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呀,快活呀,藩镇有大把时光~

迁怒。
2020-05-26 看过

我曾听闻主攻政治制度史的老师说:“一切历史都是政制史。”我私下里会想,人类历史在某种程度上是否可以归约为人与人之间、集团与集团间的权力博弈,而政治制度构成这个权力围场的游戏规则。军政格局和权力结构犹如比赛场上象征规则的裁判,他很少引人注目,却在无形中决定比赛的走向。无论是帝王将相,还是镇兵戍卒,其成功与衰落都受制于此。李碧研老师的《危机与重构》一书,即是聚焦于唐朝中后期帝国的基本军政体系与权力格局,它们如托着历史大潮奔涌向前的河道,塑造了历史演变的趋向。这一时期的大事件,如安史之乱、四镇之乱、奉天之难、黄巢起义、朱温篡唐、东南自立,即是借力掀浪的潮。

全书所涉及时段较长,从安史之乱一直到唐帝国覆亡,重点即是中晚唐时的朝藩问题。作者以河南、关中、河北和江淮四个地区为样本,探寻在内外双重权力博弈下藩镇内部权势结构的形成及其演变,通过梳理唐廷对帝国的军政部署和对藩策略变化,以此来分析中晚唐时期的全国军政体系和藩镇权力结构如何塑造了唐帝国的新型气质,如何规划了历史走向,并奠定了五代十国时期以赵宋的基本政治蓝图。

一、河南:对峙开始的地方

第一章以河南地区为例,河南地区既是安史之乱朝叛战争对峙的前线,也是“四镇之乱”的重要战场,亦是唐末黄巢起义的兴起之地,更是大唐掘墓人朱温的发迹场。对河南地区军政结构以及朝藩权力博弈的分析,可以更好地看清河南固有的结构性矛盾如何一步步升级,以至影响历史走向,颠覆大唐国祚。作者对河南藩镇的分析分成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集中在安史之乱时期,这一阶段河南权力场域内的博弈也可以分成两个时段。安史之乱前期的焦点是河南节度使的任命,在这一职务任命表明了玄、肃两宗权利争斗引起的中央政策变化以及中央同地方的权利博弈,这些政治矛盾的集中爆发酿成了张巡、许远同叛军尹子奇的睢阳之战的惨烈悲剧。安史之乱后期的焦点是元帅的任命问题,以元帅的更替为线索,我们可以看出肃宗对河南权力版图的重构,随着军政人员的调整,河南未来发展的基本走势逐渐明晰:一是安史之乱中壮大的地方军将逐渐退出河南;二是以平卢系为主体的原河朔军人占据河南权力中心。

第二阶段集中在唐代宗时期,这一阶段矛盾表现在在淄青、汴宋、淮西这三大平卢系藩镇权势地位的升降。大历末期,唐廷利用纳地归顺的滑亳节度令狐彰的永平军平定了汴宋镇李灵曜叛乱,将永平军楔入河南权力场中,为后来德、宪两朝抑藩振朝打下基础。

第三阶段集中在德、宪两朝。建中初年“四镇之乱”标志着河南藩镇的公开决裂,特别是淮西李希烈的西进使得唐廷意识到了保障运路重要性。江东镇海军北上勤王平息“四镇之乱”后,唐廷的抑藩政策发生改变,不再像建中初年那样意气用事,而是更多地关注河南的地缘政治,“以藩制藩”。贞元年间德宗保障运路、孤立叛藩、打击逆命的建藩政策重构了河南政治格局。而宪宗朝的“元和建藩”策略较贞元更为强硬,通过对淮西、淄青的先后用兵,宪宗完成了河南藩镇的“顺地化”和“去平卢化”,重振中央在河南的控制力。

