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试译)

Jeremiah小明
2020-05-26 看过

按:作者以前两章对朴素理论及其修正版的阐释为基础,在第三章将信息值、纯概念化表征、呈现模式等概念引入对弗雷格理论和罗素理论的分析。该译文为译者课程报告材料,由四川大学哲学系郭立东老师指导修正部分翻译, 在此致谢。本文仅用于学术交流,请学友批评指正。

第三章

罗素与弗雷格的理论

张文明 译

3.1 罗素

当代哲学家们对朴素理论或其相关修正表现出了相当的同情,包括唐奈兰(Keith Donnellan)、 卡普兰(David Kaplan)、克里普克(Saul Kripke)、马库斯(Ruth Barcan Marcus)以及佩里(John Perry)等。我怀疑,支持朴素理论的人有一长串,而且都很杰出。

在历史上,罗素是对经过单一修正的朴素理论的最坚定、最重要的支持者。事实上,在罗素的整个哲学生涯中,唯一保持一致和不曾动摇的主题可能便是对朴素理论的某些变体或其他版本的坚持,这是罗素思想中一个免于修改的论题。1罗素通过一个具有独创性的好点子来处理弗雷格之谜(以及其他与朴素理论相关联的谜题)。他的观点才气十足并且意义深远:尽管朴素理论在将一个名称的信息值等同于其所指方面,以及将信息的基本单位视作单称命题方面基本上是正确的,但人们不应被一个原子主谓句的表面结构所误导,将其当做它的命题内容。在标准的情况下,分配给这种句子的命题一定比最初看起来要复杂得多。根据罗素的观点,一个真正的名称或指示词通常根本不是某个单称词项,而是一个指示性短语——一种表示存在某种量化结构的特定表达式。2语句“苏格拉底是智慧的”并不直接对苏格拉底有任何断言;对于一个有意义的(relevant)命题而言,苏格拉底并不“作为一个成分出现”。相反,该句子所断言的乃是关于一对特定的属性,或者更准确地说,关于一对特定的命题函项(propositional functions)。语词“苏格拉底”并非苏格拉底的一个真正名称。相反,它在语义上与一个特定的命题函项相关,该命题函项在某种意义上对“苏格拉底”有所定义(也就是说,该命题函项为是一个因其观点和社会活动而被判处死刑的塌鼻子雅典哲学家)。让我们把这个命题函项称作“苏格拉底性”(Socrateity)。那么,这句话所表达的东西就等价于对苏格拉底性与命题函项智慧之间的一种特定的复杂关系的归属:苏格拉底性被独特地例示,并且苏格拉底性智慧被共同例示。(如果通过对某一个体x应用命题函项F所得到的命题为真,则称个体x例示instantiate)了该命题函项F;如果存在某个个体同时例示了两个命题函项,则称这一对命题函项被共同例示co-instantiated)。)例如,在一种对罗素理论的解释中,这句话将复杂命题函项的信息编码为是一个智慧的、独特的苏格拉底性者,它得到了例示。(其中苏格拉底性者Socratizer)指的是任何苏格拉底性的例示者。)

罗素对朴素理论的精细化改造是从原初的朴素理论的单称命题(更准确的来说,命题母体(matrices))开始的,但这是罗素理论的一条附加原则,即关于个体的单称命题永远无法被获取,除非在某些特殊情形下,个体在认识上能够有私人化的亲知,但即便如此,它们也只能被非常简单地获取而永远无法被交流。相反,我们首要处理的是直接关涉特定内涵实体的命题:命题函项。特此而言,在一般情况下,一个明显的同一性语句|a = b|所表达的,将不是一个关于名称a与b的指称的命题,而是一个更加复杂的(等价于)关于一组特定命题函项Fa与Fb的命题(的命题),Fa与Fb被共同独特地例示,而语句|a = a|将表达一个(等价于)关于命题函项F的弱得多的命题(的命题),F被独特地例示。

3.2 弗雷格

如果罗素扮演的是托勒密的角色,为当时的传统智慧加上了巧妙的本轮,使之符合顽固的事实,那么弗雷格所扮演的就是令人艳羡的哥白尼的角色。这个类比在描述罗素和弗雷格之间分歧的本质时尤其恰当。

