衬身无地栖矮室

陈毓秀
2020-03-01 看过

人类的记忆往往并不可靠,一代人的时间就足够将自己发明成另外一个物种,他的子孙与他的祖先相互对视,彼此看不出有亲缘关系,就像现代绝大多数民族国家的历史发明都经不起较真者的随意推敲。历史学家半调侃半无奈地指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其潜台词是人的私智是有极限的,是人的行动而不是人的意愿塑造了历史。 温州在近代的历史变迁可谓完美地体现了这一点,与市面上流行的大多数浅薄看法不同,温州人自古以来并不以商业著称,在他们的自我想象里,反倒以耕读科举传家。商业传统如果存在,那也仅出现在后来人附会的事后发明里,在中共建国以前,至少在清末民初,温州是一个被视作出读书种子的地方,浙江当时流传着“做生意靠宁波人,打官司靠绍兴人,读书靠温州人”的说法,宁波人主宰着上海商界,而温州人在京师大学堂以及早期的北大占据着与其人口比例不相称的巨大数量,如果说有温州商人,那也不过是附骥宁波人之尾,一如今天的台州人藏在温州商人的影子里。 但四九年以来东亚社会社区秩序的大面积溃败,促使蛮族地区的秩序在改革开放后自动填满真空,温州商人的崛起必须从这个角度进行考量。如果按洋人的标准,这些地区的秩序总量其实不多,但毕竟好过于无。于是我们看到,是生态位而不是人的主观意愿决定了历史的变迁,就像鲨鱼和鲸,在大海中拥有类似的身体器官。前后不过几十年,温州人便以犹太人自比,用一种他们祖先完全没预料过的方式,就像歌德时候的德国,还是一个专出满腹牢骚的无害死宅哲学家的童话王国,指针转到俾斯麦时代,德国便已被视作一个令行禁止的军国主义强权,被大半个欧洲恐惧。 项飚教授的《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一书,可能是研究温州人在这一变迁过程里目前最好的专著,即使置诸整个中文人类学著作里,也是无可挑剔的优秀。考虑到这是二十年前作者在大学与研究生阶段所写就的作品,之后转向了其他工作,这很生动地反映出学界这些年除了争取经费更有心得以外,在很多地方并无多少进展,一如作者在本书末尾憧憬温州人社区的未来时,根本料想不到他以为是荣光开始的地方,却已是事物的终结。 北京“浙江村”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来自温州的服装加工、经营户在大红门地区形成的聚居区,离天安门广场不足五公里,巅峰时期人口曾达至十万。由于前几年北京出于疏解非首都功能目的而作出的大清理,这群一穷二白的前农民们几十年的智慧与付出如今已烟消云散,寻不见一丝血色。“浙江村”的胜利是自发秩序的胜利,它的失败则是自发秩序的失败,而这一切的渊源需要追溯到改革开放以前。 一九四九年后中共建政当权,依照列宁主义的自然逻辑逐一消灭诸夏各地的社会凝结核,解散原有社区,将由此产生的各种原子个人纳入其新建的秩序当中,真正实现从摇篮到坟墓的彻底统治。然而虽然各地再无独立的社区领袖,但新政权对传统社区的打击却效果不一,平原地带本为吏治帝国统治重心,社会结构扁平,因此被轻松铲除,而山地部分,尤其像浙南闽南地区天高皇帝远,尚保留蛮族色彩,各种社会组织盘根错节,虽然受创严重,但很难完全摧毁。 是以在推行各种对经济发展极为不利的极左政策时,山地要比平原更加敷衍,政令下到地方往往阳奉阴违,遭到或明或暗的各种抵制。六六年之前,由于社会尚在中共强力控制中,差异尚不显著,文革的爆发,产生了发动者完全没料想到的后果,使差异分化到足以影响社会结构的地步。 在文革的初期,温州政府与其他地方一样因为夺权斗争的残酷与激烈相继陷入瘫痪,部分造反派在武斗失败后更是干脆躲到山区打游击,甚至架起大炮轰击温州城。