第四个时期集中在后平卢时代。这一时期河南藩镇也有叛乱,但性质已从唐廷与藩镇的矛盾变为节帅与骄兵的矛盾。德、宪两宗削平河南平卢系藩镇后,多赐新兴藩镇以军号,这既暗含着其强大的军事实力,也彰显着唐廷对河南强大的控制力。中央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来任命、调任节帅,节帅的频繁任免加剧了长期在镇士兵的不满,节帅中央化而士兵地方化,“骄兵”问题愈发严重。唐廷对河南藩镇的控制并不稳固,这一问题一直持续到了晚唐。唐末黄巢起义促使河南地方牙将走向政局前台,而朱温正是剿灭了河南牙将割据局势而占据高位,并颠覆了唐朝国祚。

二、关中:有关空间的命题

陈寅恪曾指出,隋唐奉行“关中本位政策”,关陇地区是隋唐帝国的政治重心,关陇集团是其权势核心。关中是唐帝国的龙兴之地,是全国核心所在。关中地区的军政格局影响着内廷权力博弈,更制约了唐廷对藩政策的变化、对帝国的军事部署。第二章将重点放在了关中地区,以两条线索展开:

第一条线索绕着安史之乱时期因勤王靖难、拱卫关中而崛起的边镇势力展开,它们共同构成了以京西北六镇为核心的关中防御体系。安史之乱未平,西北吐蕃等异族势力时常扣边进犯。河西和陇右的丧失将关中地区直接推向边患前线。同时因参与镇压叛乱而兴起的朔方军等外系藩镇势力介入关中权力结构中。为了应对异族的入侵,代宗朝苦心孤诣建立起了以京西北六镇为核心的军政体系。这一以外系军阀为主导的权力格局,正是代宗给德宗留下的政治遗产。

建中年间发生的四镇之乱,既极大改变了河南政治版图的走向,也重新塑造了关中地区的权力体系。德宗即位之初制约藩镇的强硬措施其实并不是针对两河地区,而是着手打压长期匡扶唐廷的朔方、西川、泾原这几个京畿周围的强藩。德宗对京畿藩镇的不公平待遇导致了后来的“奉天之难”,原本准备镇压四镇之乱的泾原士兵发生哗变,转而攻击唐廷。作者在此处将烦着拟人化,欲分析各个藩镇的性格特点。总的来说,这些外系藩镇既自大又自卑,他们是镇压安史之乱、抵御吐蕃入侵的肱骨之臣,缺由于外系身份受到唐廷的猜疑和打压,待遇和同样为匡扶朝廷的神策军不能相比。关中三镇这种既忠心又反叛的矛盾心理使得他们不同于两河藩镇,没有联手对唐廷采取致命打击。兴元元年德宗还驾长安后,立即着手重构关中格局,任命神策将领出镇使节,关中三大派系逐渐瓦解。

第二条线索围绕德宗朝时应对“泾原之变”而收编的神策军势力消长展开。神策军发达同宦官鱼朝恩分不开,在鱼朝恩时代,神策军不仅获得了“天子禁军”的地位,其防区也不断扩大,成为了京畿防卫和抵御吐蕃入侵的重要力量。

关中地缘构造在德、宪两朝发生了重要转折,政局渐趋稳定,吐蕃入侵也有所缓和,强藩和异族势力不再构成唐廷的主要威胁,神策军抑制强藩和制约外族的功用逐渐消失。神策军的功用逐渐向内,成为内廷政治斗争的工具,这支唐廷所仰望的支持帝国的军事力量逐渐腐化。从德宗朝开始,边防节镇各种形式的“遥隶”使得神策军人马壮大、权势不断上升,但是除了消耗国家财税以外,无法为国家在真正危难之际提供有效地军事帮助,唐末黄巢起义进攻长安时,神策军一溃千里即是明证。

