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点想法

Clara
2020-05-25 看过

虽然短时间无法改变,但也要去打开那一条缝隙。2019年有一部很火的韩国读物《82年生的金智英》,引起了众多东亚女性的共鸣,女人是什么?过去很少有人用社会角色定义女人,相比较于女人的社会身份,成为一个完美的母亲,像是被传统社会赋予在血液中的任务,如影随形。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屋子》里探讨了女性的生存环境和作为一个作家应该如何写作,在她最擅长的领域,身体力行地劝说当时的妇女,她的思想和话语放到当下依然适用,有一份自己的工作是多么的重要,只有拥有了社会价值,才能从第二性中解放出来,享受本该有的人生。

伍尔夫是一个温和的女权主义者,在她的众多著作里她都以一个观察者的角度去观察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差异,比起波伏娃的一针见血,她更喜欢娓娓道来,用小说或讲稿的方式记录她所思考的一切。或许这和她的理念有关:“笼统谴责哪一个阶级和性别都是荒谬的,他们必然受到无穷的麻烦和可怕的问题,他们也是不完善的。”即使在生活中男性比女性在很多领域拥有性别红利,可伍尔夫并没有用对立的方式去划分两性,在《一间自己的屋子》里她很少说教,而是运用强大的意识流叙事方式,从日常生活中的细节出发,去思考为何一个性别如此富裕,另一性别却如此贫穷。

父权制下的话语权

首先要给父权体制下一个定义:具有物质性基础,让男性可以支配女性的社会权力关系之总体(S o k o lo ff, 1980.,.154),或是濑地山定义的:基于性别,将权力分配给居优位的男性。在父权制下,女性即是生产者,却不属于资本主义生产样式,反被纳入父权体制之中,同时就连女性再生产力所产育的再生产物——孩子的领有问题,也都分配好了。(父权体制与资本主义)父权是一个体制,他提供了阻力最小的路,以无声无息的方式,鼓励男人接受自己的性别优势以及持续对女人进行压迫。它提供阻力最小的路,也鼓励女人接受和适应她受压迫的地位,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会削弱妇女运动带来的改变。(性别打结)

父权体制总的来说是一种思维方式,根基为在社会的各个核心领域都以男性的利益为核心,牺牲女性利益为其提供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核心是男性认同、男性支配、以男性为中心。父权制下的话语权就像是海绵里的水一样无孔不入:在家庭中大部分父亲有着对家庭事务的决策权、对子女的冠姓权、子女个数的决定权;在社会层面男性占据了重要的社会角色,包括了科技、政治、资本各个方面。

伴随着父权体制而产生的战争文化、厌女文化、性别角色的划分、当我们谈论反对父权制的压迫时,并不是在指责特定的男性,也不是将女性全部置于受害者的角色,而是在思考整个系统的运作,很多社会思维模式在我们还未出生前就依附在我们的文化之中,为何电影中常常将英雄气概只付诸于男性身上,女性常作为奖励品出现?为何整个社会对男女有着不一样的道德要求?为何男性一定要慕强,不能展示自己感性的一面?为何家庭暴力和性暴力总是在发生?如果社会试图让人们习惯压迫和歧视,并将它转化为自己的思维模式,那么处在父权体制而不去反抗,本身就带有危害和原罪。反抗一种社会秩序和国家机器,是一条艰难的路,就算到了今天,也时常感到无奈和悲哀,难以想象在伍尔夫的时代,承认自己是女性主义者本身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和代价。

觉醒的女性主义作家

伍尔夫出生时正是第一次女权运动兴起之时,当时的口号是宣扬男女有平等的受教育权,可是根深蒂固的偏见并没有从她父亲的头脑中消除,她的父亲莱斯利爵士虽然是学者,送儿子们去了学校,但还是不支持家中女儿们去学校上学,原生家庭的区别对待,可能成为了伍尔夫女性主义滋生的源头,在《一间自己的屋子》中伍尔夫与自由女性主义者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数次强调妇女的教育权、财产权、工作权有多么的重要。英国的女性主义写作直到17世纪才第一次萌芽,女性们开始专业化的写作,19世纪出现了大量的女作家:简·奥斯汀、勃朗宁夫人、勃朗特姐妹、乔治·艾略特,这些作家对伍尔夫的影响是深远的。本书的核心观念,“拥有一件属于自己的屋子”正是在伍尔夫想到简·奥斯汀写作时曾用男性化名,并且是在杂物间完成了自己的作品,每次写作时,门外的一点风吹草动,她都要盖住自己的手稿不让人发现,女性连属于自己完整的时间都没有,更不要说拥有独立的房间,成为作家在那个时代是更是一件不被理喻的事。