不同的是,由于温州乃至浙江的领导层主要由南下干部构成,本地官员处于边缘位置,在中央也没有多少同情者,因此在政治斗争中主要寻求群众支持,作为交换,默许、保护乃至参与当时不合法的私营经济,对违反极左经济政策的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是以早在安徽小岗村之前,温州大部分地区已实现包产到户,名公实私的社队企业也遍地两开花,原本暗流涌动的地下经济争相浮现水面,温州民营经济的比重在文革期间首次超过国有经济。就像我在另一篇文章里提到的,改革开放时表面上所有人站在同一道起跑线上,实际温州已经先行了十年。 不仅如此,文革也增进了温州社会组织的复杂程度,正是在文革期间,温州的基督教社区不声不响地实现了复兴,同时文革也第一次赋予了人民群众自下而上组织起来的合法性与机会,造反派之间的斗争虽然激烈,但它们自发与半自发的性质,也使得当时的温州年轻人形成了有别于宗族、宗教的另外一种社会关系。文革后期,很多趁混乱组团跑到内陆干私活的温州人,彼此间都是群众武斗时结识与熟悉的。私有经济的发展,又使温州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国家的社会控制的同时,各种政治斗争很快偃旗息鼓,对社区内部的伤害较小,裂痕容易弥补。 这一时期温州社会组织的暗中成长,结果是温州的走私现象变得十分严重。走私具体起源时间现在已不得而知,可以知道的是到七六年温州已是全国最大的走私窝点,据说当时百分之八十的黑货是从温州进来的。走私是自发秩序走歪了的结果,但证明当地自发秩序的活跃,如果社会组织不够复杂,是无法进行这种会掉脑袋的活动的。 随着政府对走私的打击,使温州人攒下第一桶金后便金盆洗手,转向正当行业。在刚走出文革,社区内部处于极大撕裂和混乱的内地面前,温州人的组织优势被迅速放大,形成了与其人口比例不相称的影响力,明明人口数量不大,但在改革开放最初那几年给人感觉仿佛到处都是温州人在出售他们的小商品。 内陆大多数地区本身社会结构就很简单,又经过文革的相互揭发批斗,在改革开放之初社会关系已经消亡殆尽,重建是后来的事情,而且撕开的裂痕到现在依旧清晰可见。是以你虽然是本地成长出生,却只能感觉到周围尽属敌国,所有人都想害你,即使是配偶儿女都不可尽信。 尤其随着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破产清算、农村人口纷纷涌入城市,国企社区瓦解重建,这种无依无靠感更加强烈。在此之前,虽然周围人不可信任,但我还有党组织可以挂靠,现在党组织也没了,我还能依靠谁呢?也就无怪八九十年代,新闻媒体最常见的陈词滥调便是感叹邻里关系的冷漠,相邻的两家人一年都说不上几句话。 某些精通二道贩子事业的中国启蒙主义者热衷批判传统宗族社会,然而对于五四以来的进步青年来说,脱离大家庭,追求自由不见得一定是好处。欧美社会现代化的时候小家庭涌现,但人家当时有诸如俱乐部、工会、地方自治协会、教区等乱七八糟的自组织存在,大家庭解体后原子个人可以重新找到组织,获得人际关系、金钱救急上的依靠与网络。 当代的北漂青年没有组织可以下脚,跑到帝都无依无靠,又完全不可能融入当地社区,天然就是张献忠的活材料,在本地房东的地下室里积攒着对社会的怨恨,或者,在还没有将怨恨实现出来前,就不明不白地死在异乡。 可以说,东亚大陆狂飙突进的经济奇迹建立在将近二十年的社会动乱上,自改革开放起的二十年里各类牛鬼蛇神野蛮生长,离开大城市之外的郊区混乱程度不亚于《水浒传》。我小时候在襄樊,到99年00年地方上还贴着严打车匪路霸的标语,中国的治安要到胡温时代才好了起来,印象里流窜多省的张君团伙覆灭是个重要转折点。新世纪出生的孩子对此没有具体概念,但在此之前的人都会有模模糊糊的印象,然而当代的网络主流选择性遗忘了过去,总有一天他们要为自己的不诚实付出代价。 过去很多人将温州人的成功,归于他们睡得比驴迟醒的比鸡早的勤劳。诚然,江浙地区还是因为习惯了内卷化对自己的残酷剥削,所以才能适应改革开放以来的各种野蛮生长,但稍有常识者都能看出这种所谓的吃苦耐劳并不是温州人独有的专利,而是东亚大多数人共有的。 