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回现场

薛子风
2020-02-23 22:06:14 看过

“每块墓碑下都是一部世界史,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宇宙。”对于何为史学与史学研究,相信不同的史学工作者都有其独到的理解,而这恰恰是历史学的魅力所在。张玉法先生在台湾近史所治史过程中,在文献资料收集与整理方面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而这也为其在后面近现代政治史领域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在《民国初年的政党》一书中,张玉法先生涉及史料丰富,领域广泛,秉持“史实重建”的原则,尽量以客观的态度还原现场,而不是热衷于对理论的贩售。在这一点上,先生仿佛受到实证主义学派的影响,希冀通过历史事实不断的累计呈现其应有之义。

本书第一章探讨国人对于政党制度的认识与评价,以此说明政党政治自身所具有的多内涵性在移植过程中所带来的分歧。后面就民初形成的国民党与进步党进行深一步的研究,从两党的前身以及形成再到国会中的对抗,作者运用了大量的文献资料与档案,并从地域等要素进行有意识的归类,向读者展示了当时政党政治内部利益纠纷的复杂局面以及民众对于政党政治从期待到失望的过程,史料扎实,用功精深,令后辈赞叹。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考察民众对于政党政治心理变化原因时认为其与三权分立的制度本身有很大的关系:“传统中国政治行政权独大,今欲以立法权限制行政权,一般国民固难理解,行政部门尤直接受其害,故不惜破坏国会,以达到破坏制宪的目的。”换言之,三权分立制度本身不符合中国自古以来的政治文化传统,其移植难免受到原有制度的挑战与冲击。这从制度方面为我们提供了有关政党政治最终破产的有力解释。王奇生先生对于同一问题通过观察社会舆论以及当时人们心理提出:亡国的持续焦虑与“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感,是近百年中国走向自强独立与现代化过程中的最大驱动力,但也不可否认,这种焦虑与紧迫感,使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一只带有浓烈的激进与急于求成的色彩。即:面对当时政党政治在移植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强烈的“亡国”意识与“赶超”情结使得民众并没有选择等待而是急于寻求另一解决方法,这也为我们当时理解政党政治提供了另一视角。

该书的优点在于运用大量史料尽可能还原现场,缺点是其无形中降低了阅读的趣味性,提高了阅读难度。尼采认为,当科学理念与历史深度绑定后,历史学科日益专业化并且对越来越小的事情知道的越来越多,个体内在与外在世界产生断裂与隔阂,这个机械式的割裂具有的危险性,并呼吁“渴求作为根源,需求是我们的准则,主体内在的可塑性规定了历史的限度。”当然,这并非对于本书的批判,而想要说明的是作为一本看似是“资料库”的书,其阅读价值并不是在于对于过去史实的大量积累,而是带着问题意识反思中国近现代政治发展路径与不同方向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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