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耶路撒冷的一块石头
我是耶路撒冷的一块石头
文 / varro
这个世界上,有哪个民族像犹太人那样,经历了两千年的流散,面对整个世界的迫害,在浓的化不开的血泪中孑然前行?有哪个民族,像犹太民族那样孕育了数不清的哲人,比如斯宾诺莎、马克思、韦伯,他们流淌着犹太人的血液,却用一辈子的力气去拥抱欧洲,永不宽恕地诅咒自己的同胞是“贱民”,是“人类最后一个被解放的民族”?又有哪个犹太作家,像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奥兹一样,将这一切轻轻放置在一个隐约的背景上,把目光落在耶路撒冷,这个悲情相续了几千年的城市身体里面,被一扇扇窗帘遮掩起来的家庭内部,去了解他们的欢愉与饮泣,荣耀与苦难?
不久前,奥兹来华,为他的自传体小说《爱与黑暗的故事》中文版进行宣传,加上另外的几部小说,《我的米海尔》、《了解女人》、《沙海无澜》、《费玛》和《何去何从》,这位杰出的希伯来语作家的作品在国内已颇具规模。在中文版序言和接受国内记者的采访中,奥兹一再表示,他所关注的,只是“家庭”,或者说“不幸的家庭”。对于“国家”与“政治”——在耶路撒冷,每个成年人都在谈论这些——他总是带有一点善意的嘲讽,他不贬低什么,也不逾越自己的界限,去指点别人做什么,他所写的,仅仅是小说。
一
根据《爱与黑暗的故事》里的讲述,奥兹在十二岁半的时候失去了母亲,这个通晓五六种语言,整夜都可以盘着腿阅读小说,一生浸淫在某种波兰—俄罗斯浪漫主义霉菌中的女子,自杀时年仅38岁。当奥兹写作此书的时候,他的大女儿都超过了这个年龄。奥兹这样描写母亲自杀后自己的心情:
我没有一丝一毫的怜悯。一点也不想她。我并不为母亲死去而伤心——我委屈气愤到了极点,我的内心再没有任何地方可以容纳别的感情。比如说,她死后几个星期,我注意到她的方格围裙依然挂在厨房门后的挂钩上,我气愤不已,仿佛往伤口上撒了盐。卫生间绿架子上妈妈的梳妆用品,她的粉盒,头刷把我伤害,仿佛它们留在那里是为了愚弄我。她读过的书,她那没有人穿的鞋,每一次我打开“妈妈半边”衣柜,妈妈的气味会不断地飘送到我的脸上。这一切让我直冒肝火,好像她的套头衫,不知怎么钻进了我的套头衫堆里,正幸灾乐祸朝我不怀好意地龇牙咧嘴。
奥兹的母亲就这么离开了他,没有一句告别,没有一个拥抱,而他的童年,每天都环绕在母亲讲述的童话里,母亲是那么不离不弃,甚至从未将他一个人丢在公园或者杂货店不管。而现在,这一切戛然而止,花瓶下面连一张纸条都没有留下。奥兹也替父亲恨她,就像恨一个私奔的女人,不同的是,将母亲拐走的,是死神。
对母亲的憎恨在几周后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无穷无尽的自我悔恨。十二岁半的奥兹觉得,一定是自己不乖,才让自己的母亲狠心抛下了自己,“如果我不把衣服丢得满地全是;如果我不纠缠她,跟她唠唠叨叨,按时完成作业;如果我每天晚上愿意把垃圾拿出去,不是非遭到喝斥才做,如果我不惹人生厌,不发出噪音,不忘记关灯,不穿着撕破了的衣服回家,不在厨房踩了一地泥脚印……就好了!”