真正的蛮族,像八旗子弟或者非洲黑叔叔让他们干这种地狱般的苦力,他们宁愿饿死也不会去的。中国企业跑到非洲,最不能适应的就是非洲人不会主动剥削自己,污名化为懒鬼。如果你给黑人加工资,他们反而干的时间更少,对他们来说,赚的钱够了,为啥还要多干。 这是中国人无法理解的,于是企业只能选择回国招纳所谓吃苦耐劳,也就是习惯内卷化残酷压榨自己的劳工,然后不可避免的与当地保护自己人的劳动部门发生冲突,指责其多雇佣华工,破坏当地社会,是新殖民主义——美国当年的排华原因,也要从这方面考量——中国企业主往往会觉得当地人不可理喻,说白了还是习惯了剥削自己人的好日子。 归根到底,不同于国企社区的互害机制,温州人社区能起码保持最基本的互信决定了路径的差异,其他的不同都是技术性的,唯有这一点是本质的差距。而尚保存着完整社区的温州人来到散沙世界,不亚于降维打击,社区瓦解的后果,就算是本地人也竞争不过抱团的温州人。 尽管最初温州人对外以肆无忌惮的假冒伪劣知名(其实所有人半斤八两彼此互害,只是温州人作为一个族群影响大所以出名,同时这也证明了彼此并非一个真的共同体),但对内却不敢机会主义,否则在老家就混不下去,在生活中人们会鄙视他,在生意里也没人会同他合作,或借钱给他,就像今天在网上臭名昭著的莆田系。 于是商机资金在社区中汇集,弥补了单个家庭体量过小的不足,形成了集群效应。温州人的经营方式说来一点也不出奇,无非是一旦有人在某处发现商机,并站住了脚,就会从老家招来一连串的亲戚朋友同乡投奔依靠,资本、技术、讯息在社群里高速流通,日积月累而形成了温州人社区,北京的“浙江村”只是其中之一。 而当社区规模达到一定阈值后,部分人就会自动分流,来到下级市场,实现温州社区的自我复制——当资本小时,集群效应对所有人都有利。但随着资本增多,为了避免竞争,增加利润率,便流散到小城市,开拓新的领地。这就是为什么,曾经在全国各地都能寻到温州商人身影的原因。 如作者所指出的,温州人资本的积累主要不是用于生产和经营规模的扩大,而是网络的不断扩展,用提高流通效率的办法来弥补生产规模的不足。我们可以把扩散流动看作是对企业组织的一种替代。其后果是,单个的大企业为数甚少,但是全社区的整体发展得到促进。 除了产品市场的空前扩大之外,流动经营网络也直接促进了原材料市场和社区分工体系的进一步形成。如果我们把有没有像样的企业看作为是不是“先进”的指标,那么这网络替代企业的机制,便是这个“落后”的社区迅速发展、有顽强生命力的缘由。 然而这并不是这种网络第一次诞生在大地上,温州人只是重复前人故智,并没有发明什么新东西。熟悉东亚史的人都还记得宁波人在民国,晋商与徽商在明清,以及更早的种种民间自生力量所创下的辉煌,但现在都已烟消云散。 他们在生物上的后裔或许还在,可社会关系却支离破碎。如果晋商的社区还在,那么不管是新疆的棉花,还是山西的煤炭,都没有温州人置喙的余地。更不要说,假如江浙其他地方尚有以往的力量,都轮不到温州人来填补秩序的真空。 我们所置身的文明一直以来都有个莫大的遗憾,那就是过多的重复了马尔萨斯轮回,温州人在跨入新世纪后再也不见往日的辉煌,然而这并不是因为大陆其他地方的社区重建已经完成,而是温州一如既往的碰到了玻璃天花板。 过于强大的公权力抑制民间的生命力,是从秦政以来一直没有得到解决的难题。温州在过去侥幸保存了自己的社区没有像东亚大多数地区一样被解散,却一直没有改变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处境。组成“浙江村”的温州人给当地带来繁荣,最后却连立足之地都没有了。 一如作者在本书末尾憧憬温州人社区的未来时,根本料想不到他以为是荣光开始的地方,却已是事物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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