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肖寒:《思变与应变:甲午战后清政府的实政改革(1895—1899)》推介:(部分)

MInerva
2020-04-27 看过

即使剖开这些大的背景,仅从技术角度来说,横亘于本书作者面前的困难仍至少有以下四点。第一,甲午到辛丑这段时间(1894—1901),本身系晚清史上一段无比重要的时期。在所谓的“同光中兴”中,对内清朝在南方平定了太平天国(1864),在北方消灭了捻军(1868)、平定热河金丹道起义(1891),在西北、西南平定了甘、陕、滇回民起义(1873);对外虽无太大的事功,但基本可保一方疆土无虞,不致遭受如两次鸦片战争割地、赔款,甚至连皇帝都死于“北狩”途中的窘境,尚称平静。1870年天津教案、1871年琉球事件、1874年日本侵台、1875年马嘉理事件、1877年击败中亚浩罕国阿古柏、1882年朝鲜壬午之变、1884年中法战争、1886年长崎事件、1891年宜昌教案,后来研究者虽可以“上帝视角”指出其中有措置失宜之处,但总体来说清朝均以较小代价平稳度过,同时也为洋务运动的开展赢得了时间。甲午一战,清朝败于日本,在清政府中枢引起的震动,可谓空前之大。按过去的说法,由器物之变转而为制度之变,即由此而起。然而甲午战败后,清朝虽受巨创,但似还不能说已经伤筋动骨、病入膏肓。人人都想弄清楚,清朝究竟是怎么一步步走向灭亡的。究竟是被革命派“推翻”的,还是自己把自己“改”死的,其根源何在。第二,对这一时期的研究,已有诸多先贤打下了深厚的学术基础。如石泉、李剑农、汤志钧、黄彰建、孔祥吉、桑兵、茅海建等,各在若干领域做出了高水平研究(尚不包括以史料笔记得名的较早的黄濬、徐一士等人,以及多位厚积薄发、将来未必会在以上诸公之下的当代中青年学者),虽可使后进者得以掌握“前沿”信息,有“巨人”的肩膀可踩,然而毫无疑问也极大增加了更加深入研究的难度。反过来说,也正是因为有如此多卓越的研究存在,对于一个年轻的后进学者来说,很容易陷入对前辈叙述逻辑和结论的思维定式中,不知(或者说不敢)还有何处可以发覆,何处可以超越,一旦把握不好,心态上就会自我否定和迷茫。第三,随着档案(包括私人档案)的大量开放,研究者能看到大量过去学人看不到的资料,从正面说,史料扩充为我们提供了更多历史细节;但从反面说,由此便限入无穷无尽的史料之海中,如何从中提取有效的信息(即读进去再读出来),非常考验研究者的能力。尤其在此之中,尚有大量书札、日记等过去没有条件阅读,或者有条件阅读但因其他方面的跟进不足,尚未被人破解的史料,这些资料常以手稿(行草书为主)的形式呈现,本就识读不易,何况内中涉及大量机密,多有隐语。虽说解读这些内容,为研究此一领域学者必需之功,但总要经过一段较长时间的训练,有一定的耐心和恒心,方能驾轻就熟。第四,核心人物思想尚不明朗。众所周知,这一时期决定清朝走向、决定中国命脉的最高层人物是慈禧太后,然而关于慈禧太后本身的直接史料,留存下来的极少。即使是清朝的权臣、重臣(如翁同龢、王文韶等),他们在日记、书信里往往也是凭感觉和经验来推测慈禧太后的意图。这样的推测,有时是准确的,但有时可能完全没有根据。如果我们对慈禧太后的想法都不清楚,便由此来对这一时期国家走势的历史进程评头论足,恐怕不会令人信服。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者怎样通过其所引用的史料,来把握最高统治者的思想走向,是极见功力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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