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时斜阳・此刻太宰——《斜阳》译后记

罗越
2020-04-30 看过

  “译者是作家最忠实读者”,我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

  借此次翻译《斜阳》的宝贵机会,我不仅连读了多部太宰作品,还搜罗到平凡社、春阳堂书店、河出书房新社等推出的多本缅怀特刊,算上执笔的时光,小小的书房俨然举办了为期数月的“太宰治文学节”。

  由于时代、文化、语言的距离与隔膜,现代读者对《斜阳》的认知与理解往往存在偏差。依我的浅见,读者们恐怕有两团最大的疑问:关于贵族,为什么所谓的贵族身份会令书中人物如此挣扎,此其一;关于爱情,主人公和子为何寄望于作家上原,这算爱么?此其二。

  希望本文能够抛砖引玉,帮助广大读者解开这两个谜题,进一步领略太宰治的文学魅力。

——彼时斜阳——

  《斜阳》是太宰治生前最成功的作品。

  1947年7月,《新潮》杂志开始连载《斜阳》。同年12月,《斜阳》集结成册,初版1万册迅速售罄,历经多次再版、加印,成为日本战后第一本现象级畅销书,甚至还连带地孕育出“斜阳族”等流行语。

  关于太宰治其人,读者们想必并不陌生。长话短说,太宰治原名津岛修治,1909年出生于青森的大地主家庭,如同许多出身优渥的文学青年,他很早便投身当地的左翼革命运动,受挫后曾沾染毒瘾、自杀未遂,又因肺病免除兵役,并在战后迎来文学上的迸发。

  《斜阳》的创作背景与太宰治擅于“化用”的创作手法密不可分。很多作者在其创作生涯的初期或多或少都会模仿、借鉴其他作家、作品,太宰治也不例外。1946年年底,太宰曾亲口表示,他将为《新潮》创作一部小说,以津岛这个大户人家为原型,取名《斜阳》,是日本版的《樱桃园》。《樱桃园》出自俄国文豪契科夫,这部家喻户晓的戏剧作品描写时代变迁之际俄罗斯贵族的生活。一位贵族女性回到家乡,他们的宅邸面临拍卖,贵族家庭对此无能为力,最终在樱桃园响起的树木砍伐声中告别家乡。

  太宰的“化用”不止于此。1941年9月,太田静子跟随其他文学爱好者前往三鹰拜访太宰治,并带去了自己的习作。太宰在她的笔记本上留下几行文字,称赞她文采卓然,认为她不适合写小说,不妨多写日记。战争期间他们保持通信,1946年两人的联络愈加频繁,1947年2月太宰治前往大雄山庄看望太田静子,并取走她的日记用于创作《斜阳》。太田静子与主人公和子;大雄山庄与书中的“伊豆中式山庄”;后来为太宰生下女儿的太田,书中为上原产下儿子的和子……大量设定与细节都能在真实生活中找到原型或印证,而《斜阳》强烈的日记体风格也就不难解释了。

  因为太田静子的出现,作者在作品中对津岛家与太田家进行了深度的嫁接,从没落的俄罗斯贵族身上,太宰治看到的分明是自己所处阶层的尴尬境地。说起贵族,许多读者想到的或许是电视连续剧《唐顿庄园》里换不完的精致服饰,摆放错落有致的杯盘,以及举手投足优雅庄严、随时保持挺拔身姿的绅士淑女们。贵族时代,或者说广义上的旧时代时常以类似的面貌出现在文艺作品中,日裔英国作家石黑一雄的成名作《长日留痕》将对贵族的怀恋娓娓道来,堪称《斜阳》的隔世回响。上世纪四十年代的日本,贵族制度在新宪法之下遭到废止,一整个阶层流离失所,直面如何融入新社会的难题。于是,我们回到了上文提及的第一个疑问,为什么所谓的贵族身份会令书中人物如此挣扎?答案很简单,贵族是个贬义词。在当时的社会氛围下,贵族这个标签代表的是某种亟待推翻的腔调或习气,是一无是处的。人们不再崇尚贵族的生活方式,旧有的知识体系严重崩塌,审美趣味出现重大转向,旧世界一去不复返。正因如此,站在社会转折点上的和子一家,才会显得如此无所适从。值得一提的是,书中关于“浅牡丹色围巾”的描写——我个人非常喜爱的段落,无疑是太宰治对贵族在审美层面的一种婉转而微弱的肯定。

  战争与宗教同样是理解《斜阳》的两大抓手,篇幅所限在此不作展开。二战剧烈地在全世界造成撕裂、留下烙印,侵略与被侵略,左翼蜂起……对虚妄战争的反省贯穿全书。另外,书中频频出现“蛇”这一隐喻,与《圣经》的直接关联显而易见。

——此刻太宰——

  如今,太宰治与夏目漱石携手入列日本文学双璧,小说累计销量名列前茅。此时此刻读太宰有何意义,他的作品与我们当下的生活又有怎样的联结呢?

