周的生活,这是他们自四年多前周赴法分别以来的第一次相见。她作为国民党代表大会的代表从天津南下来此,邓在这次政治生活的分离中比周显得更出色。但是他们的个人生活却不会出现分离。没几天功夫,他们便悄然无声地结婚了,当时,周27岁,邓21岁。”

“他们抛弃了正规的礼仪,只是当着许多朋友的面,宣布了他们的“八互”,即“互爱、互敬、互助、互勉、互商、互谅、互信、互识”。事实证明,他们是相互恪守了诺言的。他们的婚姻被证明是中国夫妻生活中最成功、最忠诚、最持久、最具有说服力的婚姻,是两个具有类似背景和思想的共产主义革命者之间的生命结合。”

“正是在这个时候,周的夫人在广东怀孕流产。这是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是个女孩。这也是他俩最后一次有孩子的机会。由于革命的需要,在他们结合的时候,他们的命运便同中国革命紧密连接在一起了。”

“3月21日,蒋介石把自己那装备有机枪武器的部队开至上海附近。4月12日,部队成扇形穿过工人住地。共产党纠察队员们遭到了袭击。国民党与秘密社团已订过协约。这些社团是一些流氓团伙,它们在很多方面真正控制着上海。这时,它们兴高采烈地攻击工会领袖。中午时分,工人武装仓促应战,但受到机枪火力的追击。蒋想一举全歼对他有威胁的共产党。于是,开始了血腥镇压。5000名共产党员惨遭杀害。一位目击者说:“头颅滚动,犹如成熟的李子,充满沟集。疲惫不堪的刽子手们挥动着大刀,拉布风扇的人在一旁一下一下地为他们扇风”。”

“不管怎么说,周逃脱了,离开了上海。据说,他“刮去浓密的眉毛,蓄着胡子,灰黄色的脸上贴着纱布。加他大胆地申请国民党通行证。他仍然是悬赏捉拿的对象,而且这时的悬赏金颊增至八万元。在火车站,周躲开了那些张贴印有他的照片的通缉布告的国民党警察,化装后的他乘车逃离了上海,加入到武汉的共产党领导层中。”

周恩来在上海死里逃生的经历,可以说对中国历史都有着深刻的影响。如果他在上海的事变中不幸遇难,或许后来一些历史事件的发展都会有所不同。从另一个角度看,也正是因为周恩来与人为善,曾经给与了许多人帮助,也得到了许多人的真心拥护,才有人在这种危难关头,愿意承担极大的风险,来救助他。

“周恩来孜孜不倦地工作,不夸夸其谈。他夜以继日地冷静处理大量复杂事务,承担着大量的工作和责任,对种种非难漠然视之。他负责处理大部分与疏散同志有关的工作。这个时期也标志着他受到全体同志爱戴和尊敬的开始,以及其地位的上升。在一些圈子里,人们称他为‘铁人’。”

“一切准备就绪。然而,那天深夜,贺龙却打电话告诉周,一位下级军官已向武汉的国民党司令部泄露了起义计划,敌人正在派遣部队,准备镇压这个地区的共产党。周当机立断,下令起义时间提前几小时。”

基本上在所有大规模的武装起义中,都会出现消息泄露的情况。因为要保证每个人都是忠诚的,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也正因如此,不少起义都是被迫提前发动。

几乎每个伟人都曾经经历过一段低迷时期。如果他们能从这段低迷时期走出来。他们未来能达到高度,或许将比他们进入低谷之前所能达到了更高。

“周开始向外国人解释为什么中国不能象西方国家那样行事。他告诉一位外国记者: 中国不能轻率地实行象美国、英国和其他真正的民主国家那样的民主。中国人民受过长期的压迫,在他们理解诚实投票的重要性和意义之前,还需要几代人的政治训练。我们还没有为一个彻底的民主制度作好准备。我们必须慢慢来。”

