溢出

pilllow
2020-02-29 看过

中国的制造业成为一个中介性的“枢纽”,衔接起西方发达国家的创新产业及高端服务业与不发达国家的原材料产业。

在今天的全球经济逻辑之下,仅仅转移工厂而不转移供应链网络,是构不成实质意义上的转移的。

从中国向越南转移的并不是某些行业中的整个产业,而是该产业生产流程中的某些特定环节,主要是对供应链需求较低、人工成本占比较高的环节,通常是最终的组装环节。其他环节很难转移出去,仍然留在中国的供应链网络中。结果就是,生产流程中的某些特定环节往越南转移的越多,对中国这边供应链的需求就越大,以中国和越南为代表的东南亚之间从而形成了一种深度的嵌合关系。这样一种转移,还是称之为“溢出”更恰当一些。

伴随着贸易摩擦,越南对美国出口有了大幅增长,中国对美国出口有了大幅下跌,但很少有人注意到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对越南出口的大幅增长。

今天各国之间已经是在供需层面的跨国分工,复杂产品很少能在单一国家或地区内部完成全部生产环节。

推动中国供应链网络往东南亚溢出的真正力量,是中国民间的力量。

无论什么“资”的企业(主要是台资),只要把工厂从中国大陆迁到越南的,则中高层管理人员基本上都是从中国大陆来的,这群人自称“中国干部”,是个有几十万人的群体。中国干部是把中国的供应链网络与越南的组装环节衔接起来的重要微观载体。

在今天,中国与世界经济关系中真正的“原力”,是就是商人秩序的力量。

职业经理人的职能在于,在给定的目标与规范下,让企业保持良好的运转;企业家的职能则在于,勇于冒险,通过自己的“创造性破坏”,突破旧有的目标与规范,创造新的目标与规范,在质的层面刺激出真正的发展,而不是仅仅在量的层面简单扩大。

要做到创造性破坏,实际上是很难的。任何人在行动的时候,对于过往的成功都有着相当程度的路径依赖。这是因为,既有的路径让人能够以更加稳定可预期的方式继续获得成功。但是,这会让人没有能力去创造新的东西,没有能力去回应大的挑战,从而限定了发展的上限。

企业家要做的,就是破坏过去的成功路径留下的行为规范,敢于冒险,承担巨大的风险与不确定性,创造出一个激动人心的新愿景,并在此过程中对生产要素进行各种全新的组合。但在完成了创造性破坏之后,必须形成新的规范,才能把创新的成果有效的保留下来。在新规范形成的过程中,职业经理人就会参与进来,去落实新的规范。也就是说,真正的企业家是敢于冒险进行创造性破坏、突破旧规范、形成新规范的人物,而职业经理人是让新规范能够真正发扬光大的一个职业性群体。

一个人由于创造性破坏而成为企业家,但是当他建立起企业,并开始按部就班的经营这个企业时,企业家的身份就消失了。

李斯特认为,亚当斯密只从个人和世界市场这两个角度出发,忽视了国家这个中介。只有当各国都处在持久的和平关系中,国家仅仅提供法律平台,其政治和经济影响都近乎可以忽略的情况下,斯密的理论才可行。

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批评是精准的,产业政策确实会经常扭曲市场价格,让资源流到原本不会去的低效率领域。但从国民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效率并不是经济中唯一要考虑的因素,国民经济的自主性同样需要关注。

然而,倘若不是针对这种具有基础设施属性的行业,连后发国家都不应该实施产业政策,因为它会造成国民福利相当程度的损失。

真正让泰兴成为世界提亲之都的,不是具体的某一家企业,而是这个整体性的产业生态网络。其他提琴厂要在竞争中击败泰兴的某一家提琴厂或许并不难,但想要击败整个网络,可就没那么容易了。

很多后发国家都尝试制定过产业政策,但大多失败了,只有一小部分取得了成功。这一小部分成功的,都有个基本特征——其产业政策都是出口导向的。反过来说,走进口替代道路的都失败了。

原因在于,进口替代的策略是用关税来保护国内不成熟的产业。那就意味着,这个产业的产品价格一定是高于国际市场同类产品的,自然没有出口竞争力,只能在国内市场发展。而本国的市场规模压根没法和国际市场相比,也就无法支撑这个产业发展出成规模的供应链网络。并且,由于有关税保护,这个产业没有竞争压力,也不会有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动力。长此以往,就越发没有存活能力,只能靠政府不断补贴才能撑下去。这是一种不可持续的状态。

