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的史观
中国记录历史的起源源于西周时期,周人把商人用来崇巫祭鬼(商人认为活人和死人的世界是连续的,因此信鬼而不信神)的青铜器和占卜问卦的甲骨文结合起来,去除掉青铜器上繁复的装饰花纹,用来记录战争、盟约和家族的荣耀,也为上古历史的断代提供了重要依据,两年前去宝鸡的青铜器博物馆时,大开眼界。进入春秋后,左丘明编左传,拉开了中国正式记录历史的序幕,直至400年后《史记》的横空出世,史官成为王朝更替,岁月变迁最重要的见证和记录者。 从小学开始就陆续接触《史记》的内容,扁鹊见蔡桓公、将相和、鸿门宴、荆轲刺秦王、报任安书,那时候头疼的是全文背诵,高兴的是看到精彩的故事,从未从史观的角度来分析司马迁写作的用意和目的,直至工作后,陆续看了好多关于历史解读的作品,才开始慢慢形成自己的史观。
“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史观也是如此。司马迁在想要写的是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鸿篇巨著,最终的落脚点还是成一家之言,从史记的体例、结构、人物、详略、角度都是用心的编排。对照项羽本纪和高祖本纪,司马迁分析高祖为何成功,项羽为何失败,很多观点都很精彩,比如仁义,比如计谋,比如决断,比如从谏如流。我之前也思考过秦汉交替这短短几十年发生的历史,从更宏观的层面来看,其实是项羽的历史局限性注定了他的灭亡。从春秋始,到齐亡,分封制已深入人心,仿佛天生如此,更加上秦朝短暂的寿命好像也印证了郡县制行不通,因此项羽的最大目标也就是成为天下共主,具有分封诸侯的权力,从这个目标来看,他已经取得了成功,刘邦认输后,也只是发配到落后的汉中就算结束了。但刘邦和他的谋士们在汉军一步步发展中,坚定了一统天下,摒弃异姓王的决心,对对手不光打倒压服,还要从肉体上消灭,百战不挠,最终胜利。刘邦从称帝到薨逝,一直在忙着消灭异姓王,韩信,彭越,臧荼,英布,这些人都没有提防,因为他们也认为天下就应是分封的,这是世界观的差距,降维的打击,项羽和后面的异姓王败的一点也不冤。
再比如秦始皇本纪,秦统一六国,根基在于商鞅变法,依托的是法家思想,严刑峻法,令行禁止。天下一统后,应该是休养生息,蓄养民力,但前面没有成例可循,加上始皇的雄才伟略,修驰道、建宫殿,对民力压榨到了极点。为了统一思想,在李斯的建议下,焚书。要注意的是,焚书和坑儒是两个事情,焚书是为了消除春秋战国百家争鸣出现的各种学派,只保留法学和工具类的书,坑儒发生在焚书之后,坑的也是术士,起因是术士们忽悠始皇能长生不老,在很多方法都不行的情况下,术士们凑到一起讨论始皇刚戾自用,这在当时是极为大逆不道的事情,始皇坑杀了四百六十个术士,并不是原来以为的儒士。 受李陵的影响,司马迁被处以宫刑,在整个《史记》的写作过程中,始终处于一种悲愤的状态,因此刺客列传是整个史记中最精彩的篇章,相隔三百多年的五个人物代表了信义和勇气,读到荆轲的风萧萧兮易水寒时,能够感受到北风的凛冽刺骨和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慷慨悲歌。这也是司马迁自身的史观,想要活成的样子。
在读史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化身为历史中的人物,去悲喜哀恸,但过去的已经过去,能否以史为鉴,知兴衰、明得失,用历史来指导将来,知行合一,才是历史的真正用途,否则也只是刻舟求剑。毛主席通读《资治通鉴》,从矛盾论、实践论到建国后的一系列覆雨翻云的操作,始终保证最高权力牢牢控制在手中,这是对历史最好的运用。
希望大家少看点《阿弥陀佛摸摸哒》,多读点历史,在古人千年的历史中汲取智慧和营养,这样在前浪忽悠你奔涌时,至少知道回头看看自己后面的潮汐能否保证把他们拍死在沙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