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格法院:意外而无根的司法能动主义

南方有嘉木
2020-03-04 看过

长期以来,无论是对大众还是对法律人来说,联邦最高法院是一个威严而神秘的存在。它的威严在于,位于联邦法院系统顶峰的它,几乎在一种绝对秘密的情况下,做出为数不多的判决,这些判决在很大程度上塑造着美国的政治生活,改变着美国人们的命运。它的神秘在于,与同样处于权力顶峰的国会和白宫相比,最高法院在公共媒体里面的曝光率是很低的,人们对最高法院到底是如何运作的知之甚少。

在美国建国近200年后的1975年,全国公共广播电台的法律报道记者Nina Totenberg在《纽约时报杂志》上抱怨:“没有什么机构比最高法院更像一个秘密社团,从来听不到一个大法官披露有关工作的细节,法院的职员也发誓信守秘密,最后写成的判决被看作是大法官们为自己的表达。最高法院可真是政府机构中责任最少的一个。”

最高法院与公众之间这种极度的信息不对称局面,直到1981年才有所改变。为此,我们要感谢《华盛顿邮报》的两名记者——鲍勃·伍德沃德和斯科特·阿姆斯特朗,其中鲍勃·伍德沃德是这家报纸的明星记者,是当年揭发尼克松水门案丑闻的主要记者,是美国“最有面子”的记者,被称为“美国新闻之王”。在这一年,他们俩出版了《最高法院的兄弟们》》(The Brethren,Inside the Supreme Court),为我们打开了一扇观察最高法院内幕的暗门。

堪称“美国最高法院的第一部断代史”

在两年多时间里,他们以“提供背景”的方式采访了200多人,其中包括最高法院的几位法官、170多位原来的法律办事员,以及最高法院的几十位原来的雇员。这本书以他们对200多人的采访为基础,这两百人包括最高法院的几位法官、170多位原来的法律办事员,以及最高法院的几十位原来的雇员。所有访问都是以“提供背景”的方式进行的。书中提到的重要文件来自未发表过的材料,包括法官之间的内部备忘录、书信、会议笔记、委派某人就某一个案件拟意见的通知单、日记,以及未发表过的意见书草稿,有几份甚至尚未在其他法官中传阅过的草稿。

这本书以每一个开庭期为一个叙事单位,逐步记录了1969—1975年间联邦最高法院受理的、在美国司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案件——废除学校种族隔离案、尼克松水门案、死刑的存废、禁止堕胎是否违宪案,揭示了这些判决背后不为人知的大法官之间的辩论和妥协的过程。

通过这么密集的采访,它揭露了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自厄尔·沃伦移转至沃伦·伯格之后,法院内部权力关系的戏剧性转折。事实上,这正反映出美国1970年代初期保守与自由两派政治势力的消长,1960年代风起云涌的自由改革力量已然式微,取而代之的是保守势力逐渐抬头。

这本书既是关于美国最高法院隐蔽工作程序的开山之作,也是关于美国最高法院的第一部断代史。它出版后反响强烈,以至于第二年这本书就在中国以内部发行的方式翻译出版,当时译名为《美国最高法院内幕》(广西人民出版社,熊必俊、虞孝准和李士培等译)。它在美国引爆了最高法院研究的潮流,随后一批关于最高法院的著作相继出版。

很难想象的是,在美国这样一个有着长久法治传统的国度,这样一项开创性工作不是由法律人而是由新闻记者完成的。真不知道这算不算法律人的耻辱,但这绝对是《华盛顿邮报》和它的两名记者的光荣。

为什么第一部断代史姗姗来迟?