这种自我否定的力量折磨了奥兹一两年,他无时无刻不觉得,抛弃就是背叛,而自己的被背叛,无非是自己不值得爱,每天每天,小奥兹都摸黑独自坐上半晌,回忆和母亲相处的一幅幅画面。很多年,他都在追踪那个将母亲拐走的死亡缪斯,屠杀破碎灵魂的连环杀手。到底是什么无形的力量夺走了母亲的生命?不是艰辛,不是贫穷,不是残酷的婚姻,而是她无法忍受的生命的庸俗。在母亲三十八年的生命里,她一直被浪漫主义的霉菌所荼毒。在忧郁的斯拉夫中产阶级人士身上,在契诃夫、屠格涅夫、格尼辛的创作,甚至希伯来女诗人拉海尔的诗歌中,奥兹看到了那种可怕的魔影,他觉得,母亲一定是把死亡设想为一个能抚慰孤独心灵的情人,在这个黑色情人的怀抱里,母亲或许得到了可疑的安息,而生者,余生都活在缅怀与伤痛里。
二
或许是母亲的遽然辞世,让奥兹对女性充满了探究的欲望。《旧约•创世纪》上说,“亚当了解夏娃,他的女人”,奥兹用它来命名自己的小说《了解女人》。了解女人,也是了解占据人类一半的真实,以及生命和家庭的意义。
奥兹的爷爷是他在“女人”问题上的另一个启蒙老师。“满怀柔情,他从来不算计,从来不攫取,从来不强迫。他喜欢扬帆远航,但从不急着抛锚”——在《爱与黑暗的故事》里,奥兹这么描述他的爷爷,一个在八十九岁高龄依然不停和不同的女朋友旅行、度假的老头。爷爷九十三岁的时候,奥兹和他进行了一场关于“女性”的对话。老先生对孙子坦陈,自己并不是对“女人”而是对“作为人的女人”感兴趣,在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满怀敬意”地观察女人,边看边学,女人在哪方面恰好与我们一样,在哪方面非常非常不同,一直到生命终结。爷爷探讨了一辈子“女人”,现在,接力棒传到了奥兹手中。
在爷爷身上,奥兹感到一种奇特的魅力,一种男人身上罕见的品质:注意倾听。对许多女人来说,这是男人一种最为性感的奇妙品质。我们无法断言生活中的奥兹是否继承了这一“优秀传统”,但是他用《我的米海尔》这一部描摹女人内心的佳作,奠定了自己在文坛的地位。
《我的米海尔》拥有一个令人目眩的开头,虽然这个开头已经有被过度引用的兆头,但我还是忍不住把它敲下来:
我之所以写下这些是因为我爱的人已经死了。我之所以写下这些是因为我在年轻的时候浑身充满着爱的力量,而今那爱的力量正在死去。我不想死。
小说采用第一人称叙事,“我”是一名三十岁的已婚女子汉娜,她在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读文学时,认识了地质系学生米海尔,两人相恋、结婚、生子,汉娜在不断的怀疑和自我分裂中被绝望抓住,婚姻在庸常的生活中名存实亡,变成汉娜的囚笼。
正如有评论家指出的,汉娜或许是奥兹母亲的一个影子,奥兹自己也承认,在创作这部小说之前,故事里的很多人物便在他脑子里徘徊了很久,挥之不去,令他花了近三年时间进行创作。开始写作《我的米海尔》的时候,奥兹24岁,幼年时母亲自杀的阴影尚未散去,借助这本小说,奥兹其实在追问一个问题:当年的母亲究竟有着怎样的内心世界?如果母亲没有自杀,生活会不会和汉娜的一样?