我不知道这样的一个普遍选举的制度何时会到来。但我想,也许他能在100年以内实现。到那个时候,不管是经济上,还是民众的思想上,我们或许已经做好了这方面的准备。

“1932年10月召开的宁都会议可能解除了这一紧张局势。会上,周提出毛仍在军队中继续工作。毛借口养病离开军队,党就委任周接管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红一方面军是江西根据地的精锐部队。 为首的批评是“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一的博古。他想把毛的职务统统撤掉,而周则不想做得太过分。几十年后,毛还称赞周当时的做法,他告诉自己的崇拜者:“宁都会议期间,我的批评者们都想开除我,但是周……不同意。””

即使是毛泽东在其确立权威的过程中,也曾经遇到过打击,一度失去势力与支持。如果不是周恩来等人在毛泽东被攻击时为他辩护,或许他就从此被排挤出权力核心了呢?

“周恩来放弃了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破碎梦想,于1934年10月16日开始了具有战略意义的红军大撤退。这一壮举成了举世闻名的长征。除了避开敌人以外,红军没有既定的目标。离开江西根据地时,周的手下有10000名共产党员。当时他们还不可能知道,长征最终会行程二万五千里,横越11个省,跨过雪山与激流,穿过沼泽与森林,途经土匪聚集区、有敌意的少数民族区和缺少粮食区,在这里,他们有时甚至只有靠吃自己的皮带才能维持生存。周抛弃一块跟比利时一样大的根据地,开始了长达一年之久的远征,相当于从伦敦徒步到东京,或从纽约到里约热内卢。”

能够完整地经历了长征,并且活下来的人是令人敬佩的。由于军事策略上的错误,红军不得被迫进行的这样的一种远超正常人能忍受的体力和精神上折磨的苦役。错误的代价是多么昂贵呀。

“1935年新年,周来到贵州北部的遵义,天下大雨,全身湿透。他跟毛一起坚决要求李德下令停止前进两周,召开政治局会议,研究一下局势。1935年1月召开的这一遵义会议成了当代共产主义史上最有争议的会议之一。会上,毛成功地掌握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开始只是临时的,但是,毛确信自己的位置以后是会得到认可的。作为党的头号人物,他再也无需向任何人让步了。”

“在穿越大半个中国的长征路上,他和同志们又经历了全新的、几乎无助的奇迹般的战斗历程。难怪这些幸存者们在经历了共同的磨难后,感到彼此间形成了一种牢不可破的关系。”

当人们遇到危难时,首先会产生分裂。当危难进一步加剧后,剩下来继续坚持的那些人之间便会开始逐步形成一种强烈的纽带关系。他们将自己的性命交在同伴手中,并且也时刻准备为挽救同伴的生命付出自己的一切。这样的精神力量大概已经接近人类所能达到的团结精神的极限。

“张国焘的到来是对遵义会议和解的严重考验。在连续召开的会议上,大家提出了许多建议。会上,领导们仍继续在长征期间制止张国焘——最初他可能受到“布尔什维克”们的支持,也许周也默认了——对遵义会议提出的质疑。因为与整个党休戚相关的决定,毕竟是由一群人作出的。毛的部队衣衫褴褛,疲惫不堪。目睹这种惨状,张国焘决定自称领袖。他的一名部下竟然建议他为党的总书记。这一举动是非常无礼的,而且,由于张过于鲁莽地公开了自己的宣言,周和“布尔什维克”们便疏远了他。于是,张便失去了机会。”

“最可怕的事情还在最后,即穿越四川北端的荒草地。周后来回忆说:“对我们来说,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候是长征时期……特别是在穿过邻近西藏的大草原时。我们的情况令人绝望,没吃的,也没喝的。我们总算幸存下来了。””

“尽管周身患肝病,夫人也得了肺病,但他俩总算从江西至陕西的这一年传奇经历中死里逃生。邓后来在谈到她的肺病时说:“说来也真奇怪,经过一年漫长的行军,我的病却不治而愈了。””

“1936年12月12日拂晓,东北军包围了蒋介石在西安下榻的历史上闻名的“华清池”。蒋闻声从床上跳起,急忙爬出窗外,把假牙都落在了洗漱间,还丢了一只拖鞋。但他最后还是被捉住了。少帅不像他的那些性急的军官们,他从未想过要害他的上司,现在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与周的秘密会晤后希望蒋介石能够抗日。怎么处理这个网中的老虎呢?少帅便请周恩来帮忙来出主意。”

我一直在想张学良在他在后台漫长的囚禁生涯中,是否后悔过自己兵谏的做法。年轻英俊,兵强马壮,结果因为过度轻信蒋介石的度量而自投罗网,离开自己的大本营,而随蒋介石一同前往南京。他为共产党提供了极其宝贵的机会,而共产党却没有能力把他营救出来,他会感到悔恨吗?