三、河北:化外之地的异同

在第三章中,李碧研教授将目光投向河北地区。河北是唐代东面边防重地,也是安禄山叛乱集团的大后方,更是中晚唐时期擅地自系的强藩之地。对河北地区军政体系和权力结构的分析,既可以探寻安史之乱爆发和覆亡的缘由,也可以梳理唐廷有关河朔之地政治理念的变化,同时也能够深究当时的民族矛盾以及国族认同感。本章以河北集团内部矛盾演化为线索,大致可以分成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围绕安史之乱前后河北的权力格局展开。安史之乱爆发初期,本属于安禄山“统内”的燕南地区反复摇摆与朝、叛之间,河北北部与中、南部的区域特征引起了作者的兴趣,因而着手探究安史之乱之前河北地区的军政体系。南北之间的差别在于燕北是以蕃族部落兵为核心的羁縻州体制,而河北中、南部则是以地方农民为主的团结兵。河北北部幽、云一带面临着边境少数族的入侵,唐廷设立大量羁縻州来安置这些内附蕃族,他们大多以部落为组织、成“建制”地加入边镇军队中。安禄山通过笼络这些拥有自己部落兵的蕃帅,扩大了自己在河北北部的军事实力。蕃帅联盟成为安史叛乱集团的核心力量。而以汉民族为主体的燕南地区,虽在安禄山“统内”却并无认同感,燕南地区勤王势力因而旺盛。

安史之乱前就以形成的军政体系成为安禄山起兵反唐的重要助力,同时又为安史集团覆灭埋下祸因。安禄山凭借声望、胡族资格、种族信仰笼络大批握有重兵蕃将,但其子安庆绪并没有如此个人能力,叛军集团迅速分裂、各怀二心。史思明代安自立后,希望通过称帝建制、制礼作乐等汉化举措扭转此前蕃将领兵自重的格局,塑造声望、统一叛军,但最终失败了。缺乏稳定的“统内”,使得安史集团迅速败亡。叛乱甫一结束,唐廷即委任安史降将为河朔节度使,作者称他们”既是安史叛乱真正的受益者,但同样也是叛军内部矛盾的接受者”,安史乱前的军政格局一直延续下去。

第二部分围绕河朔三镇:成德、魏博、幽州各自的独特性格展开。三镇节帅同为胡族而又忤逆朝廷、割地自据,具有诸多相似之处,往往被并称。但三镇本身具有太多的独特性,作者称之为“性格”,以往学人并为太注意。三镇不同的性格是如何形成,又使得其裂痕渐生难以携手共进退呢?作者仍是将目光投向了三镇的军政结构。

成德恭顺唐廷,内部变乱又少,因其略显温和保守的性格被学者所忽视。作者指出李宝臣时代奠定了成德镇基本军政体系,权为将领的权力格局与安史集团一脉相承。安史降将李宝臣凭借其个人声望和属地优越的政治经济条件,招徕蕃将旧臣归附,使得其一跃成为当时河朔最具实力的藩镇。安史集团固有的蕃将反叛传统也延续下来,当镇将领具有很强个人意识和实力,时常反对节帅,“四镇之乱”时属州刺史倒向唐廷即是明证。成德节帅始终受制于高级将领,通过允许其世袭罔替来维系基本权力格局,这也是成德内乱少的原因所在。节帅允许镇将保有世袭的特权,而镇将以忠诚回馈节帅,一种类似宗主与臣下的政治理念形成。而节帅对唐廷的恭顺即是这种理念的扩大。

魏博镇实力强大,与唐廷时有摩擦,内部变乱又多,有着强悍跋扈的性格,这与其内部军政结构密切相关。魏博镇以牙将闻名,节帅田承嗣在安史之乱中实力受损,将农户收编为军组成亲卫。牙军丰厚赐、父子世袭,成为具有地方依附意识的雇佣兵集团。节帅本想通过组建牙军增强自身实力,但根植地方的牙军反而成了僭越等级、发动变乱以更换主帅的祸乱。牙军逐渐控制了节帅的任免,而节帅也只得将如何控制牙军作为活动重心。

