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苏轼的省钱大法 How Pubic Servant Su Saves Money
文：曹岳，text：Cao Yue
宋朝优待百官，官员的收入水平，尤其是文官的收入水平在历朝历代中都处于领先位置。虽然受时间变动以及物价波动影响，俸禄的多少及购买力有所变动，但是从苏轼给友人的信中曾经提到自己在首都汴京有一些产业，和自己的儿子“刚买了一座庄园”来看，在他所生活的时代他的收入是相当不菲的。可这是在他身居要职的时候，当他被贬谪的时候可就由不得他那么快活了。那我们就来看看文人苏轼操持起家事来，是如何省钱的。
一、做好消费计划
宋代贬官的俸禄接近为零，得到的多是一些实物，而不是金钱。在被刚刚贬到黄州的时候，苏轼曾经给章淳写信：“然轼平生未尝作活计，俸入所得，随手辄尽。”在曾经收入优渥的时候苏轼没有为生计担忧过，出手阔绰，从不考虑存钱。如今一家老小要养，面对着窘迫的收入状况，他不得不皱紧了眉头，想一想日子要怎么过。
每个月月初的时候，苏轼都会取四千五百钱，分为三十份挂在房梁上，每天用一百五十钱。如果每天有结余就会把钱放在竹筒里，用来有时招待朋友。（这些存钱主要出自妻子王闰之变卖家产所得。）
让我们来算一笔账。宋代时有“省陌”的惯例，即不足一百者用一百来称呼，“自五代以来以七十七为百”（欧阳修《归田录》）。一贯钱为一千钱，即七百七十钱。苏轼每个月取的四千五百钱，往多了算约等于六贯钱。六贯钱是什么水平呢？
按照穿衣服来算，宋仁宗时一件破衣服典当的价格是几百文钱，宋徽宗时一件普通衣服的典当价格是五百文钱，苏轼被贬谪期间时宋神宗在位，恰好在仁宗和徽宗之间，所以我们就假设当时买一件普通衣服要三百五十文，不考虑质料厚度，一年四季买一件的话要两贯钱，那么六贯钱只够苏轼一家三个人买衣服的。
当时苏轼家不算上佣人的话至少有妻子王闰之、三个儿子、侍女朝云六个人（在黄州初期，苏辙曾经带着全家去黄州找哥哥住下，不知后来有没有离开），所以更置新衣这件事基本上就不用想了。
衣服可以不买，但是饭不能不吃。一个青壮年男子每天吃两升米不一定够，妇女孩子一天大概要吃一升米。据苏轼记载黄州当时的米价是二十钱一斗，他们家每天用米大概约两斗（古时十升为一斗，所以苏轼家每天用米大概两斗，平均算一个人需要一点五升米的话，这样看来他们家至少有十三口人）。剩下的用来买菜买肉，倒也能获得温饱。
苏轼还给自己定下了严格的吃饭规定，早晚每顿饭只能有一杯酒和一道肉，如果要宴请朋友才会做三道荤菜，并且只可以减量但不能增加。
杨果在《中国古代俸禄制度》中认为，一个二十口之家至少需要二十贯钱可以满足生计要求。按照上面推算，苏轼当时一家有十口人左右，也就是需要十贯钱，那么明显每个月消费六贯钱的苏轼一家是生活在基本线以下的，消费只有最基本的食物。那么除了米之外，苏轼都买些什么菜？
二、买最便宜的菜
在当时，黄州流传着这么一句俗语：“黄州有二宝，烂砖砌墙墙不倒，稻草系猪猪不跑。”为什么用脆弱的稻草系着猪，猪也不会跑呢？因为黄州当时养猪极多，猪又被养得又肥又胖，跑不动。数量一多，价格自然就被降下来了。所以黄州的猪肉价格极低，“价贱如粪土”，甚至比大米都便宜。
有钱人一般都不屑食用猪肉，当地居民又不知道怎么做，苏轼每天早起都会打两碗猪肉做来吃。所以当你听说苏轼在黄州发明了东坡肉，并每天都大快朵颐时，千万不要以为苏轼的当时生活水平有多高，只是因为在当地猪肉是最便宜的肉类之一（但从猪肉的食用体验来看，苏轼当时的生活水平还是蛮高的）。最便宜的肉类之二就是当地的鱼和蟹了。
黄州因为临近长江，江中水产丰富，所以水产的价格都很便宜，几乎“不论钱”。于是在黄州时的苏轼，养成了喜爱煮鱼的习惯。后来被贬到惠州时，经济状况依旧不容乐观，苏轼依旧节俭，经常叫屠夫给他留一些带着肉的羊脊，过过口瘾。
不过肉类再怎么便宜大概还是便宜不过蔬菜的。苏轼在黄州期间经常吃竹笋、元修菜（即巢菜，又称野蚕豆）、荠菜、芋头、蒌蒿，在食用的时候有时不放酱油等调味料，品尝自然之甘美。
