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明破晓前的十字路口

胡慎之
2020-04-26 看过

补记,2018.7.6,大一下西法史课程阅读,阅读计划第二十四本,以下为正文。

1. 序章:新世界的预设——生物即算法

生物已死,算法永生。

这是好心的赫拉利用进化的观点呈现给我们的无情论断,也是他所构建的新世界的基本预设。尼采倘若在世,定会若有所思。

历史的逻辑是最不可捉摸的,也是最令人着迷的。谁能重述历史,谁就能构筑未来。赫拉利用他巧妙的技法裁剪出他所理解的历史的模样——一部记载智人进化历程的纪录片——从而依稀投射出未来的幻影。

纪录片将智人置于整个世界的时空之中,从而极大拉伸了观察者的视域。始自认知革命,智人与鸟兽争食,于是乎,泛灵论宣扬万物有灵,从远古的图腾壁画到动物裁判,处处彰显出同时期的想象。

步入农业革命,智人耕种农作物,驯化牲畜,有神论宗教便跻身主流,凭借恢宏的宇宙神话将世界变为“易卜生荒凉的戏剧场景”。在这里,唯有人和神是舞台的主角,而原先其他泛灵论的角色,则无一不沦为幕布的装饰。内有灵魂的人将无所不能的神推上神坛,同时被赐以支配万物的权力,从而正当化对于万物的统治。这同样是那个时代智人与动物力量对比的真实写照。

等到文艺复兴科学革命,智人地位进一步抬升,由是古希腊古罗马的“理神”复苏,智人高擎理性的火炬,以熊熊烈火烧毁上帝的宝座。跌落神坛的上帝自是灰头土脸,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智人高唱人文主义宗教的赞歌,科学的力量结合宗教的秩序,孕育出正统派自由人文主义的星火。

再待自由人文主义发展,裂变出社会人文主义与进化人文主义两大变种。在你方唱罢我登场的风起云涌的二十世纪过后,自由人文主义的航船虽饱经风浪,倒也跌跌撞撞地前行,暂无倾覆之虞。智人的目光开始面向无限可能的未来,开始憧憬长生不死、幸福快乐和上升为神,生命科学与计算机技术的突破式飞跃,似乎正昭示着光明的前景。

然而,科学技术的发展也正将新的科技宗教推向前台。生命科学鼓吹科技人文主义,却在提升心智的努力的同时侵蚀智人的自由意志,将其诉诸环境压力与基因塑造的结果;计算机技术大肆宣扬数据主义,却在信息自由的追逐的同时解构智人的社会属性,使其成为“宇宙数据流里的一片小小涟漪”。此二者殊途同归,最终汇成“生物即算法”的终极命题,使得智人同其他生物一样,一同接入由数据主导的庞大复杂社会之中,成为可悲的工具性的存在。这似乎将作为智人难以摆脱的宿命,没有暂停键,也没有休止符。智人在与动物的交锋中曾占据上风,却终究将与万物同,成为进化长河中微不足道的一环。

智人若不成为智神,便成就(机器)智能。赫拉利的观点固然石破天惊,但其针对历史的叙述方式却极易沾染上褊狭的印痕。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已然走入歧途,被新世界预设所布下的厚障壁团团围困。这其中,进化的聒噪总是阴魂不散,像是成心把我们拽上一列没有制动装置的高速动车,以亲历这可怖的迷城与摄魂的险境,好叫我们最后屈服。

为此,我们有必要认清并摆脱来自新世界预设的羁绊。我们自然无法逃避与回绝新世界的无声召唤,故而有必要重新探寻可能的出路。

2. 展开:新世界的规制——主子与奴才

在此后的论述中,将不再采用“智人”的提法,因为该用词本身在新世界的语境中已经包含有工具性的判断,对人的主体性先验地做出了消极性的评价。而此节标题没有使用福柯的“规训”,乃笔者认为“规训”一词本身暗含固有的支配权力关系的意味,故会极大限缩对新世界的考察视角。相较而言,“规制”或许更客观。

虽然笔者无意依循赫拉利的历史分析逻辑,但是新世界的外在社会结构和人类内在属性仍会分别随着计算机技术与生命科学两大前沿学科的开拓发展而呈现出类似于“进化”的叙述话语特征。