出口导向的策略则意味着,企业必须到国际市场中去和所有人一块竞争。一方面,这会逼着企业提高它的竞争能力;另一方面,企业能面对足够大的市场,有机会发展成发展起成规模的供应链网络,最终真正发展起来。

钢卷尺生产确实没什么技术含量,但这种对成本的控制力绝对不是一句“低技术”能概括的,它的背后有一整套供应链体系在支撑。脱离开这种供应链体系,当然还是能生产出钢卷尺,但是没法把成本控制到那么低。中国经济无可匹敌的能力恰恰隐藏在这里。

中国的经济奇迹,远不是用我们过去常说的人工和土地的要素价格低便能够解释的,其背后有一个逐渐演化出的庞大的系统在支撑。如果把中国经济比喻为一台计算机,中国庞大的基础设施网络相当于计算机的硬件系统,中国庞大的供应链网络相当于计算机的操作系统,各种具体产品的强大生产能力相当于我们看到各种应用软件在这个计算机上跑分。

在美国,很多市占率很大的大公司,它们的创新不是技术层面的创新,而是产品层面的创新(苹果)。甚至可以说,这种产品创新就是观念创新。而观念创新无法杜绝被模仿。因此,大公司只能从追求技术壁垒转为追求速度壁垒,让自己创新的速度比别人快,才能确保自己的优势地位。而为了确保创新效率,这种类型的大公司就必须将自己的生产流程外包出去,不能放在自己手里。因为只要把生产流程握在自己手里,一旦有了新的创意,就得调整整条生产线,转型成本非常高,这会严重拖累创新效率。所以,大规模外包便构成了西方这一轮创新经济的内在需求。

这个时候,中国就成为一个很重要的变量。大规模外包需求的出现,正好跟中国一系列经济演化的节奏匹配上,中国形成了强大的承接外包能力,顺势获得了超高速度的经济增长。

外包的承包方必须同时满足效率与弹性这两个要求,生产流程中倘若没有效率,就拿不到订单,要有效率就得专业化;如果过于专业化又会被锁死在特定的需求上,上游的需求一变,下游的中小企业就死了,所以整个生产流程中又必须有弹性,能够迅速调整适应变化,但是如果有弹性就难以专业化。效率和弹性这两个要求本身是矛盾的,在同一个企业内部没法同时实现。

中国通过供应链网络把效率与弹性这两个要求放在不同位阶上同时实现了。供应链网络中的单个中小企业都极度专业化,只生产被拆解到作为极为基础元素的零件。高度专业化的单个中小企业保证了效率,中小企业不断动态重组的配套关系令整个网络有了弹性。这样的供应链网络不是谁计划的出来的,而是在市场过程中自身的演化出来的。

国企在这个供应链里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国企应该作为让供应链运转起来的广义基础设施存在,提供交通、通信、原料供给等基础服务。只有在市场机制下,最有效的供应链网络才能够成长起来,这些领域是国企不应该涉足的。

在分析供应链网络时,需要关注的一个重要的变量,那就是规模。一旦网络的规模超过某个临界点,在成本控制能力上就会出现一种质的变化,开始从全球吸纳对供应链有需求的制造业。中国在规模上是举世无双的,供应链网络的发展也已经过了那个临界点。结果就是,全球的中低端制造业都向中国转移。

之所以说是外溢而不是转移,在于东南亚国家在供应链网络的规模优势上无法与中国相比,所以它们可能承接从中国供应链中溢出的一部分生产环节,但无法取代中国制造中心的地位。东南亚国家和中国的生产流程之间是各种相互补充关系,它们构成了一个更庞大的供应链网络。

20世纪90年代,国际贸易中70%是成品贸易。到2018年国际贸易中70%以上都是中间品贸易——这就意味着,各国之间已经是在生产环节上相互需求了。

制造业向东南亚转移的过程让西方国家越来越去工业化,这会不断放大它们在创新产业上的比较优势,同时也直接表现为西方国家在服务贸易上的规模放大。中国的比较优势在中低端制造业上。其他不发达国家的比较优势则集中在第一产业的原材料这个层面。