在书中,伍尔夫反复强调如何让女性主义写作变得常见且繁荣,离不开物质和精神双方面的支持。当她第一次去图书馆想要借阅女性作家的作品时,她惊异地发现,几乎所有关于女人的书,都是由男人写的。作为客体的存在,她是多么的迷人又无知,美丽又淫邪,蒲伯说女人大都没有个性。在男性主导的文化中,厌女是常见的,厌女的原因首先是这是一种维系父权制的方式,因为厌女可得到男性集团的认同;其次而女人因为生为女人就在文化上被当成了次等公民,从文化上就受到了歧视。在成长过程中,我们也吸收了父权根基中的性别压迫,形成我们最深层次的自我部分——自我否定。千百年来,女人就像一面赏心悦目的魔镜,将男性的形象加倍放大,将自己无限缩小,小到变为失语者,在历史长河中被忽视。

在《到灯塔去》中有具体的描写,伍尔夫用女性视角,隐退男性角色,以女性的思维和主体意识去塑造了一个有着家中天使般形象的女性——拉姆齐夫人,她生活在维多利亚时期,生活的重心是照顾体贴丈夫,维系着整个家庭的运作,非常贤良,但她没有自己的话语权,能决定的事只有餐桌座位的顺序,这不是最重要的,拉姆齐夫人对终生追求画画事业的莉丽的认识“是个很有独立精神的家伙,只有聪明的男人才能赏识”,但想到莉丽没有结婚,就认定她是不成功的。尽管她曾无数次凝望着莉丽的窗口,畅想她的才华是多么美妙,可与生俱来的理念“女人必须结婚,不结婚就错过了人生最重要的部分”一直环绕在她耳边,不仅让她不肯接纳莉丽,她的父权思维和行为还间接造成了其他女宾客婚姻的不幸。拉姆齐夫人也只是在做她觉得对的事情而已,她有自己的思想,但没自己的话语,精神内核早已属于父权,从而无法正视自己的“叛逆”想法,成为美丽的失语者,正如福柯所言作为一个性的主体,我们强烈的个人经验被我们所存货的社会所塑形,我们思考的方式也是社会文化的一部分,失语绝不是偶然现象,要时刻警惕社会的规训。

为什么伍尔夫如此强调经济对写作的重要性呢?因为“思想的自由取决于物质的自由,而诗歌创作的自由又取决于思想的自由。”自从她继承了一年五百镑的收入,她发现女人不必再花时间取悦男性,拥有了去遐想和创作的时间。

温和的力量

女性主义可以说有很多目的:我们可以帮它当成一个思想框架来分析社会的运作,从爱到家庭暴力、工作、艺术、宗教,全球化资本主义与自然之间互动关系,每一个人类的存在层次,女性主义也提供一个去改变的意识形态基础。

女性主义理论派别复杂,根据思想体系的不同,可以区分为自由主义、激进主义、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我想用其中两种女性主义思想去阐释《一间自己的屋子》和伍尔夫的观念。

首先要提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liberal feminism),它建立在人人生而平等的根基上,认为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差异是由于受教育权的不公而产生的,只要有足够的条件,人人都可以激发自己的潜能;主张教育权平等,打破职业上的性别刻板印象和机会的不均,让女性进入就业市场不受到歧视。根据各类文献总结出来的自由女性主义的弊端是过度聚焦于个体的力量,而忽视了房间里的大象——整个体制结构的影响。自由女性主义者是温和的,他们期望与男性通过协商的方式,让男性投入到家庭事务中去,排除真正热爱家庭的男性,主动放弃男性特权,回到不被社会市场承认的家事劳动中,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虽然主张理性和人人生而平等,自由女性主义还是肯定了父权性格——以男性的思维来思考事情,争取加入军队的权利也好,平等的工作权也罢,都是鼓励女性加入父权的结构中,对结构背后的资本、社会分工没有提出质疑,因此它是温和而无公害的,没有动摇到父权的根基,而广泛被人们接受,在《屋子》中也有体现。她呼吁女性在大学应得到和男性平等的对待,除了成为母亲之外,其他社会角色也应该向女性开放;不管在工作的过程中,任何人劝你放弃或是质疑你的性别不能胜任这份工作,都不能从内心否定自己;波伏娃在《第二性》中说过:男人的极大幸运在于,他无论在成年还是小时候,必须踏上一条极其艰苦的道路,不过这是一条最为靠谱的路;女人的不幸在于被几乎不可抗拒的诱惑包围着;她不被要求奋发向上,只是被鼓励滑下去到达极乐、当她发现自己被海市蜃楼愚弄时,已经为时太晚,她的力量在失败的冒险中被耗尽。无比认同,甚至因为一部分女性在学习和工作过程中,太过利用自己的性别红利,导致企业或学术界对全体女性的无形歧视,争取平权要从做好自己开始。

根据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观,女性在家庭中承担的大部分劳动都是无偿的,男女间的不平等是因为经济的不平等,这就是伍尔夫一直强调女性得拥有自己的收入的原因;性别对创作的影响与写作者所处的社会地位有关,有言论这样评论女性写作:“一本书它意义重大,因为它涉及战争,而一本书无足轻重,因为它涉及的是客厅里女人的感受”,为什么女性的创作力被低估,很大的原因是缺乏经济基础,“设想玛丽母亲如果有一份体面的工作,她不必花费接近六年的时间在家庭中,而能拥有自己的事业,可现实是女人被禁止赚自己的钱财。“我们的母亲没有赚到一个便士,自然不可能享受鹌鹑和葡萄酒、图书馆和雪茄,荒地垒起光秃的墙壁,已经耗费他们的精力。”文学创作离不开对现实生活的观察,缺乏体验往往是缺乏创造力的原罪,然而女性探索世界的窗子在过去被关得严严实实。