在实在买不起菜的时候，还曾用潮湿的芦苇烧着破烂的灶台煮寒菜来吃。寒菜的药用价值很高，可以猜想是苏轼上山亲自采摘来的。但哪怕食材低劣，苏轼大厨还是用廉价的白菜、蔓菁、荠菜、瓜、茄、赤豆、粳米创造出了一道素菜羹，后来人叫“东坡羹”。真是要多亏了在黄州时艰苦的物质条件，不然中华美食史上就要缺少两道东坡佳肴了。
出门在外的时候苏轼也不会在口腹上优待自己。有一次他和弟弟苏辙在齐安的路上，在市集上就一气吃了不知道多少个特别粗粝的胡饼，不知道他的嗓子和胃作何感想？
看到这儿大家可能有些心疼苏轼了，好吃的食客一把年纪被贬到凄苦之地，连吃都没法被满足。别担心，苏轼的上司不给他发薪水和精致的食物，他的朋友们可不能坐视不理。他的朋友偶尔会送给他一些珍贵的食材，比如牛尾狸、通印子鱼和披锦黄雀，让他改善伙食。但是只让朋友送是远远不够的。
三、种自己的地
到达黄州的第三个年头儿，日子实在是有点儿过不下去了。元丰四年（1082），朋友马正卿看见苏轼的生活状况十分同情和着急，就帮他在黄州城东门外废旧军营地求地五十亩，以解决吃饱肚子的燃眉之急。
苏轼出身书香之家，从小伴着他的是书本和笔墨，哪成想一双握着毛笔的手有一天也要拿起锄头来，下田犁地。但哪怕是最肥沃的土地对于一介书生，耕种起来也实非易事，何况是废旧的营地。田地荒凉已久，上面还布满着茨棘瓦砾，不巧的是那一年还刚好大旱，真是老天爷都要联合变法派来刁难一下苏轼了。
开垦荒地，要将地面上的瓦砾、野草和荆棘一一除去再种上作物，实非易事。然而苏轼就连想找人帮忙都找不到，只能一个人默默地在田中弓着腰，在一天的筋疲力尽后再在田边望着农具，感叹不知道庄稼什么时候才能够长出来。在把种子种下之后就要寻找水源了。水源不在城东，打水的时候需要穿过城池，在大旱的时候泉水还会枯竭。这么艰难的条件，想必在挑着水穿过黄州城的时候，苏轼一滴也不会让水从桶里洒出来。
耕作总是辛苦无聊的。那个时候苏轼经常读陶渊明的诗作，渴望在时空的交错中与他对话，或许还想向他讨教一下耕田的经验呢。在田间干活的时候，爱好音乐的苏轼会把陶农夫的诗配上民歌的曲调，不仅自己唱着解闷，还教别的农民一起歌唱。一边挥汗如雨，一边放声高歌，任是山野也动情。
在艰辛的劳动之后终于到了收成的季节，苏轼收获了二十多石大麦。可先别高兴得太早，大麦的价格因为太过便宜，所以苏轼没法将它们卖出去，正好粳米吃完了，他就把这些大麦留下来自家吃了。他让婢女把大麦捣成饭，入口的时候嚼起来“啧啧有声”，他的孩子们调侃像是在“嚼虱子”，可见好不容易收获的这些麦子有多难以下咽。
但是没有别的粮食可以吃，所以苏轼又将大麦换了一个泡在开水或者米汤里吃法，甜甜酸酸，自云有西北村落的气味。后来他又让厨师往大麦里加一些小红豆一起来煮，因为大麦米的颜色也微微发红，他的妻子王闰之为这道饭起了一个质朴的名字：二红饭。
他还在田地的旁边建堂五间。房子落成之日大雪纷飞，苏轼乘兴自书“东坡雪堂”四个字在匾额上，并在房子内的四壁上画满雪景。
想必经历了春秋劳作的苏轼，那一刻的心情就宛若一个在黑夜里大雪纷飞的人。
四、精神胜利法
当物质实在无以为继的时候，精神就要现身了。
苏轼在东坡雪堂建好之后，在墙壁和门板上大书三十二个字：“出舆入辇,蹶瘘之机,洞房清宫,寒热之媒。皓齿峨眉,伐性之斧,甘脆肥浓,腐肠之药。”当出行只能靠脚，取暖只能靠抖，吃饭只能靠省的时候，将那些华丽饱暖的东西视为腐蚀身体的存在，不失为一个断绝物欲的好办法。
苏轼还曾写作《老饕赋》，赋中有云：“尝项上之一脔，嚼霜前之两螯。烂樱珠之煎蜜，滃杏酪之蒸羔。蛤半熟而含酒，蟹微生而带糟。盖聚物之夭美，以养吾之老饕。”让我们猜一猜写《老饕赋》的时候苏轼正在哪里生活？如此香美欲滴的场景，不知道的人大概会以为他正在汴京的酒宴上畅饮。实际上写作此赋时，他正以被贬谪之身，身处远在天涯海角的海南。
人若失去想象力便形同于自杀。晚年事业荒唐的苏轼不能够再讨好的口腹，便在想象之中
一口美酒一口肉，脑海中视觉之动人，恐怕远胜过亲身处在宴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