中国的制造业与西方的创新产业、高端服务业之间形成一个经贸循环,中国的制造业又与不发达国家的第一产业之间形成另一个经贸循环。

世界经济真正的发动机仍然在西方,尤其是美国。一方面是因为“双层循环”中具有主导性的全球资本循环,是完全掌握在美国手里的;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前文提到的,全球创新的发动机也在美国。只有创新,才能带来经济上质的增长,否则只有量的扩张。中国的经济成长在相当程度上是被西方新模式的创新经济拉动起来的。

虽然发动机在西方,但发动机需要传动轴,整辆车才能跑起来,而中国就是传动轴。中国这个传动轴的出现,会对全球经济秩序造成深远影响。

以WTO、IMF、世界银行为中心发展出来的全球经济秩序都是在中国经济高速成长之前设计出来的,最晚成立的WTO出现在1995年,IMF和世界银行是1945年成立的。而中国在这十几年的高速增长,深刻改变了全球经贸结构。这就意味着,全球经济的治理秩序和它要治理的对象之间已经严重不匹配,由此会引发一系列在现有机制下不易处理的贸易冲突。这些冲突也会引出世界对中国的一些要求,它们希望中国做出一系列改革。如果我们不能有效理解这些要求,而仅仅是做出比较强硬的回应的话,就会造成中国在国际上的困境。

西方在这个过程中大规模进入去工业化的阶段。历史上,新的工业中心崛起的时候,老的工业中心会出现传统企业衰败、工人失业的现象,社会问题由此产生。但是,过去的发展节奏不像今天这么快,新老工业中新的交替可能是在四五十年间完成的。这么长的时间足以让两代人完成交替,这就意味着老的中心有相对充裕的时间来把失业人口消化掉。而中国经济崛起、美国传统产业衰败,发生在短短十几年的时间里,令美国来不及消化失业人口,这就引发了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

不知美国这样,欧洲国家的很多传统工业城市也面临相似的境遇。非西方国家和地区的情况也是如此,再加上它们的国家能力本来就比较弱,当地的秩序就会陷入更加脆弱的状态。这些失衡会进一步引发各国在政治上的民粹化转向。

2018年开始的中美贸易摩擦,也是“双循环”结构对国际经贸秩序冲击的一个表现。而美国之所以手上能有特别多的筹码,原因之一又在于它处于“双层循环”中的优势地位。

“双循环”结构要想延续是有前提的,那就是中国在内部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在外部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秩序。

越南不仅工厂租金比中国贵,而且水电成本也高过中国,中国的水电费用价格大约是越南的2/3。总体来说越南主要是在劳动力和税收政策方面比中国有优势,其他方面则基本上是处于劣势的。

越南工业园中的企业可以享受“2免4减半”的税收政策。越南的企业所得税税率是20%,而中央政府批准的工业区里设厂的企业,头两年所得税全免,接下来的4年只用缴一半的税,为生产出口产品所进口的原材料的进口关税、出口货物的增值税、利润汇回税在所有阶段全部免除。为了平衡地区发展,越南还设置了一些经济特别区,那里的政策更加优惠,企业所得税头4年全免,接下来的9年减半。企业如果在经济落后地区投资时间跨度较长的项目,土地的使用期限可以超出通常的50年租期,延长至70年;如果得到主管部门的批准,甚至可以加签更长时间。

越南各个工业园给出的投资优惠政策基本上是一样的,由越南中央政府统一制定。从2005年开始,越南每年都会公布全国各省的竞争力指数(PCI)报告。这份报告由越南工商会和美国国际开发署联合制作,全面体现越南各省的经济治理水平、商业环境的便利性和友好性,以及行政体制改革的效果。PCI报告已成为外国投资越南的重要参考,各省会在这个指数上进行竞争。

根据世邦魏理仕在2019年5月发布的数据,就建成工厂的租金价格来说,胡志明市的月平均租金是每平方米4.1美元,月最高租金是每平方米8美元;越南北部经济圈(集中在河内、北宁、海防等地)的月平均租金是每平方米3.5~4美元,最高租金是每平方米5.5~6美元。而在中国苏州地区建成的厂房的月租金大概在每平方米4.2美元,东莞地区大概为每平方米3.6美元,成都约为每平方米2.5美元。

越南的劳动力价格有着明显的优势。2018年中国工人的人均月收入为807美元。在越南。直到2019年上半年,劳动力的平均月收入才达到288美元,而普通劳动者的平均月收入只有206美元。在越南有一个政策,就是国会每年都会立法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前几年的上调幅度是每年12%~13%,对企业造成相当大的压力,所以最近几年有所回落,2019年上调的幅度为5.3%。

