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鲁监国政权与永历政权历法问题备记
前几日读陈寅恪先生《柳如是列传》到941页看到一句话，说：
“寅恪案，第一句谓此年为监国鲁四年正月辛酉朔，永历三年正月庚申朔，（见黄宗羲行朝录及金鹤冲牧斋年谱。）”
我感到很奇怪，鲁监国和永历的历法还有不一样的地方？我只知道南明的几个政权和清廷历法是有不同的，这一点我记得《柳如是别传》中便有提到，具体哪一页记不清了。不过在钱海岳《南明史·历志》中，对此有颇为详细的记载：
“（崇祯）十七年五月，设历局南京，钦天监正杨邦庆主之。八月造历，以历数科博士何平政补漏刻博士，办颁历推算。十一月，颍州诸生卢鸿上《七正历》，不用。永历三年，西洋瞿纱微掌钦天监，进《泰西历》，命礼部颁行。尹三聘以擅行夷历，爚乱祖制，诏仍用《大统历》如故。而清于顺治二年用若望、南怀仁为钦天监，依泰西法为《时宪书》，颁之天下。”
也就是说，南明仍然按照有明一朝的惯例，用的是《大统历》，而清廷则用了西方传过来的更为精密的《时宪历》。由于两种历法的推算方法有所不同，因此它们之间出现异同，也还是比较好理解的。（清廷与南明朔闰之间的不同，我在2017年曾主要依照陈垣先生《二十史朔闰表》简单整理过，写了一篇小文。）而南明内部的历法竟也有不同，我还真没有想到，尽管《南明史·历志》中提到鲁监国时历法，说：
“鲁王监国绍兴，黄宗羲造监国鲁元年丙戌《大统历》。……。有旨优答，宣付史馆，颁之浙东。……。永历元年十月，鲁王在海上，钱肃乐上启颁监国鲁三年戊子《大统历》。后在舟山，王衡、杨玑为钦天监，颁监国鲁五年庚寅《大统历》，海上遂有二朔。”
但此处所谓“海上遂有二朔”，我一直认为指的只是双方年号不同，即隆武时期隆武朝廷用“隆武”年号，永历时期永历朝廷用“永历”年号，而鲁王这边用的则是“监国鲁”或“鲁监国”，至于他们之间的正闰晦朔，应该是一致的。
查《南明史》在《鲁王本纪》中提到当年，作：
“永历三年己丑，春正月庚申朔，王在沙埕，称监国鲁四年。”
用的也是永历年号。《历志》“永历三年己丑”条，也只是附注“鲁王监国四年”，称：
“正月庚申朔，初十雨水，二十五惊蛰，大”。
钱海岳这么记载的原因，大概即《义例》中所谓：
“惟正朔仍系隆、永，盖所以存二朝之正统，辨名正位，扶统立极之义也。”
至于《柳如是别传》中何以会把两个朝廷的朔日写成不同，陈寅恪先生后面附注说“见黄宗羲行朝录及金鹤冲牧斋年谱”，那么就先查一下《行朝录》和《钱牧斋年谱》看看是咋说的。金鹤冲先生的《钱牧斋年谱》在网上没有找到，但黄宗羲的《行朝录》还是有的，见于浙江古籍出版社《黄宗羲全集·第二册》。其中《行朝录·卷四·鲁王监国纪年下》，曰：
“（监国鲁）四年己丑正月辛酉朔”，
《卷五·永历纪年》曰：
“永历三年己丑正月庚申朔”，果如陈寅恪先生所述。
我想，别的书中应该也还会有蛛丝马迹，便查谢国桢先生《增订晚明史籍考·卷十二·鲁监国》，结合网上资料，又查到黄宗羲《海外恸哭记》（浙古《黄宗羲全集》本），称：
“（监国鲁）四年己丑春正月辛酉朔”，
翁洲老民《海东逸史·卷二·监国纪（下）》（台湾文献丛刊本）称：
“（监国鲁）四年己丑正月辛酉（《小腆纪年》作庚申）朔”。
