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德里达《论文字学》笔记

龟龟
2020-05-26 看过

一、导言

《论文字学》是对“文字学”的研究。文字学是对书写是什么、何时产生以及如何产生的、其与其他诸如说话的交流方式有何差异的研究

虽然《论文字学》是关于文字学的作品,但其自身实际上并非一种书写的科学。文字学是一个问题而不是一个解决方案的场域。它提供了一系列更多问题——关于书写、说话(speech)、科学的性质甚至真理的性质等,这些问题就是这个作品的主题

“文字学”为对“在场形而上学”(metaphysics of presence)的洞察提供了可能。西方哲学传统假设了一种作为至高价值的、完整的或纯洁的“在场”(presence/当下),通过其评判所有现实。最真实、本真或正确的事物是最为在场的事物。在场形而上学通过一系列概念、价值或术语的二元对立而运作,其中一个概念被认为承载着在场自身,而另一个被视为远离或失去了在场(如先验高于经验,灵魂高于身体,男性高于女性等等)

在场形而上学概念依赖于一种根基上的不稳定性(instability)。在场之物实际上是通过无限的、几乎不可察觉的无数差异(differences)、延迟(delays)或空间(spaces)而成为可能的。所谓首要的、统治性或优越的价值往往偷偷依赖于次要、不同或劣等的价值,以获得一种它被假定为应当全然倚靠自身而获得的在场。

《论文字学》是对“说话”与“书写”的形而上学对立的分析:逻各斯中心主义认为说话优先于书写,并将其作为一种表达逻各斯在场的本源的、享有特权的方式。书写在最好的时候被视为一种调解(mediation),最差被视为侵蚀了说话的纯粹在场

德里达挑战了这一说法,认为所有的语言(口头或书面)都可以视为是“书写”(writing)的。所有语言都具有这种“调解”的功能。调解的状态是所有语言的原初条件

德里达的挑战试图说明的是这样一种阅读方式:其并不在逻各斯中心主义传统内部保持忠诚,也不假装能够仅仅移出其外部,而是从传统内部去指出传统的不稳定性或偶然性

二、历史语境

德里达的哲学面对整个西方传统,其作品是对西方传统整体的批判

【超越形而上学?】

德里达的思想资源与思想语境

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定义“生活”的事物并非生物性而是历史;我们关于现实的观点是颠倒的。德里达认为马克思主义中的某些成分是解构操作必须要肯定之物:对“上帝”“存在”“意识”等永恒的形而上学概念的历史本质的揭露

尼采:“系谱学”:对形而上学历史性的揭示,这个历史是它们首先需要作出解释的历史;形而上学是“禁欲理想”的产物;对权力意志的肯定。德里达之所以赞扬尼采是因为尼采提出的问题——如何从内部去抵制形而上学,并试图构建一种力量、生成和差异的哲学

弗洛伊德:对有意识的自我同一的自我的质疑。德里达认为精神分析的意义在于揭示了表面上简单、同一和在场的原初点—如主体意识事实上整个原初的未经思考的差异网络,不足是有使得无意识成为新的形而上学基础的风险

海德格尔:德里达的“建构”是对其“拆毁”(destruktion)概念的激进化。“踪迹”,对“在场形而上学”的批判是对其思想的发展。

德里达对海德格尔的质疑:对存在的原初经验的揭示有树立新的形而上学的风险;仍然存在对丧失了的“在场”的怀旧;

海德格尔对德里达的最大启示是一种严格系统的论证方式,其以此描述了任何对形而上学的批判都会陷入一种循环论证,任何对形而上学的批判都必须考虑其自身想成为形而上学的内在倾向

德里达并不试图寻找脱离形而上学的方式,也不构建新的反形而上学体系,而更多是在阐明这个更复杂的两难境地(dilemma)。对形而上学的批判必须在其理念体系内部运作

【在现象学与结构主义之间】

德里达的哲学是通过紧密地讨论60年代法国思想主潮而进行的——现象学与结构主义,德里达认为二者共享相同的逻各斯中心或形而上学传统,都将说话拥护为在场的真正拥有者,并且压抑书写,将其边缘化

