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哲学》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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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5-26 看过

政治哲学

政治哲学/乔纳森·沃尔夫 著/毛兴贵 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年7月第1版

导论

有人说,政治哲学只有两个问题:谁得到什么?谁有发言权?这种说法并不完全正确,但也没有太大问题,完全可以作为一个有用的出发点。第一个问题涉及物质性益品的分配以及权利和自由的分配。人们拥有财产的根据应该是什么?他们应该享有何种权利与自由?第二个问题涉及另一种益品即政治权力的分配。应该由谁来掌握这种权力呢?政治哲学家的任务之一就在于确定自主性与权威之间恰当的平衡,或者换句话说,确定政治权力的恰当范围与分配。

自然状态

要是没有国家会怎样?

一、亚里士多德

不仅人类始终生活在国家统治下,而且这也是他们唯一可能的生活方式。根据这个观点,国家自然而然就存在,也就是说,它对人类来说是自然而然的。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国家的社会中,也许我们就不会成为人类。或许我们会成为一种更低等的动物。

二、霍布斯

霍布斯对物质的解释最重要的方面就在于,他采纳了伽利略的运动守恒原理。“当一个物体处于运动状态时,它会永远处于运动状态,除非其他某种东西阻止它。”运动守恒理论的重要性在于,霍布斯利用它来把人描绘成总是在追寻某种东西,永无休止。“在今生是不存在心灵的永恒宁静这样的东西的,因为生命本身就只不过是运动,永远也不可能没有欲望。”霍布斯主张,人们追求“幸福”,所谓“幸福”,就是在实现欲望的目标时不断成功。在自然状态下,恰恰是对稳固的幸福的寻求把我们带向了自然状态下的战争。因为人就本性而言是“平等的”,“通过密谋或者与他人结盟,最弱的人也有足够的体力杀死最强的人”,而在自然状态下,益品是稀缺的,无论我拥有什么,别人都可能想要,因此我必须时刻保持警惕。然而,即便我一无所有,我也无法免于恐惧。他人可能会把我当作威胁,因此,我最终很容易成为先发制人行动的受害者。更糟糕的是,人们不仅寻求当下满足的手段,而且还寻求权力以便满足他们将来会有的任何欲求。由于有权有势的名声本身也是一种权力,所以有的人就会攻击别人,哪怕是那些没有构成任何威胁的人,纯粹是为了赢得作为未来防护手段的体力强大之名声。总之,霍布斯看到了自然状态下发动攻击的三条主要理由:为了利益,为了安全(先发制人防范侵犯者),以及为了荣誉或名声。最终,霍布斯主张,对死亡的恐惧导致人们创立一个国家。霍布斯把按照你认为适合于保存你自己的方式去行动的自由叫作“自然权利”,其后果可能是,在自然状态下,你可以做任何事情,甚至夺取他人性命,只要你认为这有助于你的生存。

尽管霍布斯给我们讲了一个很有趣的故事,但是他忽视了一个东西,即道德。尽管没有道德感的动物可能会像霍布斯所描述的那样行事,但我们不同。我们当中绝大多数人承认,我们不应该攻击其他人,也不应夺取他们的财产。当然,在自然状态下,有少数人会偷盗会杀人,就像现在一样,但是有足够多的人具有一种道德感,足以阻止情况变得越来越糟糕,并防止不道德的少数人把我们带向普遍的战争。

除了自由的自然权利以外,霍布斯还主张,他所谓的“自然法”也存在于自然状态下。第一条“基本法则”就是:“每个人只要有望实现和平就应该力求和平;不能实现和平时,就可以寻求并利用战争的一切助力和有利条件。”但是霍布斯已经主张,自然状态将是一种战争状态,因为在自然状态下,侵犯他人是理性的。霍布斯怎么能说理性既要求战争又要求和平呢?答案就在于,我们必须区分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集体理性涉及假定每个人都以相同方式行动,如何行动才对每一个体而言都是最好的。自然法表达的是什么行为从集体的角度来看是理性的。霍布斯的立场就是,如果我们知道自己身边的人也服从自然法,或者我们可以合理地预料到这一点,那么我们就有义务服从,因为这样一来,我们的服从就不会被人利用。但是如果我们处境危险,试图寻求和平并按照美德去行动必将导致一个人的毁灭,那么我们就可以“利用战争的一切有利条件”。自然状态下相互猜疑与恐惧的程度非常高,因此我们不服从自然法一般而言也是可以原谅的。摆脱这一困境的办法就是,创立一个统治者或“主权者”,由其严厉惩罚那些不服从自然法的人。

