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不是活在错乱的历史和真实的现在中呢

小写的FEELING
2020-05-25 看过

蒂莫西·加顿艾什,是一个英国人。在序言里,他被认为是一个老派的英国自由主义者。很难理解这种浮夸又矛盾的描述,这本完结于2009年但拖到2014年出版的文集,刚刚好和引发旧式英伦文化大热的《唐顿庄园》第五季撞车。两者有什么关系吗?或者说,他们是否折射出了类似的东西,而这个东西偏偏就迎合了大众微妙不乏阴暗的某种心理呢?还是说,加顿艾什其人本来就自带了盎克鲁撒克逊的傲慢与偏见,但是又无法拒绝亨廷顿笔下繁杂文明款式彼此之间彼此打量而迸发的火花的吸引力,终于成为了他笔下所谓事实马赛克中的一片:“事实像马赛克瓷砖,我们将它们拼在一起,拼出过去和未来的画面。对于道路通向何方,以及马赛克画面披露的现实或真相,人们会有分歧。事实本身必须接受所有现有证据的考验。不过有些事实千真万确,世界上最有权力的领导人也会因此栽跟头。作家、异见分子和圣人也可能如此。”

语义因为重叠的修辞手法,很容易促成通往四面八方的联想,尤其是这本把多个年份多个事件的多个观察,完全按照落笔当时的状态叠加到一起的文集——是的,序言里说,加顿艾什其实有犯了明显的错误,但是他并没有在修订中加以改正,而是诚实的纪录了当时的想法。关于这个矛盾的地方——尤其是加顿艾什一再的强调,自己用一种拼尽全力的努力在记录和呈现着事实——在本书的稍后段落,他花费了整个章节去描述作者与事实之间的相爱相杀,并且在叠加了若干图腾式人物的事迹之后,把事实文学作者的宗旨归纳成了两个词,“真实”,还有“诚实”。

很有趣而且让人忍不住浮想联翩的部分是,他本人是以赛亚柏林教授研究员,而在作家与事实的这个章节,以赛亚柏林便是耗费了三分之一笔墨的重要人物。

虽然以赛亚柏林占据了整个章节的三分之一,并且因为加顿艾什本人的某些偏爱,显得比其他两个作家看起来更加的浓墨重彩,但是对于全书来说,并不算是太多的文字。不过回头想一想,觉得以赛亚柏林似乎有着另外的象征意义,尤其是他的故事,其实算是整本书的收尾——或者说应该是非正式的尾声。以赛亚柏林是一个出生在俄罗斯的犹太人,然后再1920年移民到了英国——多么有趣的出生地,多么有趣的移民时间,很难不让人对年幼的以赛亚柏林的内心世界停止探究的好奇心。

从加顿艾什的描述来看,以赛亚柏林早早就意识到了犹太人在西方世界可能遇到的问题以及困境——不同于亨廷顿的那种文明冲突产生的结果,加顿艾什笔下以赛亚柏林对犹太人的担心,看起来更像是插班生对其他同学欺生式霸凌的担忧。对于这一点,以赛亚柏林采取了一种颇让人惊讶的方式,试图去营造一种“可爱的犹太人”的形象。除了他让人震惊的社交能力之外,他甚至曾经向他的英国政客朋友提议,把自己送到当时的苏联做间谍。这种夸张的举动,居然还真的引来了一个隐身在英国政府里的苏联间谍。也不知道对于以赛亚柏林本人而言算不算是幸运,他后来被安排做了另外一份工作,并且极其成功,那就是用他的笔来煽动美国人对独立抵抗法西斯的英国人的同情。

在以赛亚柏林的描述中,加顿艾什很微妙的加入了他曾经去过苏联并且看到了自己叔父在当时的高压统治下的艰难生活的段落。字不多,三两行,却和前面段落的作者的事情悄咪咪的连在一起。

没错了,那个人就是乔治奥格威——创造了2+2=5、凭借科幻小说记录了十多年后真实历史的神奇人物。

加顿艾什其实没有太强调乔治奥格威本人的文学造诣,他甚至用冷漠不乏鄙夷的批评认为那些句子和段落实在幼稚而且经不起咀嚼。不过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很大可能,乔治奥格威是世界上第一个意识到冷战在所难免的人,当军情六处还没有认真的思考自己到底是一个什么新冒出来的角色,当乔治奥格威曾经供职的英国广播公司还不知道接下来要怎么玩的时候。

