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理论中的政治意识

印象中，特雷•伊格尔顿的《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国内还有另外两个不同的译本，它们分别被翻译为：《文学原理引论》(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版，刘峰等译)和《当代西方文学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王逢振译）。这次北京大学采用的是伍晓明先生译本，最早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出版。
作为当今英国最负盛名的文学批评家、文化理论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特雷•伊格尔顿和美国的另一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詹姆逊分居当今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的两极。仔细的考察他们的不同时期的理论转向还真的能发现许多的相同点，比如，两人都是从文学研究入手逐步进入当代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领域；两人都以较大的热情投入了国际性的后现代主义理论争鸣；并且两人都积极投入当代文化研究的大潮之中。但是他们之间的不同之处也是非常的显著，最明显的一点就是反映他们不同的著作中，詹姆逊的著述风格多倾向于建构方面，在后现代的一系列的论争中多主张积极的对话，体现了文化的包容性。而伊格尔顿的著作中多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批判方面，他的特色是很少建构宏大的理论体系，批判多辛辣尖锐，但不乏理论的深度和学识，也许正是这种个人风格方面的原因，再加上他特意的“论著通俗化”倾向，这本《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一直让我爱不释手。
在书中，伊格尔顿大致的梳理了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流派的发展，先从俄国的形式主义开始，依次新批评理论、现象学理论、阐释学理论、接受理论、结构主义理论、符号学理论、后结构主义理论以及弗洛伊德开创的精神分析理论。这些在二十世纪不同时期把持文学理论界的各种理论流派都对当时的文学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们的功绩不可抹煞，但是伊格尔顿还是用他特有的敏锐和挑剔的眼光察觉出了这些理论流派的偏颇之处。他在序言中说：“如果人们想为20世纪文学理论的重大变化确定一个开始的时间，最好是定1917年，这一年，年轻的俄国形式主义者维克多•什克洛夫斯基发表了他的拓荒性论文《艺术即方法》（Art as Device）。”这似乎是一个心领神会的信号，对于二十世纪的文学理论而言，俄国的形式主义及其相关的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对他们的影响可以说致命的。也许可能对于某些文学理论流派而言，他们看似没有直接的受到俄国形式主义和索绪尔的影响，但是分析他们的理论手法和特点，却总是不谋而合。这点让那些自鸣得意的所谓的原创性理论家目瞪口呆。
本书虽然看似侧重对二十世纪的几种主流文学理论进行梳理，但伊格尔顿在对这种理论进行简单介绍的同时，暗中已经对其进行了解构。这种“解构主义”的分析文本的方式成为了书写本书的一大特色，并贯穿了本书的始终，对所有的文学理论流派的评价都毫不留情。以新批评理论为例，新批评理论虽然提倡对文本的“细读”，认为诗或者文学的文本是一个自足的、封闭的、完整的个体，看似不受外界文化氛围和环境的影响，但是这不过是那些文学研究者的“学术神话”罢了。实际而言，新批评理论正是对十八、十九世纪环境变化或者说政治变化的一个曲折反映，它所承担的文学的教化功能不但没有日渐的消弱，反而作为一种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日益的加强。伊格尔顿自始至终分析新批评理论出现的同时，都在不动声色的分析外界政治形势相应的变动，这种变动不仅十分的一致，并且十分的合拍。文学研究献媚似的，用自己的分内之事，忧虑着国家和政治统治。所谓的“细读”说穿开来不过是那些理论研究者的痴心妄想罢了。
法国结构主义者罗兰•巴特有一篇文章名字叫做《文本的快乐》，主要就是提倡说如果无法用明确的意义抓住作品，读者就可以“尽情享受挑逗人的符号滑动和浮沉不定、撩拨人的意义闪现”，和文本中的语言肌理进行一场众神的狂欢盛宴。但是伊格尔顿的对此的分析是：这种文本中结构的狂欢不过是法国1968年法国学生街头动乱的一个缩影。他们无力打破国家权力的结构，但是发现颠倒语言的结构还是可能的。学生运动日渐地从街上消失，他们被驱入了地下，转入了话语领域。
对伊格尔顿而言，本书想要说明的是我们的所谓的“纯文学理论”不过是一种学术神话，根本不可能存在。他的目的不过想表明，我们的文学理论一直和我们的政治相关，“在本书中，我从头到尾都在试图证明，现代文学理论的历史是我们时代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史的一部分”。他继续一针见血的指出要点，“文学理论不应因其政治性而受到谴责，应该谴责的是它对自己的政治性的掩盖和无知”。这种论调让我想到了开头提到了另一位美国的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家詹姆逊在他的一篇名为《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的论文当中，所提到的一个重要论点：所有的第三世界的文学文本均带有寓言性和特殊性，我们应该毫不例外的把这些文本当作民族寓言来读。在他看来，第三世界的文学文本的特殊性就在于时刻处在与第一世界文化帝国主义的生死搏斗中。这种令人丝毫不能质疑的观点和伊格尔顿的政治性的文学批评如出一辙，口气让人绝望。他们所提倡的政治性的文学批评也许仅仅比较适合西方的文学理论的发展，而对于国内一直深受政治意识形态迫害的文学批评来说，非但不能矫枉过正，反而可能愈陷愈深。对于刚刚走出革命和政治意识形态的中国文学批评来说，我反而觉得那些“纯文学理论”的提法比较符合我们现阶段文学和文学理论的发展。
思郁
2007-10-9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