对胡塞尔的批判:其现象学将意识设定为一个纯粹、直接(immediate)的在场的位置,但其在场形而上学实际上是通过它所希望排挤的一切事物达到的:缺席、调解、差异,尤其是书写

对结构主义的批判:

结构主义尽管批判所谓“先验”哲学,但却预设了一个固定的或“在场的”点,结构围绕着该点转动。任何结构中心存在的对全然在场的欲望是在对调解、差异和书写的压抑的基础上才成为可能的。其试图在所有调解中定位出一个纯洁的或原初的本质或基础,“在一个超越了运作的全然在场的基础上”来思考结构。

结构主义只是试图停止从事哲学,并且再次开启某些诸如人类学、语言学或历史这样更加“科学”“客观”的事物,这使其自身的形而上学前提未被质疑。这些假定的原创反思实际上预设了古老的哲学二元对立:说话与书写,自然与文化,先验与经验等等、

结构主义的启示是,即使是在哲学之外最严格的学科仍然被困在在场形而上学基础上的不连贯性中,它们的真理、在场和说话的获得同样是通过压抑调解、差异和书写为代价的

表面上截然对立的学说——现象学与结构主义最后彼此成为了对方。二者同样依赖在场形而上学观点的理论基础(在场出现在何处是不同的);都是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话语(discourses),语音(voice)被视为是优先的媒介,“在场”通过其获得交流;都内在依赖于其所标记为“缺席”的价值

这样的批判使德里达能够开始阐明其所理解的调解、关系或差异的原初状态。这种状态是任何形而上学的基础

德里达提出了一个古老的问题:何种程度上建立一个比形而上学更稳固的知识基础是可能的?

德里达同时迫使我们去思考“历史”这个概念及其各种相关的概念(语境、传统、谱系、遗产等)究竟意味着什么?传统哲学的“历史”概念是其要质疑的形而上学前见的产物

德里达对形而上学的批判是试图揭示所谓在场的激进的历史性

德里达同时解释了历史哲学自身就是在场形而上学的一个产物,依赖三重假设(线性时间、目的论、传统)它们在本源上都是形而上学的。德里达的目标是指出历史的概念自身如何是一种历史建构,并不能被视为真理

德里达对历史概念的批判同对其他形而上学概念的批判方式一样,是去揭示形而上学所居身的差异的开放网络:没有任何历史的瞬间及思想、时代或传统是全然自足的,它们不可避免包含着其前或其后的踪迹。历史形而上学的概念——其中当下瞬间的连续更替像项链上的珍珠一样串联在一起——被展开到一个在过去、当下、未来之间的关系系列中,这个系列是更复杂、多元和差异的

“并没有任何一个单一的历史,一种普遍的历史,而只有复数的历史。”

因此不能将“德里达”视为观念史中的又一章。我们可以用很多方式重写关于他的思想史,我们可以在任何地方发现德里达的痕迹

哲学“历史”的文本并非只是遗迹,而是不可穷尽的资源,因此阅读它们的任务永远不会终结。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对于德里达的作品,最重要的历史语境就是未来

三、文本导读

1. 书写的开端

【解构】

解构(deconstruction)事实是一个双重过程,同时是否定的、毁灭的和肯定的、建构的。解构试图阐明那些通常是被隐藏或压抑的条件,这些条件让任何的结构能够首先被建立起来。

解构并非一种理论、技术或方式,并非某些我们从“外部”对文本做的一些东西,而是某些我们揭示的任何文本被内在构建起来的方式,是文本的基本条件,虽然这个条件是被隐藏或压抑着的。阅读过程并非主动“解构”逻各斯中心主义,而是揭示出在场形而上学已经在一个“自我解构”的过程中,处于一种永恒的不稳定或偶然状态中。任何文本都建立在一个在移动中调解、差异和踪迹的网络中。

必须理解“文字学”与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历史背景之间的对比,才能理解其新颖性。

