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洞明子
2020-04-26 看过

此書提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命題:重新思考中國近代史的開端。作者認為的近代是歷史動向主要由中國社會和中國傳統以外的力量所控制的時代,如果遵循這一路徑,那麼,鴉片戰爭,這一外來勢力對中國的軍事侵略,確實將中國傳統在1842年之後就改變了嗎?作者並不這麼認為,他沒有從中國以外尋找近代史的開端,而是著力從中國內部挖掘改變中國傳統的因素。

作者將紳士基層作為中國傳統社會能夠長久保持穩定的關鍵性因素。紳士,按照其是否擁有官職,又可分為官僚紳士與士子紳士。前者擁有著不同的級別,從中央到地方,形成了一整套組織嚴密的官僚體系,與掌握非正式權力的後者一道,共同掌握中央、地方社會權力的一切權力。在清中期前,傳統中國的地方社會中,官員的正式權力依靠里甲、保甲體系,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延伸至社會基層,實現對社會各個層面有限度的權力覆蓋。但是,乾嘉年間,隨著中國人口大量增加,人地矛盾加劇,傳統社會生產力停滯不前的現狀使中國社會各種矛盾逐漸醞釀、激化。由此,社會基層逐漸不穩,傳統的官方里甲、保甲制度逐漸失效,各地起義風起雲湧,雖未能從根本上未及清政府的統治根基,但也在很大程度上侵蝕著清政府的統治力量。這其中,傳統的正規軍——八旗、綠營已經被證明無法應對諸如川陝白蓮教起義之類的民間異端軍事力量。基於自保的目的,地方官員、士紳紛紛組織團練,企圖以自己組織的軍事力量衛戍鄉里。清政府歷來對軍事權不假手於人,這時雖一再強調團練的權力應收歸官方,可社會治安的一再惡化、社會內部矛盾的一再激化,卻使紳士手中的權力一再擴大,他們逐漸擁有組織嚴密、上下結構完整的地方武裝,將軍權收入囊中,更重要的是,擁有軍權的同時,他們還掌握了地方的財政權、管理、治安等一系列權力。基層社會的權力,在晚清社會,逐漸被士紳從官員手中掠取了。這一趨勢,在太平天國時期甚囂塵上,因為太平軍主要被各地士紳所掌握的地方武裝所牽制。太平天國覆滅後,清政府也沒能重新掌握他們對基層社會,對團練一級地方武裝的權力。

伴隨著這樣的邏輯,作者認為,中國近代史的開端在太平軍被殲滅之後。紳權的擴大與官方權力在基層社會的萎靡兩相映照,這是中國傳統社會在乾嘉年間遇到以往社會未能解決的新矛盾時產生的新情況,催生于內部的變革。這一趨勢,深刻地影響著往後中國社會的進程,清末新政、民國年間,國家政權的擴張,與地方社會的回應之間,又穿插著各地官方與士紳等各群體的博弈,這一點,杜讚奇接續了作者的討論。

這本書提出的問題與解決問題的思路、回答問題的方法,都是非常具有學習意義的。它啟發我們,要重視晚清民國年間地方士紳的重要社會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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