和母亲一样,汉娜是一个敏感而耽于幻想的女人,她和米海尔在学校的楼梯上相遇,在咖啡馆约会,在雨后的耶路撒冷街头漫步,四面八方都是山,群山之中,耶路撒冷显得如此虚幻,一如即便被米海尔搂在怀中,内心也依然孤寂的汉娜。她不停凝视自己与米海尔的这段相遇与爱情,以及后来的婚姻生活。在庸常的生活里,汉娜觉得窒息,她持续被一个个内容雷同的梦包裹,梦里有年幼时的玩伴,两个英俊的双胞胎兄弟,有高傲的女王和不忠的臣子。汉娜感觉到,生活不是自己的归宿,正像耶路撒冷不是任何人的家园。她陷入谵妄与热昏,跳进冰水里,却熄灭不了内心的野火。
在希伯来启蒙时期的文学作品中,时常可见光明与黑暗的冲突。作家喜欢让光明赢得最后最终胜利,奥兹却借汉娜之口说,他偏爱黑暗,因为它比光明要有生机,而且更加温暖宜人。
三
我曾将开头的问题向一位师长请教,为什么作为犹太人,斯宾诺莎被愤怒地诅咒并开除教籍,马克思以解放全人类为怀抱,却断言犹太人是最后一个被解放的民族?韦伯说犹太教里孕育出了基督教,进而诞生了激发资本主义精神的新教伦理,却将犹太人冠名为“贱民”?他们为何选择在基督教传统里思考而不是犹太教?为何世人谴责起大屠杀,理由仅仅是普世主义的“违反人道”,而不是更有力的反驳?犹太人当真是“贱民”,命定该被屠戮?师长的回答令人心碎:经过几千年的同化,欧洲文化养育了他们,这些族性上的犹太思想家早已成为思想上的西方子民。
欧洲是犹太人,包括奥兹心中的一座魔山,他们向往欧洲、迷恋欧洲,学习欧洲人的语言,模仿欧洲人的生活,却被欧洲驱逐和屠杀,几千年来不绝如缕,从巴比伦帝国、罗马、阿拉伯、十字军、奥斯曼土耳其,一直到英国、德国,迫害从未中断。奥兹的父亲可以读十六种语言,讲十一种语言,母亲讲五到六种语言,但他们只教奥兹希伯来语,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他们不想让奥兹懂得任何欧洲语言,怕儿子一旦长大成人,欧洲致命的吸引力就会诱惑奥兹,“使我如中花衣魔笛手的魔法而前往欧洲,在那里遭到欧洲人的杀害。”
大屠杀在那个时代是如此普遍,又如此真实而具体地刺激着如奥兹母亲般平凡而善良的人们。在平日里人们玩捉迷藏、举行篝火晚会、被一个个充满烧烤味和歌声的晚上填满的索林基森林,两万五千名犹太人在两天内被德国人射杀,里面有教徒、小贩、知识分子、艺术家,奥兹母亲的所有同学、迷人的校长、迂腐的博士、性子火爆的教授,以及大约四千名婴幼儿。奥兹如此平静地记起年轻时的伙伴,“他去巴黎读书,然后被杀害”。
在这样的背景下,奥兹不可能感受不到痛苦。他说,“倘若这种歇斯底里的犹太纽带非常坚固,没有它我又怎么能够生活?我又怎能放弃这种对集体共振与部落纽带的沉溺与迷恋?如果我将这毒瘾戒掉,我还剩下什么?我们岂能过着普通、和平的生活?我们当中谁能?我不能”。
奥兹虽然以家庭为作品主题,但不可能做到像奥登称颂叶芝那样,“把诅咒变成了葡萄园”,也不可能像捷克诗人赛弗尔特一样,在经历了大半生炮火与血腥之后,淡淡地拂去宿命般的民族仇恨感,依然坚信“世界美如斯”,奥兹笔下的家庭不幸,来自人性,也来自历史与时代的挤压。在接受中译者钟志清女士的访谈时,奥兹说:“若问我的风格,请想想耶路撒冷的石头。”奥兹作品的底色,就像包围着耶路撒冷的群山上伫立了几千年的石头,有许多的层面和积淀,它冷冷地俯瞰着下面这座城,不提供谜底,也没有挣扎与呐喊,历史,在上面只留下风化的痕迹。
2007-10-6
文 / varro
这个世界上,有哪个民族像犹太人那样,经历了两千年的流散,面对整个世界的迫害,在浓的化不开的血泪中孑然前行?有哪个民族,像犹太民族那样孕育了数不清的哲人,比如斯宾诺莎、马克思、韦伯,他们流淌着犹太人的血液,却用一辈子的力气去拥抱欧洲,永不宽恕地诅咒自己的同胞是“贱民”,是“人类最后一个被解放的民族”?又有哪个犹太作家,像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奥兹一样,将这一切轻轻放置在一个隐约的背景上,把目光落在耶路撒冷,这个悲情相续了几千年的城市身体里面,被一扇扇窗帘遮掩起来的家庭内部,去了解他们的欢愉与饮泣,荣耀与苦难?