在罗素与弗雷格的理论之间有大量重要的相似点和相关之处。3在这两种理论看来,一般的专名(如“苏格拉底”)和对索引词与指示词的一般使用所给出的都不是对象,而是一种使用特定内涵实体的概念化表征(conceptual representation),这些内涵实体一般来说与谓词相关联,作为信息的一个成分,该信息则是通过构成语句而编码产生的。但是,任何满足于将罗素和弗雷格的理论同化,而忽视两者之间的差异的说法,都会忽略全局的一个重要的戏剧性因素。

面对一个顽固的现象(使用两个名称的同一性语句的信息性(informativeness)),弗雷格提出了一个革命性的建议:人们决不能仅仅修正朴素(理论)的样式。相反,朴素理论必须被彻底废弃,并用一种新的语义哲学取而代之,在这种语义哲学中,第二层的语义值(信息值)乃是由一个特殊的实体领域而非第一层(指称)的元素所组成。在弗雷格的理论中,任何有意义的表达式,不论是一个语句的部分还是一个完整的语句,在语义上都有所指示[1](命名,代表),若要说其是什么的话,那便是其指称(Bedeutung),而这如果要实现的话就必须在语义上表达别的东西:它的涵义(Sinn)。一个表达式的涵义是一个纯粹的概念化表征,而该表达式的指称乃是任何能够独特地符合表征的东西。4在丘奇(Alonzo Church)的术语体系中,一个表达式的指称指的是任何由其涵义所独特地确定determine)的东西。名称“苏格拉底”的涵义是名称纯概念化的对个体苏格拉底的“呈现模式”(mode of presentation),苏格拉底是唯一与语义上相关的概念化表征相符合或由之确定的个体,基于这个事实,该名称指称这个个体而非别的什么人。一个表达式的涵义保证[2]了该表达式的指称。此外,一个表达式的涵义就是其信息值。因此,一个表达式的涵义就是一个语义上相关的纯概念化表征,它形成了包含该表达式的语句的认知信息的部分内容,而该表达式的指称就是任何能够独特地符合此表征的东西。任何东西都不能算作是一个表达式的涵义,除非它能够同时作为该表达式的语义上相关的纯概念化的“呈现模式”,并且作为保证该表达式的指称的机制(mechanism),以及作为该表达式的信息值。弗雷格声称一个名称如苏格拉底对该名称的使用者而言具有涵义,这样一来,他便将该名称对一个特定使用者而言的信息值等同于该使用者将之与该名称关联在一起的纯概念内容。弗雷格认为就一个复合表达式而言,例如一个语句,其涵义乃是它各部分涵义的一个产物,并且与此类似,一个复合(表达式)的指称乃是其各部分的指称的一个函项。(参见第一章注释4。)他经常将一个复合(表达式)的诸多部分的涵义说成该复合(表达式)的涵义的诸多部分。一个语句,例如“苏格拉底是智慧的”,其指称仅只是其真值,要么为真要么为假,而其涵义则是它的认知信息的内容(Erkenntniswerte),并且就其本质而言乃是纯概念化的。弗雷格将这些特殊的涵义称作“思想”(或译观念,thought,Gedanke)。在“苏格拉底是智慧的”这样一个信息或思想中的,并不是苏格拉底本人,而是一个概念化表征——“苏格拉底”的涵义。信息不能包含具体的个体(哪怕是感觉与料)作为其成分,而是必须仅仅由概念实体构成。弗雷格的“思想”大致对应于罗素的命题的一个特殊子类,其被称作纯一般命题(purely general propositions)。5按照弗雷格理论的观点,在将苏格拉底作为信息“苏格拉底是智慧的”的一个成份时,朴素理论(及其任何修正版本)都建立在终端维度(extreme dimensions)的混乱之上,任何修正或调整都无法充分地纠正它。(可以对照哥白尼关于托勒密的太阳系模型的观点。)

弗雷格的意义理论通过指出下面这点来解决弗雷格之谜,即尽管|a = b|和|a = a|将相同的关系归给了同一对对象,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编码了相同的信息,抑或它们具有相同的“认知值”。第一个语句可以提供有用信息(知识),尽管如此,第二个语句却不行,因为第一个语句中包含的信息就其部分而言乃是由名称a与b的涵义组成,但第二个语句中包含的信息并非如此。因此,这两个语句传递了不同的信息。