三、洛克

洛克说,自然状态首先是一种完全自由的状态,其次是一种平等状态,第三,受一种自然法的约束。当然,从字面上看,这听起来就像是霍布斯的观点,但是对于这三个说法中的每一个,洛克都给出了一种非常不同的解释。霍布斯的平等原则是一种关于所有人身心能力的主张。对洛克来说,它是一个关于权利的道德主张:没有人有一种自然权利让其他任何人从属于自己。这一主张明确地针对包括菲尔麦在内的那些接受封建的自然等级制观点的人,这种等级制以一个凭借神圣的任命进行统治的主权者为首。

他们在自然法的性质与内容的问题上存在着更大的分歧。对霍布斯来说,基本的自然法就是寻求和平,前提是他人也寻求和平,否则就利用战争的有利条件。洛克也认为自然法是由理性所发现的,但是洛克的自然法具有一个神学层面,这是霍布斯的自然法所没有的。洛克说,自然法就是,谁也不应该伤害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或所有物。在洛克看来,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虽然在人间我们没有一个自然而然的统治者,但是在天堂我们确实有一个。换句话说,我们都是上帝的创造物,是上帝的财产,被他放在人间做他的仆人,“他(而非我们彼此)高兴我们活多久,就让我们活多久”。“每个人……必须保存自己,不能擅自改变他的地位;所以基于同样的理由,当保存自身不成问题时,他应该尽其所能保存其余的人”。

一个更大的差异是他们对“自然的自由”的使用。我们已经看到,对霍布斯而言,说我们有自然的自由就是说,去做任何有助于确保我们自身生存的事情,通常是完全理性的,而且可以不受道德批评,哪怕这意味着攻击无辜的人。洛克的理解则相当不同,他声称,尽管自然状态“是一种自由的状态,然而并不是一种放任的状态……自然状态有一种自然法支配着它,这种自然法向每个人施加义务”。

霍布斯完全可以接受他的自然法在自然状态下是无效的。然而与霍布斯不同,洛克无法接受自然法会毫无用处:毕竟,根据洛克的观点,它是上帝制定的法律,而上帝大概不做任何无用之事。因此,必须有某种办法来执行法律:必须有人有权力执行它。但是,在自然状态下,我们所有人都是平等的,因此,如果某个人有这种权力,那么每个人都必须有这种权力。于是,洛克断定,必须有一种为每个人所持有的自然权利,即惩罚违背自然法的人的自然权利。我们每个人都有权利惩罚伤害他人生命、自由或财产的人。很重要的是,这种实施惩罚的自然权利并不仅仅为遭受伤害的人所持有。如果是这样,那么那些杀人犯就会逍遥法外,其后果是灾难性的。但更重要的是,受害者可能没有足够的体力或能力制服违法者,并向其实施惩罚。因此,洛克主张,那些违背法律的人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一种威胁,因为他们有可能会破坏我们的和平与安全,因此自然状态下的每个人都被赋予了洛克所谓的“自然法的执行权力”。

洛克看到,最初很充裕的土地最终也会变得稀缺起来:不是由于人口的大量增长,而是由于贪婪和货币的“发明”。在有货币之前,没有人有任何理由占有超过其家人生存所需的土地。如果你种植的东西多得你用不完,就完全是浪费,除非你可以用它来换取某种可以保存更久的东西。但是一旦有了货币,这种交换就变得容易了,可以储存大量的货币而不会有朽坏的危险。这使得人们有理由开垦更多土地,以便生产出产品来卖。这会相应导致土地紧张,然后,土地就变得稀缺起来(洛克认为,土地稀缺仅仅是出于这种原因)。洛克并没有说这种稀缺会导致霍布斯式的战争状态,但是他承认,一旦土地供给不足并引发争执,自然状态的“不便”就会成倍增加。这时就必须建立政府了。因此,尽管自然状态最初是和平的,但最终也变得几乎不堪忍受,即便对洛克来说,也是如此。