加顿艾什的角度稍微有点清奇——诚如本书第六章的标题《作家和事实》,他试图呈现奥格威时代的奥格威是怎样的人。这是一个把自己真实的工作经历融入到《1984》这部骇人听闻的科幻小说里的人,那个编号101的神奇房间,对事实和新闻和历史的目的性剪辑,假装不在乎和假装很认真的各种细节,都来自于乔治奥格威曾经的工作。不过最让人觉得有点吓到的是,被某工党议员认为也是一位“老大哥”的乔治奥格威,真的有一份神奇的名单。加顿艾什不遗余力的提供着这份至今未能被公众窥知全貌的名单里的细节:红色星号、黑色网线、蓝色问号……

这份名单是奥格威对自己身边一些人的观察,以及对他们共产主义倾向的判断。在名单的公开部分,有一些人证明奥格威的猜想是如此之正确,尽管这些人从未因为奥格威和有关部门共享名单的行为受到任何处理。加顿艾什在这里的立场十分微妙,他是在歌颂冷战时候英国的宽容、自由还是漫不经心?他是在表达对奥格威在意识形态差异方面诚惶诚恐的不屑和冷漠?其实很难有答案的,即便是在评论君特格拉斯的《铁皮鼓》的时候,都未有对这个人到底有没有加入党卫队给出一个明确的结论。

所以说,这个和前面的段落形成了明显断层的第六章,不过是在强调加顿艾什制作这本文集的过程中,内心从未改变过的某种主张吗?用尽可能符合事实的描述,记录自己诚实的感受,并给予读者一个自由和独立思考的空间?

或许,他真的有做到。在这个我们谁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或正在发生什么的时代,加顿艾什冷漠的记录和旁观者的热忱,混合成了讨喜的风格。当然,他确实带有明显的立场,那种盎克鲁撒克逊式的傲慢与偏见,尤其是作为英国人、甚至英格兰人对于欧洲大陆的惰性和陈腐的嫌弃——他在文中说,英吉利海峡远比大西洋来的难以逾越,而真正保有虔诚和信仰的人,在美国的比例远远高于在欧洲大陆的比例。不过也正是因为他这种天生的立场,让另一种文化背景的人眼中的世界,得以高还原度的展开。于是,当他在自己的内心比较着历史和现在的时候,也让读者有机会比较着这边和那边。

按照加顿艾什的说法。他的这本书是很多写于不同时期的专栏的集结。这种状况让那些即便是被归类在同一个章节里的文章,也会因为不同的写作时间和背景呈现出不可调和的独立性。但是就好像历史的辩证观点一样,纵向和横向的比较有着同样重要的意义,所以加顿艾什笔下的那些人那些事,也因为相似的经纬度,交错成让人惊讶的气氛。有一个特别有趣而且出现了很多次的比较,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攻陷巴士底狱,和塞尔维亚天鹅绒革命的攻陷巴士底电视台。

这个章节,是本书的第一个章节,用1968年的眼界,旁观着1989年的镇定。那是非常有趣的比较,当柏林墙在1961年以滑稽的方式把欧洲和世界割裂成两半,到最后用同样滑稽的方式倒塌的时间线的两端,那些人和那些人,是怎么想的,又是怎么做的,最后得到了什么?

虽然笔墨不多,加顿艾什并没有落下同一时间纬度的中国——而1968年的这个时间节点,恰恰和中国当时风生水起的重大运动会同期。于是,或许是代表了1968年那一代人的观点,加顿艾什认为东欧甚至法国在1968年的一系列活动,甚至直到1989年,那些学生和工人联合组织的灵感,是来自于中国。那么中国的灵感来自哪里?更遥远的谭嗣同还是赵家楼吗?那么那些觉得长辈的经历一文不名于是要全盘推翻以不破不立的霸气想要新气象的,到底是叛逆还是觉醒呢?