我之所以强调罗素和弗雷格的理论之间的区别,是因为除非一个人能够充分理解这种分歧的根本性质,否则他就会完全忽略弗雷格理论的核心所在。我所说的这类误解(或者至少是错误描述)的一个例子出自林斯基(Leonard Linsky)的一篇文章,他本人乃是一位弗雷格的涵义理论的当代拥护者,同时也在其他方面对弗雷格的观点进行了清晰地阐释。在阐述弗雷格对谜题的解决方案时,他写到:

……(某个人)一旦(要么凭他自己,要么凭着别人)发现了(长庚星和启明星的)同一性,他的发现将是:由他同“长庚星”联系在一起的(涵义)和由他同“启明星”联系在一起的(涵义)挑出了同一个对象金星……他的发现是这两个(独立)概念是同一个对象的诸概念。因此,他的发现就不仅仅是关于名称或语词的一个事实。“长庚星=启明星”并不意味着“长庚星”与“启明星”指示同一个对象。(Linsky, Names and Descriptions, p. 72)6

按照弗雷格的理论,下面这个说法是真的,即长庚星就是启明星这个发现或信息(“思想”)并不是关于“长庚星”与“启明星”这两个名称的信息。同时,对弗雷格而言,一个名称的涵义与认知的信息内容相关——事实上,部分而言是构成性的,这一点同样为真。但是,长庚星就是启明星这个信息并非是关于涵义的,更不是关于名称的。它仅与巨大的物理对象——行星金星相关。按照弗雷格的理论,“长庚星就是启明星”这个信息乃是一个思想,而“个体概念长庚星与个体概念启明星确定了同一个对象”这个信息则是另一个思想。(“长庚星启明星这两个概念都确定了金星”这个信息则是第三个思想。)第一条信息由个体概念长庚星启明星(即名称“长庚星”与“启明星”的涵义)组成,它们乃是一颗确定的行星的概念(即确定了后者),而第二条信息则由这些概念的概念组成。与林斯基所造成的印象相反,对弗雷格而言,语句“长庚星=启明星”并不意味着(即编码了信息)个体概念长庚星启明星确定了同一个对象,也不意味着名称“长庚星”和“启明星”指称同一个对象。它仅仅意味着(两个)对象长庚星和启明星同一个对象。林斯基对弗雷格的解释的描述至多只对了一半。林斯基的正确之处在于他指出了由“长庚星”和“启明星”所表达的(两个)概念乃是(按照弗雷格的说法)进入了信息“长庚星就是启明星”的东西,但是当他总结到该信息因而是关于这些概念的信息(也就是说,他们确定了同一个对象)时,他相当程度地歪曲了弗雷格的理论。事实上,林斯基在这里又回到了朴素理论对信息本质的解释当中。其后果是他误解了弗雷格关于长庚星就是启明星的思想——该思想(假定它存在)部分由个体概念长庚星和启明星组成,而林斯基将其误解为一个关于这些概念的单称命题,这个命题的成份恰好与那个弗雷格思想中的部分成份相同。但是对于单称命题所属的这类东西,弗雷格会坚决拒绝它们,认为其与同一性语句的认知信息内容毫不相关——除非说,一个人将关于金星的“它是它”这样的单称命题视作一种混合,它在数学上代表一种特殊的等价类(equivalence class),同一性语句的思想内容就是其中的一个元素。即便如此,对弗雷格而言,这个无穷类中的其他成员全都不是同一性语句的认知信息内容。作为信息内容,单称命题乃是被弗雷格视作完全混乱的理论的产物。林斯基所要归给弗雷格的那种理论——根据这种理论,“长庚星=启明星”的信息内容乃是一个关于一对内涵实体的单称命题,这对内涵实体分别与名称“长庚星”和“启明星”相关,其结果是这些内涵实体对应于同一个对象——具有完美的融贯性,并且实际上是一个解决弗雷格之谜的看似有理的提议。但是该理论绝不属于弗雷格本人;它属于罗素。它乃是弗雷格致力于揭穿的那类理论。与朴素理论相反,弗雷格的认知值理论的核心在于,一条认知信息并不是由它所“关涉”(about)——即一般的、相关性意义上的“关涉”——的那个或那些事物组成的。对弗雷格来说,尽管“苏格拉底是智慧的”这一思想关涉苏格拉底,但它并不以苏格拉底作为一个构成成份,与此类似,“个体概念苏格拉底确定了一个智慧的人”,这个思想也不以概念苏格拉底作为一个构成成分。对弗雷格而言有无数种构造对象的方式,无数种将对象呈现给心灵加以领会的纯概念化模型,它们每一个都可以进入到对一个不同思想的构造中。思想关涉一个对象,仅只由于其含有一个能够确定该对象的涵义,而非由于其包含了该对象本身。7