德里达将其分析集中于这个历史的一个独特方面——语言符号。语言符号并非只是逻各斯中心主义例子中的一个,而是走进整个形而上学逻辑的的一个决定性的入口。符号的逻各斯中心理论建立于能指/所指的二元对立前提下,这个对立能带领我们进入一个更大的对立网络,它们组成了形而上学的整体。因此对符号理论的解构是解开整个逻各斯中心主义系统的线索。

亚里士多德《解释篇》奠定了符号理论的根基:一个符号总是对某些预先存在的观点或精神体验的符号或再现,建立了类似能指/所指的区分

对说话/书写的区分,认为说话与精神体验有一种直接的贴近,书写与思想则只是二手的关系,是一个符号的符号。作为意指模式的说话词语与书写词语之间,存在一种明显的逻辑与时间先后上的等级差异。书写的词语在本源上是是语音的(phonetic)

符号历史的另外一个重要时刻是“基督教的创世论或无限论的新纪元”时刻,基督教与希腊形而上学相遇的时刻。正是通过感官与理智世界的二分才会产生现代语言学的能指与所指之分。符号总是一个纯粹的、直接在场的符号,这个在场在符号的背后,而且这种在场形而上学在基督教中能找到最系统的表述——上帝作为第一因,一种绝对的在场的存在和所有意义的保证者,“先验的所指”(transcendental signified)将所有事物都固定于其自身中,上帝的在场只是被说话者的在场以及他或她的思想或感受等所替代

历史的发展只是用一个逻各斯概念代替另一个,这一点在卢梭和黑格尔那里得到了重要体现

实际上逻各斯中心主义历史永远建立在一种不稳定性上,所有的符号都具有书写的调解状态的典型特征,因而不可能直接与“在场”的意义或所指关联起来。因此逻各斯中心主义归给“书写”的调解的特征事实上描述了语言的状态。作为语言的亚种(sub-species)而被拒绝的事物必须被暗地重新接纳,因为其事实上是所有语言的隐藏条件。因此符号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实际上在自我解构。

逻各斯中心主义并非完全拒绝书写,而是区分“好的”与“坏的”书写。一方面书写总是被攻击为一种对说话词语的无生命的替代,并且导致遗忘和虚假;另一方面书写又被招募到逻各斯中心之中,被视为说话词语的忠诚延伸,帮助延长记忆和传播真理。

换言之,逻各斯中心主义试图将书写的风险——易错性、不可靠性与在场的缺乏——封闭(enclose)到一个固定系统中,这个系统的意义得到一个“先验所指”或在场的保证。

当下的任务是追索形而上学系统的概念局限或界限:我们能定位裂痕,并透过其看到未被命名的微光

新的书写概念的出现。书写不再被视为一系列经验的标记或铭刻,而是某些更重要的事物:经验书写、一般语言甚至我们能够觉察那个超越语言的世界的可能性条件

书写的“开端”并非二十世纪的现象,而是总是所有语言符号的结构性条件的某种实现,语言“总是”一种“书写”的形式

德里达认为二十世纪哲学的“语言转向”为文字学的出现奠基。语言不再只是描述外部世界的工具或媒介,而是我们理解所有事物的决定性条件

但德里达认为语言转向正被“码写”转向所超越书写成为了解释事物的主导方式。这是当代各个领域都呈现出的发展新趋势。这一转向给予了我们一种关于在自我解构中的了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洞见

【元书写】(originary writing)

“书写”并不只是语言的一种条件,而是一种像本体论条件的地位一样的事物:我们理解的作为意识、文化甚至是生命自身的建构材料都是根据调解、差异和关系的原则而建构的。书写并非在原初状态之后到来的事物,而是已经在那里,在本源自身之中

“元书写”并非要建立一个新的本源点,并非是说书写是在说话之间发展而来,而是质疑本源的、绝对开端的观念以及历史、神学或哲学的纯粹“在场”的起点的观念

一种关系的或差异的结构——在其中意义通过一个系统不同部分的相互作用而运作,而不是指向某些“外在于”那个系统的事物,这类似于德里达关于语言运作的方式

因此“书写的开端”实际上意味着“并没有‘开端’”

2、索绪尔:书写与踪迹

如果可能,一种新的书写科学应当以怎样的形式出现,何种程度上构建这样的科学是可能的?

