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2-国富论-亚当·斯密-社会经济-1776

树欲静
2020-04-26 看过

——“只要不违反公正的法律,那么人人都有完全的自由以自己的方式追求自己的利益。”

《国富论》,于1776年首版于英国。经济类图书。它认为人的本性是利己的,追求个人利益是人民从事经济活动的唯一动力。同时人又是理性的,作为理性的经济人,人们能在个人的经济活动中获得最大的个人利益。

如果这种经济活动不会受到干预,那么,经由价格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人们不仅会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还会推进公共利益。它奠定了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理论基础,该书的出版标志着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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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密,于1723年出生于苏格兰法夫郡寇克卡迪,于1790年去世。他曾就读于格拉斯哥大学,学习拉丁语等。曾就读于牛津大学。他是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创立者,强调自由市场、自由贸易以及劳动分工,被誉为“经济学之父”。代表作:《国富论》、《道德情操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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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目录

1.论分工

2.论分工的起因

3.论市场范围对分工的限制

4.论货币的起源和货币的使用

5.论商品的真实价格和名义价格,或论用劳动表示的商品价格和用货币表示的商品价格

6.论商品价格的组成部分

7.论商品的自然价格和市场价格

8.论劳动工资

9.论资本利润

10.论工资和利润随劳动和资本的用途不同而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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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直到今天,社会分工的趋势仍未减弱,甚至我认为它是在进一步加强。对劳动者要求很高的那些岗位,往往是需要某种特定领域精深知识的岗位。某个人可以在别的领域一窍不通,像个笨蛋。但只要在某个特定的领域,比绝大多数人都更精通,那么他依然能被社会所重视。

当我们对专才的重视程度与日俱增。但这并不意味着通才就不需要了。从国家的层面而言,专才在社会生产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高。但是就个体而言,我觉得我们其实不用去关注具体的比例,因为对个人来说,最佳的发展模式还是根据自己本身的天赋秉性及个人志趣,选择要走哪条路。受到外界的干扰,而去从事与自己秉性不那么符合,甚至完全冲突的方向,对个人而言,是极为可惜的一件事情。

“我见过一个这种小工厂,只雇用十个工人,因此在这一个工厂中,有几个工人担任二三种操作。象这样一个小工厂的工人,虽很穷困,他们的必要机械设备,虽很简陋,但他们如果勤勉努力,一日也能成针十二磅。从每磅中等针有四千枚计,这十个工人每日就可成针四万八千枚,即一人一日可成针四千八百枚。

如果他们各自独立工作,不专习一种特殊业务,那末,他们不论是谁,绝对不能一日制造二十枚针,说不定一天连一枚针也制造不出来。他们不但不能制出今日由适当分工合作而制成的数量的二百四十分之一,就连这数量的四千八百分之一,恐怕也制造不出来。”

劳动者的数目,机器的质量,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而生产的组织形式,或者说熊彼特所谓的生产组合。是一种相对抽象的东西。是一种怎么做事情的方法。如果对生产组合进行改善,那么在生产资料没有新增的情况下,工作效率能可能获得数量级的提升。

在旧的方法下,产量只能随着生产资料的增多而线性增长。但如果从旧方法迁移到更有效的新方法,那么工作效率的提升是指数级的。对一个企业家来说,他最重要的事情,便是研究如何改良企业的生产组合和组织形式,从而使得工作效率产生数量级的提升。

“人类把注意力集中在单一事物上,比把注意力分散在许多种事物上,更能发现达到目标的更简易更便利的方法。分工的结果,各个人的全部注意力自然会倾注在一种简单事物上。所以只要工作性质上还有改良的余地,各个劳动部门所雇的劳动者中,不久自会有人发现一些比较容易而便利的方法,来完成他们各自的工作。唯其如此,用在今日分工最细密的各种制造业上的机械,有很大部分,原是普通工人的发明。

他们从事于最单纯的操作,当然会发明比较便易的操作方法。不论是谁,只要他常去观察制造厂,他一定会看到极象样的机械,这些机械是普通工人为了要使他们担当的那部分工作容易迅速地完成而发明出来的。最初的蒸汽机,原需雇用一个儿童,按活塞的升降,不断开闭汽锅与汽筒间的通路。