自罗素以来的传统哲学智慧都倾向于以弗雷格的方案来解决弗雷格之谜,而非罗素的方案。就像托勒密关于太阳系的成熟模型一样,罗素对朴素理论的精细化改造对旧有样式从根本上有所调整,是一个关于旧有主题的特殊变种。尽管它很巧妙,但它却几乎没有保留上述提及的原始的或经过修正的朴素理论的优点,对于这些朴素理论而言,一般用法上的专名或指示词的信息值与指称是同一的。不论对罗素的理论如何称赞,原始观点中的那些优点对其都不适用。尽管它们也少有能被用在弗雷格的理论上的,但弗雷格的理论自身或许有一些极为重要的优势值得注意。罗素的理论强调并致力于感觉与料的认识论上的首要地位,但终究陷入了困境。对于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我的信念“这张桌子是木制的”仅仅是间接地关涉桌子,而直接地关涉于一种私人经验,该观点令人难以信服。而我们很少能与他人交流我们思想的确切内容,这样的观点或许更不可信。最近的哲学研究放弃了罗素关于朴素理论的变体,但发现了弗雷格在一些解释上可供替换却差强人意的内容,从而复兴了经过修正的朴素理论的一些核心要素。这便是直接指称理论的进路。8(对比一下,当代哲学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来寻求一种对朴素理论的解读,从而使其能够令人接受,而当代物理学通过使用相对论的术语来寻求对托勒密理论的解读,从而使其能够令人接受。)

朴素理论曾一度深得弗雷格之意。他在《概念文字》(“Begriffsschrift”)第八节中写到,在通常的使用中,单称词项“仅只是它们内容(指称)的表征,那么它们所进入的每一种组合就都仅仅表达了它们各自内容(指称)之间的一种关系。”由于充分意识到了这一叙述所引起的具有挑战性的问题,他对同一性陈述这一特殊情况作了例外处理。在这些文段中,同一性谓语“=”两侧的单称词项被认为指称它们自身。在弗雷格的《概念文字》中,语句|a = b|应当在元理论(meta-theoretical)意义上表达这样一个单称命题,它关涉的是共同指称(co-referential)的单称词项ab

到了他写作《论含义与所指》(“Über Sinn und Bedeutung”)时,弗雷格找到了理由来拒绝这种对同一性语句的分析。这样做是有益的,因为《概念文字》的解释——作为一种对自然语言的同一性语句的分析——无疑出了错。文献中提出了许多反驳,9有一些要比其他的重要,但有一个通常未被注意(至少不曾以这样一种形式出现)的重要反驳直接来自于前文1.1节中的第一点,在那里关注的问题是弗雷格之谜所关涉的是一个怎样的谜题。我曾辩称弗雷格之谜的核心要素与同一性关系或同一性谓语没有什么特别的联系,因为同一个谜题的不同版本可以与任何谓语产生关联。因此,针对同一性陈述的特殊情况提出全新的解释或进行新的分析,这些所谓的解决方案无一能够解决这个普遍问题。面对与“莎士比亚创作了《雅典的泰门》”和“如果启明星是一颗行星的话,长庚星也是”相关联的挑战性问题,我们依旧束手无策。如果存在一种能够给这些问题提供答案的普遍性解决方案,它就应当能够直接回应“长庚星就是启明星”这个特殊案例。一般的问题涉及到对陈述句中所包含的语义信息的种类的分析,以及说明其信息性或非信息性的语句特征。一个充分解决该谜题的方案必须直接处理这个问题。因此,《概念文字》的解释不仅是错误的,而且还与此缺乏关联。除非它只是一个范围巨大的解决方案的一部分——就像霍布斯和密尔的理论那样,普遍地重新解释陈述句——并且它不是一个只关注同一性语句的方案,否则它就根本没有涉足该谜题所提出的问题。10