之前构建文字学尝试失败的原因是没有认识到书写并非一个科学对象,而是首先让科学研究成为可能

书写的科学将是某些构成科学自身可能性的事物的科学

文字学的历史中对书写本质的探索很快被对书写在文化内部起源的历史探索取代,因而得出(1)说话是语言的最先形式 (2)书写是说话的衍生(3)在其最纯粹的形式中,书写因而是语音的,更精确地说是字母的

为什么探讨语言学?——语言学已经成为当代人文科学的“皇后”;在质疑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符号理论只是将符号理解为某些预先存在的观念或概念的物理表征时,索绪尔的符号理论扮演了决定性角色(能指与所指不可分割)

索绪尔的方式是“音位学的”,将声音结构理解为所有语言的基础,包括书写,因而建立起一种等级制度

德里达认为索绪尔的语言科学仍然被包含与排除的二元对立所统治。其认为只有说话的能指能指向所指。其提倡说话与意义之间的自然亲近性。书写不仅在语言本质的结构之外,而且在自然状态(state of nature)之外。说话=自然、在场,语言“内部”;书写=不自然、缺席、被调解的事物,语言系统的“外部”

索绪尔的语言科学包含了一个更大程度的形而上学计划,对书写的恐惧表明书写并非只是一个语言上的威胁,而是一个道德上的威胁:书写的词语颠倒了事物的自然秩序

德里达认为,书写包含的威胁并不是某些从“外部”降落于语言的事物,而是语言自身的原初状态

索绪尔理论的不稳定性在其自身的“矛盾逻辑”中暴露出来一方面他为说话的自然优先性辩护,另一方面却强调语言符号具有的任意的、约定俗成的和差异的(非自然)的状态。这个意义上他的理论为一种更为激进的书写概念打开了大门

德里达发现许多重要时刻,书写语词在索绪尔的语言系统的中心处突围而出。这体现了索绪尔认为的所指与能指关系的任意性,其认为能指首先是差异性而非语音的,而且更加激进的是说明了一种在说话与书写对立之前就存在的原初“踪迹”(trace)或元书写。索绪尔转向书写实际上是回归到某些他试图压抑的事物:普遍化的“书写”是语言学的真正基础

索绪尔的观点自相矛盾:声音(能指)与意义(所指)之间的“自然纽带”;语言符号的任意性(特定能指和特定所指的关系是习俗的产物)

如果所有语言符号都是任意的,这意味着所有语言都具有一种书写的不自然地位,它们都属于索绪尔命名为“书写”的范畴

索绪尔的另一个洞见更加清楚地展现了语言的“书写”特征。其认为语言由一系列“差异构成而没有实质价值”。语言符号首先是一个心灵(psychic)现象,是非物质的,独立于物理声音。一个符号实际上通过其与其他符号的差异获取意义。

因此一个符号是某种自相矛盾的事物,任何表面上独一的、“在场的”、独立的符号必然在自身中包含着同一系统中其他符号的踪迹,其自身通过这样的踪迹被定义

因此语言依赖于一系列差异,任何建立一种说话先于书写的自然优越性的企图都无法成立。这也是索绪尔越发依赖书写,将其作为整个语言运作的一个隐喻或类比。每个能指最好都被理解为一个“能指的能指”。因此书写的地位低下准确地描述了整个语言的位置

——元书写。这一概念并非要倒转说话先于书写的等级关系。元书写与庸俗的书写概念“在本质上存在着一种交流”,如同无意识与自我的交流。问题不是驱除庸俗概念,而是将其从内向外翻转,揭示内部压抑的事物,这种事物就是被称为元书写的一种调解的普遍状态

【原初踪迹】(Originary trace)