有一次担任这工作的某儿童,因为爱和朋友游玩,他用一条绳把开闭通路的舌门的把手,系在机械的另一部分,舌门就可不需人力自行开闭。原为贪玩想出来的方法,就这样成为蒸汽机大改良之一。”

当然,分工也有其弊端,因为它使得从事以这种手艺为生的人的稳定性相对降低。一旦当整个产业出现大的变动,那么他将很难迅速的切换到另一种对专门性要求相当高的领域上去。不过好在这种变化相对而言没有那么频繁。在大部分制造业,这种变化可能是以10年甚至几十年为周期。

但是在有些行业。比如计算机领域,变化就是日新月异的。要想时刻跟上这种变化,除了需要保持较高的专业性以外,还要能够具有较强的切换能力,即要能够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从一个领域切换到另外一个领域。当然,这些领域大部分仍旧涵盖在计算机科学的范畴之下,多多少少还是有些相似之处的,可以降低迁移者的学习成本。

“引出上述许多利益的分工,原不是人类智慧的结果,尽管人类智慧预见到分工会产生普遍富裕并想利用它来实现普遍富裕。它是不以这广大效用为目标的一种人类倾向所缓慢而逐渐造成的结果,这种倾向就是互通有无,物物交换,互相交易。”

尽管在具体细节上,全球化可能有着许多的瑕疵和毛病。但我仍旧坚定的相信,全球化是使人类在整体上变得更加富裕的。现在有一些反对全球化的趋势出现。除非这种趋势笼罩全球。否则,如果只是少数国家自己自绝于世界,那么我认为,长期来看,他们的这种做法是弊大于利的。我们还是应该打开自己的国门,与世界互通有无。这样才能进一步的提高分工,从而进一步继续改良现有的生产组合。

“别的动物,一达到壮年期,几乎全都能够独立,自然状态下,不需要其他动物的援助。但人类几乎随时随地都需要同胞的协助,要想仅仅依赖他人的恩惠,那是一定不行的。他如果能够刺激他们的利己心,使有利于他,并告诉他们,给他作事,是对他们自己有利的,他要达到目的就容易得多了。

不论是谁,如果他要与旁人作买卖,他首先就要这样提议。请给我以我所要的东西吧,同时,你也可以获得你所要的东西。这句话是交易的通义。我们所需要的相互帮忙,大部分是依照这个方法取得的。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

所以对人类来说,活在世界上有两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件事就是与内在的自我沟通,从而明确自己适合在哪种分工方向上发展。第二件事情就是与外部世界进行沟通,从而用自己拥有的去交换自己需要的。如果我们对前一件事情不甚了了,我们就没有办法充分的运用自己的能力。而如果我们对后一件事不擅长,那么就会在从他人那里获取我们所需要的事物的过程中,给自己增加许多不必要的麻烦。

“人们天赋才能的差异,实际上并不象我们所成觉的那么大。人们壮年时在不同职业上表现出来的极不相同的才能,在多数场合,与其说是分工的原因,倒不如说是分工的结果。例如,两个性格极不相同的人,一个是哲学家,一个是街上的挑夫。他们间的差异,看来是起因于习惯、风俗与教育,而不是起因于天性。

他们生下来,在七八岁以前,彼此的天性极相类似,他们的双亲和朋友,恐怕也不能在他们两者间看出任何显著的差别。大约在这个年龄,或者此后不久,他们就从事于极不相同的职业,于是他们才能的差异,渐渐可以看得出来,往后逐渐增大,结果,哲学家为虚荣心所驱使,简直不肯承认他们之间有一点类似的地方。

然而,人类如果没有互通有无、物物交换和互相交易的倾向,各个人都须亲自生产自己生活上一切必需品和便利品,而一切人的任务和工作全无分别,那末工作差异所产生的才能的巨大差异,就不可能存在了。”

我相信的确有些天才式的人物存在,这些人在某一方面拥有显著的超出其他人的能力。但这种人的比例我相我相信是很小的。假设人的能力为0分到100分,绝大部分人的差别可能是50分与60分,而不是1分与99分的差别。事实上,最开始影响人们走上某条道路,决定他这一生是要做一个数学家,还是物理学家,一个文学家,还是医生,可能是某些很微小的因素。

