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势独裁政党

薛子风
2020-03-05 看过

正如作者开篇所言:政党史的研究对象,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方面: 一是“党治史”,一是“治党史”。“党治史”主要指一个政党从事政治运动和政治斗争的历史。对一个执政党而言,则主要表现为其控制和行使国家统治权力的历史。而“治党史”则主要是指一个政党自身组织建设、组织管理和组织形态演变的历史。哪一个政党的历史,均有“党治”与“治党”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 只有这两个方面的统一,才是一部相对完整的党史。 鉴于以往对国民党史的研究较多关注“党治史”,王奇生将该书的切入点定为“治党史”,以此探讨国民党由革命党走向执政党的过程所发生的变化以及最后失败的原因。

开篇作者即提出一个问题,共产党的成立与国民党的改组前后时间间隔较短,二者几乎处于相同的社会背景与条件下,为何国民党最终却逐渐衰落,退守台湾?作者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国民党的以俄为师相比于中共只借鉴了一半,虽然在组织模式上国民党借鉴苏俄模式,但其在思想指导层面仍奉”三民主义“为正统,这以西方代议政制为蓝图的理想难以与一党专政党机器融合,最后只能是一个弱势独裁政党。换言之,表面上国民党虽然在组织体系上严密有序,但维持其活力与持久力的思想资源并不充分甚至排斥母体,组织涣散也就在所难免。在国共合作期间也因此在宣传与群众动员层面难敌共产党,国共合作由初期“容共”到”联共“甚至发展到“容国”,使得前者感受到危机走向反共之路。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关注到“容共”与“联共”单方面都难以概括两党合作形式,实际上存在着由前者到后者的过程,并认为遗忘研究者大多注重《整理党务案》对中共的限制,但一实际上这是首次以决议案的形式确认两党合作的关系,并组织两党联席会议,这与24年通过的国际联络委员会根本不同,后者是处于国民党的领导下,虽然中共的上层职位减少但是在基层却更加深入,也取得了政治和组织上更多的独立性。这也从正式制度的层面解释了北伐时期共产党运作机制的紧密与渗透性使其实力大增。

在孙中山死后,究竟何人能成为领袖,成为什么样的领袖正如作者所说是党的裂变,而国民党在这一过程中并没有成功过关,由于党内不存在具有法理权威领袖,权力的争夺难免激烈,甚至一度出现迁都之争、宁/沪/汉三大对抗实力对抗并展开”中原大战“的局面,虽然自此以后党内左倾势力得到清理,但宁内部又展开权力纷争,宁粤对峙也得以由此展开,经过几年的权力斗争,最终蒋介石凭借军事实力与谋略在1938年登上领袖宝座。作者认为,这也意味着,以军权获得的合法性最终只能依附于军权,以党治军的理想最后蜕化为”以军治党“。这里的军治概念并非仅指蒋介石个人独裁,这是贯穿于中央到地方的政治体制深入基层,强调其组织在国家与社会的普适性,这体现在推行保甲制度与新生活运动。而对军治迷恋性的追求与向往自然与先前党统中军队的显明特质离不开。也因此作者认为,西方学者对国民党属于哪一类存在争议,“精英式政权”、“多元化政权”、“专制协合政权”其实都不太准确,一党专政虽然是其显明的特征,但其始终未能建立严密渗透的政党组织体制,其支撑力量不是党务组织而是军人与武力。

争夺统治权的同时,国民党也由革命党走向执政党,而这一蜕变也并不理想。作者首先从党组织力量考察,认为平时的研究只注重清党运动为共产党自身所带来的创伤,实际上由于党员成分难以划分以及不法分子的混入等问题使得清党运动不仅没有起到纯洁党队伍的作用,反而导致了党的分裂与人才的逆淘汰,使得党组织工作瘫痪。其次,从执政党的代表利益来看,国民党自诩代表全民利益,这意味着原有旧秩序的维持,既得利益与特权者不仅没有得到消除反而得到迎合与保护。从弱势群体看来,其利益并没有随着国民党的执政而带来满足,从特权者看来,其利益也只是维持,甚至不如军阀时期。因此代表利益的全民化并没有为国民党带来真正的阶级基础。最重要的是,成为执政党的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内生需求与本能与其三民主义的意识形态发生碰撞,这是党权与民权的对抗,党治与法治的对抗。在“三友案”中,该矛盾从工人、资本家、政党、政府的关系中深刻地展现出来,而这也关乎着国民党对国家政治资源垄断的合法性以及政治权威的控制。