相较之下,弗雷格之后援引涵义-指称这一区分的解决方案直接讨论了该问题。不过,他对自己先前《概念文字》中的方案的反驳,并不是认为它没能解决普遍性问题,而是说《概念文字》的解释在呈现一个真正的同一性语句|a = b|中所承载的信息或事实的本性时,犯了根本性的错误。弗雷格反对说“两个单称词项ab是共同指称的”这一事实看作是“任意的”。他写到,“你不能够禁止使用一个任意构造的过桯或物体作为其它某个东西的指号。因此,像|a = b|这样的句子不再涉及事实的内容,而和我们的命名方式相关;它并不表达真正的知识。”从《论含义与所指》中理论的这一观点来看,在所有由《概念文字》同一性陈述的分析引起的反驳中,弗雷格的这个反驳无疑是最弱的那个。该反驳是对弗雷格哲学的一个巨大讽刺。弗雷格说到,两个名称——即“长庚星”和“启明星”——碰巧命名了同一个东西,这个事实只是语言使用中一个无趣的偶然事件,是任意的语言习俗的结果,与被如此命名的对象所确定的主题(subject matter)——在本例中即天文学——并不相关,而对象长庚星与对象启明星是同一个事物则是一个有趣的天文事实,并且不依赖于任何人类的抉择[3]或习俗。弗雷格没能意识到的是这一说法将被由它所延伸出来的涵义理论彻底否定!在这样一个涵义理论中,那两个名称在语义上的作用方式与限定摹状词的非常类似,即使该名称严格来说并不是自然语言中现存的任何摹状词的同义语。11在弗雷格的涵义理论中,一个名称,如“长庚星”,其指称由一个语义上相关的概念化呈现模式——也许是形如“黄昏时于某地所能见到的第一颗天体”这样的摹状词的表征内容——所保障,类似的,“启明星”的指称也由一个语义上相关的概念化表征内容——也许是“黎明时于某地所能见到的最后一颗天体”——所保障。那么,这些摹状词指称相同之物这个事实,实际上部分是由于英语语言中特定的“任意的”偶然事件。这部分是由于语义上的事实,即“the”+NP指称满足NP的特定之物,“天体”(heavenly body)意味着它的指称(what it does),等等。人们并未被禁止采用关于这些造句(constructions)的其他使用方式,当然,前提是它们以那种方式关涉于它。然而,确定的是,两个摹状词具有共同的指称这一事实并非仅仅由于这些语言使用中的“任意的”偶然事件。这里的原因还包括那些非任意的事实,它们不依赖于人类的活动,即黄昏时于某地,某个天体变得可见要比其他任何天体都更晚,以及黎明时于某地,比其他任何天体都要更早变得可见。[4]这样的事实无关乎语言的使用,它关涉的是一种特定的天体的存在,如果不是由于这个事实的话,上述的两个摹状词就不可能有共同的指称。“两个摹状词是共指的”这一事实绝不仅是人类的抉择、习俗或普遍的人类活动的一个结果。它还是一种特定的天体状态的结果。出于同样的原因,如果专名具有一个弗雷格意义上的涵义,“两个如‘长庚星’和‘启明星’这样的名称指称同一个事物”这个事实就不仅仅是一个任意的语言习俗的结果,而是出于这样一个事实,它关涉的是依据所指称的对象而确定的主要主题。按照弗雷格的涵义理论,至少在特定的例子中,涵义是被系到了一个专名上,而这仅只是语义规则、语言习俗或抉择的结果。一个人在使用一个名称时不会被禁止选择某个任意的涵义,但这乃是对名称的指称进行合乎规则的输入的范围。一旦某个特定的涵义被系到了一个名称上,由该涵义所确定的对象(所指)[5]的主题就被语言之外的事实决定了,并且不依赖于其他语义规则。人类的抉择或许可以将某个涵义固定到一个名称上,但这一旦完成之后,我们就只能袖手旁观了,这个涵义将独立地确定它的对象——不论它是什么样的对象,只要它唯一地符合于那个被决定的概念化呈现模式。当然,如果发现它并非那个意向对象,那么该名称的涵义也可以被进一步的抉择所改变;然而,这并不会改变下面这个事实,即无论最终被系到该名称上的涵义是什么,其指称都将依赖于那个碰巧唯一地符合该涵义的对象(“错误或许永远都不会被发现”这个事实则更不必说了)。因此,在传统的专名理论中,一个名称所命名的对象(所指)的主题就不仅仅是人类抉择的结果,而且还取决于独立的事实——正是下面这样一些对象关涉这些事实,它们唯一地满足被系到名称上的特定呈现模式。

