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约逊河畔谈中国历史》读后感

叶子
2020-04-26 看过

第一次读《万历十五年》的惊艳之感,还在心里。黄仁宇先生的历史论著,史料丰富,信手拈来。在读《赫约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也有同感。此次涉猎,最为经验者非黄先生的论著本身,而是书的后记《黄仁宇“大历史观”的十大渊源》,分析了黄仁宇大历史观的构成要素,从宏观经济学到梁氏新史学,从马克思的历史观到汤因比的大历史,不一而足。读来也颇有几分意思。大历史观,何为大?视角之谓也。如《瘟疫与人》,从瘟疫的角度探究全球历史的变迁,角度之新、之奇,确有意思。黄先生的大历史观,从《万历十五年》到这本《赫约逊河畔谈中国历史》,都有从“食货志”和历史发散而来之感,所谓食货志,在我看来就是现代社会经济学之意,从政治、经济、民生等角度看历史的发展变迁,别有一番感慨。附后记全文如下:

黄仁宇“大历史观”的十大渊源

黄仁宇先生赖以成名的神兵利器,谓之“大历史观”(英文为macro-history)。虽然黄先生称“这名词该下由我创用”,但考究其学术渊源,其由来却颇多枝节。黄先生自己也说:“这名词纵是新颖,已乏创意”,从宏观微观之说“改称大小,转用于历史,显系模仿而非发明”。

大历史观本身虽然风光神武,但其在方法、史料和理论等方面的细微痕迹中还是看得出有许多前辈学者的建树或个人经历的提炼。笔公遍阅黄先生诸书,细览相关评论,结合黄先生自己的认同,试图归纳出大历史观的十大学术渊源如次。

一、 宏观经济学

“大历史观”之得名,因袭于宏观经济学(macroeconomics)。从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分野,黄先生悟出其间“亦不过放宽视界与计及精微之不同”,于是“改称大小,转用于历史”。一方面借鉴了概念,一方面参考了方法。加之黄先生对历史的认知多从经济(食货)角度入手,可以说受益于宏观经济学良多。黄仁宇解释说:“这大历史有如宏观经济(macro—economic)。宏观经济不能统计失业就业的人数,不能分析物价,不能讲解物价指数。较详细分析仍待微观的工作。……我只希望治史者不要忘记后面一个大前提,不要忽略我们所处的一个非常时代罢了。”

二、 马克思的历史哲学

黄先生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他的自由立场使得他并不排斥接受一些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大历史观”中运动的、联系的、周期性的、符合治乱兴衰规律的、依存于经济状况的认识,也在相当程度上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发展史、经济决定论等暗合。其长时间宽视野阶段性的历史认知,同社会发展史的分期分步地划定历史暗合。其从财税与经济的基点上审视历史的旨趣,则无不匹配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一些文字表述中,黄仁宇也多次提到马克思的名字。黄仁宇自己也承认受马克思影响,“刻下将历史视作冗长、互相继续而作梯度前进的观察时尤然”。

三、 汤因比的大历史

在黄仁宇的阅读和交往过程中,一些既定存在并适合他的分析工具对他的大历史观的形成起到了良好的架构作用。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及剑桥哈佛的相关理念都给了他有益的滋养。

对此,一位署名“佚名”的网友做出了如下的分析:考察历史,不外两种方法:一种是从大处居高临下地看,大刀阔斧而不纠缠于细枝末节,以试图厘清历史发展之大脉络为目的,尤以现代英国大史家汤因比(ARNOLD TONYBEE)之“大历史”(MACRO-HISTORY)观点为代表;以此出发,达至通史。此一史观在西方,或还可追溯至十八世纪大史家吉本(EDWARD GIBBON),甚至更早,到今天仍为一些着名史家所秉持,如在斯特夫里诺斯之近着(Leften S. Stavrianos, Lifelines from our past: a new world history);另一种是从小处、细微处入手,以阐发清特定历史时期之特定历史事件为目的,若着者功力深厚,则或可牵藤摸瓜,连带考察出更多问题,以此出发,常为专史;尤以我国现代大史家陈寅恪为代表,如其通过考察陕西关陇集团而证出唐代政治制度特点,更是由小及大之典范。此二种方法,各有利弊;前者有如从望远镜中看历史,视野开阔,气魄恢宏,线条粗旷,如此则难免会流于浮浅,力度不够,使人每每知历史事件之所以然,而不知其然;后者有如从显微镜中看历史,细腻明晰,有时则难免困于一隅,不能旁通,使人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当然,尤其在大史家之着作中,此二者并非泾渭分明,严格划清,而是互有参杂。因此,这种两分法只代表了史家历史考察法之倾向性,而不是非此即彼。