越南受儒家文化影响的程度自北向南越来越浅。而文化影响与社会结构是相互塑造的,越南社会的组织成熟度也是自北向南递减的。在这种情况下,北方当然处于政治的主导地位。

正是因为南方相对于北方的文化和政治成熟度更低,反倒更容易接受外来文化。越南受西方文化的影响程度,便是自北向南越来越深。

长期的战争让越南的经济变得一塌糊涂,也令它错过了日本通过“雁阵模式”所带动起来的东南亚国家的经济。

长期的战争在越南打造出了东南亚第一强的军队。战争从来都是塑造国家能力的根本要素,越南的国家能力因此在东南亚国家中也是首屈一指的。就后发国家的制造业发展而言,较强的国家能力无疑是个加分项。

一个国家的自我身份就是:用政治理念表达出自己的价值观,即“我想成为什么样子”;用历史叙事讲述“我是谁”。

任何一个民族国家要想让国民对自己的国家、民族产生强烈自豪感的话,通常都会追溯到一个很古远的传统上去。而且,这个传统必须是独立发展出来的文化。只有是独立发展出来的,这个国家应该独立自主的理由才充分,而古远悠长的历史会带来某种神圣感,自带正当性。

对越南来说,有文字可考的历史起于中国王朝的统治,那它就必须把自己的起源追溯到有文字记录以前的时期,也就是石器时代,强调这才是越南历史真正的本源。而之后的历史,只不过是自身独立性的某种中断而已。

凯末尔让土耳其摆脱伊斯兰教对一切事物的笼罩,并不是要国民放弃自己的历史身份,而是要回归到更古老、更本质的那个历史身份。通过这样一套历史叙事,土耳其的身份认同困境就解开了,伊斯兰教也从一种本质性的身份属性转化为一种附属性的身份属性。

强大的国家能力,再配合越南庞大的人口数量、年轻的人口结构、优秀的人口质量,以及儒家文明较强的入世倾向,都促使越南在机会来临时比其他东南亚国家更能够把握住机会。

从河内到广州,走陆路和海路都只需要不到两天时间,甚至比从胡志明市到河内还快。因此,越南缺什么去中国买就可以了,不需要自己的产业政策。

越南规模太小,“广州”规模太大,后者的外部性效应对越南有着极深的影响。即便越南有自己的产业政策,一旦“广州”有了什么新动作,或发生什么变化,越南所依托的外部环境就变了,它的产业政策也就作废了。

越南的规模太小了。我们能做到的最好程度,就是在和中国的经济联系中找到越南的比较优势,把自己嵌在一个合适的位置上,搭上中国的顺风车发展起来。

2018年中国的GDP是13.6万亿美元,越南则是2425亿美元,后者大约是上海的1/2,深圳的2/3,不到苏州的9/10,大致相当于山西或黑龙江的水平。如果把越南2018年的GDP和中国各城市的GDP放在一起排序,越南能排在第8名,介于苏州和成都之间。

越南经济中还有个特殊的结构性风险,就是三星。越南三星占了三星集团总产值的30%左右,但越南三星的产值近几年都占越南GDP的25%以上,其出口额也占了越南出口额的近25%。越南三星的经营近乎一种“半体外循环”的状态,经营结构是“两头在外”——零部件、半成品的供应主要来自海外,制成品的主要销售市场也在海外。除了就业,越南三星和越南本地的经济联系相对有限。

基于越南超高的外贸依存度,极低的顺差率,我们大致可以看出,越南做的更多的是对进口的中间产品进行简单加工然后再出口,这一过程中能够实现的增加值比较有。在这个意义上,甚至可以把越南的大规模进出口理解为一种特殊意义的转口贸易。企业主要是为了两点:第一,利用越南较为便宜的劳动力,完成劳动力占比较高的生产环节;第二,借用越南优越的外贸环境,完成其出口目的。

越南的两个主要港口(北部红河三角洲的海防港和南部湄公河三角洲的胡志明港)之间的联系较少,两地之间的联系甚至远少于他们分别与世界其他地区的海运联系。从某种意义上讲,越南内部可以被分成两个半独立的经济圈,各自有3000多万人,其余的人则住在经济落后的山区或中部地区。