“圣诞节那天,仅在周与蒋会晤几小时以后,少帅便陪着蒋介石——这个他一直敬佩的人,以及他的妻子和顾间前往机场飞赴南京。陷阱过早地打开了,对手不仅身心毫无损伤地回到了他的首府,而且摆脱了任何个人契约的束缚。周在释放蒋之前没有接到通知,只是在最后他才火速赶到机场,’但是已经太迟了,他没能阻止飞机起飞。 少帅,急速登上飞机,加入了曾经是他的俘虏的行列中。从此,他再也没露过面。这样,蒋介石得以安全回到家中,并宣告逮捕他的人犯有叛逆罪,把少帅软禁了起来——开始是在大陆,后来是在台湾,他就这样在度过自己的余生。”

实际上,张学良应该做好心理准备,当他采取了兵谏的行动后,就不应该再回到蒋介石的身边。几乎没有人能忍受部下的叛变,不管其动机是什么。

“1938年4月,当张国焘投向国民党的时候,武汉谣传,“周恩来将成为第二个张国焘。”一些人预言,委员长将把毛流放,把共产党易名为民粹党,由周恩来当最高领导,人们推侧,这个党将不像共产党那样走极端。有人甚至公开间周是否真的已经放弃了共产主义? “没有的事!”周回答“如果离开了我们的党组织,我就毫无作用,我参加国民党又有什么好处呢?”一些官员直接了当地提出要他参加国民党。他回答“不,国民党内各个阶层的仁人志士都有。我在那里还有什么用处呢?””

“1939年夏,周经历了有生以来最大的创伤,这个创伤不是来自于日本人或国民党,而是由他的一个共产党同志造成的。有一种说法是,周来找毛,毛有别的事要做,不愿那天晚上去中央党校讲马克思主义。毛让周代他去,并让他的夫人江青陪同。 在去党校的路上,江青用力抽打她的马,跑在了前面。当他们来到一片玉米地时,田边的小路非常窄,只能通过一匹马。突然,江青勒住了马。这祥,紧随其后的周,要么撞上她,要么践踏庄稼,要么也突然勒马。于是周就紧紧勒住了马缰,马的前蹄腾空而起,周摔下马来,为保护头部,他伸出右手,于是右臂在地上折断了。 肘部凸出的骨头清晰可见,鲜血喷涌而出。江青却装做什么也不知道似地回到了延安。”

婚姻怎么能不慎重呢?即使像毛泽东这样的人,如果挑选了一个错误的伴侣,也会在妻子的恶劣影响下,犯下许多过失。而一个好的伴侣,则在自己有犯错误的征兆时,对自己严加谏诤,避免自己做更多错事。娶妻娶贤不娶美,难道不是这样吗?

“周在谈判方面的才能要胜过党内其他同事,不论是同国民党谈判,还是同外国人谈判,都是如此。他深谙国际事务,和政府官员关系较好,英语流利,他的性格又特别适合这类工作。许多共产党人是带着一种要争吵的架式来到谈判桌的,但周却保持着一种适当的理智,当形势不利时,他就摆出一种无可奈何的样子,打算从对方博得同情心。”

“由于党内对毛近乎献媚的称颂和毛对自己所不赞成的东西实行的粗暴政策,延安陷入了一场政治狂热之中。周恩来在一次欢迎他归来的会议上,开始对毛颂扬。”

在主动承认错误,坚决拥护毛泽东的领导上,周恩来与邓小平的做法是相似的。难道每一个伟大的领袖,都多多少少具有较强的猜疑心吗?那些相对而言更开明的人,会被人视作软弱不够坚强,而只能像周恩来一样成为一个辅助者吗?