不久前,奥兹来华,为他的自传体小说《爱与黑暗的故事》中文版进行宣传,加上另外的几部小说,《我的米海尔》、《了解女人》、《沙海无澜》、《费玛》和《何去何从》,这位杰出的希伯来语作家的作品在国内已颇具规模。在中文版序言和接受国内记者的采访中,奥兹一再表示,他所关注的,只是“家庭”,或者说“不幸的家庭”。对于“国家”与“政治”——在耶路撒冷,每个成年人都在谈论这些——他总是带有一点善意的嘲讽,他不贬低什么,也不逾越自己的界限,去指点别人做什么,他所写的,仅仅是小说。
一
根据《爱与黑暗的故事》里的讲述,奥兹在十二岁半的时候失去了母亲,这个通晓五六种语言,整夜都可以盘着腿阅读小说,一生浸淫在某种波兰—俄罗斯浪漫主义霉菌中的女子,自杀时年仅38岁。当奥兹写作此书的时候,他的大女儿都超过了这个年龄。奥兹这样描写母亲自杀后自己的心情:
我没有一丝一毫的怜悯。一点也不想她。我并不为母亲死去而伤心——我委屈气愤到了极点,我的内心再没有任何地方可以容纳别的感情。比如说,她死后几个星期,我注意到她的方格围裙依然挂在厨房门后的挂钩上,我气愤不已,仿佛往伤口上撒了盐。卫生间绿架子上妈妈的梳妆用品,她的粉盒,头刷把我伤害,仿佛它们留在那里是为了愚弄我。她读过的书,她那没有人穿的鞋,每一次我打开“妈妈半边”衣柜,妈妈的气味会不断地飘送到我的脸上。这一切让我直冒肝火,好像她的套头衫,不知怎么钻进了我的套头衫堆里,正幸灾乐祸朝我不怀好意地龇牙咧嘴。
奥兹的母亲就这么离开了他,没有一句告别,没有一个拥抱,而他的童年,每天都环绕在母亲讲述的童话里,母亲是那么不离不弃,甚至从未将他一个人丢在公园或者杂货店不管。而现在,这一切戛然而止,花瓶下面连一张纸条都没有留下。奥兹也替父亲恨她,就像恨一个私奔的女人,不同的是,将母亲拐走的,是死神。
对母亲的憎恨在几周后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无穷无尽的自我悔恨。十二岁半的奥兹觉得,一定是自己不乖,才让自己的母亲狠心抛下了自己,“如果我不把衣服丢得满地全是;如果我不纠缠她,跟她唠唠叨叨,按时完成作业;如果我每天晚上愿意把垃圾拿出去,不是非遭到喝斥才做,如果我不惹人生厌,不发出噪音,不忘记关灯,不穿着撕破了的衣服回家,不在厨房踩了一地泥脚印……就好了!”
