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教之功利主义在现代性中的焦虑

小满
2020-04-29 看过

摘要:默顿在《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中,以一种不同于传统理论抽象批判的“先决经验判断”法,论述了社会的不同要素对于17世纪英格兰社会科学发展的启蒙和促进。文章通过介绍默顿如何将论述形成可能、清教中的功利主义在现代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中的体现以及这种功利主义在近代教育中的体系,试图论证这种传统的功利主义对于现代社会焦虑性的形成。

【关键词】:清教主义;功利主义;工具理性;现代教育

一、经验先决判断与结构功能分析

默顿在《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中,用一套和《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完全不同的论证方式,对十七世纪近代科学的兴起和大批天才的出现做出了细致和严谨的推论,并开创了科学社会学新的研究范式,默顿本人也在这本专著里将其自身秉持的结构功能主义融合发挥。

默顿采用了一种不同于以往以思辨、逻辑论证为主要方式的论证方法。他采取了和科学技术思维如出一辙的经验论证方法:在先决判断的基础上,对于假设性的结论以统计学的方法,根据大量的数据分析和历史文献的辅助论证。这是典型的归纳法的论证:用可观察的、可数据化的资料和现象组成严密的证据链,得出最后的结论,只不过默顿在常规的归纳法之前,用逻辑论证假设出一个先决的判断结论,再用证据去证明。

除此之外,默顿的功能结构主义也在这篇颇具特色的研究上雏形可见:在专著的第二章:“社会背景:职业兴趣的转移”中,默顿详细叙述了关于十七世纪英格兰不同领域专业兴趣的转移情况,从而确立了有功能的几个要素:宗教、文艺、经济、教育、军事等混合相关的背景;在第三、四章中,默顿又站在对历史梳理的角度,预测了清教主义、内外背景对科学技术发展的逻辑联系变化,推定前因后果。在第五章“新科学的动力”和第十一章“科学进展的若干社会和文化因素”中,他又根据影响新科学发展的动力因素,将经济建制划分为显功能,将清教主义、文化等因素划分为潜功能。又在第七、八、九章节详细论述了这些因素的功能所影响的十七世纪英格兰的采矿业、交通运输业以及军事工业等具体区域,描摹了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社会动态过程与社会变迁,并通过对历史文献数据的分析比较来证实结论,得出“清教伦理精神的潜功能促进了科学的兴起”、“经济、军事和技术的需要促进了科学的发展”这一结论

总体来看,默顿在这本专著中实现了自己结构功能主义的详细论证,并开创了科学社会学的先河:他在书中把科学看作是一种社会活动,而不仅仅是科学家所认为的,独立于主观、社会、意识形态的纯粹客观活动。科学技术与科学技术活动在本质上都是一种社会建制。他认为,科学内部社会系统既不能脱离整个社会环境,又应该有相对的自主性,这是科学的认知结构所提出的要求。

这就是本书的气质截然不同的原因,很显然,默顿并没有在书中断章取义地说,他所指出的这些构成社会的因素的功能,对于社会有决定性的影响。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这些因素只能说对科学的发展产生了相当的促进作用。他似乎小心翼翼地避开了因果决定论的方向,转而用统计数据方法来经验地说明不同因素与科学发展的相关性。但无论如何,他的经验结构分析方法、大数据和历史文献的集中囊括与缜密的,结合数据说话的理论分析,都是本书中非常新颖的部分,也是这种研究方法的价值所在。