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路径依赖,人们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才出现的越来越大的分化,体现越来越高的专业度。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人是存在相当大的可塑性的。年龄越小,可塑性越高。教育在决定一个人最后变成什么样子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在成长过程中得到了适当的教育,那么一个挑夫原本也完全有可能成为一个哲学家的。

“水运开拓了比陆运所开拓的广大得多的市场,所以从来各种产业的分工改良,自然而然地都开始于沿海沿河一带。这种改良往往经过许久以后才慢慢普及到内地。”

除了闭关锁国的情况,过去的历史已经说明了沿海城市更容易发展起来的道理。即使在将来,从平均水平上来说,沿海城市的经济发展程度,仍然要高于内地城市。

“假使世界上只有陆运,则各僻远地区间的商业,一定会无法进行。有什么货物,负担得起由伦敦至加尔各答的陆上运费呢,即使有这种货物,又有什么输送方法能使货物安然通过介在两地间的许多野蛮民族的领土呢,然而,现今这两个都市,相互进行大规模的贸易,相互提供市场,并对彼此的产业发展,相互给与很大的鼓励。”

交通的完善,在中国这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今天已经有了相对成熟的陆运、水运、以及空运体系。那么100年后,我们是否能完善其他的运输方式,比如管道运输体系呢?

“分工一经完全确立,一个人自己劳动的生产物,便只能满足自己欲望的极小部分。他的大部分欲望,须用自己消费不了的剩余劳动生产物,交换自己所需要的别人劳动生产物的剩余部分来满足。于是,一切人都要依赖交换而生活,或者说,在一定程度上,一切人都成为商人,而社会本身,严格地说,也成为商业社会。”

“不论在任何国家,由于种种不可抗拒的理由,人们似乎都终于决定使用金属而不使用其他货物作为媒介。金属不易磨损。那与任何其他货物比较,都无愧色。而且,它不仅具有很大的耐久性,它还能任意分割,而全无损失,分割了也可再熔成原形。这性质却为一切其他有耐久性商品所没有。金属的这一特性,使金属成为商业流通上适宜的媒介。”

以金属作为一般等价物,可以说是人类文明的一个创举。即使今天我们大规模使用法币来替代金属。但实际上人们公认的一般等价物仍然是贵金属本身。一国的法币要经过外汇兑换成另一国的法币,才能被后者的国民接受。而黄金白银则是走到世界大部分地方,都能被广泛接受的。

“价值一词有二个不同的意义。它有时表示特定物品的效用,有时又表示由于占有某物而取得的对他种货物的购买力。前者可叫做使用价值,后者可叫做交换价值。使用价值很大的东西,往往具有极小的交换价值,甚或没有;反之,交换价值很大的东西,往往具有极小的使用价值,甚或没有。

例如,水的用途最大,但我们不能以水购买任何物品,也不会拿任何物品与水交换。反之,金钢钻虽几乎无使用价值可言,但须有大量其他货物才能与之交换。”

“一个人是贫是富,就看他能在什么程度上享受人生的必需品、便利品和娱乐品。但自分工完全确立以来,各人所需要的物品,仅有极小部分仰给于自己劳动,最大部分却须仰给于他人劳动。所以,他是贫是富,要看他能够支配多少劳动,换言之,要看他能够购买多少劳动。

一个人占有某货物,但不愿自己消费,而愿用以交换他物,对他说来,这货物的价值,等于使他能购买或能支配的劳动量。因此,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

从本质上讲,当我们谈到一个人的财富,指的是他能调动资源的能力。为了方便起见,我们通常用他所拥有的所有财产的市场价格为衡量标准。但实际上,一个人真正拥有的财富是大于这个值的。比如,他能够影响到某人的决策,或自己本身拥有某种决策权,这不会计入在他的收入之中,但由于他具有这种影响力,或者我们说将它称之为社会资源。他便能够通过于己有利的决策获取一定价值。这也是他所拥有的财富。

“霍布斯说:财富就是权力。但获得或承继大宗财产的人,未必就获得或承继了民政上或军政上的政治权力。他的财产,也许可以提供他一种获得政权的手段,但单有财产未必就能给他政权。财产对他直接提供的权力,是购买力,是对于当时市场上各种劳动或各种劳动生产物的支配权。