幽州介于成德与魏博之间,对外温顺、对内纷争。大体上来说,幽州的军政体制类似成德,权为将领,但牙将势力颠覆节帅也是不可忽视的现象。这与幽州的地理位置和经济结构有关。幽州地处帝国北部边境,由于边防的需要,大量的兵士驻守前线,兵农合一使得军政合一,将领兼任民政长官,节帅的权力被分散。外重内轻的权力格局下,实力强大的属州刺史经常进犯会府。安史之乱和蓟门之乱后,幽州蕃组势力大减,上层胡人难见踪迹。而外来的节使因种族认同难以服众,牙将杀节帅自立屡见不鲜,节帅威信难以树立。节帅被杀产生的恶性循环,使得其见恶于成德、魏博两镇,被孤立的幽州牙将亟需唐廷的认同,因而形成了其对外温顺、对内纷争的性格。

从三镇的性格中可以看出因各自的权力结构不同,对唐廷的认同以及相互之间认同各异,“四镇之乱”时轰轰烈烈的河朔联盟因彼此内部矛盾纷争不断而渐行渐远。在唐末大乱时,作为传统强藩的河朔三镇始终没有结成联盟,这不仅源于三镇性格不同,也与唐廷对河朔的政治理念有关。

第三部分将目光聚焦唐廷,分析其关于河朔地区的政策变化。作者认为唐廷对河朔的“放弃”是有意的,这种“有意地放弃”不在于政治能力而关乎“政治理念”。第三部分梳理了唐廷在河朔的“在场与退场”:从代宗时期的“姑息政策”到德宗时的强力介入,从宪宗朝对淮西的强硬与对河朔的妥协到文宗朝的相互试探,最终到武宗朝确立“河朔旧事”传统。朝、藩之间相持八十余年,最终以唐廷主动退场为终止:河朔三镇的分裂既无法对帝国造成威胁,又无法供给财赋收入,也无法分担边境压力。河北最终被帝国所放弃了,而被成德、魏博两镇所孤立的幽州更成了名副其实的“化外之地”。作为他者的幽云始终没有形成对唐廷的国族认同,而唐廷对幽云的态度也更淡漠。更为巧合的是,后晋时被割让的幽云十六州,正是安禄山叛乱时真正有效控制的区域。

四、江淮:新旧交替的舞台

在第四章中,作者以江淮作为分析样本,探究江淮藩镇权力格局的演变。江淮在唐朝中后期地位十分特殊,安史之乱战火并未波及于此,但朝、藩矛盾冲突和权力博弈无形之中塑造了江淮的权力格局;江淮也并非“四镇之乱”时期的主角,但其财赋供给和军力援助却成了主导政局的关键;江淮叛乱不如河朔那般具有象征意义,也河南地区声势浩大,却足以改变王朝格局,“十国”时代的权力核心地带即在江淮。作者对江淮的分析主要分成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即安史之乱时期,围绕玄、肃二帝权力博弈下“永王东行”而展开。江淮不是朝叛争夺的主战场,却是唐廷军政部署的重点。安禄山叛军攻破长安,玄宗幸川、肃宗于灵武自立,形成了玄宗和肃宗各掌大权,共同进行平叛战争的二元政治格局。玄宗发布《命三王制》,令永王东巡经营江陵,以遏制肃宗。永王璘包藏祸心,以“收复河南”为名,继续南下,占据江淮,与肃宗对峙。肃宗与永王的矛盾在江淮问题上公开化,最后以武力平叛解决。玄宗与永王的矛盾是玄、肃二帝权力博弈的产物,两帝对垒使得以季广琛为代表的江淮军始终不能支援河南,最终导致朝军在河南溃退,酿成了睢阳之役的惨案。肃帝回京之后,即着手调整江淮军政部署。从“永王之乱”到“刘展之乱”可看出江淮冲突主线已从内廷矛盾转变为朝藩矛盾。肃宗在江淮政策上的反复可见唐廷对地方将帅始终心存戒心、小心提防。