其实还真的有跟人聊起过这个问题。从1968年到1989年,从东方到西方,其实都有讲述叛逆和觉醒的差别。如果仅仅是为了证明长者的迂腐和落后于是反对,不过是叛逆。对未来和对现在的思考真正得到融会贯通,才能称之为觉醒。如果只是看着为了,不过打着等现在的艰难过去,然后在“未来”坐享其成的念头而已,并没有什么光荣与伟大。就好像加顿艾什写开罗的穆斯林兄弟会,只会用粗暴的口号喊“伊斯兰就是解决之道”,然后仗着有禁令在,于是根本就不需要展示任何解决问题的细则。——“实际上,穆巴拉克政权继续迫害穆斯林兄弟会,帮了它大忙。试图遏制伊斯兰主义,反而助长了它。”加顿艾什最后这样说。

谭嗣同当然是觉醒的人。这里竟觉得和鲁迅先生有一种黑色幽默式的共鸣。

国人传统偏爱中庸两个字,所以那个破窗先破门的故事才会那么的让人拍案叫绝。谭嗣同的话其实是同样的道理,若无人流血无人牺牲,这事情是不会引人注意的。在中国的文化里头,牺牲两个字,本来就是用来形容祭品的,而鲁迅笔下那被破开的窗,未尝也不是一种祭祀的典仪。谭嗣同是那窗,他醒着,于是他知道,血不够热,睡着的人是不会有感觉的,若一个人的血不够,多几个人总有量变到质变的那日。康有为则看着那窗,说总要有人牺牲,那便是谭嗣同——这便是那想要在未来坐享其成、先赶个时髦的沽名钓誉罢了。如果牺牲的人因为还没有等到质变,于是被认为是白白的牺牲,那么进入流亡的他们不过在另一片土地开始成为湮灭的尘埃,忘记了曾经身为硝石的能量。很多例子的。

从这个角度来看,那一系列的天鹅绒革命、橙色革命、各式各样的非暴力革命,真像极了终于因为过多的冲突和流血,终于等来了质变的那日。科什图尼察的话充满了象征意义,那是塞尔维亚人拼尽力气争取到的新的开始。尽管背后充满了旧塞尔维亚式的阴谋论,以及无数巴尔干其他“尼亚”兄弟们暗搓搓的心理活动。但至少,对于加顿艾什来说,是一种很让人觉得欢喜的迹象——尽管那些温和的演变前途未卜,但是在加顿艾什这个老派的英国人心里,觉得民主选举占据了上风的国家,总是再向盎克鲁撒克逊的文明追求靠近些的,很好。

毕竟,以他援引的撒切尔这样的务实派人士的原话是这样说的:“上帝将英国从欧洲大陆分离出来是有目的的。”

这被加顿艾什定义成欧洲大陆,或者说民主国家派系里最大的问题:例外主义。

或许每个国家都在思考自己究竟是受到例外主义的诱惑,还是要屈服于实力的挟持。就像觉得自己更接近池塘(大西洋)那边的英国人一样。这里会有很多围城式的例子,证明了这里的人想要摆脱这里,那里的人想要摆脱那里,现在的人,尤其想要摆脱历史——1989的人,无比想要摆脱1968,就好像1968的人,拼尽全力想要摆脱1838,尽管对于1938的人来说,1968的人无非享有晚生的幸运。

不过更年长的一代似乎也很难逃脱被后辈嘲讽的往事,以及面对那些往事时候的无力感。加顿艾什用希特勒和斯大林作比——这种难堪用更直白的描述讲出来,就是都曾经对无辜的人和战友举起屠刀。其实,这也是君特格拉斯的《铁皮鼓》的尴尬处境。格拉斯到底有没有自愿成为党卫队的一员,到底有没有向无辜的人举起屠刀——还是说向加顿艾什的某个朋友猜测的那样,格拉斯从未有过这个经历,他那样说,仅仅是一种拙劣的赶时髦的手段。

这种拙劣的手段,是想要成为例外?还是不要成为例外?