“周在延安是一个独特的人物,无人可与他匹敌。一个观察家注意到,与其他领导人相比,他显得非常整洁,“他的衣服不显臃肿,看起来很合体并熨得平平的。”一个俄国人在延安的一次晚会上发现周吃得很少,是唯一的一个喝不醉酒的人。周关心每一件事,倾听每一个人要说的话,并时常亲切地拍拍与他谈话的人的肩膀或握握手。他在宿营中是最勤快的人。他的私生活堪为典范,他的妻子邓颖超为他的形象增添了朴素的特色,邓颖超形容他们在延安的住处是“他们婚后的第一个家。”

周的办公室是一间闲置的窑洞,里面放着粗糙的木制家具,家具上刷着黄漆,闪闪发光。在党内,只有周主张与美国人作进一步的和有效的接触。在这些美国人中,任何一个人都能在战后中国的政治中起到重要的作用。一个苏联同志写道,除了与美国人的关系外,他“甚至对英国也有很大的好感,他帮助一个英国贵族从重庆带回了给他儿子的信,此人的儿子是一个激进派,在延安电台工作。同时,他还带回了一批中国的追随者,这些人在经济、政治和国际事务上的能力和才干在党内是无人可比的。””

“蒋委员长拿定了主意,相信他自己既得到国人的拥护,又有美国人的支持,一定能重新开始他消灭共产党的进程,完成几年前被日本人打断的工作。他宣布1946年召开由国民党控制的国民大会,对此周进行了愤怒的反击:“和谈的大门被国民党单方面关上了。”周向马歇尔要了架飞机,带走了制止这场中国历史上最血腥的内战的最后的徽弱希望,于11月19日飞抵延安。”

如果在1946年时,国民党和共产党能达成协议,组建联合政府,形成两党制轮流执政的局面。那么我们在历史上犯的一些错误或许不会发生。当然也有可能会导致更长时间的内战。结果究竟是会更好还是更坏,谁也不知道。

相比于蒋介石所领导的国民党方面。共产党方面从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以后的20多年里,几乎都是长期处在一种比国民党方面更为恶劣的生存和战斗条件之中。如果不是有坚定的信仰,人们几乎是没有办法在这样的环境中坚持下去的。

“尽管国民党军队拥有大批新式美国装备,但共产党也缴获了大量的日本武器,并且从国民党军手中缴获了美国装备。他们能打败和战胜他们的国民党敌人。许多国民党部队既无能又士气不振,许多战地指挥官不相信和共产党全力作战对国家来说是件好事,在六个月内,陷入困境的国民党政府再一次求和,到1949年1月,时局已糟到蒋委员长不得不辞职的地步,共产党军队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几周之内国民党防线就土崩瓦解了。”

“作为总理,周恩来的日常工作是连续不断地办公,其间穿插着各种会议。除因少有的两三次疾病或操劳过度而短期间断外,在他生命的剩余时间里,这种情况从未中止过。他开创了一种无人能够匹敌的步调,令人惊讶地参加频繁活动,每周召开各种内阁会议,并向会议作无数报告,而其细节又分毫不差。此外,他几乎每年都要到许多不同的国家访问。正象法国政治家特雷兰德提到那样,他“扮演着黎塞留的角色。””

“对那些敦促他休息的朋友们,周恩来会说,他承担大量日常工作是应该的,这可以给毛主席留出时间来考虑一些重大的问题。象毛泽东那样,他仍然保持着夜间工作的习惯,常常每天工作二十小时。他一般是从早上九点睡到中午,以及在乘车时打打瞌睡补充一下。他的妻子绝望地说:“我已经放弃了要他多睡一会儿的打算。”如果他的确感到累了时,他就在前额上擦点清凉油。他的公文包里总备有一盒这种油。”

其实我个人是反对这种以消耗身体为代价的做法。只有保证充足的睡眠和规律的饮食,才能拥有更健康的身体,从而工作更长的时间。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是最可惜的。