中国供应链网络中的分工越来越细,单个企业的专业化分工可以达到令人匪夷所思的程度;网络中无数个企业彼此之间互为配套关系,而且配套关系可以依照订单需求不断动态重组,以生产出各种各样的产品;中国庞大的工程师群体和熟练工人群体,则为供应链网络供给着庞大的人力资源;中国高度竞争性的环境、中国人强烈的发财致富的欲望,都让这个供应链有了无与伦比的效率。

供应链的这种运转效率使中国获得了一种独特的竞争优势,哪怕是生产一个低技术产品,除非这个产品对供应链的需求很低,并且人工成本在总成本的占比很高,否则其他国家不太容易与中国竞争。因为中国有能力把产品的综合生产成本控制在一个非常低的水平,这种成本控制能力依托的是一个庞大的供应链系统,而不是哪个廉价的生产要素。

而且,中国庞大的供应链,并不仅仅依托世界市场的拉动,还依托中国内部庞大消费市场的拉动。

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在2006年达到了历史最高的64.77%,此后开始逐步下降,2018年已经下降到34%左右。

2018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9%,达38.1万亿元,同期美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是6.04万亿美元,同比增长5%。按当年汇率计算,中国消费市场的规模相当于美国的95%。到2019年,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单一国家消费市场。

这意味着,中国的供应链网络并不会因为一部分生产能力的外移而出现萎缩,因为内需的成长可以填补上来。

就越南相对于中国的比较优势来说,一方面是生产要素价格上的优势,尤其是劳动力价格,另一方面是与其他国家进行贸易时在关税上的优惠。

日本、韩国都有自己完整的工业体系,澳大利亚、加拿大则没有自己完整的工业体系。这虽然不会阻碍澳大利亚、加拿大成为富裕国家,但它们变富裕需要一个前提,就是它们要主动把自己的经济嵌入美国主导的经济秩序之中,在其中找到一个能发挥自己比较优势的特定位置,并在一定程度上放弃经济的自主性,进而放弃安全自主性。日本、韩国这样有完整工业体系的国家,则有着一定程度的经济自主性。

一个国家要发展出完整的工业体系,就必须发展出重化工业,否则就发展不出现代工业经济所必须的原材料生产能力和机器生产能力,国家在底层工业基础上就必须依托其他国家。重化工业相当于工业经济中基础设施的产业,日本、韩国都是先发展出重化工业,才有机会发展出自己的工业体系的。

但就后发国家来说,依托市场经济的逻辑,重化工业并不是一种很好的投资。另外,就重化工业的资本规模而言,它吸纳就业的能力相对较低,而后发国家通常都处于劳动力过剩的状态,这就更不符合它们发展重化工业的市场逻辑了。

但一个国家需要关注的并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还有国家安全问题。如果它的国家安全环境不是很好,就有可能选择不顾市场规律,由国家主导来推动重化工业的发展。然而,这种推动方式通常会造成国民福利受损,极端情况下甚至会扭曲、败坏这个国家的社会。

日本、韩国都经历了这样的发展过程,但它们都不是通过国家直接投资,而是通过国家扶持一些大财阀发展重化工业的。之后它们又经历了一段痛苦的转变,才修复了财阀制度带来的问题。

当年韩国可以用各种非市场的手段扶持大财阀,却并不影响与美国的结盟关系,原因在于那是冷战时代,政治因素的权重压倒了经济因素。但是,在21世纪,一个国家走何种经济路径(是市场导向为主的,还是政策扶持导向为主的)是美国用来识别盟友身份的政治标签。所以,越南不大有机会复制韩国路径,更大的概率要走市场导向的路径。

如果越南政府支持财阀走得太远,像当年的韩国那样,越南很可能会被踢出那些自由贸易协定,它借助西方化解自己地缘政治焦虑的努力就会失败。如果越南对财阀的扶持政策走不了那么远,它的重化工业就难以在自由市场的演化中发展起来,越南就无法拥有自己的完整工业体系。

越南的比较优势也有一种双元特性。越南比较可能在贸易上嵌合在美国体系中,在生产上嵌合在中国体系中。

不仅中国与越南之间的经济一体化程度在加深,而且中国同整个东南亚国家的经济一体化程度都有不断加深的趋势。

参加工会的工人要缴纳基本薪资的1%作为会费,这部分会费的40%留给本工会使用,60%上缴上级工会;企业要支付工人基本薪资的2%作为会费,这部分会费的69%留给本工会使用,31%上缴上级工会。工会用单独的账号管理会费,而不使用公司账号。