黄仁宇先生致学于哈佛学派和剑桥学派之间,其史观自然难免会杂有两派之特点。两派观点虽有差异,如哈佛学派之费正清先生“重分析”、“用演绎法”,而剑桥学派之李约瑟则“以综合为主”,,然而两派都不愿拘泥于历史之片断,而试图要厘清整个历史发展之脉络,因此实质上都有汤因比之“大历史观”之特点。黄仁宇先生亦自称信奉大历史观,试图“将宏观及放宽视野这一观念导引到中国历史研究里去”,从而高瞻远瞩地考察中国历史,这些特点,尤其在《中国大历史》、《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等着作中,得到了体现。然而治大历史必要有扎实之史学功底,穿透时空隔阂之强劲穿透力,和敏锐把握历史命脉之深刻之透视力:而要把此三者用到纯熟精炼之地步,殊为不易,即便博学宏视如汤因比,也不能说是成功。黄仁宇更因受后天限制,治大历史自然难免要力不从心。因此,虽然先生其志可钦,其情可叹,这后两部着作,却明显现出力度不足,我以为他的努力基本可归为失败。

四、 环境决定论

强调环境对社会和历史进程的影响,是黄仁宇大历史观的一个鲜明特征。反映这一思想的表达比比皆是。比如:在其《中国大历史》中指出:“易于耕种的纤细黄土,能带来丰沛雨量的季候风,和时而润泽大地、时而泛滥成灾的黄河,是影响中国命运的三大因素。它们直接或间接地促使中国要采取中央集权式的农业形态的官僚体系。”又如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气候不利的时候,“马背上的剽窃者就不由自主地打算袭取种田人,后者通常有半年的积蓄。”也因此造成了“中国的农民和塞外的牧民连亘了两千多年的斗争记录”。我们在说他们是安定生活的迫害者时也应当看到他们同时是自然环境的受害者。这些都是在“大历史”视野下研究长期历史因果关系的典范。

可以说,在信奉经济决定论的同时,黄先生对环境决定论也深信不疑。

五、 梁启超的新史学

梁启超先生的新史学思想曾经影响了它产生以来的近百年和包括历史的诸多学科,可谓之一种动态史学和整体史学。诸如比较历史学以及经济—社会史等分支学科都与此精神相通。黄仁宇的大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新史学对中国历史分期的看法:中国的中国史、中国的世界史、世界的中国史。黄先生在以资本主义观点观察中国历史时,不时地介入这样的宇宙观。其把中国古代的三大统一版块命名为第一、第二、第三帝国,并从宏观上把握其治乱兴衰、内敛扩张的分析法,也借鉴了世界史中的某些成型思维。其大量引用傅衣凌、梁方仲的思想和资料,也是对经济—社会学大而言之是新史学的“拿来主义”。

六、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

法国新史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的布罗代尔,在其《历史与社会科学:长时段》一书中确立了他的历史观:长时段理论。他认为只有在长时段中才可能把握和解释历史现象,而短时段并不能帮助我们深刻地理解历史。长时段的历史可以说是一种“几乎不变的历史”,是各种“结构”起作用的历史。

做为黄仁宇的那个时代的学术强音,他既可以了解到布罗代尔的资本义理论并受到其影响,也会自然而然地从他那里借鉴到“长时段”。而黄先生的“大历史”,也确实在理念上与此相通并灵活地运用到了对中国历史的“描述”中。