第二部分即围绕德、宪两朝的对藩政策展开。经过代宗朝的“姑息修养”,江淮经济已恢复到安史乱前的水平。德宗即为看重江淮的赋税,以韩滉出镇江东,又授予节帅之职,创立镇海军,培养江淮藩镇的军事实力。德宗一改前朝对江淮的保守谨慎政策,是希望利用其财税对两河藩镇用兵,重振唐廷权威。当“四镇之乱”、“奉天之难”,唐廷两面受窘、狼狈不堪时,正是江东镇海军积极参与打击淮西李希烈,扭转政局。平藩战争之后,两浙一跃而成南方最具实力的藩镇,韩滉也完成了由雄藩到权相的转变。韩滉死后,德宗开始削藩,对江淮军政部署的调整成为德宗对藩政策贞元模式重要组成部分。宪宗朝初年的李锜之乱则是贞元模式向元和模式转变的重要标志。承借平定李锜叛乱的成功,宪宗开始对江淮地区实行包括财政、军事方面的改革,从宪宗朝到宣宗大中末年这五十年间,江淮进入一个平静期。

第三部分着眼于江淮地区的“平静期”,分析其平静表现下的汹涌潜流。在此期间,江淮地区的官僚体制得到进一步的贯彻,节帅任期短且为中央任命,其军政格局类似河南的“去平卢化”时期。藩帅中央化的同时,兵士地方化;藩帅权力收缩,骄兵问题频发。同时,富庶的江淮地区出现了一个被日本学者命名为“土豪”的在地势力。凭借土地和经商获利的“土豪”摄职州县、假借军使,形成一个兼具农、商、吏、军多重身份的地方集团。大中末年,江淮再次动乱,与“平静期”前相比,主导动乱的领导势力不再是皇室宗亲,不再是外来将领,“在动乱时期的最后,登上并成为江淮地区新主人的是庐州的杨行密以及杭州的钱镠——一个曾经的‘盐贼’、乡里武装的首领、协助唐廷镇压起义并借此发家的江淮土豪”,十国格局基本奠定。

五、总结

何谓帝国的“危机”?李老师指出玄肃两宗的内廷矛盾、新兴地方军将的坐大、西北部边境异族的威胁即是当时唐王朝的危机所在,而这一切都与安史之乱直接相关。安史之乱暴露了唐廷在全国军政部署上存在体制性瘤疾:边陲势强而朝廷势弱,因而作者认为在某种程度上讲,安史之乱的爆发和解决,可以看做唐王朝对当时政治空间“重构”的开幕。从玄宗朝广设藩镇到德宗朝“四镇之乱”,从宪宗朝“元和中兴”再到武宗朝“河朔旧事”,“强藩震主”表象背后却是唐王朝对全国军政的重新部署,其对藩政策也完成了从“重构空间结构”到“重构权力结构”的转变。

唐廷“抑藩振朝”和“姑息纵容”两种相反对藩政策交替运用背后,除了显明朝藩博弈态势之外,更有着某种帝国根本性的转化,即“关中本位政策”瓦解和社会阶层重构。李碧研教授指出,在从安史之乱前依靠关中就可以自给的唐王朝,不得不将军事、财政大权移交他方。藩镇时代来临之后,唐廷更加仰赖江淮财税,需要藩镇为其提供军事安全。看似藩镇割据表象下,唐帝国各区域彼此间的经济、政治联系愈来愈紧密。“关中本位政策”让位于“中央本位政策”。

唐廷对关中、江淮、河南地区权力结构的重构,基本完成藩镇体系官僚化(河朔地区情况复杂)。节帅中央化、文职化的同时,镇兵却地方化、世袭化,新兴的地方军政势力崛起,并掌握了地方政局的主导权。社会阶层更具流动性。帝国权力格局中君主贵族共治的意味淡了,君主专制同地方社会的对峙色彩变浓。这一切都预示着某种帝国性质的转变,也基本规划了未来赵宋王朝的权力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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