这种自我否定的力量折磨了奥兹一两年,他无时无刻不觉得,抛弃就是背叛,而自己的被背叛,无非是自己不值得爱,每天每天,小奥兹都摸黑独自坐上半晌,回忆和母亲相处的一幅幅画面。很多年,他都在追踪那个将母亲拐走的死亡缪斯,屠杀破碎灵魂的连环杀手。到底是什么无形的力量夺走了母亲的生命?不是艰辛,不是贫穷,不是残酷的婚姻,而是她无法忍受的生命的庸俗。在母亲三十八年的生命里,她一直被浪漫主义的霉菌所荼毒。在忧郁的斯拉夫中产阶级人士身上,在契诃夫、屠格涅夫、格尼辛的创作,甚至希伯来女诗人拉海尔的诗歌中,奥兹看到了那种可怕的魔影,他觉得,母亲一定是把死亡设想为一个能抚慰孤独心灵的情人,在这个黑色情人的怀抱里,母亲或许得到了可疑的安息,而生者,余生都活在缅怀与伤痛里。
二
或许是母亲的遽然辞世,让奥兹对女性充满了探究的欲望。《旧约•创世纪》上说,“亚当了解夏娃,他的女人”,奥兹用它来命名自己的小说《了解女人》。了解女人,也是了解占据人类一半的真实,以及生命和家庭的意义。
奥兹的爷爷是他在“女人”问题上的另一个启蒙老师。“满怀柔情,他从来不算计,从来不攫取,从来不强迫。他喜欢扬帆远航,但从不急着抛锚”——在《爱与黑暗的故事》里,奥兹这么描述他的爷爷,一个在八十九岁高龄依然不停和不同的女朋友旅行、度假的老头。爷爷九十三岁的时候,奥兹和他进行了一场关于“女性”的对话。老先生对孙子坦陈,自己并不是对“女人”而是对“作为人的女人”感兴趣,在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满怀敬意”地观察女人,边看边学,女人在哪方面恰好与我们一样,在哪方面非常非常不同,一直到生命终结。爷爷探讨了一辈子“女人”,现在,接力棒传到了奥兹手中。
在爷爷身上,奥兹感到一种奇特的魅力,一种男人身上罕见的品质:注意倾听。对许多女人来说,这是男人一种最为性感的奇妙品质。我们无法断言生活中的奥兹是否继承了这一“优秀传统”,但是他用《我的米海尔》这一部描摹女人内心的佳作,奠定了自己在文坛的地位。
《我的米海尔》拥有一个令人目眩的开头,虽然这个开头已经有被过度引用的兆头,但我还是忍不住把它敲下来:
我之所以写下这些是因为我爱的人已经死了。我之所以写下这些是因为我在年轻的时候浑身充满着爱的力量,而今那爱的力量正在死去。我不想死。
小说采用第一人称叙事,“我”是一名三十岁的已婚女子汉娜,她在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读文学时,认识了地质系学生米海尔,两人相恋、结婚、生子,汉娜在不断的怀疑和自我分裂中被绝望抓住,婚姻在庸常的生活中名存实亡,变成汉娜的囚笼。
正如有评论家指出的,汉娜或许是奥兹母亲的一个影子,奥兹自己也承认,在创作这部小说之前,故事里的很多人物便在他脑子里徘徊了很久,挥之不去,令他花了近三年时间进行创作。开始写作《我的米海尔》的时候,奥兹24岁,幼年时母亲自杀的阴影尚未散去,借助这本小说,奥兹其实在追问一个问题:当年的母亲究竟有着怎样的内心世界?如果母亲没有自杀,生活会不会和汉娜的一样?