黄仁宇曾在《我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一文中述及“写历史的人也像游山水的一样,要是溯江而下,看清了河流入海的过程,回顾上游的山脉形势,则对其组织结构,更多了解。”这显然需要长时段才可以达成。

七、 韦伯的可计算性

黄仁宇不掩饰他对韦伯的欣赏,而在他的文字中,韦伯的影响也清晰地存在着。借用李福钟的描述:先生藉由这几组环环相扣的大观念,大体上照顾到了「大历史」理论在形式上首尾一致的完整性(internal consistency)。然而深究「数目字的管理」与「长期的合理性」两个关键概念,其实并非先生首创。早在一九八○年,Randall Collins 氏已撰文阐明,韦伯对资本主义的理解,除了广为人知的名着《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所强调的源自于宗教信仰所产生的内在紧张性外,韦伯晚年遗着《经济通史》(General Economic History,1923),其实才真正是韦伯有关资本主义研究的成熟作品。Collins 指出,韦伯在这部书中,将资本主义的基本精神内涵「理性」(rationality),以「可计算性」(calculabity)这个概念来界定。

八、费正清的汉学

在美国研究或讲授中国历史,实质上是在从事“汉学”事业。而美国汉学的鼻祖,则是黄仁宇曾经有幸合作过的费正清先生。大师的魅力是无法阻挡的。虽然在后来二人因为研究思路或观念上的矛盾而分手,但“费公”对黄仁宇的影响却长期植入黄先生的学术生命中。

黄仁宇在其回忆录中写道:“我也不能否认,我自己的史观是建立在费正清打造的大架构上。有时我扪心自问:如果剔除费正清发展出来的概念,我不确定我的文章中还剩下多少内容。他的划时代的《美国与中国》让我大开眼界,尤其是1948年的初版。透过费正清的作品,我才学到将中国国家和社会视为和西方完全不同的体系。……如果没有哈佛许多学子敬称的费公,我无法想象自己如何发展出一套连贯的中国历史主题,不论是传统或现代史。”

九、偷工减料的速成学术

如果有人质疑黄先生的学术功底不够扎实深厚,他的FANS们可能会大为不快,并举出黄先生曾经下大功夫通读《明实录》的例子作为反证。但在事实上,尤其是在面对中国通史这样大的研究对象时,面对浩如烟海的史料和参考书,连黄先生自己都承认,他运用了一种偷工减料的速成法门。

“大历史”中的“大”,实际上有着“笼统”的意思。以速成学术支撑下的通史研究,不可能不陷入大而化之甚至大而无当、过分宏观而失之精微的俗套。好在黄先生用他的史识和妙笔,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这一毛病。

相对于陈寅恪、傅斯年们对史料的密切关注以及日本史学家们“穷尽史料”的执着,总感来日无多却又需要大量的文字以换来活命之资的黄先生则显得缺乏基本的耐心。他在回忆录中介绍自己的经验时说:“我没有从头到尾读毕二十四史,也不建议现代学者如此做。……对我们来说,这些材料只适合参考,不能研读。……运用这一大堆资料时,还有一个捷径。我常用的方式是将现代中西方学者的论文和摘要当成参考指南。……他们的引文常常是很好的索引,带我进入二十四史的原文。此外,二十四史中还有十二篇所谓的《食货志》,指点出影响民众生计的政府财政。……我们可以把这些作品放在一起,仿佛在茂密的森林中开出一条小径,只要把现有的地点和路径相连即可。”

看吧,这哪里象是一个大师的研究姿态!简直可以等同于一个浮燥的网友写一篇不必太过庄重的“帖子”。从某种更夸张的意义上讲,这样的作法——比如借鉴前人引文——甚至可以算做是剽窃或者抄袭!