二、科学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

1968年,电影大师斯坦利·库布里克的电影《2001太空漫游》横空出世。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科学技术爆炸性地出现,新的理论、技术不断更新换代,呈现出知识爆炸的局面。相比于17世纪的英格兰社会,这时的世界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之中如鱼得水,人们比任何时候都相信明天美好,未来可期。这种对于未来的笃定正确使人们确证了默顿在书中所说的“信仰进步”。功利主义原则使得“清教主义文化价值“在现代化的社会组织和高科技的科学技术发展中几乎消失殆尽。而这却正好和清教兴起时所宣称的”只要信仰便可得救“背道而驰。而这种物质纵欲与保持对社会进步恒久的决心,使得尼采仰天长叹:上帝死了。人们在面对经济的持续增长中,遭遇了空前的信仰危机。直到《2001太空漫游》上映的60年代末,世界已遭遇过两次世界大战规模的物质与精神的湮灭,传统人文主义的覆灭,纵使人们经历过经济大萧条、战争摧毁人们的家园与心灵的困境,后期的经济复苏以及社会运动轰轰烈烈的发起,面对急速发展和信仰崩塌,一直所笃定的科学进步却为人质疑。在航天航空技术初步起,并取得了跨时代的成就后,库布里克献出了这部太空巨制的史诗,以此来讨论那个年代人们的信仰危机和科学进步给人们带来的桎梏。

把十七世纪的英格兰社会搬到20世纪也没有什么不妥。清教主义文化所坚持鼓吹的”节俭、克制、勤奋、积德“的美德,那种要努力勤奋地工作,在自己的领域获得足够的成绩,为蕴含着他人的社会添砖加瓦,为自己被上帝认可而积累善行的精神,在20世纪的不断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中,被逐渐内化为资本运营和各层社会阶级生存的内在逻辑:资本要充分地应使其存在的价值最大化,无论用什么样的手段,都要获得最大的利益。资产阶级是为了让每一分资本各尽其职,无产阶级要不断通过自己的劳动,符合资本运行的逻辑——在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劳动越多,所获取的生存条件愈大,从而使自我最大程度地融入资本主义社会框架下的生存体制,在举步维艰的社会中争抢自己的生存空间。

这种功利主义的价值模式或许如默顿所说源自于清教文化价值

,但经由科学技术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历史对于不同社会的要求,已经经过另外一种思想的逻辑,变成了马克思所论述的“异化”。“功利性应该是一种科学可以接受的副产品,而不是科学的主要目的。因为一旦有用性变成科学成就的唯一标准,具有内在科学重要性的大量问题就应该被视为抵御那样一些规范的侵入,这些规范限制了科学潜在生长的可能方向,威胁了科学研究作为一种有价值的社会活动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如默顿所说,在17世纪为科学技术发展铺路的功利主义思潮,在如今已经与当初的目标背道而驰,反而成为了一种桎梏。

在影片的开头,还处于原始文明的猩猩发现了不知从何而来的黑石碑,从而启智,学会了使用工具,而抵御敌人的工具——骨头,摇身一变变成了在太空中悠然散步,看上去有些孤独的太空飞行器。而在静谧的太空中,人工智能在面对程序理性和程序正义时做出的毁灭航天员的抉择,航天员作为有感情和意志的生命体与之博弈。最终孤独的人类在浩瀚的太空与飞速的光年中经历过的一生,与作为新的生命智慧体以婴儿回归母体的姿态仰望地球。这着实是一场关于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所提出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探讨。

“工具理性”是为了实现价值理性而必须借助的工具性手段。“价值理性”即经过思考后所确定的终极目标。前者所包含的范围非常广泛,它既可以是人类创造的物化工具,也可以是为了达到目的而选择的途径、方式和方法。实体工具和抽象方法尽管在表现形式上不相同,但他们在哲学上的意义是一致的,是为了达到特定的目的而采取的手段。而价值理性却更多的强调经过人的意志和理性的共同作用而思考的目的。

法兰克福学派的哲学家们曾经对工具理性进行过深入的批判,认为它与资本主义对人类个体进行的精神异化和思想剥削紧密相连。齐格蒙·鲍曼则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中认为由严格的科学理性所构建的社会制度会导致人思想和行动的机制化,从而导致对实现目标的手段(工具理性)的强烈依赖而完全忽略对其进行道德和伦理判断,这正是纳粹对犹太人进行大屠杀的原始思想根基和温床。