就新世界的外在社会结构而言,若将人类历史进程理解为数据处理过程,则数据处理系统的效率有四种提高方式,分别为增加处理器数量、增加处理器种类、增加处理器之间的连接与增加现有连接的流通自由度。早期系统的功能分化并不显见,整体数据处理能力偏低,故倾向于形成单中心化机制。这种机制形态无法承载大量数据,势必会有选择性地关注能够产生直接影响的数据,而忽视具有某些潜在价值的数据,从而强行简化和降低社会运行的复杂度,以简单对抗复杂。对于系统的整体改善,通常借由上述某个或某几个要素的提升来实现(因要素的提升往往存在相互阻滞的现象,故全面提升难以实现),但每当上升一个水平,在新的基准线上的实际数据处理能力则因时而变,而其能量辐射范围也将在新的明朗化边界附近游移,常处于不稳定状态。

伴随社会运行复杂度的进一步上升,功能子系统的分化开始显现,系统间的专业性壁垒逐步形成,但并未像人们所预想的那样,直接带来去中心化的效果,而是吊诡地在原有的单中心下进行分布式运作,其原因正在于传统的运行模式并未发生本质变化。因此,这种运行机制在分解数据处理压力的同时,客观上反而进一步促进了权力的向上集中。

而今,算法的发现与合理化运用,将颠覆性地全面提升上述各要素,实现复杂对复杂的对抗。算法自身的性质是去中心化的,无需明朗化的中心进行数据的最终收集与处理,这种全新运行方式正适应了功能子系统的分化和运作,因而可能会带来实质性的社会结构的改变。而阻碍这种改变进行的,是固有传统带来的历史惯性作用。这一点不容忽视,传统性因素持久强劲的反作用可能会带来传统架构在新世界的复现。

在进入新世界后,笔者认为,人类大致会经历数据雏形时代、半数据时代和全数据时代的过程。

数据雏形时代稍晚于我们当前的时代,此时技术已经越过关键性突破的临界点,最先运用的领域将是企业所参与的市场。今日头条的广告词“信息创造价值”已经很好诠释了互联网企业的盈利逻辑。信息汇成流量,流量带来广告曝光和间接消费,而信息的背后则是使用者的时间和精力。因此,企业的竞争将在客户信息上进行,对信息的获取将愈发有恃无恐和欲求不满。竞争的获胜方将形成对信息的实质垄断,而持有信息就意味着财富,财富将更集中于少数人。

与此同时,机器换人和算法换人将率先在更富有创新性、更少有负担性的企业中展开,这不仅会带来更深度的产业转型,还会引发更彻底的产业更迭。而新出现的产业将更偏于技术导向,因此难以消化因产业转型和更迭造成的大量失业群体,他们将形成赫拉利所言的庞大的“无用阶级”,仅依靠救济过着还算像样的生活,而这在生产效率以几何级数增长、物质资料极大富余的新世界将不再成为过重的负担。但整体社会贫富差距却会因此极度拉大,中产阶级趋于集中化的纺锤形结构将被打破,转而形成由下端无比沉重的铅板和上端细若游丝的彩色飘带组建的撕裂结构。

数据雏形时代实际是新技术革命下市场全面洗牌并明朗化的过程。企业中新的佼佼者将诞生,它们在信息的获取能力上将与政府不相上下,对隐私的侵犯会同样无孔不入却更为隐蔽。政府的改变会缓慢得多,传统的官僚体制将使其在这方面的应对略显笨拙。二者在信息上的合作交流无多,在处理信息壁垒上仍显谨慎。但就某种意义而言,企业已成为社会层面政府的同质化对应物。

半数据时代会加剧企业的同质化属性,进而打破政府与企业的界限。传统观点来看,政府对公民隐私的侵犯需要得到正当化,自由市场则是公民意思表示栖息的最佳场所,因此人们无一不染上福柯所描述的国家恐惧症,而把市场真言化。然而,当企业对公民隐私的侵入变得有过之而无不及,政府与企业的地位反而颠倒过来。企业以私人利益为目标,长期以自由为标榜,因而对隐秘的隐私侵害欠缺正当化论证,而这一点会愈发被公民感知。