一般情况下,陆资和台资的企业会较多的遭遇罢工;日资、韩资、港资和西方国家开设的企业则很少遭遇罢工,因为这些企业都有较强的企业社会责任(CSR)意识,会有比较多的相关活动,越南人对他们比较认可。

2014年之后,越南人开始正视并愿意接受中越经济一体化的事实,罢工开始减少。此外,“513排华事件”也导致陆资企业开始改变管理方式。

裕元这些台资鞋厂不仅为大陆鞋厂培养了人才,还传授了很多管理模式,培养、拉动了大量的供应商厂家——很多供应商厂家的创始人就是从台资鞋厂走出来的。而被台资鞋厂裁掉的工人,绝大部分都被这些供应商吸收了。

2012年,中国产鞋135.4亿双,占全球产量的66.3%——这是占比巅峰;2017年,中国产鞋126.2亿双,占全球产量的55.8%——全球产量在上升,中国产量却在下降。但是,2012年中国制鞋业的收入是5719.8亿元,2017年是7442.16亿元。总产量虽然小幅下降,总产值却大幅上升,这说明中国的制鞋业在向高端方向升级。

同时,中国的制鞋业并不是全流程都转移到越南去了。制作出一双鞋有上百道工序,转移出去的主要是最终粘接成鞋的工序;生产鞋材的很多工序仍然对中国的供应链有依赖。

2015年,苹果公司在全球一共有33家代工厂,其中有3家在中国以外,有30家是在中国;2019年,苹果公司在全球一共有59家代工厂,其中有7家在中国以外,有52家设在中国。据分析,苹果在印度和巴西设置代工厂,主要是出于规避关税的考虑——那里生产的手机主要用于满足当地市场。苹果公司的供应链数据显示,2019年,苹果47.6%的供应商位于中国高,于2015年的44.9%。

模具生产中精密机械加工、组装这两个环节是可以用自动化的机器来完成的,因为它们都属于显性知识的部分。而研发、设计、编程这几个环节有着隐性知识的深度参与,仅仅靠机器或人工智能是无法完成。

在供应链网络的规模超过某个门槛之后,劳动力成本和土地成本在综合成本当中的占比将大幅下降,网络的效率才是成本控制的核心。而规模决定了效率,这就让中国的供应链网络难以被其他地方替代。纳入隐性知识的概念后,这个分析还必须加入一个新的要素,那就是拥有“手艺”、掌握隐性知识的人群的规模。

“手艺”这种隐性知识是难以大规模传播和积累的,它只能在实践当中被体悟,而中国庞大的供应链网络提供了最大规模的实践机会。工厂能够从中国迁走,但是这个人群的隐性知识无法跟着被迁走。这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了,为什么迁往越南的制造业,通常都是生产流程中最终的组装环节,而较少是上游环节——上游环节对“手艺”的依赖度会高很多。

内地的非市场经济的环境,是新中国成立后几十年的政治原因塑造出来的,它堰塞出了一个高水位的人才库,但没有一个恰当的市场环境让这些人才的能量释放出来。而外资企业进入内地、提供市场化的收入水平与发展机会,使这个高水位的人才库找到了出口,奔泻而下。

在当时中国特殊的历史环境下,一个庞大的overqualified群体出现了,并在巨大的水位落差下,爆发出难以想象的巨大能量。这是中国能够出现经济奇迹的一个重要前提。

1982年,全国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仅为443万,到2015年达到1.71亿,占全国总人口的12.4%。2010年的统计结果显示,70后人口中有23.1%接受过高等教育,80后人口中这一比例提升为44.8%。

再过10年,第一批70后开始退休,到那个时候,中国就业人口中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占比肯定超过一半。这一比例不仅超过世界大部分国家,也大大超过中国的经济结构对人才的需求结构。于是,会有一大批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去做只需相对低教育水平即可完成的工作,他们显然是overqualified。

发展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核心不是技术创新,而是组织效率上的创新。而共产主义政权的组织效率可以说是无与伦比的,因为传统社会的结构是以重化工业所需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秩序相拮抗的,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恰好会对传统做最为激进的改造。经过重新格式化后的社会,为计划经济的展开提供了最合适的土壤。

