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致命的敌人》为新冠疫情提供指引

时间玫瑰
2020-04-27 看过

安贾娜•阿胡贾

在冠状病毒危机之前,明尼苏达大学(University of Minnesota)著名流行病学教授迈克尔•奥斯特霍尔姆(Michael Osterholm)描绘过一个虚构的大流行场景。

奥斯特霍尔姆在与马克•奥沙克(Mark Olshaker)合著的著作《最致命的敌人》(Deadliest Enemy)中预测,最早的受害者之一将是全球准时制商业模式。他写道:“如果中国的一家工厂因为30%或40%的员工病倒而突然无法运转,我们没有库存……来帮助我们挺到工厂重新开工的时候。”类似的爆发“同时发生在足够多的地方”将使工厂无法获得零部件和供应,引发“一场多米诺骨牌效应,导致世界贸易陷入困境,各经济体开始衰退”。不久,奥斯特霍尔姆描绘了一幅反乌托邦式的景象,即各国争抢N95口罩、医生对呼吸机实行配给以及失业率达到让“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看起来都不值一提的水平。

《最致命的敌人》于2017年首次在美国出版;现在新版本正在英国发行。今天正在现实生活中发生的大流行正是重拾他的想法的恰当时机,即使他错误地将罪魁祸首虚构为流感(就像各国政府在他们的防范计划中那样)而不是冠状病毒。

奥斯特霍尔姆擅长的是将传染病学与保护我们免受其害的政策联系起来。他坦诚地说道:“如果我们在没有政策的情况下研究科学,我们将一事无成。”

他本人横跨研究和政策两个领域。2001年,他在明尼阿波利斯成立了传染病研究和政策中心(Centre for Infectious Disease Research and Policy),并为美国卫生官员和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担当顾问,就从艾滋病毒和艾滋病到生物恐怖主义(他的前一本书是《生物恐怖主义》(Living Terrors))等问题提供建议。就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即2019冠状病毒病)为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担当顾问的安东尼•福西(Anthony Fauci)是他的朋友(顺便提一下,奥斯特霍尔姆是我在听说武汉爆发一种神秘疾病后联系的首批人士之一)。

《最致命的敌人》开篇先定义了流行病学的目的:不是预防死亡,这是不可能的,而是“持续重新定义什么是不可接受的”,从而——用他的话来说——让不好的死亡被好的死亡所取代:“一个精神和身体有一些损伤的90岁老人在睡梦中死去是好的死亡。一个6岁的孩子……死于腹泻是糟糕的死亡。”

但这本书也讲述了追踪工作的艰辛——“鞋底流行病学”。他参与了早期的艾滋病毒与艾滋病危机——福西就是在这场危机中成名的——和中毒性休克综合症,关于这些经历书中写了一些有趣的故事。中毒性休克综合症曾导致许多非常年轻的女性死亡,她们的死亡原因最终被追溯到一种新的棉塞材料上,这种材料助长了致命细菌的生长。

奥斯特霍尔姆认为,现在我们必须识别出有可能扰乱世界秩序的疾病,这样我们才能“理性地决定如何配置资源、如何制定政策,以及说白了就是该恐惧什么。”他正确地批评了扭曲的风险收益计算,即将大量资金拨给反恐措施,而拨给疾控工作的钱像在打发要饭的。在2015年寨卡(Zika)疫情期间,一名国会议员告诉他,“如果我们能证明每只蚊子实际上都是由“伊斯兰国”(ISIS)控制的微型无人机,我们就能获得我们想要的所有(寨卡)资金”。

奥斯特霍尔姆优先考虑四类微生物敌人。首先是所谓的具有大流行潜力的病原体——致病微生物。这些包括流行性感冒以及抗生素耐药菌导致的各种疾病,耐药菌会威胁到外科手术和分娩等现代医学的基础。其次是导致大规模区域性爆发的病原体,如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非典”(SARS)、埃博拉(Ebola)、寨卡和其他蚊子传播的疾病。第三种是炭疽或天花等病原体,它们要么是在生物恐怖主义行动中被蓄意释放,要么是通过“功能获得”(gain of function)研究被意外泄露,后者涉及实验室对病毒进行合法研究以探查其严重性。最后,主要在南半球导致疟疾和肺结核等地方病的病原体。

奥斯特霍尔姆写道,疫苗是一个显而易见的解决方案,荒谬的是,没有任何人承担为疫苗研发提供资金的最终责任。2003年非典疫情结束后,没有政府愿意向那些迫于压力花费巨资研发疫苗的制药公司下单。如果有非典疫苗,我们或许能够更好地应对当前的疫情。

基于这种想法他提出了“”危机议程”(Crisis Agenda),重新设计全球机构和政策以确保世界安全的9点计划。其中最主要的是建立一个由美国领导的“曼哈顿计划”(Manhattan project),开发一种颠覆性的流感疫苗;建立一个国际组织来解决耐药菌问题;此外,由于城市化和粮食集约生产增加了人与动物之间的接触,从而增加了病毒在物种间跃迁的威胁,该议程提出在“一个健康”的旗帜下整合人类健康和动物健康。

奥斯特霍尔姆提出了一份尖锐、令人信服且紧迫的宣言,阐述了世界需要如何以不同的方式看待自然威胁,绘制了设定优先事项的蓝图,并解释了为什么全球卫生基础设施需要重新配置。世界卫生组织(WHO)缺乏问责;相反,他认为,在健康领域应该成立一个相当于北约(NATO)的组织。碰巧的是,英国议会外交事务特别委员会(foreign affairs select committee)不久前倡导成立“促进公共卫生20国集团(G20)”,针对的是世卫组织在此次大流行中的应对似乎并不得力。

当我们最终走出新冠肺炎噩梦时,我们迫切需要讨论如何做得更好。《最致命的敌人》将有助于设定冠状病毒危机后关键对话的框架。

《最致命的敌人:我们与病原体的战争》(Deadliest Enemy: Our War Against Killer Ge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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