四、无政府主义者

“经过完善的”人类可以变得不仅没有攻击性,而且具有高度的合作性。这一令人向往的状态并不是被埋葬在遥远的过去,而是会出现在不可避免的将来,那时国家将不再必要。

自然状态真的“自然”吗

卢梭认为,研究过社会的基础的哲学家们都认为有追溯到自然状态的必要,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真的追溯到了这种状态。……他们中的每个人在不断讲述人类的需要、贪婪、压迫、欲望和骄傲的时候,其实是把从社会里取得的一些观念搬到自然状态里去了;结果,在谈论野蛮人的时候,他们其实是在描绘文明人。

卢梭主张,怜悯或同情对可能导致攻击与战争的那些冲动构成了一种有力的约束。

卢梭假定,野蛮人只有很少的欲求,相对于这些欲求,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打猎与采集来获得益品,而不是通过从他人手上掠夺。卢梭声称,这不是因为大自然慷慨,而是因为野蛮人离群索居,很少和他人联系。对于野蛮人的孤单生活,卢梭还解释说,大自然已经赋予了野蛮人独自生活的能力。野蛮人腿脚健壮且敏捷,不仅可以与野兽相匹敌,而且一般而言也很少有疾病(卢梭认为疾病源于放纵和不健康的习惯),他们想要的只是食物、性满足和睡眠,畏惧的只有饥饿与疼痛。天生就独居,这就排除了对“荣誉”或名声的欲求,因为野蛮人对他人的看法根本不感兴趣。因此,在卢梭的自然状态下,霍布斯所说的那些导致战争的因素,即对利益、安全和名声的欲求,要么变得缓和了,要么根本就不存在。

随着农业和冶金术漫长而艰难的发展,形势真正的恶化开始了。这离主张私有财产和正义规则只有一步之遥了。但是私有财产导致了相互依赖、嫉妒、不平等以及对穷人的奴役。最终:平等一被破坏,随之而来的就是最可怕的混乱。这样,因为富人的豪夺、穷人的抢劫以及一切人毫无节制的情欲,扼杀了自然怜悯心和还很微弱的正义声音,于是人变得贪得无厌、野心勃勃、恶贯满盈。在更强者的权利和先占者的权利之间发生了无穷无尽的冲突,这种冲突只能以战斗和残杀而终结。新产生的社会让位于最可怕的战争状态。富人是以一人对抗全体的,由于富人与富人之間的相互嫉妒,因之他們不能联合起来对抗那些因搶劫的共同願望而結合起来的敌人。为情势所迫,富人終于想出了一种最深謀远虑的計划,那就是:利用那些攻击自己的人們的力量来为自己服务,把自己原来的敌人变成自己的保卫者,并向他們灌輸一些新的格言,为他們建立一些新的制度。社会和法律就是这样或者应当是这样起源的。它們給弱者以新的桎梏,給富者以新的力量;它們永远消灭了天賦的自由,使自由再也不能恢复;它們把保障私有財产和承認不平等的法律永远确定下来,把巧取豪夺变成不可取消的权利;从此以后,便为少数野心家的利益,驅使整个人类忍受劳苦、奴役和貧困。

证成国家

国家

韦伯提出了一个类似的观点,如果用更加耸人听闻的话来说就是,国家在一定领土范围内垄断了合法的武力。垄断合法武力意味着国家承认有责任保护居住在其疆界内的每个人免受不合法武力的侵害。在这里,我们无非是指出了国家的一种理想类型,这种国家确实具有我们指出的那两个特点。让我们把定义问题放在一边,转向我们的核心问题:我们如何才能证成一个国家,无论它是否到达了这一理想?