也许我们会认为,虽然在革命党走向执政党过程中,军权唯大并且党组织涣散,但是执政党需要通过官位和政治录用的优先性来吸纳党员,扩张党势,通过党员对政治资源的占有来强化执政党的统治地位,军权和组织问题似乎并不能够起到致命作用。但实际上,国民党自上而下建立了与行政层级并行的党务组织系统,地方党政分离,地位低下使得党组织的威信与力量严重削弱,党员的利益并不能够在党内得到满足。换言之,党对政治资源控制的有限性使得党的吸引力下降与党力不足,这正是这种脆弱与不足也使得国民党党组织对于基层的渗透微弱,以及由此而来的地方政府与党部进行资源与权力的争夺。这种双轨制虽然出于对行政组织理性化与独立化的考虑,希望通过党组织连接群众与政府,但似乎忽略了由于地位的不平等所带来的资源的争夺。

由此,国民党一步步趋于腐化、弱化、软化、恶化。其老态龙钟也使得蒋介石另立派系希望加以整顿。战前成立的CC与力行社两个组织均强调对蒋介石领袖权威的绝对拥护与服从,均推崇法西斯主义,鼓吹独裁政治,采取自上而下的集权主义和多层级的秘密组织系统,均信仰暴力和恐怖手段,富有庞大特务机构。由于它们都有一套独立于国民党党机器之外的从中央到基层的组织系统,组织运作类似于政党,故为派系党化;另一方面,30年代的国民党党及其由北伐前后指导全国政治的核心权力组织转变为由特定政治派别所垄断的具有“私性”色彩的权力工具,故为“党的派系化”。但是,力行社另造新党的企图势必与CC系掌控下的旧党发生冲突,在寻求生存资源的同时展开激烈的碰撞。

战争时期的国民党组织虽然在党员与党组织渗透方面都增强,但是通过考察发现,军人党员的忠诚性几乎可以忽略,真正的中坚力量却增长缓慢,形成“上层有党,下层无党”;“城市有党,乡村无党”;“沿海有党,内地无党”局面。同时力行社与CC系的斗争演变为三青团与CC系的斗争,加速了国民党的内耗。该时期的党政关系的调整使得军政党一体化,使得党政冲突虽然减少,地方党权也沦为军事附庸,酿成“新式军阀”割据之势。

抗战胜利后的国民党六大权力分配(中委职位)为党内各派系权力斗争提供了绝佳场所,为了缓解争夺,蒋扩增中委名额,使其成为有名无实机构,而这也是国民党日落山河的象征。虽然部分人员发起党政革新运动,但由于成果微弱,党内矛盾与领袖的冷漠迫于流产。在1948年,军事溃败以前,国民党实际上为自己敲下丧钟,走向灭亡。

从《党员、党权、党争》标题来看,后两者构成了治党史研究对象的上层,作者通过制度等视角勾勒出当时国民党内部纷争与党权一步步的衰弱。前者作为政党的细胞与行动者,作者进一步引入社会史的概念工具与研究方法,细致地考察了国民党组织结构与党政关系,不局限于宏大的叙事方式。在考察国民党北伐时期的党员社会构成问题上,作者先是采取量化分析与归类,考察党员的职业与教育水平,打破了原有研究认知,并尝试指出为何知识青年在其中占据主要地位。在这一分析中,作者不仅仅从制度与社会环境考量,并将视角转移到群体自身,从心理角度分析了当时由于新文化运动掏空了原有传统观念,青年形成极度兴奋与紧张的心理结构,这种内心的不确定与对确定性渴望使得国民党的主义完美迎合了他们的需要。对一过程的分析,王汎森先生在《思考作为生活的一种方式》中有更为生动的表达:“各种问题层层推到以及转辙上升到主义问题,这安置了人们生活的意义与方式——主义将零散力量化为统一行动,将问题转为信念的了解方式与解决办法。”总的来说,该书史料来源广泛丰富,论证严密,可见作者功底深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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