系统中的每个符号必须通过自身与其他符号的差异获得同一性。符号是内在地被其并不具备的特征所标记着的。每个符号必须保持其他符号的踪迹,被这些踪迹所定义。这个本质的、构成性的过程(该过程中每个符号都与其他符号相联系)是“原初踪迹”。

因此没有符号是在时间或空间中简单“在场”的,其意义依赖于其他不同时空的符号的踪迹。

踪迹是延异(différance)

“延异是指一种运作(movement),通过这种运作,任何语言或符号、任何一般的参考系统在‘历史中’被构建为一个差异的网络组织。”

延异将法语动词“分延”(différ)的两种不同意义结合到一起。一方面指“区分”(differ),另一方面指“延迟”(deffer)。它一方面意指任何符号在空间中延展或延伸的方式,其同一性/身份必然指向系统中其他元素;另一方面意味着任何符号都是在时间中推迟或延迟的,其同一性/身份总是指向系统中存在于其之前或之后的元素

因此一个全然在场的意义永远无法被触及。我们永远无法抵达一个纯粹的思想或概念,即一个独立于所有能指的所指。因而也不存在“先验所指”

德里达认为“原初踪迹”不仅可以适用于语言,同样能够适用于思想、意识和知觉的领域中。德里达的目标是以对索绪尔理论的解构瓦解整个形而上学世界观

从在场形而上学的角度看,踪迹最为激进的地方在于其是原初的(originary)。

踪迹既非在场也非缺席的,正如语言的差异性理论意味着没有任何“在场”的元素能不依赖于所谓“缺席”的元素而运作

踪迹既非感性也非理智的。我们甚至无法思考它,因为严格意义上在观念之中的差异自身并非一个概念

踪迹既非主体的也非客体的

踪迹并不属于自然与文化的对立或这种对立的任何类推

原初踪迹既非一种经验或历史的事件,也非一个先验的原因或条件

踪迹先于任何形而上学概念,因为它是延异的运作,这种延异能让它们首先呈现为概念:“事实上踪迹是一般意义的绝对本源”。本源并不意味着一个统一的在场根基,而是指踪迹是调解、综合或复杂性的原初条件,首先强调的是并不存在纯粹的、单纯的在场的本源。任何本源总是多元的,被视为独一的本源点必须通过依靠某些其不是的事物界定自身,通过一个无限的延异过程像细胞一般繁殖自身。

——在场形而上学的 “本源”永远不会在场

原初踪迹将在场形而上学置于一种双重束缚(double-bind)之中,既让在场的欲望成为可能,也使得满足其欲望变得不可能

总结:《论文字学》并非建立一种新的、更加严格的书写科学,而是探索某些冒着“摧毁”科学知识自身概念的风险的事物

3、列维施特劳斯与文字的暴力

《论文字学》第二部分很大程度上是对卢梭的细读组成的。卢梭被视为逻各斯中心主义问题的重要症候

德里达认为列维施特劳斯的理论与卢梭有内在一致性,同属逻各斯中心主义传统

批判施特劳斯叙事类型(genre)与卢梭的一致性

对“专名战争”的批判

列维施特劳斯将南比夸拉人描述为自然纯洁、善良的,并与自身的罪过形成对照,

施特劳斯认为书写与人对人的剥削相联系,书写性的、文字性的西方文化暴力侵蚀了南比夸拉人纯洁的、前文字文化。而德里达认为这种被假定的乌托邦的内在结构实际上已然出现了“文字的暴力”

(1)命名动作中已经存在一种“原初”暴力,语言自身的结构违反(violate)了专名被假定的专有性和唯一性。专名已经被其在语言的差异、关系和调解的系统中的铭写所征用。这是元书写的系统

(2)第二种暴力——法则(law)的暴力,用暴力对付暴力。法则的建立制造了原初“专有性”状态。对某些“非专有性”(impropriety)的确定或禁止的手段产生了存在“专有性”状态的幻觉