社会契约

社会契约论观念的背后正是这样一种计划,即试图表明个人同意了国家。如果可以用这种或那种方式表明每个人都同意了国家,或与国家订立了一份契约,或彼此之间订立了一份契约来创立一个国家,那么问题似乎就解决了。我们可以通过表明每个人都同意了国家权威,来表明国家如何获得普遍权威,即凌驾于我们每个人之上的权威。这样,从理论上说,社会契约论是解决政治义务问题的一种显而易见且简洁的方法。它满足了普遍主义与自愿主义这两条要求。前者要求每个人都背负政治义务,后者要求政治义务只有通过同意才能产生。

在理论上,这些都完全没有问题,但是在实践上,我们去哪里找社会契约呢?除了如何交流与协调这样明显的实际问题之外,受到卢梭启发的批评者已经指出,认为自然状态下的野蛮人在观念上精明老道得能创立并尊重某种法律协议,这太荒谬了。

但更重要的是,即便真的有这样一份契约,又能证明什么呢?我们几乎不能主张它可以解释当今公民的政治义务。毕竟,没有任何合理的法律体系允许一代人订立一份对子孙后代有约束力的契约。

功利主义

功利主义的基本观点是,在任何情况下,道德上正确的行为都是那种可能产生最大功利总量的行为。功利以不同的方式被理解为幸福、快乐,或是偏好或欲求的满足。就我们讨论的目的而言,我们选择哪一种理解并不太重要,因此为方便起见,我们就谈幸福的最大化。粗略地说,功利主义要求,与同时可以做出的其他行为相比,你应该采取能够在世界上带来更多幸福(或更少不幸)的那个行为。

这或许就是边沁自己的真实观点:“就(人民)整体而言,当服从符合他们的利益时,他们就有义务服从。”将这段话扩展一下,就可以提出以下几点:

前提1:从道德上说,最好的社会是幸福得到了最大化的社会。

前提2:国家比自然状态更能促进幸福。

前提3:国家与自然状态是我们仅有的两种选择。

结论:我们有道德义务缔造并支持国家。

公平原则

无论个人是否同意国家,享受国家带来的利益又不承受有助于产生这些利益的必要负担,看起来是不公平的。因此,已经有人主张,任何从国家那里得到好处的人都有一种公平义务服从其法律,缴纳税收,等等。

这个观点背后的原则由法律理论家和哲学家哈特明确提出,他说:如果一些人根据某些规则从事某种共同事业,并因此限制了他们的自由,那么那些根据要求服从了这种限制的人就有权利要求那些受益于他们的服从的人做出同样的服从。

谁应当统治

反民主的柏拉图

如果你生病了,想要关于你健康的建议,你会去找一位专家,也就是医生。换句话说,你希望咨询一个受过专门训练来做这一工作的人。你最不愿意做的事情就是召集一群人,然后叫他们投票选出正确的治疗方案。国家的健康在重要性上不亚于任何一个人的健康。做出政治决定——符合国家利益的决定——需要判断力和技能。柏拉图极力主张,这应该留给专家。如果允许人民做决定,他们就会被声音最大、信念最为坚定的人(也就是智者)所左右,被充满野心的政治家的错误推理所左右。

有的批评者已经指出,对于存在拥有特殊知识的专家统治者这一主张,我们应该深表怀疑。毕竟,正如人们经常说的,没有人能够对任何事物拥有绝对确定的知识。几乎所有的知识主张,无论是在政治学、科学,还是哲学中,都是有可能出错的。因此,如果我们把任何问题上的决定都留给所谓的专家,那么我们就是在他们的能力问题上欺骗自己。

卢梭与公意

我们已经看到,柏拉图主张,统治需要一种专门的训练或教育。卢梭并不怀疑这一点,但是他否认应该只对少数人进行这种训练。如果每个人都获得了恰当的技能,并作为“主权者”(卢梭用这个术语来指拥有针对他们自己的权威并以集体的方式行动的公民群体)的一部分承担一种积极的,也就是民主的角色,这要好得多。因此,一个民主的国家应该高度重视公民教育。

卢梭区分了公意(general will)与众意(the will of all),众意是每个人的特殊意志的产物。我们回忆一下之前区分的两种投票:一种是根据自己的利益来投票,另一种是根据一个人对何为正确的理解来投票。以第一种方式,即根据你的利益来投票,就是在追求你的特殊意志。在卢梭看来,投票支持你认为道德上正确的结果或共同善,就是在根据你对公意的理解来投票。

代议制民主

任何一种政府,即便是最激进的参与式民主或审议民主,都需要行政人员来执行政策。人民的决定是不可能由作为一个整体的人民来执行的。一个进一步的问题就是:应该赋予这些行政人员何种权力?有一个假定认为,应该只赋予行政人员很少的权力,而把尽可能多的权力保留在人民手里。柏拉图的制度是另一种极端,在那种制度下,人民根本没有权力,权力全部掌握在行政人员即护卫者手里。卢梭对这个问题提出了第三种观点:人民制定法律,行政人员执行法律。但是还有另外一种更为人熟知的模式:人民选举代表,然后,这些代表既制定法律又执行法律。这就是穆勒为之辩护的代议制民主观念。

