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飓风中心

1973年6月，勃列日涅夫前往华盛顿参与和尼克松的第二次首脑峰会，在会议期间，曾任驻美大使、当时已经成为勃列日涅夫副手的多勃雷宁描述了一个他不能理解的现象，即为什么美国人为什么会放任水门事件会对尼克松造成影响、把国家公开地搞得四分五裂。大使说，他为此感到震惊，因为在我国，这种“一团糟”的问题甚至根本不能构成问题。这同样为尼克松自己不能理解，他在回忆录中颇为委屈地提及，从肯尼迪时期开始，监听行为一直是存在的，他一度痛苦地质疑是否因为他是一个共和党总统才遭遇如此待遇。这是一个使人困惑的问题，尼克松的政治直觉并非全然囿于党政和偏见，他的描述在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但其背后的原因更为复杂和多元。

PBS那套十集的越战纪录片中有这样一个场景——尼克松当选总统后并没有立刻执行在越南的撤军计划，反而加强了对北越的轰炸，导致了反战派更加猛烈的抗议行为——在那个场景中，白宫的草丛周边、在方尖碑和那片阿甘正传中无比著名的水池左右，充斥着高喊撤军与和平的示威者，相较而言白宫显得如此渺小和宁静，就像正处在飓风的中心点上，一切看似很平静、很安稳。在飓风中心如果你闭上眼睛，也就注意不到周围不自然的黑暗。你回忆某些孤立的特殊时刻，那些片段时刻也仍存在于现实之中。你回忆过去没有越战的时候，或者“水门”只不过表示一幢豪华的大厦的时候，这是一个孤立的时刻。但是接着你睁开眼睛，你就会发现面前的黑暗乃是暴风雨带来的黑暗。

Rick Perlstein所著美国保守主义系列的作品其中一本叫Nixonland，它并不是一本尼克松的传记，而是从尼克松的视角去探讨六十年代的美国是如何分裂，对任何一个人及其行为的探讨不是孤立的，是要放到背景之中去的，美国的分裂上溯至FDR时期的新政开始，当六十年代伟大社会和人类解放成为零和的抉择时，这种分裂明显化了，它导致了林登约翰逊宣布放弃谋求连任的发生。尼克松在参与1968年的大选时并不是完全具有优势地位的（连当年更有优势的里根最后都选择了退选），但当Bobby Kennedy的死和芝加哥民主党大会上的混乱彻底切断了任何弥合社会裂痕可能性之后，尼克松成为了总统，他不得不去面对这个事实，去试图修补越战造成的创伤。

对比Bobby Kennedy和尼克松，甚至对比更早时期60年的JFK和尼克松会发现一种很有意思的现象，美国总统不全然是出身自东海岸的贵族与权势家庭，同样也拥有像来自得州农村的约翰逊和来自加州一个加油站和杂货店老板家庭的尼克松，这些家庭背景如何影响了每个人不同的性格和处事方式。比起Bobby，尼克松绝不那么容易受到民众的喜爱，他自50年代担任艾森豪威尔的副总统（甚至更早追溯到1948年尼克松任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成员调查希斯案件时）就颇受媒体批评，在60年代接连遭遇总统竞选和州长竞选失败后甚至被媒体嘲讽为“尼克松的政治生涯结束了”，所以当他成为总统时，这条国家未来发展的道路注定不像Bobby（如果他能够的话）当选总统那样轻松。

哈伯斯塔姆提及肯尼迪是存在主义的，即他们的存在本身就可以使人相信事情会变得更好，如果不是突然被刺，也许比起约翰逊在越战中的做法，JFK可以在陷入泥沼之前选择抽身而退，就像在古巴导弹危机时抵住压力选择封锁而非空袭一样。然而历史走向了一条更为艰难的、代价更为昂贵的道路，一切代价在68年成为压垮约翰逊的稻草——此起彼伏的反对和无休止的社会分裂。这种反对是社会的缩影，它既是对越战的不同态度，也是日益激化的人权问题的爆发。在越战方面，当“撤军”和“美国不应当再承受一个数千英里之外的偏远小国造成的无意义的损失”成为一种理论上的共识的时候，如何撤出成为值得讨论的问题。这正是所有人对越战达成一致的批评之处——无论鸽派还是鹰派，都认可逐步升级的战略是错误的，然而对于如何修正，产生了矛盾，这正是尼克松成为总统是的首要任务，他坚信如果能达成一个可行的条件，加大对北越的轰炸力度是必要的，这也正是为什么上任后他遭到了更大规模的反对。

当然，没有魅力不等同于没有能力。尼克松顶住了这股反对的力量，他在回忆录中提及对反战游行的迁就是一种将叫喊声音最大而非支持人数最多的声音视作主流民意的错误做法。在刚当选时，尼克松与基辛格见面，他提出在自己的任期内三个主要的目标是越南、中国和苏联，基辛格后来评论说总统先生的做法是有外交远见的。越南问题拆开来看，就像凝聚成一场风暴一样，需要不同的合力，它实际上包括最简单的美越关系，背后的美国与其他盟友的关系以及根源的中美苏三角关系，如果希望解决越战问题，根源在中苏。我在这里不希望牵扯太多北越如何在中苏分歧之中两边下注受益或者中苏如何在巴黎秘密谈判过程中对北越施压诸如此类的偏离主题的探讨，但是从越南化到与中国缓和再到美苏SALT谈判，这些事情是错综复杂牵扯着的，1972年大选中尼克松以60.7%比37.5%的压倒性优势战胜麦戈文成为了对这一做法的认可（要知道68年大选时尼克松只拿到了43.4%的票，只比同年民主党候选人汉弗莱高0.7%）。