这本书出版于1981年,这到底意味这什么呢?从最高法院1790年第一次开庭以来的近200年时间里,美国都没有一部像样的最高法院断代史,更欠缺一部完整的最高法院史。这不是匪夷所思的事情吗?当我向很多学法律的师友推荐这本书时,我说它出版于1981年,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本透视最高法院的专著。这种说辞并没有打动他们,他们几乎都半信半疑,似乎我在夸大其辞。

美国最高法院的第一部断代史的确姗姗来迟,迟到的有点不像话,为什么会这样?除了针对最高法院的研究和写作难度很大,我们该做何种补充解释呢?正当我困惑不已的时候,我从美国教授格兰特·吉尔莫那里找到了答案。

1974年,在耶鲁大学法学院成立150年之际,吉尔莫受邀发表了关于美国法制史的系列讲座,这些讲座结集成书《美国法的时代》(法律出版社,2009年)。他在讲座的最后部分《回顾与前瞻》中一语道破天机:“直到二战后的一段时间,在法学院从历史角度对法律任何领域的研究都几乎没有涉及。实际上现实主义者(除了卡尔·卢埃林)那里都比兰代尔学派形式主义者对过去更不感兴趣。在这个国家的法律思想的历史中,几乎没有什么事件更引人注目,或者是比对法律史兴趣的展示更能让当代的评论员更感到惊讶。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时,在法学院的目录中,课程和研讨会第一次以‘历史的’ 列表。并且,它们已经并将继续会被感兴趣的学生选择。在同样20年的时间里,法律评论已经刊载了更多历史方面的材料,这些材料大多是由年轻一代的法律学者所撰写。我敢说,这些方面的材料比过去的一百年还要多。”

由此可知,在1950年代之前,从历史角度对法律进行的研究在美国简直一片空白。《华盛顿邮报》这两位记者都是法律的外行,但他们捕捉到了自1950年代后期开始的潮流——历史的手法开始吃香了。在这个初创期,存在着大量的空白,他们真是赶上了好时光。这本书出版后大受欢迎。人们第一次得以窥视最高法院内部的活动,全程跟踪伯格法院在1969-1975年期间的每一个重要历史时刻,见证伯格法院内部的风云变幻。人们似乎从来没有这么近距离接触过最高法院,似乎再也不会有这样的美好时光了。后来出版的很多关于最高法院研究的专著,都无法满足读者的这一需求。

沃伦法院:并非“反革命”

书名为《最高法院的兄弟们》,也许有人对此不解。因为美国最高法院并非一个纯粹的司法机构,而在很大程度上更像是一个学院式的机构,九个大法官可能彼此政见不同,但都持有对法治的无私而坚定的信仰,他们在便条中习惯以“兄弟”(所谓brethren,在宗教方面有教友、同道、同志的意思,而在古代则意指诸兄弟)相称。

既然是兄弟,那么每一个兄弟只能被引导,而不能被命令。就像大法官费利克斯•法兰克福特(Flex Frankfurter)在写给首席大法官弗雷德里克•摩尔•文森(Frederick Moore Vinson)的信中说的那样:“就像在家里一样,法院中的好感也只能通过调节而不是通过权威的方式产生——不论这种权威是亲权还是投票权。”

尽管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彼此以“兄弟”相称,但首席大法官的影响还是无可取代的,通常人们将XX大法官主政期间的最高法院称为“XX法院”。伯格法院(1969-1986)是沃伦法院(1953-1969)的继受者。沃伦法院秉持司法能动主义,禁止种族歧视,为黑人、穷人和罪犯嫌疑人的权利提供宪法保障,大量造法,掀起了一场影响广泛的司法革命,其影响可比最高法院初创时期的马歇尔法院。在1969年,共和党的理查德·尼克松伯当选总统之后,沃伦辞职,尼克松任命伯格继任。伯格法院起步之初,许多人担心伯格法院会逆转沃伦法官期间的“革命”行为。

在1968年总统选举期间,尼克松与沃伦法院作对,指责最高法院“严重削弱了我们社会中合作的力量而增加了犯罪的力量”,发誓说他由他任命首席大法官的最高法院会推翻“沃伦法院”所做的判决。伯格法院尽管带着这样的“使命”而来,让人感到意外的是,其“反革命”并未拆除沃伦时期建设的法哲学大厦,反而起到了相反的作用,巩固了沃伦法院所做的大量工作。在1969年-1975年间,伯格并没有推翻沃伦法院的哪个重要判决。