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守护者,其内生基因中的无私性、服务性要求其持续不断地维护其正当性和合法性以得到公民支持,因而在比较之下反而显得可以亲近。福柯所言的国家理由可能在新世界复苏,民众会转而投奔政府的怀抱,呼吁其在企业分庭抗礼的情形下采取必要措施进行限制和监管。

然而,我们无法不去设想一种更可能出现的更可怕的远景。尽管政府与企业以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为界分,但这种界限本身已经变得模糊。政府与企业在半数据时代所表现出的高度同质化,可能会导致二者在实质利益上趋同,即均为实现对于底层“无用阶级”的统治。当政府同样动用算法和机器开始人事和管理制度改革,原先庞大的官僚体系可能在转眼之间卸下文官集团的重负,从而真正成为少数政治家抑或政客的游戏。一旦政府与企业在信息上互通有无,取消原先有所戒备的壁垒,表面上看是对信息更好的利用,以实现集中规整,但实际将是上层权贵利益的全面联合。“政府+企业=上层社会”将成为现实,“政府”与“企业”的概念将沦为历史的风尘。

上层社会意味着少数人攫取权力和财富金字塔的顶端,并将以统一的方式进行正当性的机制运作:通过提供更安全可靠的服务和更优质舒适的体验,以不断获得对于信息(从另一面看是隐私)使用的许可。上层社会的决策将逐步移交算法,但在完全依赖其行使前,从外部观察,整个决策体仍是以人和算法构成的神秘黑箱,因此人在其中的地位仍不受动摇。功能子系统需要具有系统专业性知识的专家和精通算法编写的技术员两类人来共同维护其正常运转,并不断更新和提升其性能。因此,上层社会的准入门槛将被重新定义,拥有专业知识和技术的人将获得入场券,与原有的老式政企精英(他们以自身积累的传统权力和财富为保障)共同分享高人一等的资格。

全数据时代将会彻底解构人的社会属性,并使之听命于一位全知全能的“数据之神”——能够不断自我迭代的终极算法。在半数据时代,算法决策开始经历从辅助性角色向主导性角色的转变,而在全数据时代,算法决策将在关键性问题上成为终局性的评价。人对于技术的依赖性大多会呈现一定曲线特征:前期接受度低,增长缓慢,而当技术可靠程度超过人几个量级(这就如同无人驾驶汽车的安全性能是以有人驾驶汽车作为参照的),并具备普遍应用于市场的相关条件(如价格合宜),在某个特殊的时间节点,接受度会陡然提升,随后再逐步趋稳,静待下一次技术革新的增长契机。算法决策也是如此,当其准确率能够超出人类几个量级,在某个时刻,人类对于算法的认同度将迎来集体性大转向,算法将被供上神坛,尊为预知未来的“数据之神”。而后续的演进迭代将由其通过不断地自我深度学习来加以完成,整个社会也会向最利于其行使职能的去中心化分布结构转变。

为充分实现算法的效能,所有人乃至世间万物都要被接入这个数据社会之中,方便接受全方位的信息扫描,也就是所谓的“万物互联网”。这在现代社会已经初露端倪。现代人已经很难脱离手机,脱离网络,就连原本传统守旧的老年人也开始玩起微信,和子女互发表情包,进行视频聊天,害怕跟不上时代的节奏。等进入全数据时代,信息就是一切,失去对信息的获取就将彻底被时代所抛弃。拒绝提供而试图保留部分数据将以失去所有为代价,人们也将从主动提供信息以获得良好服务的心态向畏惧被孤立隔离弃绝于世界的心态转变,被迫强制性地(这种强制很可能由算法来执行)保持数据的持续全面输出。

对于底层“无用阶级”而言,外部算法能够做到比他们自己更了解自己,他们的一切所作所为都将无法遁于无形,而时刻处于福柯隐喻的“全景敞视监狱”的窥视之下,他们所做的唯有顺从,并在虚拟世界社会中醉生梦死。