即使在二战结束后的今天,对于工具理性的界限依然没有明确的论断。正如《2001太空漫游》开始所刻画的场景:在危机重重的环境压迫下,强烈的求生欲望“逼迫”人猿以生存为目的而产生了初始理性,在这样的理性意识下通过“启蒙”的作用人类发现工具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手段。而当理性和工具结合起来形成“工具理性”效应时,它所造成的第一个后果却是同类的死亡。

当工具发挥它的效率时,人的生命却受到了威胁。这是库布里克有意识地在影片的第一部分所呈现的。而在影片的第二部分,由理性而发展出的“工具”(人工智能哈尔)已经达到至臻完美的境界,几乎成为独立于人的精神意识之外的实体,在效用发挥到极致的同时,它也对人类的生命产生了实实在在的威胁:弗兰克为此丢掉了性命,而戴夫只是凭借着惊人的勇气才勉强在和哈尔的对峙中取得胜利。而这一幕实际上是几百万年前史前人类借助工具理性的雏形(动物骨头)击杀同类的翻版而已。

功利主义起初并非是一个贬义词,它作为一种思潮的具体描述,在促进科学技术发展的道途中有重大的影响。但正如默顿所说:每个时代的目的都是不同的,当功利主义从清教徒时代慢慢过渡至资本主义时代,功利主义毫无疑问在同样的位置却起到了相反的作用。

因此,清教主义原先所提倡的那种以功利主义为主要内核,将一切促进人们勤奋、节俭、工作的标准转化为教义,正如韦德所发现的那样:宗教派别与社会分层,作者探究的是从人口统计或社会调查中发现的这一现象:“工商界领导人、资本占有者、近代企业中的高级技术工人,尤其是受过高等技术培训和商业培训的管理人员,绝大多数是新教徒。在这里,科学技术本身并不是目的,它们的应用和因此得来的社会的进步与个人社会地位的提高才是最终的目的。而当这种“工具理性”最后给人们带来的,便是世界的工具理性秩序和资本主义冰冷的异化。

三、“功利主义”教育与特权

在书中,默顿特别强调了教育的作用。这种功利主义的思想内核被体现在清教徒的教育和教育哲学家的理论中。无论是从教育的主要科目还是教育的体制、目的,都无疑是功利主义导向。

近代教育家、经验主义哲学家洛克在《教育漫话》一书中,详细讲述了他的经验主义教育,他从体育、德育、智育三个角度,详细论述了属于贵族子弟的“绅士教育”。其中充满着浓厚的功利主义意味,而这种教育模式,在近现代改头换面就成为了资产阶级的”特权教育“。

精英阶层接受教育的根本目的是维持自己的阶级,不让自己或自己的后辈脱离原有的阶层。而这样的目的,在不同的年代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在马克思的时代,资产阶级在经济、政治、教育文化等方面的特权和无产阶级无疑是尖锐对立的,也因此激发了无产阶级的反抗和“野蛮”(以暴力革命为主要斗争形式)的斗争。而在当下社会,这种尖锐的对立却以一种文明的、微妙的方式被掩藏起来。在西蒙·可汗的《特权》一书中, 他以民族志的方法探讨了美国圣保罗精英中学幕后的秘密,揭露了当下新精英的培养模式。

在这所学校中,学生家长的平均收入在11万至20万美元之间,而每年的学费也高达4万美元。但是圣保罗中学也设置了大量的奖学金,试图接近不分收入、阶级、种族的英才教育——以能力录取一些普通人家的优秀孩子。但这些普通人家的孩子进到这样的学校中,却无时无刻不受着周围衔玉而生衣食无忧的公子哥白富美一起的压力。当这些孩子们看到校园里的校工,会时不时想到自己的出身。而这所学校的目的之一,就是造就培养包括这些孩子在内所有学生能与上层阶级也可以与下层阶级交流沟通打交道的从容淡定和“新精英气质”。