(3)第三种暴力——人类学家试图让女孩泄露“专名”的诡计。一方对另一方非法实施的物理的、实际的暴力,是前两者内在暴力合乎逻辑的实现

对“书写课”的批判

南比夸拉人的语言中没有“书写”的准确词语不能成为其不知道书写的证据

单纯地区分南比夸拉人书写的“美学”功能与其他书学的“实用”功能是可疑的

部落人的家族谱系分类学可能代表着一种独特形式的书写,成为“元书写”的证据

对施特劳斯书写文明观的批判

书写的发明与科学文化进步没有太大联系?——科学知识恰恰取决于书写的发明

新石器时代取得了巨大的知识文化进步。字母书写发明之后的时代知识的“量”很大程度上并无增加——新石器时代仍然存在另一种形式的“书写”(如铭写和储存信息系统);知识的“量”的概念本身就是现代知识体系的一部分

书写是人类剥削的工具,书写与权力之间存在关系——农业社会也存在“元书写”;单纯将政治等级的建立与政治剥削、统治混同,现代文明的“法则”仅仅简单地等同于“奴役”吗?

列维施特劳斯的人类学被一种卢梭的本源神话(mythology of origins)所塑造

德里达并非要否认西方殖民者的暴力,而是质疑任何一种纯洁的或绝对的道德之善的可能性,它总是包含着暴力的踪迹

德里达实际上将书写的原初暴力视为一种新伦理的基础。“没有任何伦理是没有他者的在场的,但它因此同时也不可能没有缺席、掩饰、迂回、延异和书写。”

4、卢梭:替补的逻辑

现代哲学家中卢梭是唯一在关于压抑书写方面建立了明确主题或系统的人

卢梭的语言的不信任具有政治维度。说话的词语被描述为有机的、未加区分的、自我在场的社群的保证者,是人类组织的理想形式。而书写则代表了现代市民社会的开端,具有非个人的结构、不平等和分化的特点 ,代表一个开始分化或消失的社群。从说话到书写的过渡不可避免地与人类从自然状态到腐败的现代社会的堕落的历程相联系。

然而卢梭的书写哲学中存在着一种“述行矛盾”(performative contradiction),一方面攻击书写是对说话的腐化,另一方面却讲述书写视为对说话的缺陷的必要矫正或替补。其揭示出的实际上是说话的不可靠性

【替补】 le supplément 德里达认为替补的比喻在卢梭文本中有两种相互矛盾的意义。一方面替补是对某些自身已经是完整、在场和足够的事物的补充(addition),只是丰富和保存自身已经是“最充足的”在场的事物;另一方面替补又是对自身在本质上缺席、不足或需要增补的事物的重要替代物或补偿,揭示了在场的本质缺陷

德里达认为这两种矛盾的意义逻辑地彼此交织,那些生产了任何完满或直接在场的事物恰恰就是一种替补,是对在场自身缺席的真补偿

卢梭制造的自然/不自然,内在/外在等二元对立无法控制将这些彼此对立概念捆绑于一起的差异的逻辑。自然状态是一种原初的缺失,它需要替补

卢梭将手淫视为对自然、健康的性关系的替补(双重意义上的)。手淫一方面被描述为一种不自然的恶习,用幻想代替真实事物,另一方面又被视为一种完全自然的行为,其从自然欲望中产生,即使效果是浪费、滥用或毁灭自然自身。因此德里达认为手淫是自然状态内部某种需要去替补的缺陷的产物

手淫同时还展现了替补的逻辑。手淫使得卢梭能够让一系列缺席的爱的客体以一种想象或象征的形式“在场”。但在享受快感的同时他仍然感到挫败,因为“在场”归根结底只是一种幻觉。因此卢梭的自慰经历成为替补逻辑的缩影——它来到现场去增补或丰富一个被假定的纯粹在场,同时揭示了纯粹的在场从来不曾存在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手淫地位的变化:卢梭最后将自慰视为并非一种自然能量的浪费,而是一种保护自身高度敏感本质的方式,使其免受性关系未经缓解的快感带来的伤害。

德里达认为这一点解释了一个纯粹的、不经调解的“在场”的某种脆弱性和不足。纯粹的、自然的在场实际上是一种疾病,甚至等同于死亡。因为在场是一种完全缺乏时间延续、运动和差异的事物,其缺乏生命。

卢梭的整个生命就是从一个替补(物)到另一个替补(物)

并非替补调解了一个预先存在的在场,而是替补性的调解生产了它们所替代的事物的幻觉

怎样理解德里达的阅读方法?