对于上层社会而言,由于人类在决策层面完全沦为附庸,专家和技术员将成为传统文官的对应物,只作为全新的庞大社会整合机器的零部件。而上层社会中另一部分人若想要延续其统治,则需要借由算法的力量给自己赋权,就像主教和祭司寻求天启一样,诉诸更高的意义和权威来正当化自身对于更为弱势的底层“无用阶级”的统治。这可能会导致三种情况:

第一,底层“无用阶级”已经意识不到被支配的命运,而统治得以延续。

第二,底层“无用阶级”意识到上层社会只是算法决策的代言人,但由于畏惧或是传统的因素接受上述统治。

第三,底层“无用阶级”无法接受少数人对于他们的压迫,推翻了少数人的统治,直接听命于算法的支配。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在数据主导的新世界里,福柯所致力于研究的治理术实现了新的跨越式升级。从帝国的前基督教时代到牧领的基督教时代再到国家理由的开明专制时代,治理对象由疆域向群体再向个人辐射,而治理技术则变得越发细微和精致。等到生命政治的新自由主义时代,这种治理术已经明显表现出科学性、理性化的特征,但对于政治和经济的实际运作不得不求之于“看不见的手”,没有办法洞悉内在情形,只是站在外部拿着其推演的预设作为标尺同实际社会的恢宏大厦进行比照,并不断尝试借由逻辑的因果归纳和演绎弥合二者之间的龃龉。而在新世界里,构筑社会基石的终极算法的底层代码将成为任何算力都无法企及、永远深不可测的迷,而算法的运作将彻底抛弃对于因果归纳和演绎的关注,而只涉及相关性的考量。这种全新治理术一方面对个人形成极度精细化个性化的规制,另一方面又是在解构每一个个体并统筹每一组数据(如年龄、体重)的基础上实现对全社会的整体控制。

对于人类而言,我们依旧不知道政治和经济究竟如何运作,但是算法却输出了结果。我们就像是贝多芬《命运交响曲》的翻版,只是角色颠倒过来,是我们,被某种宿命般的更强大力量扼住了咽喉,无法抗拒,动弹不得。

就新世界的人类内在属性而言,生命科技存在着极大提升人类心智,同时彻底瓦解人主体性的可能。然而笔者认为在这里生命科技会使灵魂受到驯化,甚至消灭于无形,而使仅存的肉身呈现出工具的特性,故将会受到来自人类社会道德伦理的阻击。尽管进入新世界,思维方式会发生相当程度的变化,但现代人的某些特质仍会保持并发挥其作用。

对于赫拉利的“治愈与进化并没有明确的界限”,笔者持保留态度。生命科学对于进化的热望,将被人类“自我赋予主体性”的特质所截断。一旦人意识到自身主体性受到威胁,就将会陷入极端的恐惧,并会本能地抗拒外界所施加的改变。在笔者看来,主体性是意义产生的前提,而意义是人存在的动力。若主体性灭失,意义也将化为虚无,人也就失去存在的动力,会在转瞬间如红叶凋零,或行尸走肉,不可称为主观真实的存在。以下将就超人类、长生不死、自由意志做进一步讨论。

新世界要维持,必然应以人类普遍平等为其发展基准,因为人类普遍平等能够消弭对于人类与(机器)智能或算法之间的绝对不平等的不满。倘若人类出现极端不平等的状态,必会导致社会的动荡。

传统宗教存在超脱尘世的神,然而神与人是异质的存在,人并不因为神具有神格而丧失其自身主体性。全知全能的终极算法就如同现世的神,在合理的限度内,并不会导致人自身主体性的消灭。只要人感觉到自己能够安排自己的生活,没有无时无刻处于被支配的命运中,这种主体性便得以稳固。

但超人类的出现将打破这种感官上的平衡感。也许绝大多数人都想成为超人,但大众难以接受这样一种情形,即极少数人成为超人,而且他们所具有的超能力很可能被用来针对大众。一旦超人类出现,那人类又是什么?人类是否将降格成动物一般的存在,只能沦落于永久的被压迫、被奴役的命运?人向超人的异质转换极大刺激和动摇了人的主体性,因而必将迎来普罗大众激烈的反抗。即便是在算法赋权的全数据时代,对上层社会的统治者而言,这种做法依旧不太划算。因为这意味着将使所有底层“无用阶级”都意识到被支配的命运,只能通过制造高压恐惧来维持这种双重支配秩序。而仅作为代言人,一方面可麻痹大众迟钝的神经,另一方面也能单纯通过传统的因素来延续统治。