无论是保留着旧精英贵族气质的习俗礼仪培训——吃饭、和长辈说话、穿衣等方方面面外在品味的讲究,还是自觉树立起上下级高低之分的等级制度,所有的这些表面形式的从容、优雅,都不及那些在日常生活中点点滴滴培养出来的淡定而不显摆的新精英气质。圣保罗中学继承了哈佛大学校长詹姆斯·布莱恩特·柯南特提出的“自然贵族”理想:哪怕校园里名流云集,学生也会依靠自己的努力打造自己的优秀,而把血统、家庭、财富、阶级甚至聪明等属性被隐藏掉,学生珍惜的是卡罗尔·德怀克所称的成长思维:无论你有没有钱,也没有显赫的家庭地位,只要你努力,不辞艰辛,爱拼你就会赢,借此这样的借口,来显示自己的卓越是由自己努力争取而来的。在如今的社会,如果仅仅是靠血统家世等天生获得的特权而自傲自夸,必定会遭到同上层阶层的鄙夷和下层的憎恨,而在隐藏起自己这些特权的身份之后,树立起依靠个人努力而获得的成就可以轻易获得他人的尊重和成功的必然合理性。

而他们的教育更是如此,他们的课程设置一点也不轻松,在一门课程上,学生们要看包括笛卡尔的《第一哲学沉思集》、休谟的《人类理解研究》、斯宾诺莎的《伦理学》、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的基础》、密尔的《论自由与功利主义》、尼采的《论道德的谱系》等书。学校的课程设置也非常有趣,在低年级没有分科,只是有一门人文课程,涉及到很多很多的文献阅读。当下级的贫苦孩子还在最基本的工具性学科中苦苦挣扎,以日后谋生为主时,那些贵族子弟在学艺术史,看《玩偶之家》、《黑暗之心》以及莎士比亚的著作。

学校的另一种淡定,是文化上的,学生看各种高深的著作,谈论高雅艺术,却也不忌讳饶舌音乐,学生学会在各种文化之间穿梭自如,这让他们既可以在高档的鸡尾酒会上谈笑风生,而一下子丢到底层人民中间,也能悄然混迹其中,不显突兀。

对于无限可能性的追求和实践,让学生在知识领域,形成了一种知性的淡定。这些精英学校和哈佛等名校关系密切,因为这些高中和名校互相知根知底。这些课程的设置和教学方法,以及学生被训练出来的思维习惯、远大志向和心灵上的淡定,也和哈佛的教育理念保持一致。

“很明显不只是学生的素质让他们被大学录取,而是精英高中和大学之间关系的紧密程度。”这种新精英的教育早已在无形之间和高校达成了某种默契,对已是精英阶级的孩子默许了他们进入精英阶级的合理性。

即使在这本书中描述的圣保罗高中教育的形成是在美国独特的历史背景——20世纪60年代集体主义的消亡和个人主义崛起,呼唤社会的开放性和平等性,建立民主社会背景下形成的,但是反思中国的教育模式,人大附中作为一个典型,拥有好的生源(北京市拔尖的学生聚集于此,学生的父母多半是来自于各个领域的精英),拥有好的资源(作为北京市最好的高中,开设了多彩的素质教育课程,涉及从人文社科到当今最先进的STEAM课程),以素质教育的理念培养学生,在极高的升学率保障之下,也没有相对的考试压力。(当然,在内部的分化或许会严重,比如在这里考上人大就是非常没有脸面的事情)也可以反映出圣保罗高中的某些缩影。

这种新精英的培养模式虽然强调了社会的开放性,阶层的流动性——阶层不是天花板,而是梯子,是可以流动的。这些培养出来的新精英们虽然保持着随时的淡定从容,甚至对于集体中露出优势特权排外的人保持了反对鄙夷的态度,但他们透露出的那种置身于事外的优雅,未尝不是教育的另一种异化?

