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伦·坡:作为死亡爱好者的小说家

sweetii
2007-12-13 看过
F短信说:“我忽然觉得你有一点爱伦坡式的气质,觉得有点恐怖。”之后又一条:“你脑子里也有通往幽冥世界通往死亡的弦。我刚才在看他小说改编的电影,忽然想到你,被吓了一跳。”
“脑子里也有通往幽冥世界通往死亡的弦”这句话说得很精准。一直以来我都想对坡的作品和观念说三道四,却一直找不到一个好的说法来开头。怎么归纳都似乎有偏差。我对坡最大限度的利用,是他对诗歌乃至整个写作、诗意思考(这种用法出于我个人对“思考”一词的拨乱反正)的非常高明、冷静乃至显得有些傲慢的见解。这些见解本身是出自一种颠扑不破的真理传统,而由于他本人的卓越才能和大量杰作而更加具有说服力(而我去利用这一点,这是可笑的)。
现在我要试图努力写一写我对坡的小说以及我所能看到的他的整体的创作,所怀有的一些不准确的意见。

坡的小说被描述为恐怖的、怪异的,于是他的作品中想象力的成分超过了思考的成分(想象力与思考之间有什么区别吗?它们之间是不是有一条由人们凭空想象出的一种名为“理性”的虚构之物作为界限?在界限的一端是想象力,另一端则是比前者更高明的、其实是同一类事物的东西,“思考”?)。不只一次,我困惑于他小说、随笔中深邃的思想,却又不断被拉回到“这不过是恐怖怪异小说罢了”的逃脱之途径,直到我读到他的散文诗《我发现了》。其序言是这样写的:
“对爱我并为我所爱的为数不多的人——对那些爱感觉而不是爱思索的人——对梦幻者以及那些相信梦幻乃唯一现实的人——我奉上这册真言之书并不是因为书中句句是真,而是由于其真中洋溢着美;此乃真之本质。对那些我仅将此书作为一件艺术品奉献的人:——请允许我们把它视为一段传奇;倘若我的要求不算太高的话,或许可把它视为一首诗。
我书中所言皆为真理:——所以它不可能消亡:——即或它今天遭践踏而消亡,有朝一日它也会‘复活并永生’。”
在《我发现了》里,集合了坡曾经不连贯、不完整地发表在他的小说(《催眠启示录》里有《我发现了》里的论点的基本原型)里的种种“奇谈怪论”,那些多少显得有些惊人的论点并非为了吸引、吓唬那些喜欢读他的恐怖怪异小说的读者而凭空捏造,而是他费尽一生的时间和精力而苦苦思索出的“伪科学”。是他这样一个具有着罕见天赋的人所走的一条令人费解的道路。
但这还不是全部。如果仅仅把坡看做一个在人类19世纪技术进步的洪流中一个软弱、敏感并耽于幻想的诗人,则是不公正的。这一点并不难做到,虽然这种做法对天赋的要求之高,难以找到满足条件的个体。
坡在他的每一篇小说、诗歌、剧本以及随笔中,都朝向一个真正的问题。这一点是难以做到的,正如莎士比亚所选择的通俗故事,在平庸的作家手上只是一次情变本身,而在莎士比亚笔下就是命运。最简单的例子,《威廉·威尔逊》讲述一个纨绔子弟的故事,从他年幼到青年时期,他作恶多端,具有一切的恶习,而他从他童年开始最讨厌的一件事就是,他有一个同学和他同名同姓,在他最风光得意的恶作剧中,总是暗暗和他捣乱。到他成年后终于逃脱了这个噩梦后,一天他正在寻欢作乐,那个可恶的同名同姓的家伙忽然再次出现在他面前。在一场冲突后,威廉·威尔逊决定要和这个讨厌的家伙决斗。当他终于成功的杀死了对手,却发现那正是镜中的自己。
一个愚昧的寓言逻辑?是的。这个现代寓言如此精巧,充斥了似乎合情合理的现代经过科学洗礼的思维,却仍被坡归结于一个神话的结局。