他的财产的大小与这种支配权的大小恰成比例,换言之,财产的大小,与他所能购买或所能支配的他人劳动量或他人劳动生产物数量的大小恰成比例。一种物品的交换价值,必然恰等于这物品对其所有者所提供的劳动支配权。”

“等量劳动,无论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对于劳动者都可以说有同等的价值。如果劳动者都具有一般的精力和熟练与技巧程度,那末在劳动时,就必然牺牲等量的安乐、自由与幸福。他所购得的货物不论多少,总是等于他所付出的代价。诚然,他的劳动,虽有时能购得多量货物,有时只能购得少量货物,但这是货物价值变动,不是购买货物的劳动价值变动。

不论何时何地,凡是难于购得或在取得时需花多量劳动的货物,价必昂贵;凡是易于购得或在取得时只需少量劳动的货物,价必低廉。所以,只有本身价值绝不变动的劳动,才是随时随地可用以估量和比较各种商品价值的最后和真实标准。劳动是商品的真实价格,货币只是商品的名义价格。”

亚当·斯密在这里把劳动当成一个客观的指标,借以来衡量货物的价值。但是问题是,对劳动本身的评价也相当主观。同样一个作家,他的作品可能在一个地方不受欢迎,却在另外一个地方受欢迎,受欢迎程度的不同,也意味着市场的购买意愿不同。那么,相同的劳动,得到的收入却不同。

或者另一情况下,同一个作家,在20岁时所创作的作品,与他在50岁时所创作的作品,在别人眼中也是价值不同的。尽管这名作家可能觉得在20岁时所创作的作品付出了更多努力,但表现在实际中,却是他50岁时花费更少劳动的产品得到了更大的回报。

“在中国广州地方,半盎斯白银所可支配的劳动量或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量,比伦敦一盎斯白银所可支配的也许还要大。所以,对于各该地的某一商品的所有者来说,在广州以半盎斯白银出售,比在伦敦只一盎斯白银出售,实际上也许更有价值,更为重要。不过,如果伦敦商人能在广州以半盎斯白银购买的某一商品,后来能在伦敦以一盎斯白银的价格出卖。

他这趟买卖,就获得了百分之百的利益,好象伦敦和广州的银价完全相同一样。至于广州半盎斯白银,比伦敦一盎斯白银,能够支配更多劳动或更多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对这个商人来说,是不重要的。在伦敦,一盎斯白银使他能够支配的劳动量和生活必需品与便利品量,总是两倍于半盎斯白银,而这正是他所希求的。”

就好像在同样的一份工作,在上海的薪酬可能要比在广州的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用这些薪酬能在上海享受到更高质量的生活水平。这也就是我们现在所通常讲的物价水平。两个地域遥远。或者因为政治因素发生隔绝的地方,其物价水平的差别可能是相当大的。所以我们不能仅仅只考虑绝对的市场价格,还需要比较两地的购买力水平的差异。

“劳动的全部生产物,未必都属于劳动者,大都须与雇用他的资本所有者共分。一般用于取得或生产任何一种商品的劳动量,也不能单独决定这种商品一般所应交换、支配或购买的劳动量。很明显,还须在一定程度上由另一个因素决定,那就是对那劳动垫付工资并提供材料的资本的利润。”

生产活动,就是一个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的合作过程。拥有资本的人不需付出任何劳动。只需将生产资料出租给其他人使用。就可以共同分得劳动成果。我认为这是合理的,尽管我们需要对这种比例加以控制。在资本利得所占的比例,显著大于劳动所得所占的比例时。穷者愈穷,富者愈富的情况就会出现,我们讲的资本家的剥削就出现了。

但是想要完全消灭掉资本利很显然是不现实。如果资本不能够带来回报,那么那么拥有资本的人就没有动力去购买生产资料,并出租给那些不拥有生产设备的人使用。能够进行的生产活动将受到极为严格的限制。

“无论什么商品的全部价格,最后必由那三个部分或其中一个部分构成。在商品价格中,除去土地的地租以及商品生产、制造乃至搬运所需要的全部劳动的价格外,剩余的部分必然归作利润。”