可我们又必须理解,半路出家且年长治史的黄先生,已经没有办法如大师们一样皓首穷经。他需要以速成的法术写快手的文章。当然,这样的文字就不免要“大”起来,因为没有丝毫的可能性写“小”。

无奈的是,在那些以写“小”为荣、小中见大的科班史家们眼里,黄先生的这种作法实在是有失学人体面。

十、 个人经验

黄仁宇经常说“以技术的角度看历史”、“寻求历史的技术辩证”,从中可以看到他的旧专业的影子。出身理工专业的黄仁宇后来从事了军事、新闻和历史,却从来不可能磨蚀去他曾经对理工术语的职业偏好。

虽然对科学的认知一直有“价值中立”和“了解之同情”等不同的原则,完全排除研究中的主观色彩和个人感情则是不在可能的。黄仁宇的历史讲说中总是不时地穿插他的个人经验,时时处处做到了描述中“有我”,从个人感悟中惠及对历史的体认,也算得黄仁宇大历史观的一个现实的渊源。

按照赵世瑜的看法:究其根源,黄仁宇的历史观点应该与他的经历有关。他经历的正是我们这个国家烽火连天、满目疮痍的那一刻,他看到的是国民党军队中低能的士兵、勾心斗角的官僚和战争中的野蛮残暴,因此他要寻找的是问题出在哪里。问题的最后答案也许真的要在历史中才能找到,但现实问题的复杂程度与历史问题的复杂程度一样,前者由于身在此中、后者由于无法重现而又同样得到加强,因此我们恐怕谁都不能肯定地说:哇!我找到了历史的真相。

黄仁宇的大历史观的形成,其最初的原由是因教学上的需要。面对美国学生这样并不希求对中国历史有详细的把握的受众,在四个课时内要讲述整个的中国历史,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要“五十分钟内涵盖二百多年的中国历史”,不能不寻求一种简约、干练、明快、提纲挈领、居高临下的法门。大历史观便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酝酿。《中国大历史》中文版自序这样写道:“作为人师,在美国学子面前讲解中国历史,深觉得不能照教科书朗诵,尤其每次复习与考试之后,不免扪心自问:他们或她们须要理解井田制到何种程度?与他们日后立身处世有何用场?难道他们或她们必须知道与Han Fei Tzu(韩非子)同受业者有Li Ssu(李斯) 其人,他曾鼓励Shih-huang ti(秦始皇)焚书,后又为宦官Chao kao(赵高)所构杀?Empress Wu(女皇武则天)的一生事迹仅是‘秽乱春宫’?对我的学生讲, 除了用与沙俄的Catherine the Great(凯瑟琳二世)比较,或与清朝的Empress Dowager(慈禧太后)比较,这段知识尚有何实用之处?”黄仁宇的思考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历史典籍浩如烟海,常使初学者不得其门而入,而且,在目前注重实用的教育体制中,历史作为一门基础学科,从学以致用的角度讲,是否真的有必要事无巨细、通盘接受?这样做的效果又如何呢?我想,学习历史的目的并不专恃记忆,它本身也是对学者思维方法的训练与养成。

黄先生的“大历史”同时也是照顾欧美读者阅读需要和知识结构的产物。不时地将中国的历史同欧美的现实作比,以今天的、资本主义的观察角度审视中国历史,有利于外国读者较直观地把握中国历史。陈莉莉如此评价:黄仁宇研究历史,用的是归纳法而不是演绎法,重综合而不重分析。他广泛利用归纳法将现有史料高度压缩,先构成一个简明而前后连贯的纲领,然后在与欧美史比较的基础上加以研究,使历史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史料的庞杂与晦涩,因此,他笔下的通史也与一般意义上的中国通史不同。在注重历史发展逻辑之余,各朝代已不再是可以拿来互相比较的单位,而是前后一贯,具有因果关系。这样的研究与写作对于初学者以及非专业人士的历史常识普及均有很大的益处,也对史学工作者以新视角整体把握历史,提纲挈领,并提出新的研究课题提供借鉴。

把握黄先生的“大历史观”的学术和现实渊源,足以让我们丰满对其人其学的认识,既便于保持“价值中立”,也方便保持“了解之同情”。

初稿于2005年6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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