坡在小说里写到了死亡、罪恶、瘟疫、鬼魂,但他又不是一个复活古代朴素神话氛围的作家,他对人的精神世界做了天才地关注与分析。《贝蕾妮斯》、《玛丽·罗热疑案》、《泄密的心》在精神分析学被提出之前,非常准确地意识到并描绘了人类潜意识活动。
他最杰出的小说《人群中的人》与他其他的恐怖怪异小说相比,似乎缺少一些炫人耳目的元素,通篇几乎是现实主义的典范,但其中对那个人群中的人所做的近乎神奇的描述,对那个人群中的人进行的近乎天启的判断,则是对即将开始的现代社会生活的一个寓言式的预言。就这一点,波德莱尔一定受到了不少启发。这个“人群中的人”的形象成为20世纪现代文学中一个始终没有出场的重要人物。他是20世纪人类社会生活中的每一个人——如果他们不发生类似于卡夫卡《变形记》中的变异的话。
坡的小说没有关于通常的“死后得救”这一主题。在大量的关于死亡主题(瘟疫和鬼魂也间接的并入这一主题,罪恶则是对死亡的既恐惧又向往的矛盾情绪的变形)的小说中,坡絮絮不休地探讨着各种死法、各种死因以及肉体的各种死后境遇。对死亡全面、巨细无遗的关注与描绘,使坡的小说具有一种与丑恶、肮脏和欲望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联系几乎是本质性的。对于这一点,坡的创作本身就是无可反驳的铁证。因此,坡理所当然地应该被贴上颓废、病态的标签。
但即便如此,“死后得救”却是坡始终关心的一个命题。坡的小说里充斥了在此生关于死后不能得救的焦虑幻想——对坡来说,死后得救并非一个无须证明、顺其自然的结局。显而易见的是,他也无法证明这一点。而究竟是否需要证明这一点,也是一个时代性的命题。与坡同时代,同样是以怪异、罪恶和异教(在坡的时代以及国家环境中,异教已经不再是那么重要的概念,但坡小说中大量的东方宗教、犹太信仰以及清教之前的宗教意象仍显得非常引人注目)为主要题材的法国人梅里美,在《卡门》中以极大的能量赞美了异教的死亡态度,在《唐璜》中则以反讽的笔调描绘了选择虔诚的低廉代价和可观回报。坡的小说始终在死亡这一事件四周的不远处周旋,却难以靠近死亡对他来说所意味着的真正重大的问题——他真正感到困难的是如何去面对这一问题,如何去做出一个可能更接近他真实想法的回答。
而他的真实想法究竟是什么,这也是困惑着他的一个问题。他花费大量的笔墨去描绘的关于人类精神活动的种种现象,探究人类精神活动的种种癖好。相比之下,他对物质世界的态度则显得略带微嘲,这一切是命定将会失去的。作为一个有天赋的作家,他的使命是去追寻人类生活中那些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但价值究竟是什么他却无法回答。这就是坡作为一个现代作家所真正感到无能为力的吧?
坡在《我发现了》这篇典型的伪科学笔记文章的附记中,对灵魂不灭、物质永恒做出了自己的阐释和并从而表达出了某种意义上可以称作信仰的东西。他以天才的敏锐意识到的问题被他天才的想象力解决了,有了这样一种答案,“因想到将失去自我本体而产生的痛苦便会马上平息。为了上帝是一切的一切,每个人都必须成为上帝。”
在半条腿跨进了现代的门槛的坡那里,他罕见的领悟能力和思辩能力似乎成为一种负担,他的时代和自身所具有的接受能力使他不得不预感到并提前经受了未来时代必将出现的问题。在他有生之年,他作出了所有可能的努力,从科学的角度去探究人类的大脑与神经,并从神学的角度做出了人类所能达到的最高强度的想象与抒情。
20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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