熊比特则不这么认为,他认为在一个静态的循环过程中,是没有利润产生的。只有当新的生产组合发生时才有利润产生。我觉得这种区别主要在于亚当·斯密和熊比特对利润的定义不同。

“每一件商品的价格或交换价值,都由那三个部分全数或其中之一构成;合起来说,构成一国全部劳动年产物的一切商品价格,必然由那三个部分构成,而且作为劳动工资、土地地租或资本利润,在国内不同居民间分配。

社会上年年由劳动采集或生产的全部物品,或者说,它的全部价格,本来就是照这样分给社会不同成员中某些人的。工资、利润和地租,是一切收入和一切可交换价值的三个根本源泉。一切其他收入归根到底都是来自这三种收入中的一个。”

对于一个没有从父母那里继承到财产的人来说,他的收入就只好全来自于他的劳动。当他经过一段时间的勤奋工作,积累了一定的财富后,他可以将这些资本用于投资建厂,或者投资到他信赖的公司的股票中去。于是他获得了资本收入。未来他购买了房产。并且将这些房产出租出去,他就获得了土地收入。

“由于在文明国家内,交换价值单由劳动构成的商品极不常见,大部分商品的交换价值,都含有大量的利润和地租,所以,社会全部劳动年产物所能购买或支配的劳动量,远远超过这年产物生产制造乃至运输所需要的劳动量。假若社会每年所能购买的全劳动量,每年都被社会雇用,那末,因为劳动量将年年大大增加的缘故,后一年度的生产物将比前一年度的生产物具有更大的价值。

可是,无论那一个国家,都不是用全部年产物来维持勤劳阶级。无论那一个国家,每年都有大部分生产物归游惰阶级消费。一国年产物的普通或平均价值是逐年增加,是逐年减少,还是不增不减,要取决于这一国家的年产物每年是按照什么比例分配给这两个阶级的人民。”

“每一个商品的市场价格,都受支配于它的实际供售量,和愿支付它的自然价格(或者说愿支付它出售前所必须支付的地租、劳动工资和利润的全部价值)的人的需要量,这二者的比例。愿支付商品的自然价格的人,可称为有效需求者,而他们的需求,可称为有效需求。

因为,这种需求也许使商品的出售得以实现。此种需求与绝对需求不同。一个贫民在某种意义上也许可以说有一辆六马拉大马车的需求,他这种需求并不是有效需求,因为那马车绝不是为要满足他的这种需要而送往市场出售的。”

撇开生活必需品不谈,如果你不拥有购买某种产品的消费能力。那么你就谈不上对这种产品具备需求。有时候我们的很多烦恼便来自于我们受到这些产品的诱惑,它们实际上已经超出了我们当下的消费能力,但我们却对它始终念念不忘,给自己徒增烦恼。 所以通过借贷的方式,来消费超出自己消费能力的非生活必需品,是极其不明智的。

“自然价格可只说是中心价格,一切商品价格都不断受其吸引。各种意外的事件,固然有时会把商品价格抬高到这中心价格之上,有时会把商品价格强抑到这中心价格以下。可是,尽管有各种障碍使得商品价格不能固定在这恒固的中心,但商品价格时时刻刻都向着这个中心。”

这种中心价格,大概就像掷币的概率一样。在实际的情况中,正反面的频率可能有所不同,但它总围绕着这个概率上下波动。所以在价值投资的策略中,最重要的是评估一家公司的真实价值。

“制造业方面的秘密,比商业方面的秘密,能保守得长久些。一个染业者,如果发现了一种制造染料的方法,其所费仅及通常方法的一半,而他又能妥善处理,他就能终生独享这发现的利益,甚至能把它传给子孙。

这种额外利得是来自他个人劳动的高价格,所以可适当地说是他个人劳动的高工资,但因为他资本每一部分一再得到这种利得,而且他的利得总额与其资本总额保有一定比例,所以,通常都不说它是劳动的高工资,而说它是资本的额外利润。”

这实际上就是新的生产组合,企业家最大的职责,就应该是不断的寻找新的生产组合。这才是企业持续产生利润的核心因素。因为没有任何一种生产方式是能永远输出高利润的。短则数月,长则数年,当过去的新方法变成行业内众人皆知的旧方法。高出平均水平的利润也就消失了。