任何批判性的阅读都必须涉及一种“双倍化/复制的评论”(doubling commentary/commentaire redoublant)。一方面尊重作家使用语言交流的意图,尽可能复制和再生产作者的意图;另一方面要把握到语言超出(beyond)作者意向性的部分

“并不存在文本的外部”(There is No Outside-text)

以卢梭为例:

(1)我们唯一能够知道的是通过文本呈现出的卢梭。卢梭的世界已经永远离去

(2)“真实的”卢梭也总是一个文本(即使其在世时)。其真实生命同样是根据调解、差异和关系的原则构建的——现实之为文本。他的生命的所有内容被包含进一个不同种类的文本网络(语言、历史、社会、政治、性……)中,并被其构建。

(3)因此不能在语言与“世界”之间划分清晰的界限。元书写或普遍化的书写占据了等式两边。书写溢出到“真实的”世界中并建构世界。

(德里达:“并不存在文本的外部”意指“没有什么是在语境之外的”。“文本”指的是所有被称为“真实的”“经济的”“历史的”社会机制的结构,即一切可能的参照物。每个参照物和所有现实都具有意指差异性的踪迹结构,人们只有在阐释的体验中才能进入这种“真实”)

德里达认为自身的方法既非内部也非外部的,而是在形而上学上的“过度”

德里达的策略看似是经验主义而非理性的。但“经验主义”概念只有在形而上学自身决定的概念对立之内才有意义。“过度”并非一种极度、不成比例或非哲学的方式,而是一种激进地超出整个在场形而上学的轨道(ex-orbis)的尝试。德里达无法为自己的阅读提供绝对的合法性支撑的原因并非对理论的拒绝或对实践的拥抱,而是去质疑形而上学渴求一个所有知识绝对根基、本源的尝试。在任何本源的缺席中,我们必须“在任何我们所处的地方”出发(如卢梭文本)。因为“原初踪迹”使得我们明白不可能给一个出发点找到理由

重要的并非哪一个特定的替补品代替了一个被假定的在场,而是为什么这样的替补是必要的

总结:

“书写”名义下的事物不仅在说话和语言的起源中,而且在整个逻各斯中心主义计划的起源中。这种在本源中的替补物、一种原初的调解状态使得在场形而上学最终失败

原初的替补无法于在场形而上学内部被思考,它并非首要或次要、在场或缺席、积极或消极的,而是使得这些二元对立成为可能的多重力量的互动

对形而上学的解构必须从形而上学中借用自由,我们只能使用形而上学的语言。即使我们试图阐明或界定的概念——元书写、原初踪迹或替补在自身中是不可能或无意义的,解构必须从内部开始,在“几微”间逃离在场形而上学

保罗德曼:德里达思想在文学中的应用,解构批评

列维纳斯:我们只能通过一种亏欠“他者”(autrui)或对其负责的感受——这个他者超出了任何我们对其的认识——才能开始获得我们自己的主体性意义

德里达的原初踪迹具有列维纳斯提出的深刻的伦理意蕴——“踪迹”的结构同样是与“他者”关系的结构。去理解原初踪迹的结构就是去意识到在“同一性”的秩序之内存在某些绝对是“他者”的人或物的常在

德里达的解构的政治力量在于其对一个绝对的或开放的未来的肯定,这个未来不能被在任何政治体制、信仰系统或组织中以任何形式被规划、实现或使其在场。“让未来到来,或在任何情况下让未来的可能性敞开着。”

后期德里达对绝对未来的无条件肯定以一种类神学的、弥赛亚的词汇得到描述,但仍然可以被视为早期原初踪迹观点的逻辑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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