由于重化工业是在政治规划下发展起来的,其自运转、自发展的能力便会很差,这反过来会让经济对指令性计划有着更强的依赖性。而计划经济的这种绑定效应,又会抑制创新能力,因为创新的本质特征就是不可预期性,它依赖于一种自由的环境。这种创新一旦产生,会对计划构成严重挑战,所以会被抑制。结果就是,一国在通过计划经济推动本国的工业革命,又吃尽其技术红利之后,经济会陷入严重的低效状态,国民经济失衡的恶果到这时也会全面爆发。只有创新才能突破这种困境,但是计划经济恰恰抑制了这种自我迭代的经济机制,从而走向自我否定。中国就是在这样一种困境中,开始了改革开放。

虽然基于国家意志的“计划”在效率方面不能令人满意,但“计划外”的“成长”提供了“计划”所没有的自我迭代的创新能力。

与第一轮重化工业阶段相比,1999~2011年的第二轮重化工业阶段的增长机制有了深刻的变化:增长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具有较为可靠的市场导向基础,适应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需要,技术含量和附加值逐渐逐步增高,增长中基本形成了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中外合资或外商独资企业、民营企业三足鼎立的格局。

每一次工业革命的核心产业在初期之际都能获得超额利润,随着技术不断扩散,这个产业的利润率会下降到平均水平。但是,这个产业会构成下一次工业革命核心产业的基础设施或者前提。

截至2019年,AQUA只在三个国家做推广——日本、越南和印度尼西亚。从2012年至今,AQUA在越南已经成为仅次于三星的高端白色家电品牌。

目前海尔在全球一共有122家工厂,其中54家设在海外;在全球一共有10大研发基地,其中8个设在海外。

韩国、日本品牌在越南人心里就等于高品质、高质量,而中国品牌的低质量形象,则泛化到越南人对各种中国产品的印象中。

AQUA在越南对管理层的人员配置是,除了最核心部门的负责人由中国人担任之外,其他部门的负责人都采用“1+1”策略——一个中国人与一个越南人共同作为部门负责人。

之所以要有一个中国人,是为了更好的传递总部的战略。之所以需要一个越南人,是因为中国的管理人员不懂当地的文化和市场。仅靠中国管理人员是无法实现品牌本土化的,必须得有一个当地人站在同样层次的管理位置上,提供另一种视野。

AQUA在人力资源上的本土化程度已经很深了。整个公司从上到下共1600多人,其中只有10个中国人和2个日本人,剩下的全是越南人。

AQUA冰箱的材料总成本构成是这样的:从中国进口采购的占60%,主要是压缩机、风机等电器、线束部件和部分蒸发器制冷系统;另有10%来自泰国、沙特阿拉伯、日本等;还有30%来自越南当地的塑料和钣金件。

老侨毕竟是已经在越南生活了几代的人,他们对自己的身份认同首先还是越南人,或者再具体一点,是具有华人血统的越南人。他们与新侨之间的认同感,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深。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毕竟,真正的认同感,是需要通过共享的日常生活空间形成的。老侨与当地人之间有这种共享的生活空间与历史,与新侨则很少有这方面的共性。

网络时代的头部效应让各种数据越来越集中到几个大公司手中,这些公司对世界的影响力不仅是商业上的,而且在政治上也有了史上前所未见的影响力。但大公司彼此之间的数据可能处在一种隔离状态,这就会造成一种过去想象不到的新边界。

小国天然有进行多边外交的渴望。这是因为,在双边外交中,小国面对大国时的谈判地位非常不利;一旦进入多边外交,大国的优势地位马上会被多边的结构约束住,小国就可以大大改善自己的不利地位。但问题正出在这里。多边组织的民主特征是要靠投票来呈现的,可小国的票数和他们在国际秩序中的利益相关性并不成比例,大国的利益反倒无法在多边组织中获得恰当的表达与实现,于是大国会有杯葛多边组织的冲动。近年来,我们在国际政治中已经看到了大国的一系列杯葛之举,权责不对等困境是它们如此行动的重要原因之一。

4 有用
0 没用
溢出 溢出 8.2分

查看更多豆瓣高分好书

评论 0条

添加回应

溢出的更多书评

推荐溢出的豆列

了解更多图书信息

豆瓣
免费下载 iOS / Android 版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