然这场大胜利却成了悲剧的开始，不同于外交上的光辉事迹，尼克松当局在内政问题上似乎是一种优点乏善可陈，坏事罄竹难书的状态。即使综合不同的美国总统历史排名来看，尼克松常年处在30名左右（他前任这位被骂得很惨的约翰逊反而是在15名左右的水平，这也证实了我那天提到的，因为我着眼于外事领域，自然不公正地觉得约翰逊很差），让他如此的原因恐怕是水门事件导致的威信下降到了极点进而辞职的问题，也包括他任内严重的通胀问题和社会问题。如果说越南问题要追溯到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多米诺骨牌理论的话（巧了当时的副总统正是尼克松本人），美国的分裂问题则要追溯到FDR的新政，正是从新政到新边疆的东海岸民主党人和南方民主党人的分裂促成了南部票仓的洗牌，也促成了媒体成为民主党主要工具的结果（这个事情是尼克松个人观点，当然对此约翰逊有话要说）。尼克松上任之初，发生了一起五角大楼泄密事件（就是NYT著名的五角大楼文件），为调查此事他组织了一批被称为“管子工”的调查人员，而水门事件最终激化到非他辞职不可地步的部分原因也是这些调查的存在。

这个角度出发他的声名狼藉的确是自食恶果，毕竟无论是从白宫交出的录音带中听到的那些一点儿都不像总统反而颇有mafia风范的用语（“你来搞这个”，“什么时候能把他们搞定”），还是那些秘密外交行为（巴黎的一系列秘密谈判，从叶海亚.汗渠道和中国堪比“谍影重重”系列的接触），都注定了他不是那么受欢迎的。但也正如他为自己辩解的，他并不是唯一这样做的人，只是碰巧他被抓住了。

在面对长达六个月的诉讼以致影响白宫行使职能的代价面前，尼克松选择辞职，就像他在60年代在和肯尼迪就芝加哥与伊利诺伊的选票存在争议时大方承认败选、没有提出诉讼一样，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很多人（包括上文提及的苏联人）为此惋惜，觉得这个事情就像雅典人流放庇西特拉图或者罗马人杀死凯撒一样难以让人理解，但我倒是觉得，正如林茨探讨民主转型的时候提出的，一个成熟社会的标志应该是反对派可以接纳在制度框架内进行合理反对的失败，水门事件和他的辞职正是如此。尼克松非常崇拜丘吉尔，不知道他在和平之家撰书的那些日子里，会不会想起后者在45年败于艾德礼时引用的那句普鲁塔克的话，“对他们的伟大人物忘恩负义，是伟大民族的标志”。

但政治道德和私德需要分开看待——这么讲看似简单，现实生活中实操起来有难度。私下去看，很难说尼克松是一个坏人——这是在他的回忆录隽永而动人异常的文字中时常涌现出来的：他写贫穷而虔诚的家庭生活，写早亡的弟弟随年龄增长而变深的瞳色和发色，写和哥哥为母亲准备的生日礼物以及母亲生日前的晚上哥哥的离世，甚至由此推广更多去写当得知肯尼迪的死讯的时候试图去构想的“如果我是总统”或者“我能理解他弟弟和夫人”这些细腻的情感之中透露出来的绝不是一个道貌岸然或者利欲熏心之人的表达。

甚至在辞职之前，尼克松提笔写了这样一段文字，他说：

一刹那间，我试图想象对辞职电报的不同反应。周恩来在北京他的办公室里会怎么想？毛主席坐在仅仅两年前我们会谈过的到处是书的书房里，他对这个消息又会怎么想呢？ 这个消息到达莫斯科的时候，正是午夜。我并不羡慕那个值夜班的工作人员，他必须决定马上叫醒勃列日涅夫，还是等他起床后再告诉他这个消息。勃列日涅夫曾经十分强调我们之间的个人关系作为缓和基础的重要性，所以我设想他的第一个本能反应是：估价我辞职对他自己的地位会有什么影响，然后据此计划作出他的反应。 在开罗和特拉维夫，在大马士革和安曼，这消息到达的时候，这些城市仍在沉睡。八个星期之前，他们的人民曾经把我当作和平缔造者那样向我欢呼，给予我前所未见的赞扬。现在我因为政治丑闻而辞掉总统职位，我们这样努力工作而取得的和平，结果怎么竟会是这样脆弱呢？

辞职前夜，尼克松请求进来与他道别的基辛格一起跪在地上祷告，他非常痛苦地问几乎和他一起成就了一切高光时刻的这位国务卿，“历史会比时人对我更仁慈一些吗？”

历史给了他公正的看法，1994年尼克松的葬礼上，历任在世的美国总统均到场；时至今日绝大多数外交领域的人都认可，他的所作所为拯救了70年代不堪重负的美国，并起到了更多正向的效果：巴以问题、台湾问题、核裁军。甚至就像畅想如果肯尼迪还活着那样去假设——如果尼克松没有下台，南越会不会不在75年被抛弃？中美也许不会在一地鸡毛后的79年才建交？美苏SALT II会不会在维也纳更早的达成？石油问题会不会减少世界经济的震荡？

但那些畅想都已是午桥桥上饮般的往事了，正如他自己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从不认可总统的职位会使一个人有总统的样子的说法。美国总统之所以有生气，是因为每个人都有其特色。总统职位不是一所进修学校，它是一个放大镜。”

在放大镜下，他的优点和缺点都更加鲜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