“毛泽东于1949年12月底抵达莫斯科,平生第一次访问苏联和谒见斯大林。他不明智地将他最干练的谈判家留在了国内。象美国人那样,斯大林可能也是三心二意。毛泽东被迫等了很长时间,请求援助没有任何进展。最后,他把周恩来召去。”

“周恩来到了莫斯科后,花了几乎一个月的时间劝说难以对付的俄国人签订一批协议——这些协议形成了今后十年中国对外关系的基石。斯大林仍对毛泽东三十年代对待共产国际和与苏联联系的方式感到愤怒。现在,中国共产党不得不为此付出代价。2月14日,他们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以及其他的条约,这些条约肯定了蒙古的独立地位,规定双方联合管理与俄国有着传统联系的铁路与港口,并且对华提供一项为期五年的三亿美元信用贷款。这些条件很苛刻。为了得到苏联承担中国国防的义务与援助,周恩来与毛泽东不得不继续忍受苏联在中国北部、西北部和蒙古的半殖民主义活动。”

“毛泽东三天三夜在他的房间里踱来踱去。周恩来则沮丧地通知官员们召集一次会议。他说:“如果必要,我们必须准备好从沿海省份撤回到内地,并且为了准备一场长期战争要把西北与西南变成基地。” 中国志愿军进入了朝鲜。麦克阿瑟声称,他不认为有什么东西能挡住他的道路。但是,中国军队阻止了美国人向前推进的速度,并终于把他们从北朝鲜赶了回去。”

“在会议陷入僵局的最初阶段,周恩来在一间接待室里与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不期而遇,正好面对面相碰。这位态度僵硬的美国国务卿对周恩来的个人诚意公开表示置疑。他宣称只有在他们撞车时,他才会亲自会见周恩来。周恩来对这位美国人伸出了手,他以前从未见过杜勒斯。屋里的其他人都份住了,注视着这位美国人如何作出反应。杜勒斯有意地摇摇头,将两手交叉着放到背后,扭转身大步走出了房间。象个新英格兰教徒那样嘴里咕浓着“我不能”。周恩来凝视着杜勒斯的背影,抬起双手耸了耸肩,好象是说。“这是什么举止?。”

“令周恩来愤怒的不仅仅是“东南亚条约组织”与美国和台湾签署的条约。国民党仍然占据着大陆与台湾之间的几个没人正式居住的小岛。1958年9月共产党炮击这些岛屿时,激发了一场持续性的国际危机。在美国人看来,这一行为证实了中国的侵略意图。”

中国人处理自己的内部事务都受到外国势力的干预不能完成。说到底还是因为我们自己太过弱小。如果中国足够强大,有谁能对中国的内部事务指手画脚呢?当今世界有几个国家敢对美国的内务指指点点呢?

“在尼赫鲁的关照下,中国人包租了一架叫做“克什米尔公主”号的印度班机,载着他们的代表团飞往万隆。在复活节后的第一个星期一那天,这架载着九名中国官员的飞机队毁在海上。尽管调查的结果从未令人满意过,但看来好象是国民党特务在机上安置了一顺定时炸弹,希望能使周恩来丧生。然而,周恩来本人却取道仰光迂回而行。”

“他为自己的政权所做的关于政策界限唯一一次讲话是在1956年1月14日那一天,当时,他对党制订的关于知识分子的政策进行了分析。 他在分析中具体说明了为什么中华民族的进步需要使大批的科学家、工程师、技术员、医生以及其他专业人员在工作中感到心情自由舒畅。周说,中国已经超越了大多数的中国门外汉们曾竭力要赶超的以蒸气和电力为基础的西方工业革命,中国现在应该欢迎更具意义的“新的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如果中国要有一席立足之地,那么,它就必须在未来的十二年内,达到国际最高科学水平。”

实际上周恩来对科学技术的态度要比毛泽东更为开明。但是因为他不是党内的1号人物,所以后来在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他只能违背自己的意愿而执行毛泽东的意志,不得不作为一个“管家”式的人物,对中国的知识分子进行了毁灭性的打击。尽管如此,他仍旧尽自己所能,为一些人提供保护。他能做到的,他已经做了。他没有做的,非不为也,实不能也。

17/08/27

20/0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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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传 周恩来传 8.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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