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学精神,开卷有益

文新
2020-04-28 看过

很多时候,读前辈们的文学研究评论著作,合卷之时,想到的并不是书中举例的各种细节,而是著作者们治学的严谨与做学问的深刻细致——这些在当下的浮躁学术环境中,倍显珍贵。胡适先生提倡实事求是,寻求真理,提倡“科学精神在于寻求事实,寻求真理”,提倡“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认真的做事,严肃的做人。”而他的《<水浒传>考证》一书,同样也是他个人理念的充分体现。

一九二零年七月二十七日,胡适在《<水浒传>考证》一书中说,“《水浒传》是一部奇书,在中国文学占的地位比左传史记重大得多;这部书很当得起一个阎若璩来替它做一番考证的工夫。很当得起一个王念孙来替他做一番训诂的底工夫。我虽然够不上做这种大事业——只好让将来的学者去做——但我也想努一努力,替将来的“水浒专门家”开辟一个新方向,打开一条新道路。”

阎若璩QU,清人,精究经史,年二十,读《尚书》疑其伪,作《古文尚书疏证》。王念孙,清人,八岁读完《十三经》,一生笃守经训,好古精审,剖析和微。胡适提这两人,也是想一本正经地提一提《水浒传》的考证。胡适本人好考证,又好历史,自言有癖,且以为乐。但后人对胡适的考证类述评并不满意,认为“他的读书似乎很粗疏忽略”,“考证”的并不太细致,“不足以更有力的散播实验主义”。

《<水浒传>考证》一书只是胡适关于《水浒传》研究的三篇文章,三篇文章也不足以阐述明白《水浒传》的精妙,所以,读此书,就像胡适自言,提供一种思路,一个方向,或者一条道路。有点像百家言,在对这些经典文集还没有形成什么清晰的概念的时候,听一听大家之言,看看他们从什么角度,从什么方式,怎么阐述这些问题都相当有裨益。

读了一些其他文人关于胡适《<水浒传>考证》的评价,很多人因为胡适本人的政治立场,将其视为“反动文人”“买办文人”等,给胡适戴上了数顶高帽子——个人觉得其实并没有什么必要,如果是纯文学研究,比如《<水浒传>考证》,观其具体怎么说,说了些什么比他是什么人更重要。宋江是投降派 ,是调和主义者,是软弱的折中派。这样的角色,就和李鸿章一样,无论在什么情境下做过什么,为了什么,都会被大众挂在耻辱柱上示众。然而,分析这个人物,分析其背景,分析事件的实质,而不是将人品与作品混为一团。事实上,胡适本人也提倡“使读书的人自己去研究《水浒》的文学”,他对于《水浒传》具体细节的考证已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如果我们能打破,能放弃主观的我见,能处处尊重物观的,我们一定可以得到相同的结论。”究底,还是事实求是。

胡适先生许多观点都非常精辟,如今看来,对读书人而言依然相当警醒,比如,“读古人的书,一方面要知道古人聪明到怎样,一方面也要知道古人傻到怎样。”开卷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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