即便在刑事领域也是如此。在沃伦法院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吉迪恩案件,确定了贫困被告有获得指定律师的权利。但沃伦将该判决仅仅限于重罪案件,但伯格时代1972年的阿杰辛诉哈姆林案将这项权利扩展至轻罪案件。

伯格法院遵循了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这一先例,将这一先例应用到废除学校种族隔离案、夏洛特案、校车接送学童案、丹佛的学校种族隔离案,并赋予了法院广泛的救济权利以确保取消种族隔离,包括大量使用公共汽车接送的权利。没有哪个大法官,包括曾持有不同意见的伦奎斯特大法官都没有质疑布朗案的原则。

伯格法院和沃伦法院一样,预备解决宪法性问题。美利坚合众国诉尼克松案使得最高法院成为水门事件的中心,而其判决直接导致了首次总统辞职。伯格法院并不怀疑行使这项权利是否恰当,而是通过扩大司法审查塑造宪法原则,以符合他们个人的政策观念。

伯格法院试图回归保守,但却有时十分激进。很少有判决能像罗伊诉韦德案那样积极地创设新权利,该案判决得州立即废止禁止堕胎的法律。这是伯格法院做出的最有争议的判决。该判决并非依据先例或者原则,而是出于适用主义考虑。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教授Vincent Blasi在其著作《伯格法院:并非反革命》(The Burger Court : The Counter-revolution That Wasn't,1983)中指出:“许多富有的妇女,在允许堕胎的州,可以在令人尊敬的医生那里接受堕胎而嘲笑法律,而贫困的妇女却因为大量没有得到充分训练的非法堕胎承办者而受到伤害,正是对此等问题而非崇高原则的关注,吸引着伯格法院的中间派能动主义分子的注意。”

伯格法院虽然延续了沃伦法院的司法能动主义,但两者的能动主义大有区别。对沃伦法院而言,大法官们视最高法院是正义之源,是尚存的校对特定不公正情况的现代的衡平法院;他们自己的行事的基础哲学就是平等原则,自视为当代确保个案公正和平等的衡平大法官。在这种基础上,沃伦时代的司法能动主义掀起了一场平等革命。伯格法院在精神上并未有如此坚固的根基。Vincent Blasi教授认为,伯格法院并不是有意地运用法律改变及其价值,而是根据在社会中观察到的舆论而随波逐流。因此,伯格法院的能动主义被称为“无根的能动主义”。

对这种“无根的能动主义”,《最高法院的兄弟们》也进行了详细的描述。伯格法院的大法官们,不论是自由派还是保守派,在各种复杂的案件,都在争取中间派的过程中飘摇不定,其最终判决不再是基于基本价值的考量,而是像律师那样把特定案件的争论通过妥协解决。

最高法院内部在工种方面存在种族隔离?

这本书始自沃伦法院(1953-1969)的尾声,围绕伯格法院(1969-1986)的前期(1969-1975年)的每一个开庭期展开叙述,讲述了伯格法院期间许多大案要案审理的过程,尤其是最高院受理的美利坚合众国诉尼克松案,今天读来依然惊心动魄。

伯格法院延续了很多沃伦法院的做法,坚定不移地推行取消种族隔离制度。 这种努力无疑具有明显的进步意义。但似乎鲜有人问,最高法院内部是否存在种族隔离呢?答案是肯定的。

有一次,退休首席大法官厄尔·沃伦同所有办事员共进午餐,有人问他关于最高法院在工种方面的种族问题时。沃伦回答说,在主持最高法院的第一个开庭期,当他准备宣布学校种族隔离案件的裁决时,他发现竟然没有一个黑人秘书,他即刻指示雇佣了几名,但此后进展不大。

