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帝国的到来》:纳粹党如何能够上台?

吴情
2020-04-26 看过

在当代的历史编纂中,第三帝国无疑占据着特殊的地位。一方面,相关文献早已汗牛充栋,让人应接不暇,另一方面,普通读者对第三帝国的印象恐怕还停留在几个关键词上:夺权、暴力、反犹主义、战争狂热,以至于我们很难说对第三帝国的检视与讨论已经无比充分了。第三帝国如何从民主的母体(魏玛共和国)中产生?如今以暴力、反犹主义、右翼保守派的面貌呈现的邪恶的纳粹党,真的像该党自诩的那样,是由绝大多数德意志人民由衷选出的?

关于第三帝国,我们持有的问题要远远多于我们知道的史实和叙事。在这种情况下,对第三帝国进行尽可能全方面的把握,依旧是很有必要的,英国历史学家理查德·J. 埃文斯爵士的“第三帝国三部曲”(《第三帝国的到来》《当权的第三帝国》《战时的第三帝国》)是这个方面可敬的尝试。尽管埃文斯自谦,称三部曲是为普通读者而作,但其实,无论是历史编纂问题上的方法论,还是对历史理论与历史叙事的探讨,三部曲都毫无疑问堪称相关著作中的典范,甚至是典范中的典范。

第三帝国的故事应该从哪里讲起,对历史学家来说本身就是一项挑战,因为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本身就已经在第三帝国的起源问题上迈出了一步。在埃文斯看来,尽管第三帝国的故事似乎可以无限向前追溯——已经有不少历史学家这样做了,他们认为马丁·路德、尼采需要对此负很大的责任,不过实际上从奥托·冯·俾斯麦开始即可,因为“从好几个层面说”,这位以“铁血宰相”之名著称的政治家“都是导致第三帝国登场的关键人物”,他为德意志留下了强人领袖的形象,而且以他“在19世纪中后期的行动和政策,为德国的未来留下了一份不详的遗产”。

以三场战役使德意志邦联解体,建立起排除了奥地利、以普鲁士为核心的德意志帝国,宰相俾斯麦自然居功至伟,然而,他这样的强人领袖——一战时及一战后的德国会无比怀念——并非目空一切的武将,相反,“他所擅长的是审时度势”,“利用时势达到自己的目的”,甚至不惜与政见相对者妥协,德国在当时的世界上首屈一指的福利制度就源自此类妥协,这一点鲜为人知,并令人意外。

因此,俾斯麦留给后来的第三帝国——当然,中间还有一个魏玛共和国——的遗产,事实上并非一莽夫般地迷信武力,而是对政治事务复杂性的深刻理解与默认,相较于此,将俾斯麦固化为德意志的独裁领袖的代表,这个神话“并不是德意志性格中某个古老的、根深蒂固的方面的表达,而是一种近代产物”。不管怎样,俾斯麦到底还是给后人留下了一套君主立宪政体(不乏民主成分,就选举权覆盖的人口而言,甚至要比英国、法国更民主)得以运用,接下来就看他们如何发展之。

一战让该民主政体饱受考验,结果不仅是兴登堡、鲁登道夫这种军人升级为民主英雄,同时,还要民主的倡导者臭名昭著,“背后捅了一刀”式阴谋论对准的就有他们,特别是犹太人。一战后成立的魏玛共和国,原本应当致力于恢复国内的经济民生,结果却是不得不首先处理战争赔款,以及由此带来的国内动乱问题——这些自然使其不得民心,被视作叛徒式政党。作为共和国的“缔造者”,社会民主党面对种种复杂局面力不从心,缺乏团结国内不同立场的政党共同推进民族事业的核心,20世纪20年代末的经济危机,更是让这种情况雪上加霜,在这种情况下,纳粹党出现了,并逐渐发展壮大。

纳粹党的“发家”经历,显然离不开以希特勒、约瑟夫·戈培尔、海因里希·希姆莱这几位核心人物的影响,却也没必要将这种影响过度夸大,至少在该党早期发展阶段如此。在不少节点,纳粹党都有被取缔的风险,但要么被人不屑地放过,要么是社会民主党这样的执政党遵循民主的含义,无意于强力压制不同的政见——就后来的结果而言,诚可谓天大的讽刺,当然,事态后续的发展则表明,纳粹党身上充斥着各式各样的讽刺。

尽管最初只吸引了一小部分右翼人士和军方人员,可由于20世纪20年代末的经济危机愈演愈烈,纳粹党获得了越来越多的人的同情和肯定,他们对法律与秩序的破坏虽然令人反感,却也使其树立了正面的边缘形象,尤其是与无力的社会民主党相比。但是,正如埃文斯所言,纳粹党并非一个建设型的政党,相反,它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破坏型的政党,无论是其对武装力量的拉拢与掌控,还是其释放的恐怖与暴力,都是有力的证明,这便预示着该党掌权后的种种举措:开展“文化革命”,让音乐界、艺术界、文学界、思想界万马齐喑。

纳粹党的逐渐上台与得势,到底是历史的必然还是偶然?以美国记者威廉·夏伊勒为代表的观察家认为是必然的,尽管就“欧洲发展格局”而言,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因为大萧条背景下的欧洲,不少国家都选择告别民主,纳粹党并不例外。但是,与其说纳粹党的上台与得势是这种必然的实现,不如说该党“得益于特别符合德国人天性的政治传统、意识形态以及发展方式”,而纳粹党的上台,的的确确是遵循了民主的程序——这是希特勒等人在啤酒馆暴动失败后得出的深刻教训,毕竟,在很多节点上,事情原本都可能是另一副模样。

纳粹党的意识形态起源是困扰不少历史学家的一个问题,也是历史学界争论得白热化的一个问题。有人将其归咎于普鲁士——领导德意志诸国统一为德意志帝国的核心力量——的黩武风气,有人则认为俾斯麦需要承担主要的责任,不过在埃文斯看来,纳粹党的意识形态起源极为复杂,既包括德国境内的反犹主义思想资源,又受到了境外,或者说欧洲范围内的反犹主义,以及所谓的“雅利安”纯净种族思想资源的补充——反犹主义对当时的欧洲来说绝非新鲜事物,没有证据表明德国境内的反犹主义程度更甚。

除了广博的视野和深刻的洞见,《第三帝国的到来》在历史叙事上同样值得借鉴。在本书中,埃文斯竭力保持客观理性,因为对他来说,“津津乐道于道德判断是不恰当的”,比做出简单粗暴的道德判断更重要的是深入并还原历史语境,并理解历史人物、事件、思想的复杂性,而非完全以后见之明作为评判的标准,这意味着,即便是面对如今业已恶名昭彰的纳粹主义,我们都需要厘清它何以对不少人构成致命的吸引力,而非将其斥为怪谈邪说撇在一旁。某种程度上,纳粹的上台恰恰也说明了此类不予理会的高傲态度潜在的威胁,不得不令人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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