对于女性贫穷,伍尔夫有一番绘声绘色的描述,“女性贫困的事实不是从女儿开始,从‘母亲’便开始。母亲们没有给女儿留下钱,是因为诈为女性的她们是不可能去赚钱的,因为她们若要去赚钱的话,则必须以牺牲美好的家庭为代价。作为女性的她们先要十月怀胎,才能生下孩子,一朝分娩后,还要喂上三到四个月的奶水。哺乳期过了,又要花上大约五年的时间来陪伴孩子嬉戏玩耍。”所以,女性因为性别原因,相较于男性需承受和牺牲更多,母职惩罚是难以避免的。生活从来没有easy模式,人的一生都在挣扎,每一次角色的转变,都面临着新的困难和选择。

创作上的尝试

任何性别议题,都不能脱离两性关系的互动。伍尔夫的双性同体理论,带有自由女性主义的特质,温和的走进性别议题,该理论的核心是每个人应该具备双性思考模式,因为性别的限制,我们的头脑中,通常是自己的性别意识占主导,而瑞士心理学家荣格在《原型与集体无意识》中指出,雌雄同体象征着对立物的创造性统一。人类不仅在早期就发展出了这一原始观念,并且“一直在高的,甚至最高的文化层面上反复关注这一观念”,在各个时期的宗教、哲学、心理学等方面都可以看见它的身影。荣格指出,人类的无意识范畴之内,都存在着作为补偿的异性特质——男性的女性特质命名为“阿尼玛”(Anima),女性的男性特质则名为“阿尼姆斯”(Animus),而双性同体的意象,恰恰带来了“意识与无意识性格的统一”,富有整体性。伍尔夫提出了三条作家需要恪守的规则:任何写作者,念念不忘自己的性别,都是致命的;任何纯粹的,单一的男性或女性,都是致命的;必须成为带有男性气质的女人和带有女性气质的男人。从《屋子》可以看出,伍尔夫产生此思想是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女权运动的兴起、英国单性意识的文学传统、对柯勒律治雌雄同体的观念继承。

“雌雄同体”的思想影响着英国文学创作和西方女性主义批评,其思想体现在伍尔夫的创作中是用细腻的感情去探讨人生的哲学,以及和政治、社会相关的议题;以及《屋子》作为一个伍尔夫思想的母体,其他创作的小说都可以看做母体思想的发散。在《奥兰多》中奥兰多流连于在马裤和衬裙中换装,同时享受两种性别的优越,作者将男性和女性不同身份的体验融合在奥兰多身上,因此她的举止不俗;《夜与日》中,“夜”代表了女性的想象力和直觉,“日”代表了男性的理性和逻辑,整本书代表了男女对立互补;在《到灯塔去》中,伍尔夫一连串的意识流写作,描述拉姆齐一家人从计划去灯塔到最终实现,用了20年的时间,真正达到灯塔的时候已是物是人非、沧海桑田,灯塔象征着人生理想,而要到达这理想的彼岸需要拉姆齐夫妇的齐心协力,才能推动大家庭的运作,而书中的艺术家莉丽,她的《母子图》用了十年尚未完工,而在她得知拉姆齐先生一家终于到达灯塔时,在图上画上最后一笔,最终画出了多年来脑中的幻想:两性融合。

为了她们而努力

小学的时候,身边有像莉拉一样才华横溢、性格乖张的女同学,在我记忆里,班主任老师非常不喜欢这一类型的女生,认为她们太过张扬,不懂得收敛自己的光芒,这样的偏见不仅停留在小学,社会文化对这类天才女孩都是不太友善的,她们太具有生命力和勇气,打破了女孩“应有的”品质;初中时,男生女生都进入青春期,周围的一部分男生都会给女生取一些绰号,这些绰号和身材、外貌、体重息息相关,当时不懂什么叫body shame;到了大学,我看到学姐们在找工作时面临的困境,才意识到比起读书阶段,之后还有更为艰难的路要走。最令我感到震撼的是,有几千万女孩根本没有出生的权利,就连春蕾计划这样一个资助女孩的项目也能被调换,甚至在百度的首页上公然写着资助原因:每个女孩都是未来的母亲,但我们都知道,她首先是她自己。

反省自己,我能做的事还有很多,除了不断努力之外,也要敢于发声,坚持自己的选择,哪怕要挑战现存规则;更加勇敢地质疑,对不合理的安排、言论能表达出自己的想法;观念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改变的,平权之路任重而道远,今天的平等都是经过一代代的人的努力实现的,应该为了那些不能出生的女孩努力,只要我们为她们努力,她们就会复活,而这番努力不仅身处怎样的贫困和寂寞,都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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