对穆勒来说,民主要想在现代社会继续存在,就只能采取代议制民主这种形式。为了理解为什么穆勒这样说,我们可以先看看他认为政府的恰当功能是什么。政府的目的是什么呢?在穆勒看来,政府的目的有两个方面:让公民得到“提高”,以及管理公共事务。要评判政府,既要看它对个人产生了何种影响,它是否在道德方面和智力方面让公民得到了“提高”,又要看它是否能够高效地处理公众所关心的问题。

自由的地位

穆勒论自由

民主制有自身的危险,即有可能导致多数人的暴政。如果认为民主的存在会消除非正义,那就太天真了。“人民”制定法律这一事实并不能排除一种可能,即多数派会通过一些压迫少数派的法律或者对他们不公平的法律。必须以某种方式来保护少数派。

穆勒用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可能有些出人意料。在论证了代议制民主的优点后,他紧接着就指出,我们应该严格地限制其权力。他的《论自由》(实际上发表于《代议制政府》之前)关注的就是“社会能对个人合法使用的权力之性质和限度”这个问题。穆勒主张,我们应该把大量的权力保留给个人。国家的干预要受到限制,使用公共舆论来塑造人们的信念与行为的做法也要受到限制。

证成自由原则

在自由主义的圈子里,人拥有某些基本权利被视作一条基本的公理。这些基本权利通常包括生命权、思想与言论自由权、自由集会权、迁徙自由权、投票权和竞选公职的权利。这种理论声称,自然权利是基本的、根本性的或者公理性的,是所有进一步决定的最终根据。如果自然权利具有根本性的地位,因而并不是基于其他某种论据推出来的,我们又怎么知道我们有哪些权利?这一困难被边沁利用,他指出,如果说人们有自然权利是“自明的”,为什么不同的理论家对于这些权利应该是什么又有不同的看法呢?不同哲学家给出的说明之间存在着重大分歧。这不仅提出了如何在不同看法之间做出裁断的问题,而且还带来了一个很棘手的想法,即关于我们有什么自然权利的说法似乎仅仅是个人意见而已。边沁对自然权利观念最著名的批评始于一个观察,即权利似乎是一个法律概念。在边沁看来,权利无非就是如此:“在我看来,权利是法律的孩子……自然权利是一个根本没有父亲的儿子。”

詹姆斯·斯蒂芬(James Fitzjames Stephen)主张,认为自由本身总是好的,这很荒谬。他声称,确切地说,自由就像火一样。追问火本身好不好,这是不合理的。这个问题完全取决于要用它来达到什么目的。斯蒂芬的这个类比选得很好。得到控制的火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最为重要的技术成就,比如内燃机,但是失控的火却非常可怕,而且通常也是巨大的灾难。斯蒂芬认为,自由也是如此。

自由主义的问题

一、毒药、酗酒与有伤风化

安乐死或者在一个人的请求下杀死他,自杀、企图自杀、约定自杀、决斗、堕胎、兄弟与姐妹间的乱伦,这些行为都可以私下进行,而不冒犯别人,也未必涉及腐蚀或剥削别人。(道德的法律强制)德富林自己的观点是,我们只能这样来理解这些问题:社会奉行一些共同的道德原则,并通过刑法来强制执行。如果任何人违背了这些原则,我们就认为他们冒犯了整个社会。

二、马克思对自由主义的批评

要求政治解放就是要求获得平等的权利。就宗教解放而言,在一个获得了解放的国家,其法律既不为宗教设置任何障碍,也不赋予宗教任何特权。然而,歧视可以存在于另一个层面。即便国家的法律“不区分宗教信仰”,但个人仍然可能充满宗教偏执与仇恨。结果,某些宗教的信徒在就业、教育和其他领域都遭到歧视。在日常的私人活动领域以及经济生活领域,也就是市民社会,哪怕是一个政治上已经解放的国家也存在歧视。因此,马克思断言:“即使人还没有真正摆脱某种限制,国家也可以摆脱这种限制。”政治解放不等于人类解放。