  首先,从日本文学的大脉络来看,人生“波澜万丈”的太宰治与“平淡无奇”的夏目漱石殊途同归,他们身为激越时代的参与者、见证者,共同为日本人描绘出一幅精神速写,这是他广受日本读者喜爱的根本原因。例如,太宰治在书中多次将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人们称为“牺牲者”,并表示“死去的人是美丽的,活着、苟延残喘着的人反而是丑陋的”,这些文字暗合了日本一脉相承的“樱花式生死观”。进而言之,太宰治在文体上的开拓和实验也将女性叙事者和日记体推向高峰。正如九世纪平安贵族纪贯之凭借《土佐日记》开《更级日记》、《和泉式部日记》之先河,最终发展出《源氏物语》、《枕草子》等经典名作,由太宰治继承的平假名传统,也足与夏目漱石所代表的汉文传统并驾齐驱。

  其次,关于革命,整部《斜阳》旨在为那些打从心底里想要“活下去”的人们谋一条出路,太宰的答案用两个概括,就是革命。这里的革命并非政治意义上的革命,而是更深层次的“人的革命”,也唯有那些真正经历过、品尝过绝望滋味的人们能够做到。具体来讲,女人的革命是从由社会任意摆布的玩偶脱胎换骨成实实在在拥有自主意识的人,这一主题不禁使人联想到易卜生的经典戏剧《玩偶之家》。在太宰治笔下,男人们何尝不是玩偶?直治与上原口口声声要“革命”,除了成为浪子、放浪形骸、沉溺堕落以外别无他法。他们对政治高谈阔论,参与左翼革命运动,在小说杂文中托物言志、针砭时事,看似比女性拥有更多自由,实则同样无计可施。只因为男人是社会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在旧时代被允许参与社会的建设与运营,却忽略自己同样也是玩偶的事实。直治是一位高尚的“牺牲者”,备受身份认同的煎熬;自称“天字第一号浪子”的作家上原则通过书写自己的堕落与世界割席,反倒落入了衔尾蛇般的漩涡。

  最后,关于女主人公和子的爱情,她为何寄情于作家上原,这算爱么?太宰治曾经借和子之口表示:“人是为了爱情与革命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爱情的重要性,以及与革命的深层联系不言而喻。如果说“大人物艺术家”上门提亲代表“充满算计的爱情”,战争时期与“年轻军官”的萍水相逢象征“柏拉图式的爱情”,那么,和子与上原之间的关系不妨用“抽象的爱情”来总结。实际上,和子多次写信给上原,希望为自己的未来找寻一条出路,这里头不乏算计的成分;另一边,单方面的书信传情无疑是虚无缥缈的,这段精神恋爱在终于见到上原的那个夜晚迅速幻灭。在我看来,和子对上原的爱情是她为世界精心描绘的一幅画,一幅常伴左右、足以支撑自己的、“道林格雷”式的肖像画,个体的缺点无法减损抽象爱情的美好。和子勇敢地对往后的人生作出处置,这就是她通过爱情完成的“人的革命”。

  《斜阳》是太宰治众多小说中永远闪亮的一颗恒星。我常常戏称《人间失格》应该被译作“活得不像人”,而《斜阳》恰恰回答了如何“活得像个人”这一疑问。太宰治在写完《人间失格》后与那位“老师”一样选择死亡,他们为何如此较真?为什么要把自己逼上绝路?我们又为什么要读太宰治?我想,所谓的“无赖派”,是将自身的软弱毫无掩饰地曝露出来,对世界的伪善与既定的权威感到绝望,他们是叛逆者,也是注定失败的殉道者。当社会再度面临转型,世界重又迎来拐点,通过网络紧密联结又倍感疏离的现代人俨然成为一座座孤岛。只要面迎世界时的那份格格不入仍旧存在,我们就需要《斜阳》,需要太宰治。

罗越

写于2019年深秋

太宰治诞辰110周年

(待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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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阳 斜阳 8.7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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