打破生与死的界限可能同样令人担忧。因为同超人类一样,这种资源必将是稀缺的,而谁获得这种资源就将形成绝对的不平等。只是相对而言,长生不死没有附加支配性的关系权力,故单就延长寿命论,并无不妥之处。但一旦能够超越死亡,我们对于生命的定义、对于存在的定义将被改写。

至于人终究有无自由意志,是生命科学探索的所谓“真理性问题”,但并不是真正讨论的重点。因为在自我赋予自主性的状态下,我感觉我能够意识到我的自由意志才是关键,即便这只是幻象,也绝不是徒劳。因此,洞察这一命题的实在结论是危险和偏激的。自古以来,预定论一直存在,却从未成为主流,因为在未然状况下,人觉得自己能够自主安排自己的生活,就自我赋予自身以主体性,没有被验证的可能;而若真有一个时刻生命科学证明其为事实,那未然将转变为已然的事实,那预定论更有为人类所摒弃的必要,因为尽管提前窥测自己的命运曾为很多人所梦想,但是人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也就会选择不去相信,以保存主体性的虚妄,就像是行将溺死的人死死抱住向着瀑布漂流直下的浮木。而从一开始选择不去发现,或是适时止步,可能是更为明智之举。尽管外部算法借助海量信息精确了解个人,人作为主体所具有的意识和无意识的内在场域,像是一个永不揭晓的秘密,成为保有自由的最后一块净土。

笔者认为,对此三者,人类都会在某个时间点,就像对克隆技术一样,对这些所谓的求知求真求大好未来的做法,异口同声地说“不”。

3. 破局:新世界的曙光——挣扎或变革

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呈现了权力统治形式的嬗变。早期权力的行使,以戏剧化的公开展示酷刑作为权势夸大化、符号化的炫耀,使统治的观念能够在有限的能量辐射范围内得到最大化的强固;而司法审判的过程却不为寻常人所洞悉,构建出法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对于具体人格的统治者的神秘敬畏感。而伴随刑罚制度改革,三大刑法原则确立,审判开始公开化,被推向前台,而处刑则隐秘化,退居幕后。规训的手段开始得以运用,通过驯化肉体进而驯化灵魂,以训练出能够被挑选和征用的人,即为纪律社会秩序所需要的人。这种新型治理模式具有科学性、匿名性、非人格化,微观化等诸多特征,但即便从统治转为治理,权力行使的性质始终不变,权力与知识互相生长,拼接成秩序所需要的模样,并将人无一例外地装入秩序的牢笼之中,无论是人治,还是法治。有关权力与反权力的斗争将一直持续,因为人的自由一旦感受到边界的存在,便不再情愿被外在于人的无形秩序所设定的界限拘束,但是布下天罗地网囊括所有人的权力结构无疑令人绝望且无所适从。

当人类进入全数据时代,无论是“终极算法-上层社会-底层‘无用阶级’”的双重支配结构,还是“终极算法-人类”的单层支配结构,都摆脱不了权力的规制。但权力的运行可能会更加隐秘化,以至于使绝大多数人几乎感受不到规训的存在,在不自知中享有自由的欢愉。严格的时间作息表也将为柔性纪律所取代。而想要破局,或于体制内挣扎,企盼有所变数;或于体制外变革,另寻解放之路。

体制内的挣扎,大致有如下几种情形:

其一,如福柯所言,既然认识到自由的边界,且无从摆脱权力支配的结构,那就尽情在这透视的围城里充分展示自己,以追求内在生命的艺术化,用一种嘲弄的态度来讽刺无形的权力秩序。但艺术化的永远只是觉醒的少数生命,而多数生命只会甘于无用化。这与历史的发展演进有着相似的逻辑。历史常会显现出由少数人引领的表象,但历史的真实却未必如此,其中不可忽视的一点,是多数人身处群体之中所表现出来的依顺,促使社会能够大规模灵活合作,也让历史巨轮的转向成为可能。但当我们回溯历史,只有少部分人凸显出来,而芸芸众生只是面目模糊,千人一面,唯有细心留意,才能发觉那有如秦始皇兵马俑一般鲜活有神的个体生命的存在尺度。