没有答案的。但是一代人对另一代人的“呵呵”是可以猜一点可能性的,尤其是置身国家的记忆和难堪的时候。所以,在面对1938的可怕的时候,必须要依赖1968的新的充满血气方刚的激烈才能掩盖之前的野蛮。而1989则因为1968的狂暴吓得不知所措,更因为经历了之后的每况愈下,认为那些做法彻头彻尾的百无一用。所以,他们不要成为直白继承了1938被压抑的反抗欲望的潜意识,爆发出更大动物性的1968,而成了缓和的一代。

加顿艾什虽然讲了很多例外主义的迷茫,以及英国人在英联邦的历史背景下面对欧洲大陆的懵圈——然后旧的地理考古则在告诉他们,英吉利海峡是后来才有的。其实不用在地理范畴寻找答案,还记得金雀花王朝的最初,是效忠法兰西的安茹伯爵。和伊丽莎白一世对峙的玛丽一世,同时也享有法国王后的头衔。即便是打了一百年仗互不对眼的那些国家那些领主那些人,还是逃不脱千丝万缕姑表亲姨表亲的血缘关系——尽管他讲了很多,但是在末了还是看到了最早议会制度开创者的傲慢,是的,他作为老派的英格兰人的傲慢又出来的。

在讲述波兰故事的时候,他用了很多的笔墨讲述了波兰人在微妙的地理位置于是无所适从的纠结,以及看着日子越来越难过之后想要脱离另外一种意识形态的动机——就是例外主义。但是那种因为想要摆脱东边投入西边的努力成功了吗?

两种不同的例外主义开始打架——地方特色成为了一种很好的定义。加顿艾什当然做了很多很多的比较和分析,试图给例外主义以更为丰富的内涵。他有没有做到不好说,但是作为被比较的某一个对象的民众,因为带有傲慢的直白,稍微觉得有些不适。这让加顿艾什对波兰“成功”的感慨,笼上了一些讽刺意味。

他说,总算有些东西赢了。他指的是普通的波兰青年得到了进入世界的机会,于是他们可以去牛津、去剑桥、去世界上最好的大学。但同时,他也用灰调的笔写下:他们的父母,从工会革命里经过的人,失去了工作和保障,失去了的后共产主义社会消亡后的民主政府的幻想。

如果说这里的矛盾还只是隐晦的对比,但绕到伊斯兰文明和欧洲文明冲突的时候,就避无可避了。

“一个人的恐怖分子是另一个人的自由战士。”加顿艾什说,他在欧洲听了很多很多这样的话。

库尔德人在伊拉克是自由战士,在土耳其是恐怖分子,反之亦然,取决于你的立场。此外,没错,我们在西方政策和言辞中经常看到的那种突然转变会招致批评。遭到排斥的恐怖分子阿赫麦提在和平进程中变成了宝贵的伙伴。中情局资助、反苏联的英勇战士奥萨玛·本·拉登变成了世界的头号恐怖分子。前恐怖分子(还是自由战士?)梅纳赫姆·贝京(MenachemBegin)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加顿艾什忽然提到了曾经的波兰红色青年——一念佛陀一念恶魔很适合在这里作比,或者说很适合用来概括他的想法。现在的穆斯林年轻人和那时候的激进分子一样,可能在下一个阶段成为医生、律师、教育者,也可能成为人肉炸弹。那么政府可以做什么,为了讨好一部分少数族裔而冒失的批评历史,比如法国议会不认为土耳其在一战时候屠杀亚美尼亚人不算犯罪。还是用绥靖态度组织一部分人的言论自由而激化另一部分人的极端思想?

我还是很喜欢塞缪尔亨廷顿坦然承认文明差异不可调和的诚实,同时也欣然接受这位作者对言论自由的某种想法。谁都有权力冒犯谁,但你可以选择冒犯的方式是了解和讨论,还是基于民粹或其他的轻蔑。

关于穆斯林如何融入欧洲,我以为若是这样欧洲便成功了。穆斯林家庭的父亲看着女权觉醒的女儿改宗,但只是以父亲的尊严给予道德的指引。同时那女孩的兄弟决定回到祖父居住过的地方,去做一些改善当地状况的事情。女孩的子女或许会因为某些轻浮或冒失带来的不悦回到穆斯林的身份。而她的兄弟则在遥远的地方定居,帮助当地世俗学校的建立,同时也遵守古老的祈祷规程。他的孩子可能在英国、法国或者美国学习,宗教信仰未知。但他们中的穆斯林按照着穆罕默德在古兰经中最早的谕示,友爱一切基督徒、天主教徒、东正教徒,甚至还有道教徒和锡兰教徒。他们坦然讨论着时事和流行文化,也阅读历史和原旨教义。所有人接受文明、历史、地理的不同。这才是历史的终结吧。

真是适合用来做结尾的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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