“垄断价格,在各个时期,都是可能得到的最高价格。反之,自然价格或自由竞事的价格,虽不是在各个时期,但在长期间内,却是可能有的最低价格。垄断价格,在各个时期,都是能向买者榨取的最高价格,或者是想象中买者愿支付的最高价格,而自然价格或自由竞争的价格,却是卖者一般能接受的最低价格,也就是他能够继续营业的最低价格。”

所以自由主义非常强调一点的便是自由竞争。一旦当市场中出现垄断,不管这种垄断是由于法律因素造成,还是由于公司兼并造成的。都会使得消费者不得不以较高的价格获取他所需要的产品。

“据说,工人的结合常常听到,而雇主的结合却很少听到。可是,谁要是因此认为雇主实际很少结合,那就未免昧于世故,不了解这问题的真相了。雇主们为使劳动工资不超过其实际工资率,随时随地都有一种秘而不宣的团结一致的结合。破坏团结,随时随地都是最不名誉的行动,都为近邻和同业者所耻笑。我们所以不常听到这种结合,正因为那是一种不被人知道的普通结合,或者可以说是一种自然结合。

此外,雇主们为要把劳动工资减低到其实际工资率以下,有时也组织特殊的结合。此种结合,直到达到目的为止,总是保持极度的沉默与秘密。劳动者这时虽痛切成到资方的这种秘密结合,却往往无抵抗他屈服,其他人因此都不知道。不过,对于雇主的这种结合,工人们往往也组织对抗的防御性结合。而且,即在没有这种雇主结合的时候,工人们为提高劳动价格,有时也自动结合起来。

他们所持的理由,有时是食粮腾贵,有时是雇主从他们的劳动得到过多的利润。他们的结合,无论是防御性的或是攻击性的,总是声闻遐迩。为求争点迅速解决,他们老是狂呼呐喊,有时甚至用极可怕的暴力。他们处于绝望的境地,铤而走险,如果不让自己饿死,就得胁迫雇主立即答应他们的要求。这时,雇主也同样喧呼呐喊,请求官厅援助,要求严厉执行取缔工人结合的严峻法规。

因此,工人很少能从那些愤激的结合的暴动中得到利益。那些结合,部分因为官厅干涉,部分因为雇主较能持久,部分因为大多数劳动者为了目前生计不得不屈服,往往以为首者受到惩罚或一败涂地而告终。”

在劳动力与资本的斗争过程中,资本往往取得胜利。尽管今天的劳动者已经能结成工会,争取到比亚当·斯密时代的劳工更大的权力,但相对资本方而言,我倾向于认为,劳工仍旧处于弱势地位。如果一个人一辈子的收入永远只来自于自身的劳动,而不能够来自资本或土地,那他的生活永远都处在一个不稳定的状态。所以对于没有资产和土地的劳动者来说,他必须要想方设法在自己的劳动所得中节约资金。

在进行资本的原始积累到一定程度后,有意识地将手头的余钱转化为供投资使用的资本或土地。直接建厂,对大部分人来说,是困难的。但是购买自己所信赖的公司的股票,却是一种不错的获取资本收入方式。至于购置土地现在越来越困难。但是可以购置房产,再将房产出租。只有拥有稳定的资本收入和地租收入,使得一个人即使不参加劳动也能维持现有生活水平。一个人才能有可能实现财务自由。

“中国一向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就是说,土地最肥沃,耕作最精细,人民最多而且最勤勉的国家。然而,许久以来,它似乎就停滞于静止状态了。今日旅行家关于中国耕作、勤劳及人口稠密状况的报告,与五百年前视察该国的马哥孛罗的记述比较,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也许在马哥孛罗时代以前好久,中国的财富就已完全达到了该国法律制度所允许的发展程度。

各旅行家的报告,虽有许多相互矛盾的地方,但关于中国劳动工资低廉和劳动者难于赡养家属的记述,则众口一辞。中国耕作者终日劳作,所得报酬若够购买少量稻米,也就觉得满足。技工的状况就更恶劣。欧洲技工总是漫无所事地在自己工场内等候顾客,中国技工却是随身携带器具,为搜寻,或者说,为乞求工作,而不断在街市东奔西走。中国下层人民的贫困程度,远远超过欧洲最贫乏国民的贫困程度。