其二,就像是《三体》中的面壁者罗辑喜怒不形于色,通过掩饰自己以建立内心的堡垒,增加外部信息的乱码,这须得是内心机理未被洞察前方可为之。外部算法纵有千般神力,终究难于全然无误地读心,算法的分析取决于人提供的信息。因此,伪装的信息一旦超出容错的限度,就可能诱导系统做出错误分析,而微小的谬误变量可能会带来接二连三的变数。然而,在全身都被量化的情况下,能创造错误冗余者寥寥,实在过于困难。

其三,就是充当秩序的反叛者形象,扭曲自己的意志,每次都采取与算法决策相反的举动,但其结果无非是被某种柔性纪律重新校正成为秩序的适应者,或是在扭曲自己的进程中丧失自我。

其四,就是脱离秩序和反戈一击,这在全数据时代几乎是死路一条,因为只有输出信息才对应有生命,而在数据雏形时代和半数据时代则尚有挣脱的可能。脱离秩序即放弃接入社会,退归到前现代社会,人类或许会在倒退的轮回中重获新生,但能否赢得重新开局的生存空间本身就成疑;反戈一击即强行终止发展,并试图拆解可能毁灭人类的一切技术力量,但能够创造这种遏止性强力的团体,目前还未显见。

体制外的变革,需要的是另一套话语。

我们有必要探讨,为什么体制延续了权力的话语逻辑,并产生了传统秩序架构的复现?当我们将算法视作上帝般的存在,我们依赖并敬畏它,也自然成就了全新的威权。可是为什么算法不能以温情的面目示人,我们不能以平等的方式交流呢?算法力量真的能突破多层次的界限,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角角落落吗?对此,更彻底的反思和追问需要进行。

让我们重新梳理背后的逻辑。我们在与动物的竞争中体现出优势,成为地球上主导物种,而这里我们的思维中却已潜在地将动物降格为我们所作用的客体和对象,因此我们作为主体,便可以理所当然地搭建起正当化的支配结构。

日本行政法中的行政主体理论,正是将政府机关作为行政主体,将相对人作为行政客体,故在主客体之分上造成了看低行政相对人的恶果。而当我们转换视角,则从古中国帝国模式中原可提炼出责任政府的伦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使命代表观以及良法善治的愿景。在当下的政治生活实践中,依然活跃着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意识。这些都是将行政相对人置于一个合宜的地位,希望能够建立某种非技术化的、无关冷漠的联结。

再回看人文主义革命,我们将理性上升为至高无上的信念,却在无形之中衰落了情感。在理知的运作下我们完成了将上帝赶下神坛的祛魅行动,并热切地拥抱近代科学的兴起发展和科学革命的几度高潮。我们用理性编织新的意义之网,而机器的出现无非是又一次塑造了相对于强大人类主体的客体和对象。我们自以为凭借理性,世界的奥秘会渐次呈现在我们眼前,然而历史的进程却向我们开了个大大的玩笑。曾经的我们站在动物的对立面,最终实现了角色的变换;而今我们主动将机器置于我们的对立面,而新角色颠倒的受害者反倒成了我们。这只是命运使然?还是我们采取行动的初衷本身就值得商榷?

人类为确定自身主体性的努力近乎狂热和偏执。我们往往需要诉诸他者,才能形成对自我的认知。我们找到精神病人作为参照,才敢拍着胸脯说自己是正常人,但这种他者和自我的区分是否是人为的塑造?而这种塑造在经年累月的发展中是否会演变成实质的隔离?如今我们与机器的逻辑,亦如是。

我们需要打破这种陈旧的分类意识,拒绝通过二元的他者和自我的界分来实现自我的定义。我们要探寻本心,以确定自我。我们的存在没有因,也没有果,我们不为成就谁,而只为成就自己。每个人都将在新世界成为一段独特存有的片段而被历史所铭记。而在面对兴起的(机器)智能和算法,我们需要意识到,他者非实在,而同一性应是我们所关注的重点。