马克思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批评自由主义的。自由主义寻求一套制度,这套制度赋予人们对平等、自由、安全和财产的权利,也就是寻求政治解放。然而,拥有这些权利还不等于人类解放,不仅如此,自由主义所提倡的权利实际上还是人类解放的障碍。因为这种权利是分离性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权利,根据马克思的观点,这些权利鼓励每个人把别人看作其自由的限制。马克思的观点是,在一个真正获得解放的社会,个人把自己看作一个平等共同体中充分合作的成员,并以这种成员身份来行动。自由主义是对这种共同体的拙劣模仿,它在国家层面建立起一个冒牌的“平等”公民共同体,这样的共同体掩盖了市民社会里不平等的个人之间以自我为中心的日常竞争,在那里,人们“把他人看作工具,把自己也降为工具,并成为异己力量的玩物”。赋予公民的权利强化了市民社会的自我中心主义和对抗倾向。

三、社群主义与自由主义

社群主义者说,自由主义把人设想为孤立的个人,他在自己受保护的狭小空间里以他们自己的方式追求自己的利益。自由主义的个人认为自己与他们所属社会的习俗、文化、传统和惯例没有任何特别的关系。社群主义者主张,我们是十足的社会动物,我们的身份、自我理解与我们所处的共同体密切相关。

财产的分配

自由和财产

一个自由主义社会应该如何分配财产呢?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一种传统遵循洛克,认为珍视自由就要求承认一种很强的对财产的自然权利。有人从自由至上主义的立场发展了这种观点,其中,最有说服力的论述是《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一书。根据这一发展后的观点,这些权利如此之强,以至于政府根本无权干涉。在诺齐克“最弱意义上的国家”中,政府有义务维护个人的财产权,对个人征税不可以超过公民彼此防卫以及防止外敌侵犯所必需的程度。尤其是,根据这个观点,国家如果试图把财产从某些人(富人)手中转移到另一些人(穷人)手中,就侵犯了个人的财产权。分配应该留给不受干预的自由市场、馈赠和自愿的慈善捐助来进行。

一种相反的观点指出,自由至上主义必然会导致严重的财产不平等,而这反过来又会危害穷人的自由,或者至少会危害他们的机会。这种观点叫作福利自由主义,它主张,必须对财产进行再分配,把财产从富人手里分配到不那么幸运的人手里,以确保所有人享有平等的自由。福利自由主义最重要的版本包含在《正义论》一书中。

洛克论财产

尽管土地和一切低等动物为一切人所共有,但是每个人都对他自己的人身享有一种所有权,除他以外任何人都没有这种权利。他的身体所从事的劳动和他的双手所进行的工作,我们可以说,是正当地属于他的。所以只要他使任何东西脱离自然所提供的以及它所处的状态,他就已经掺入了他的劳动,在这上面掺入了他自己所拥有的某些东西,因而使它成为他的财产。既然是由他来使这件东西脱离自然所安排给它的状态,那么在这上面就由他的劳动加上了一些东西,从而排斥了其他人的共同权利。因为既然劳动是劳动者的无可争议的所有物,那么对于这一有所增益的东西,除他以外就没有人能够享有权利,至少在还留有足够多且同样好的东西给其他人所共有的情况下,事情就是如此。

洛克指出,那块开垦过的土地的产量或许是另一块土地的一百倍。洛克由此断言:“劳动使一切东西具有不同的价值。”换句话说,通过对土地施加劳动,一个人极大地增加了土地的价值。正因为如此,劳动使得劳动者有权利占有开垦过的土地。

每个人的正义? 每个地方的正义?

每个人的正义?

一、女性的权利

女性主义阵营中流派繁多,主张各异,最流行的概括方法是所谓“三大家”的概括,即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和激进女性主义。

二、正义与种族

三、身心障碍

四、性取向

每个地方的正义?

一、全球正义

世界上超级富豪与极端贫困者之间的不平等究竟问题出在哪里,对此我们应该如何描述?第二个分歧涉及我们有何种道德义务为此做点什么。为了理解这个问题,我们需要考察所谓的“世界主义者”(cosmopolitans)与“民族主义者”(nationalists)之间的争论。

二、移民入境

三、子孙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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