和母亲一样,汉娜是一个敏感而耽于幻想的女人,她和米海尔在学校的楼梯上相遇,在咖啡馆约会,在雨后的耶路撒冷街头漫步,四面八方都是山,群山之中,耶路撒冷显得如此虚幻,一如即便被米海尔搂在怀中,内心也依然孤寂的汉娜。她不停凝视自己与米海尔的这段相遇与爱情,以及后来的婚姻生活。在庸常的生活里,汉娜觉得窒息,她持续被一个个内容雷同的梦包裹,梦里有年幼时的玩伴,两个英俊的双胞胎兄弟,有高傲的女王和不忠的臣子。汉娜感觉到,生活不是自己的归宿,正像耶路撒冷不是任何人的家园。她陷入谵妄与热昏,跳进冰水里,却熄灭不了内心的野火。
在希伯来启蒙时期的文学作品中,时常可见光明与黑暗的冲突。作家喜欢让光明赢得最后最终胜利,奥兹却借汉娜之口说,他偏爱黑暗,因为它比光明要有生机,而且更加温暖宜人。
三
我曾将开头的问题向一位师长请教,为什么作为犹太人,斯宾诺莎被愤怒地诅咒并开除教籍,马克思以解放全人类为怀抱,却断言犹太人是最后一个被解放的民族?韦伯说犹太教里孕育出了基督教,进而诞生了激发资本主义精神的新教伦理,却将犹太人冠名为“贱民”?他们为何选择在基督教传统里思考而不是犹太教?为何世人谴责起大屠杀,理由仅仅是普世主义的“违反人道”,而不是更有力的反驳?犹太人当真是“贱民”,命定该被屠戮?师长的回答令人心碎:经过几千年的同化,欧洲文化养育了他们,这些族性上的犹太思想家早已成为思想上的西方子民。
欧洲是犹太人,包括奥兹心中的一座魔山,他们向往欧洲、迷恋欧洲,学习欧洲人的语言,模仿欧洲人的生活,却被欧洲驱逐和屠杀,几千年来不绝如缕,从巴比伦帝国、罗马、阿拉伯、十字军、奥斯曼土耳其,一直到英国、德国,迫害从未中断。奥兹的父亲可以读十六种语言,讲十一种语言,母亲讲五到六种语言,但他们只教奥兹希伯来语,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他们不想让奥兹懂得任何欧洲语言,怕儿子一旦长大成人,欧洲致命的吸引力就会诱惑奥兹,“使我如中花衣魔笛手的魔法而前往欧洲,在那里遭到欧洲人的杀害。”
大屠杀在那个时代是如此普遍,又如此真实而具体地刺激着如奥兹母亲般平凡而善良的人们。在平日里人们玩捉迷藏、举行篝火晚会、被一个个充满烧烤味和歌声的晚上填满的索林基森林,两万五千名犹太人在两天内被德国人射杀,里面有教徒、小贩、知识分子、艺术家,奥兹母亲的所有同学、迷人的校长、迂腐的博士、性子火爆的教授,以及大约四千名婴幼儿。奥兹如此平静地记起年轻时的伙伴,“他去巴黎读书,然后被杀害”。
在这样的背景下,奥兹不可能感受不到痛苦。他说,“倘若这种歇斯底里的犹太纽带非常坚固,没有它我又怎么能够生活?我又怎能放弃这种对集体共振与部落纽带的沉溺与迷恋?如果我将这毒瘾戒掉,我还剩下什么?我们岂能过着普通、和平的生活?我们当中谁能?我不能”。
奥兹虽然以家庭为作品主题,但不可能做到像奥登称颂叶芝那样,“把诅咒变成了葡萄园”,也不可能像捷克诗人赛弗尔特一样,在经历了大半生炮火与血腥之后,淡淡地拂去宿命般的民族仇恨感,依然坚信“世界美如斯”,奥兹笔下的家庭不幸,来自人性,也来自历史与时代的挤压。在接受中译者钟志清女士的访谈时,奥兹说:“若问我的风格,请想想耶路撒冷的石头。”奥兹作品的底色,就像包围着耶路撒冷的群山上伫立了几千年的石头,有许多的层面和积淀,它冷冷地俯瞰着下面这座城,不提供谜底,也没有挣扎与呐喊,历史,在上面只留下风化的痕迹。
2007-10-6
有关键情节透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