“两个单称词项是共指的”这一事实仅只是任意的语言习俗或用法的结果,既然他的理论排斥这一点,弗雷格为何要假设并坚持它呢?我的猜想是,即使已然身处宣告他那革命性的谜题解决方案的边缘,弗雷格潜意识里依然深受修正版的朴素理论——它们仿若魅惑人心的咒语——的影响。12按照修正的朴素理论,并没有理由假设“一个名称命名了一个特定事物”这个事实是人类语言活动之外的其他东西的结果,并且有各种各样的理由来假定事实就是如此。因为修正的朴素理论并没有赋予专名以限定摹状词或其他短语特有的那种语义自主性(semantic autonomy),因此表达式需要依赖于一个语义内含的呈现模式来保证一个外延,这个外延只要符合概念化的呈现模式即可。如果专名并没有这样一种机制来保证一个指称,那么它们在此之外又是如何通过语义规则或用法之类的东西来最终保证一个指称的呢?“一个专名命名了一个特定事物”这个事实一定是出于说话者使用名称来指称那个特定事物,或者意向该名称应当被如此使用,或者诸如此类的其他原因。实际上,“名称命名了它的指称”这一事实在某种指示性的意义上来说是由这种语言活动建构(constituted)起来的。这种语言活动或许可以在因果上与特定的非人事态(extraterrestrial states of affairs)联系在一起,但是语言活动本身是完全属人的(mundane)。

涵义理论宣称,一个名称所指称的对象(所指[6])的主题部分地是由于语言之外的事实,而在这个事实中,该对象唯一地符合某个特定的相关概念。这一宣称产生了一个并不具有说服力的解释——它解释的是究竟是什么使得“至少在标准情况下,一个名称命名了它的指称”为真,这里的标准情况指的是一个具有权威的人将某个名称赋予了某人或某物。不过,弗雷格的反理论的观察法(contratheoretical observation),即一个人完全地、简单地“决定”(decide)让某个表达式成为特定的某人或某物的一个名称,则在本质上看似正确。当已经具备了适当的习俗和体系作为前提,并且处在由之赋予的特定约束条件下之后,一个新生儿的父母便可以简单地规定这个孩子的名字了。当我的妻子善与猫为友,而另一个人又遗失或弃养了一只猫咪时,情况通常是需要由我来给它命名。当我这么做时,我并不会首先指定某些概念化的摹状词(即艾琳刚刚收养的那只斑点猫,不论它原来是哪一只猫)然后再让这个概念把整个宇宙探索一遍来找出那个唯一符合它的东西(掰着手指头,希望我把事情做对了)。我选择一个名称,我开始使用该名称来指称这只猫。我直直地盯着这只猫,然后说“你以后就是桑娅啦”。我由此便规定了“桑娅”将是这一只猫的名字了,不再考虑它的颜色或品种,或者它是如何成为这个家庭中的一员的。反过来,如果我所决定的是将一个特定概念系到名称“桑娅”上,并凭借这个概念来给出一个指称,这就像弗雷格的理论那样,那么弗雷格会坚持说“‘桑娅’命名了一只相关的猫”这个情况是由规定获得的,但是这样做就大错特错了。如果由“桑娅”这个名称所指称的是什么别的东西的话,它将同样依赖于那个碰巧唯一地满足了特定条件的猫(倘若有这样的猫存在的话)。但是弗雷格在这里是正确的;出错的是他的理论。13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弗雷格在为其涵义理论辩护的同时,也明确地承认了由一个专名所命名的对象(所指)的主题完全是出于语言的使用、人类的决定或活动,这正是他的理论着力想要否定的事实。这样一来,弗雷格的涵义理论将他的主要论点之一从根本上进行了削弱和破坏。更重要的是,弗雷格在修正版的朴素理论的激发下得出的观察法——它关注的是专名的指称身上那些琐碎的、规定性的特征——构成了一个重要的反驳,这个反驳针对的是他将在观察法之后的文段中提出的那个理论。可以确定的是,再没有比这更好的证据来证明修正版的朴素理论的说服力了。

[1] Refer to,译者注。

[2] Secure,或译保障,得到,获得,确保。后文同,译者注。

[3] Decision,或译决定,决议。译者注。

[4] 这里的意思应该是:黄昏时于某地,该天体比其他任何天体都更早被观察到,而黎明时于某地则比其他任何天体都更晚消失在视野中。原文似乎表述有误。译者注。

[5]后文同。译者注。

[6]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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