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与和平》拉杂谈

驴之羽
2020-04-30 看过

卢卡奇的《小说理论》以托尔斯泰作为终章可谓意味深长,在他看来,托尔斯泰的史诗性意图“撑破”了小说形式:

托尔斯泰自己的确占据了双重的位置。从纯粹形式的观点来看(在托尔斯泰这个特殊的例子里,这种观点不可能公正地对待他的思想或所创造世界的关键内容),我们必须将他看作欧洲浪漫主义的最终表达。然而,就他的作品中不多的不可抵挡的伟大瞬间来看——纵观组成为整体的每一作品,那些瞬间必须被看作主体性的及反思性的——他清晰地呈现了一个分化的、具体的和实存的世界,如果这个世界可以展开为一种总体性的话,那就是小说的范畴无法承载的了,它需要一种艺术创造的新形式:更新了的史诗形式。(Lukacs, The Theory of Novel, 152)

在卢卡奇看来,“史诗”给与内在圆满的生活以形式,而“小说”通过赋形揭示并建立了生活隐蔽的总体性,换句话说,小说面对的是破碎的世界,必须通过“赋形”来重构出“和解”的世界,故而,小说的内在形式可看作问题性的个体朝向自身的旅行过程,从当下乏味的现实、异质的、对个体来说无意义的现实朝向清晰的自我认识过程。(Ibid.,80)显然,《战争与和平》并非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来构形出有机的本质世界。谁是小说的主人公?他们有没有导向清晰的自我认识?皮埃尔、安德烈与罗斯托夫的“冒险”最终宣告了什么?这些问题恐怕不易回答。卢卡奇非常看重安德烈在奥斯特里兹战场卧倒时的体验,认为这是本质闪现的瞬间,然而,正如他自己所说,这是一个浪漫主义的极致时刻,是主体的反思,它本身无法“转写”为现实或实存。另一方面,到底什么是分化的、具体的和实存的世界?这些“异质性”与伟大的瞬间之间到底具有什么样的关系?或者用一句很有“黑格尔味”的话来讲,如何让那些实存(实体)拥有反思的能力(主体)?同时,如何让反思性的瞬间(主体)获得现实的身体(实体)?

以赛亚·柏林当然很不喜欢黑格尔这只“老刺猬”,他在托尔斯泰身上看到的是另一种品质:托尔斯泰天性是狐狸,却自信是刺猬。一方面,他欲透过第一因了解世事如何发生,另一方面,他对具体的经验、可证之事又有着无可救药的偏好。(柏林:《俄罗斯思想家》,35)二者杂糅,则生成一种“现实感”——顺从事物的永恒关系和人类生活的普遍质地,此乃生命正道之“知”。(同上,85)

卢卡奇在托尔斯泰的作品里看到了“新世界的微光”,一种激进转型的可能性。而柏林在他的身上看到了“浪漫主义、感伤主义和历史主体的”天敌——冷静、清晰、不妥协的现实主义。

托尔斯泰到底如何呢?

就《战争与和平》来看,托尔斯泰的确具有某种宏大的冲动,他想通过感性的方式来讨论“历史动力”。托尔斯泰是向下走的、走向无数小的细节、异质的因素走去,另一方面,形式又对他的企图有一定的制约作用,毕竟,他要大致写出小说的样子,要有主要人物,要聚焦于几个家族,要处理真实历史与虚构之间的关系。可以发现,托尔斯泰论说自己的主要观点其实不难(在最后一部分他就是这样做的),真正难的却是如何将这些意思感性化,实体化。如何在有限的视点之中包含进尽可能多的异质的东西,再把如此多的异质的东西看作某种根本性的力量与方向。

我们可以发现,小说的主人公活动轨迹还是相对集中而清晰的,命运也最终有所交待,但是他们自身无法真正影响一定的历史进程,他们所打开的是越来越多的新世界,认识新的人,产生或长或短新的念头。比如,皮埃尔离家出走后游荡在莫斯科时的遭遇,又比如,安德烈好几次为压根就不认识的农村姑娘所分神——“那个姑娘为什么会感到幸福?”,看到采吃青李的姑娘们,不禁引起他思索“还存在着另一些与他完全不同的,与他自己兴趣一样合理的兴趣”。安德烈在去娜塔莎家的路上所获得的启示是:将自己的命运与所有人命运连在一起。这并不是说要去决定别人的命运,而是去接受别人的命运,并将自身与他们联合成为一个共同体。这就是异质的世界寻找联合的方式。然而,安德烈死了。安德烈最终接受到了启示,他在“白昼明亮的光线下,不透过玻璃看见画得很粗糙的图片”,那是死亡的形象。然而,他没有实体化。

娜塔莎是安德烈眼中的爱神——在她身上,看到“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娜塔莎也是皮埃尔的精神支柱——“一想起她就立即进入了精神活动的另一个光明领域,其中没有正确或过错之分,进入了值得在其中好好生活的爱和美的领域。”但是,且听卢卡奇说,托尔斯泰的爱可不是“激情的爱”,那种爱太“文化”了。相反,托尔斯泰的爱与婚姻是自然与文化中间地带,爱如果没有婚姻的实体,就灰飞烟散,一旦爱转化成了婚姻,就成为了联盟,成为了生命出生的序曲。安德烈想到了将自己的命运与所有人联在一起,他的用心只有通过皮埃尔来实现。这种实现必须找到现实的形式,必须克服自身的虚无不定的精神形态。娜塔莎的改变或许也是一个例证。娜塔莎与皮埃尔结婚后,真正呈现了作为联盟和生命的爱的样态。

罗斯托夫这个人物仿佛有些难把握,这个农奴的“好东家”,又是如何将自己的命运与所有人联在一起的呢?他是个实干家,整治农庄,做着最最切实的事务。另一方面,他的妻子玛丽亚·鲍尔康斯卡娅也融入了日常生活之中,用写日记的方式来记录孩子每一天的成长。卢卡奇似乎将这看作“无本质的生活”。然而,这种生活却最具有实在性。我们可以联想到安德烈与皮埃尔有过一次“为自己还是为他人”的争论,那个时候皮埃尔笃信共济会的原则,而安德烈则秉持着自己的无神论,有趣的是,小说却提到“安德烈公爵不声不响、不花力气把皮埃尔想做的事儿全都做了。”另一方面,皮埃尔想要解放自己的农奴,却层层受阻,最终弄巧成拙,一事无成。

到底怎么样让一个人的命运与所有人的命运相联,这恐怕是阅读托尔斯泰值得一问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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