查《南明史》，黄宗羲是鲁王旧臣，精通历法。鲁王颁布的历法，至少元年和五年这两年，都有他参与修订。而且监国鲁四年（永历三年）时，黄宗羲“闻王在海上，与方端士赴之，晋左佥都御史，转左副都御史。……。既失志，日与吴钟峦坐船中正襟讲学，暇则注《授时》《泰西》《回回》三历。”可以想见，黄宗羲关于这个历法记录的问题，应该是很难出差错的。而且当年鲁监国历法为正月辛酉朔，黄宗羲不仅在《行朝录·鲁王监国纪年下》里如此说，而且在《海外恸哭记》里又这么说。两个不同的书都如此记载，出问题的几率就更小了。
至于永历政权当年的历法，考查《南明史》之《昭宗本纪》《鲁王本纪》《历志》，均为“庚申朔”。上引其他诸书，包括《柳如是别传》以及专门论述历法年月日的陈垣先生的《二十史朔闰表》、郑鹤声先生的《近世中西史日对照表》，也都是说“庚申朔”。这么一来，我觉着鲁监国与永历历法在当年正月有所不同，上下相差一天，应该是没什么问题了。
既如此，钱海岳所作《南明史》，便可能出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即以所谓“辨名正位，扶统立极”的史家笔法，掩盖了鲁监国政权与永历政权历法之间有所不同这个史实。
又过了两天，我在李天根《爝火录》中查到一条记载，对我上面的认识，有所冲击。《爝火录·卷十九》“大清顺治六年，永明王永历三年，鲁王监国四年，春正月庚申朔。初二日辛酉”条记载：
“南昌故吏科都给事中刘斯【土來】，贺正不用大清《时宪历》，用明《大统历》，以辛酉日为元旦”。
附小考称：
“按南昌疑南康之讹，盖南康于上年五月初二日为大清兵所破，应遵《时宪历》。若南昌，此时尚为金声桓所据，称永历年号，行《大统历》，不当有此事也。”
且不论到底是南昌还是南康，按李天根的意思，辛酉朔似乎也为永历朝廷颁布的历法所用了。而庚申朔，只是清廷的历法。查钱海岳《南明史·卷五十二·刘斯【土來】列传》，有：
“永历三年元旦，清历先一日，时城郊无不从清者，斯【土來】独否。”
按这个意思，钱海岳虽然没有明写清历法和永历历法朔日的具体时间，但考诸其他记载，清廷当年确为庚申朔，因此钱海岳便也只能认为就连永历的历法，也是用辛酉朔。但是《刘斯【土來】列传》既出现永历辛酉朔这样的记载，不就和《南明史》中其他的记载都产生矛盾了么？不过当时似也有可能刘斯【土來】用的是鲁监国历法，而钱海岳又是用了所谓“辨名正位，扶统立极”，遮蔽了这一事实。当然，李天根《爝火录》小考里写的只是永历，而且《刘斯【土來】列传》中没有提到刘斯【土來】曾经与鲁王有过关系，所以这个可能性似乎不太大。钱海岳《南明史》记载之前后抵牾，看来似乎又增一处了。话又说回来，从黄宗羲的鲁王旧臣身份与学识来看，我还是偏向于相信黄宗羲对于历法的记载。而且，我在知网搜索到一篇发表于1979年的名为《南明史料朔闰考异——<行在阳秋>札记》的文章，里面也没提到当年正月朔永历历法与清廷有区别。所以，此处记载暂时只可备一说，记于此处。
现在唯一可以准确无误进行确认的，似乎只剩当年应该确曾有过正月辛酉朔这么个史实了。至于永历和鲁王当年历法是否有过不同，甚至其他年份各月的朔闰是否也有不同，我现在一时半会还弄不清楚。从谢国桢《增订晚明史籍考》来看，当年的历书除了《监国鲁五年庚寅大统历》还在外，《永历大统历书》和鲁王其他年份的历书，似乎都难以见到了。
上面烦冗拖沓地写了2000来字，不为考清此事，只为记下这个疑窦。用陈寅恪先生在《柳如是别传》中常说的，此事“俟考”吧！
——2020年4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