“知识不再是精英们得以独霸的领域。而这些年来,信息的流动是如此自由,以至于越来越不可能利用信息来排斥他人。与之形成对比的是,那些做出重要决策的领导者不是要懂很多知识,而是要有一种思维习惯。”

这样的教育却更像是柏拉图描述的洞穴隐喻——教育不是教学生他们不知道的东西,而是教他们如何独立思考(转向光)。这些思维习惯,与事实或对“东西”的学习截然不同,要求学生锻炼思考的习惯,就等于一方面要求学生去认识世界,而另一方面要他们如何与周边世界相关联。从柏拉图的角度来看,知识早已在人心中,难的是找到释放知识的途径。

在这样的环境下,虽然可以实现教育的目的:让学生真正享受到学习知识的快乐,在快乐中遨游学习,拥有广博的通识教育,因为从小受到文化的熏陶,参与过各种各样广泛的课程,在每一个领域他们都可以淡定优雅地谈吐自如,表现出对新事物无尽的探索欲,他们没有受到过前两种模式下身体和心灵的双重剥削与异化,体验到作为学生尽本职学习的最大乐趣,他们的青春是充满活力,多姿多彩的,不是面如尘灰的憔悴和卑躬屈膝的死气。但他们又对现实保持着时刻的清醒甚至是对那种教育模式下学生的同情,但他们同时又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珍惜享用着他们与生俱来的特权,警惕地捏在手中怕自己一不小心它就流失了,但同时又显示出和气友善的面容,因为他们非常清晰地意识到自己和那些不同一阶层学生的差距。他们的教养和新精英气质时时刻刻提示他们不得与人为敌,对不同阶级的人表现出统一的接纳和宽容,彬彬有礼,和善待人,不给自己制造外在的麻烦,但他们也不从心底默认接受并亲近那些学生。他们更加强调自己的努力所带来的成就,所以在别人眼里,这些孩子基本都是努力聪明上进的好学生,他们可以用各种各样的糖衣把自己包裹的很好看,让人惊叹到他们的成就和凡人之间的差别。

当然,为了维持新精英阶层,他们所交往接触的人也都是同一精英阶层的人。他们早已深谙这其中的规则,大方自如与之往来,在谈笑之间达成彼此心知肚明的契约——利益的交换和人脉的建设。他们逐渐被培养成“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在一切恰当好处的交往之后,顺水推舟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样的新精英阶层只会持续的固化,他们警惕底下的人把他们换走,但同时也微笑地迎接从下层实现阶级飞跃的人上来,与新来的人亲密无间交谈往来,一改以往的淡定和从容。在此,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被异化,再也无法享受到发自内心的交往的快乐,也不能根据自己的内心选择自己想要的,某种程度上,人本身也被异化。

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各就其位,各司其职”的提议无疑是维持阶级的一个良好工具,虽然他在建构理想国的过程中充满了他各种一厢情愿的主观偏见——认为每个公民都应乐于享受他所处的地位,和维持奴隶社会统治的根本目的,但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样的精英统治在理想的状态下如若使精英阶层各司其职为国家的治理和公民的安定谋取利益,也可以使国家相对平稳地存在,即使他假定的公民的愿望只是一个普遍性的,而不是反映特殊性的存在。但在如今的国家治理中,如若占据每一领域尖端的人是这种新精英教育中培养出来的精致利己主义者,而为了达到自己维持阶级的目的,他们或许会利用手里的权利去使某一领域的资源继续有利于同阶级的主导地位,从而使新精英和普通阶级的差别越来越大。而教育于他们来说,是维持他们阶级的目的,也是为了任期后代继续享有这一特权的工具。这样的教育,失去了最本真的目的,畸形异化为特定阶级维持自身主导型的手段,也导致了社会的失语和集体焦虑。

四、结语

《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从构成社会结构的不同因素入手,着实论述了清教主义中的功利主义价值对于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其中,功利主义作为清教主义的核心价值,在时代的发展中也衍生出不同的含义。在近代科学技术爆炸性发展的过程中,却产生了阻碍作用,在教育领域也进一步扩大了阶级之间的差距,形成了进一步的阶级固化。科学技术、宗教、哲学、教育这些看起来不太相关但在社会系统中息息相关的要素,共同构成了现代的信仰缺失的局面。文化影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科学技术改变教育的模式,教育又去创造新的科学技术,共同组成新的文化。这一切的一切,的确如默顿所说,陷入了结构中的死循环,形成现代性的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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