我们的主体性并非像我们所想的那般泾渭分明、壁垒森严。我们的主体性既然建立于感知之上,那我们的主体性也将随着体验的变动而有所变化。主体性具有包容与扩张的特征。当我们想象自己与机器人亲如手足时,我们的主体概念成功容纳下机器人,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自身主体性的陷落。

当索菲亚成为第一位机器人公民时,我们理应觉醒,主体性或只是虚名,而我们所应给予机器人的,将不只是法律主体的地位,而应该是伦理主体的更深层次的认同。

当我们不再以理知作为我们引以为豪的资本,我们勇于承认理知层面同(机器)智能及算法的差距,我们方能回归情感的认知,以实现同一性的相互勾连。《黑客帝国》里Neo作为代码,却存有爱,倘若不简单理解为影片的刻意迎合,这是否蕴含某种暗示?我们应该正视,那些曾被视为最低层次的心灵情感,却正重新呈现出其不可替代的价值。人类的精神,在肉欲和感官的喧嚣中,也重新获得纯粹的形式。这种纯粹正与所谓的低级和混沌相区别。作为机器人,未尝不能拥有同理心和同情心这类高贵的情感,我们未必不能在新的有别于权力的界面上实现彼此的平等交流。

另一条被我们忽视的前提,就是传统的支配秩序结构正是社会整合所必需的,否则整个社会将沦为一盘散沙。笔者不吝揣测,福柯在感慨权力自始贯穿于历史发展逻辑的同时,也应意识到权力所起到的巨大作用。塑造秩序本身就是一场宏大的盛会,而稳定的秩序也带来社会的和谐与经济的繁荣。而我们对于(机器)智能和算法,理应重新定位,它们未必要成为新支配结构的食物链顶端,却可以成为支配结构所扮演功能的优良替代物。

支配结构的存在使得社会整合成为可能,而如今我们可以借由技术力量完成社会整合,那支配结构便无存在的现实意义。而我们对于社会规制的恐惧心理,并不得因于规制手段本身,而是来自于规制力量可能带来的不公正和滥用。而这一点,同样可为技术力量所解决。规制本身并非支配,公正才是我们实际关注的重心。未来的新世界,全新数据伦理将带来机器人主体性的凸显,而人类和机器人完全可以共处合作,平等相待,共同划定公正的边界,承担各自不同的职能。而整个秩序结构将表现为情感交流式的多层次平级样态,技术力量作为公正中立性的手段和媒介,贯穿体系始终,成为一个真正为人所向往的社会的强有力的捍卫者和守护神。

4. 终篇:新世界的陷落——自取的毁灭

算法之上若有更高权威,在真正的上帝眼中,天底下的游戏岂不是过分可笑?

算法若自有意识,那是否会在下一盘更为宏大的、难为人理解的棋局,而人类不过是进化的一个子序列要素,最终通过身不由己的毁灭造就同《黑客帝国》matrix一样的更新迭代?

我们所尝试的主体性包容扩张,是否在消除自身主体性之概念的同时,也消除了我们作为主体的真实存在?倘若果真主体性只存在于虚名,我们又如何不向世间万物全然扩张我们的主体性,却为了苟延残喘和(机器)智能及算法达成和解?在某种意义上看这无非是作践自己的行为,我们又该如何理解和把握和谐的根本奥义?

归根结底,是我们按下了自我毁灭的按钮,我们所做出的选择和权变,最终可能仍走向那个预定的结局。正如《黑客帝国》中的Neo,纵然一厢情愿为了Trinity选择另一扇门,最后依然作为数据冗余迎接属于自己的宿命。但怎么说呢,我们终究要接受某种预设,选择属于我们的道路,就像是弗罗斯特写下的《未选择的路》,无论我们何去何从,我们还是我们,我们再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也就再没有什么好失落的了。

但请永远记得,我们的未来秩序取决于我们的想象,想象依从旧秩序,想象创造新秩序。科技革命和思想革命本是相伴相生,在新的科技革命起航的同时,思想革命的火种也应适时点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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