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活》——史诗性叙述的再发展

木三
2020-04-29 看过

托尔斯泰最后一个长篇《复活》是作者世界观发生变化后的作品。它较之前两部作品在思想深度和艺术手法上是有不同的。托尔斯泰那种史诗式的艺术,也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在作品里。它在沿袭了《战争与和平》的叙事广度和《安娜·卡列琳娜》的叙事深度外,增添了新的思考。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俄国社会两极不可调和的矛盾已经日益尖锐,尽管托尔斯泰力图找到这种矛盾的出路,但这只能是不切实际的空想。作品的主人公聂赫留朵夫辗转上下、穿梭来往于社会两极之间。他不仅出入于彼得堡上流社会的沙龙,同样他插足于贫苦农民的社会,骄奢淫佚的达官显贵他不乏交结,流放去西伯利亚的各类“囚犯”他也同样接近。打开了俄国社会各个方面的帷幕,使存在的矛盾得到深刻的反映。十九世纪末俄国统治阶级除了腐朽没落、淫佚荒唐的一面,还日益表现出灭亡前残忍暴虐的面目。对于这样可怕的局面,《复活》里聂赫留朵夫的结论是:“务必要想出办法来改变”。究竟想什么办法来改变这个局面,作者除了那个“人类爱”的药方之外并没有什么办法,但他写了流放中的政治犯,这就在客观上写出了某一种类型的社会风云人物。托尔斯泰并不理解产生这些人物的革命形势和前途,但他如实地描写了这一点,这就使他史诗式的叙述增添了新的广度。

十九世纪的八九十年代俄国革命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普列汉诺夫1889年在第二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已经说过: "俄国革命运动只有是工人的革命运动,才能取得胜利。我们没有,也不可能有第二条出路。”这是俄国華命从民粹主义向马克思主义过渡的时期。托尔斯泰虽然看不到这一点,但是他写道:“在他们当中有些人变成革命者,是因为他们正直地认为他们自己有责任反抗当前存在的种种恶事。”在1895年写成的《复活》第一稿里并没有政治流放犯的情节,但是在1899年的定稿里却增添了大量章节,这至少说明了托尔斯泰式的史诗规模的思考,其深度再次体现。

与此同时,托尔斯泰史诗性叙述的伟大和深刻并不在于他叙述的人物多么“追根究底",更不在于他们是否找到了什么"正确的”答案。从《战争与和平》的皮埃尔、安德烈,《安娜·卡列尼娜》的列文到《复活》中的聂赫留朵夫,他们“追根究底”,找到的几乎都是和他们理想相反的真理。

在《复活》中作者带着“自我完善”、洗涤灵魂的药方来宣扬“天国就在你们心里”的基督教义,似乎社会可以靠这样的方法得到探救,但另一面他又让聂赫留朵夫在追随玛丝洛娃的一路上刨根问底地解剖沙皇俄国的一切现象和制度:警察机关,法院议会,国会内阁,教堂监狱等等。他以鲜明的笔触写出了那些高踞在国家权势地位的人们原来是在做“一种办不到的事——明明自己有罪,却想纠正别人的罪恶”,这样就实际上揭露了旧制度的极端腐朽、注定灭亡的命运。因此托尔斯泰作品中的主人公痛苦探索,反复思考而寻求的结论性的东西,其实是最无价值的。价值却在于这观察和思索过程的本身,在于这种追根究底的热情。读者可以从中得出一种更正确的结论。

对于一个时代的描绘,尽可能细大不捐,包罗万象,这是史诗式叙述的一个因素,但更重要的是反映时代的某些本质方面。《复活》也正是这样一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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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活 复活 8.7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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