大法官威廉·道格拉斯的办事员珍妮特·梅克观察到,在最高法院的夜班工作人员、警察、清洁女人、维修工人以及看门人等这些人中,从事低级工作的雇员几乎全部是黑人,而从事上等工作的差不多都是白人。最高法院规定,劳工不得不同办事员讲话。最高法院中的几个黑人警察试图组织工会,受阻,组织者去找大法官约翰·马歇尔·哈伦,马歇尔说这事不归他管。在决定外聘法律顾问就此事到地方法院起诉时,他们受到了来自最高法院内部的威胁。最高法院的大多数工作人员对黑人劳工漠不关心,像梅克这样对他们抱有同情的人纯属例外,最后她与黑人雇工约翰·赖特恋爱并结婚。

无论是沃伦法院还是伯格法院,推动取消种族隔离政策的努力成为它们最大历史贡献之一,但它们对近在眼前的种族隔离却视而不见,想想看,这不能不让人感到滑稽和讽刺。

被明显低估的首席大法官伯格

在沃伦法院的9个大法官兄弟当中,不知为何记者鲍勃•伍德沃德和斯科特•阿姆斯特朗独独对伯格十分刻薄。在他们的笔下,这位首席大法官很多时候像个小丑。他没有读过正规的法学院,只是上过圣·保罗法学院的夜校,法律专业能力非常薄弱,热心行政而非司法,喜欢耍一些不那么高明的小把戏,甚至知法犯法,犯一些低级而且明显的程序错误。这可能和《华盛顿邮报》的政治立场与伯格对新闻界的态度有关。

《华盛顿邮报》反对尼克松,反对美国共和党,但也并不支持民主党,因此他们的记者对尼克松任命的首席大法官有所贬抑。首席大法官伯格和新闻界一直处于敌对关系。在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中,伯格未曾向两位记者提供任何帮助。在这本书出版后,其中有关伯格的章节深深地伤害了这位首席大法官,当他说起这本畅销书在华盛顿一家书店以98美分低价处理时很愉悦。

两位记者真的低估了伯格“热心行政”的价值。在沃伦法院期间,最高法院在维护社会正义方面的事情,比国会还要多。这就造成了最高法院负担过重,急需改革。

早在伯格上任之前,在进行任命听证时,他回答参议院关于首席大法官的职责提问时说:“首席大法官还有很多属于管理职能。我认为他负有一个重要责任,那就是努力保证这个司法制度更为有效地工作。”

在美国律师协会的一次年会上,他说:“我们为什么要关心效率?一个更有效率的司法体制是司法的关键。……快速给予诉讼当事人救济,而不是让他们无休止地等待直到记忆模糊、证人搬迁或死亡。……我们法院运转越高效,我们结案就越快,和律师和证人的关系就越不紧密。通过使司法更高效,我们正在使美国民众以经济和精神上的较小的代价上诉到联邦的法院—这也节省了公民的纳税。”

为此,他培训了专业化的法院管理人员,在巡回法院设立行政管理人员,为首席大法官配备了专门的行政助理,开展“司法同僚”计划,定期召开大城市首席大法官会议。这些改革措施大大减轻了各级法院法官的行政负担,提高了法院的效率。在伯格担任首席大法官的前八年里,联邦法官结案的比例上升了30%还多。而这本断代史对伯格推动法院提高效率方面改革,着墨甚少,没有展开跟踪和论述,这已成为这本书的最大不足。

《最高法院的兄弟们——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要案审理纪实》 (美)鲍勃·伍德沃德 (美)斯科特·阿姆斯特朗著 吴懿婷 洪俪倩译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9年 5月版

《美国法的时代》 (美)格兰特·吉尔莫著 董春华译 法律出版社 2009年5月版

0 有用
0 没用

查看更多豆瓣高分好书

评论 0条

添加回应

最高法院的兄弟们的更多书评

推荐最高法院的兄弟们的豆列

了解更多图书信息

豆瓣
免费下载 iOS / Android 版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