据说,在广州附近,有数千百户人家,陆上没有居处,栖息于河面的小渔船中。因为食料缺乏,这些人往往争取欧来船舶投弃船外的最污秽废物。腐烂的动物尸体,例如死猫或死犬,纵使一半烂掉并发臭,他们得到它,正象别国人得到卫生食品那么高兴。

结婚,在中国是受到了奖励的,但这并不是由于生儿育女有出息,而是由于有杀害儿童的自由。在各大都市,每夜总有若干婴孩被委弃街头巷尾,或者象小狗一样投在水里。而这种可怕的杀婴工作,据说是一部分人公然自认的谋生手段。”

所以为了使得社会能提供足够多的就业岗位。最重要的一点在于,不停出现吸纳更多工作岗位的产业,也就是出现某些呈现扩张态势的产业。在一个停滞的社会中,劳动力的需求是相对稳定的。中国从改革开放至今已经超过40年。我们的经济一直呈现一个扩展的态势。

但从2020年开始,我们的经济可能出现明显的增速放缓,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我们创造的吸纳更多劳动力的产业的步子放缓。所以我们迫切的需要找到一些新的发展途径。这些新的发展模式要能够吸纳足够多的劳动力。

“劳动报酬优厚,是国民财富增进的必然结果,同时又是国民财富增进的自然征候。反之,贫穷劳动者生活维持费不足,是社会停滞不进的征候,而劳动者处于饥饿状态,乃是社会急速退步的征候。”

“有些地方生出来的儿童,在四岁前,死去一半;有许多地方,在七岁前死去一半;在九、十岁前死去一半,几乎是一种普遍现象。这样大的死亡率,在各地方下等人民间都可看到。他们不能象上等人民那么注意养育子女。一般地说,他们的结婚,虽比上流社会的人更为多产,但他们的儿童中,达到成年的却比较少。与普通人民的儿童比较,育婴堂及教区慈善会内收养的儿童,死亡率还要大。”

生的越多,在每个孩子的抚养上投入的资源越少。而投入的资源越少,导致孩子意外死亡的可能性越高。这样的恶性循环给穷人带来了深重的痛苦。

“不是在社会达到绝顶富裕的时候,而是在社会处于进步状态并日益富裕的时候,贫穷劳动者,即大多数人民,似乎最幸福、最安乐。在社会静止状态下,境遇是艰难的;在退步状态下,是困苦的。进步状态实是社会各阶级快乐旺盛的状态。静止状态是呆滞的状态,而退步状态则是悲惨的状态。”

就今天来看,欧洲似乎正处于这样的一种呆滞状态之中。新的工作岗位没有大量出现,本国人的工作问题尚且不一定能得到完全解决,更何况外来人。所以在这样相对停滞的社会中,外来人口必然是受到憎恶的。

“大多数人在连续数天紧张的脑力或体力劳动之后,自然会强烈地想要休息。这欲望,除非受到暴力或某种强烈需要的抑制,否则是几乎压制不住的。天性要求,在紧张劳动之后,有一定程度的纵情快乐,有时只是悠闲自在一会,有时却是闲游浪荡和消遣娱乐。如不依从这要求,其结果常是很危险的,有时是致命的,不然,迟早亦会产生职业上的阵殊疾病。

如果雇主听从理性及人道主义的主宰,就不应常常鼓励劳动者勤勉,应当要他们适度地工作。我相信,在各个行业,一个能工作适度的人,能够继续不断工作,不仅长期保持健康,而且在一年中做出比其他人更多的工作。”

工作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在短期内通过高强度的工作,的确会取得较高的收益,但从长远来看,它危害了未来获得长足发展的潜力,所以这样做是不可取的。一个人到了40岁后会懂得珍惜自己的精力,但在20岁时可以肆无忌惮的挥霍,因为这时可能是最缺钱的时候。但是我认为这是涸泽而渔的做法。年轻人需要具备的优良品质,除了勤奋,还需要耐心。将自己对财富的渴求不妨稍稍推迟到30岁。

“贫穷的独立劳动者,一般都比按件计资的帮工勤勉,因为前者享有自身劳动的全部生产物,后者则须与雇主分享。大制造厂中的雇工,容易受恶友诱惑,往往道德沦丧;独立劳动者却不易受此影响。工资以年或月计的雇工,不论工作多少,都得到同样的工资和津贴。

就这一点说,独立劳动者的工作效率比这些雇工更大得多。物价高昂的年岁,倾向于增高独立劳动者对各种帮工和佣工的比例,而物价低廉的年岁,则倾向于减低其比例。”

所以集体劳动最大的问题便在于,它损害了个人的工作效率。只有当人们为自己工作时,他才有可能达到最大的工作效率。当然,要让每个人都自己工作是不现实的,但如果越多的人为自己工作,则整个社会能够释放出更高的工作效率,那么整体的经济必然发展的更快。

“在大都市经营一种行业,往往比乡村需墓更多的资本。各种行业上所使用的资本的庞大和富裕的竟争者人数的众多,乃是都市资本利润率一般低于农村资本利润率的原因。但是,都市的劳动工资,一般都比农村高。

在繁荣的都市,拥有大量生产资本的人,往往不能按他们所需要的人数雇到劳动者,所以他们互相竞争,这样就抬高劳动工资而减低资本利润。在没有充分资本来雇用全体劳动者的偏僻地方,一般人民为获得职业而相互竞争,于是劳动工资降落,而资本利润增高。”

所以许多人离开家乡前往大城市打工,便是因为资本大多集中于大城市,相对于偏远地区,资本不再是一个稀缺资源,市场就能为劳动者提供一个较好的报酬。

“大资本利润虽低,但比高利润的小资本,一般增加得更为迅速。俗语说,货币产生货币。已经取得了少许,不愁不能取得更多。最困难的是这少许的取得。”

资本的原始积累,是一个从0到1的过程,这可能也是最困难的一个阶段。如果父辈拥有丰富的资源积累,子女就可以跳过这个阶段,但这样好运的子女相对还是少数,对大部分人来说,还是必须自己亲自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这也是为什么我一再主张,年轻人应当在30岁之前都不一定对超出自己消费能力的东西有过高需求。甚至除了生存和发展必须的支出和投资,娱乐或提高生活品质类的支出都应当能免则免。

“中国似乎长期处于静止状态,其财富也许在许久以前已完全达到该国法律制度所允许有的限度,但若易以其他法制,那末该国土壤、气候和位置所可允许的限度,可能比上述限度大得多。一个忽视或鄙视国外贸易、只允许外国船舶驶入一二港口的国家,不能经营在不同法制下所可经营的那么多交易。此外,在富者或大资本家在很大程度上享有安全。

而贫者或小资本家不但不能安全,而且随时都可能被下级官吏借口执行法律而强加掠夺的国家,国内所经营的各种行业,都不能按照各种行业的性质和范围所能容纳的程度,投下足够多的资本。在各种行业上,压迫贫者,必然使富者的垄断成为制度。富者垄断行业,就能获有极大利润。所以,中国的普通利息率,据说是百分之十二,而资本的普通利润,必须足够担负这样高的利息。”

所以当经济的增长陷入瓶颈时,我们就需要通过改革来为经济释放更多的可能性。只有政府对交易的限制减少了,新的生产组合或交易模式才更容易涌现出来,并提供新的增长动力。

“不同的劳动和资本用途的利害,总的说来,在同一地方内,必然完全相等,或不断趋于相等。在同一地方内,假若某一用途,明显地比其他用途更有利或更不利,就会有许多人离去比较不利的用途,而挤进比较有利的用途。这样,这种用途的利益,不久便再和其他各种用途相等。

至少,在各事物都听任其自然发展的社会,即在一切都听其自由,各个人都能自由选择自己认为适当的职业,并能随时自由改业的社会,情况确是如此。各人的利害关系必然会促使他寻求有利的用途,避开不利的用途。”

如果一个社会通过法律设置了很多人为的门槛。使得劳动力和资本不能够充分自由地进行流动。那么不合理的情况就必然会产生。而这些不合理的情况,长远来看是会影响经济的活力。

17年01月08日

20年0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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