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戴震全书》、《戴震全集》与《戴震文集》

kento
2020-02-21 看过

简而言之,黄山这套《戴震全书》(1995)相比清华出的《戴震全集》(1991)以及中华出的《戴震文集》(1980),收录较为全面,排版较为舒适,分类归纳合理,但各有优劣,以下举例说明。

1、说明。《全书》各篇前的说明用力至深,读过可对该篇收录的戴氏文字做一基本但必要的了解。中华《文集》虽然收录的文集较多,但是对于文集的背景较少提及,诸如作者是否有争议,原文题目是否如此等等。而这一问题,在《全书》和《全集》中都有较为全面的注释,值得称赞。二者中各有长处,《全书》将戴氏文集划分为《东原文集》、《戴东原先生文》、《戴氏杂录》、《补遗》以及《与段茂堂等十一札》五部分:

《东原文集》:孔继涵的微波榭本与段玉裁的经韵楼本互校。

摘自《戴震全书》

《戴东原先生文》,从李盛铎麟嘉馆藏书的手稿中整理而得,多记录先生在山西的活动,有先生自己所做,也有帮修文稿。

摘自《戴震全书》

《戴氏杂录》:北大图书馆藏,没有封面,没有题跋。1、先生修县志的体例多在此。1、判定收入先生文集的文章是否为先生所做。比如《记洞过水》一文,事实上是段玉裁所作,先生修改,而段氏在编著时,把此文编入先生文集,后人不知,反而争论起来。3、判断现行文章的来源,比如《尔雅文字考》原名为《尔雅注疏笺补》,或与任大椿著述重名,改名为《尔雅文字考》。事实上,类似重名的现象,甚至重复考证,在先生初学时也曾发生,《续方言》成书后,发现与杭世骏有所重复。

《补遗》

《与段茂堂等十一札》收录了先生与徒弟兼好友段玉裁的往来书信,第十一札是先生逝世前七日所作。《全书》称其为绝笔。而在这封信中,先生所书感悟,读来也是获益,或可说是其一生的感慨。

《与段茂堂等十一札》第十一札

2、辑佚。《全集》在辑佚上用功较多,存有《全书》没有收录的有:从秦蕙田主编的《五礼通考》中辑出戴震的部分——《论观象授时》;收入胡适辑出的《水经注校本自记》;从黄汝成《袖海楼文录·杂著》中辑出《古今岁时考》;从周永年《制义类编》中辑出《吾十有五》、《旅酬下为上》等。

《全书》虽然较《全集》缺失六篇,但其也不无惊喜。在最后《附言谈辑要》,收录了戴先生对多位学者的评价,言简意赅,既可以看出先生学术倾向,也对后学了解前辈学者的风格提供了借鉴,更为重要的是,对现实秉性也有所了解。除去对学者的点评外,先生还道出读书著述时的心得,诸如“为古文当读《檀弓》”、“《周易》当读《程子易传》”、“精神好时,《勾股割圆记》三篇不必要注,便就本文可以了然”、“《割圆》全体,只吃一杯茶时,洞然了澈。”

对于学者,我总是习惯先看人,再观其学术,这样难免先入为主,比较学术和人品的关系实在难以定夺。但,对其生平、言语、行径有所了解,再读其书,总觉得略微亲切些,而不只是白纸黑字的集合。最早知道戴先生,是借他人之口听闻,似乎这人狂妄不可一世,颇为恃才放旷。然而,粗粗翻过《全书》,不禁大惊,这样的形容词怕是过于偏颇。先生有才确实,但狂妄一说确有夸大。学术上的辩驳是学者们难以避免的一道坎,即使不欲与人一争高下,也难免被作为参考文献引用,此时即使你没发声,但即使日后有相关论述,也难免不被当做回应。而先生作学术之严谨认真,面对难以苟同之论,必有所发挥。人之常情而已。

至于狂妄,怕是很难体现。先生家境一般,科考不算顺利,即使赴京科考、入馆编修,也屡次出现寄人篱下之景,后身体不适,仍需讲学维持生计,在于生友段玉裁的书信中常见此类描述。先生虽未露叹息之情,但每每读起,隔着文字却为其扼腕。除此,看看先生与友人往来书信,更不见蔑视他人之色,或是对自身学问的赞扬,尤其《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多次易题,终究写成,文字间款款情义,诚挚可鉴。而对于前师江慎修,即使学术相异,也不见批驳。对于先生其人其才,仍旧是值得重新思索。

3、考证。《全书》不只是对戴先生文字的收录,考证之处也时常精彩。这里,且以段若膺所做《戴东原年谱》为例,书中对年谱进行了详细的考证,指出段氏失误处若干,比如戴先生从学江慎修的年岁,被段氏提前了十一年。将订补列入《全书》实在必要,于学者而言,最直接的便是可以避免引用失当而贻笑大方。而其考证,也着实精彩,值得细细品读。

年谱,不仅对了解先生生平大有裨益,而且对于其学术概况也不可或缺,甚至在编订文集时也十分重要。诸如《全集》从《湖海文传》中辑出的一篇文章,无题,但在年谱中“21年丙子”有《读淮南子洪保》,遂以此命名。

除此,《全书》对《毛诗补传》进行了考证,认为《戴氏经考》应为未刊行的《毛诗补传》,而《文集》称其为《戴氏诗经考》。所以,先生关于诗经的三部论著顺序是30岁作成《毛诗补传》(曾被称为《戴氏经考》),但先生认为不完整,遂未刊行。后又写成《毛郑诗考正》;至44岁,完善《毛诗补传》写成《杲溪诗经补注》,但终究未完成,只做周南、召南两篇。至今,关于戴先生的诗经观点其体例,还应属《毛诗补传》。(序曰:

4、改名。前文提到《全书》缺失几篇,但其中不乏同篇异名现象。比如《全集》中的《与段若膺论理书》,《全书》收入《与段茂堂等十一札》中,是为第九札,并无题目。而《全集》中此篇并无注释表明是编者后加题目,《全书》也未注明原文是否有篇题。而中华《文集》有《与段若膺论理书》一篇。如此看来,《全书》删减题目统一归入书札可能性较大,但也不排除《全集》参考《文集》的可能。若对此不甚了解,在引用时,《全集》自然比《全书》更为妥当(或不尽然)。

还有一篇较为复杂,《全集》有一篇《周礼媒氏解》(6-3331),文字与《全书》中《戴氏杂录》的《诗摽有梅解》完全相同,句读断章略有不同。《全书》认为此篇是《杲溪诗经补注》中《摽有梅》(2-34)的初稿,可以看出先生学问从《周礼》始(6-501)。

《全集》中的《毛郑诗考正》(2-1242)文字同《杲溪诗经补注》。

《全书》中的《经考》有《在玄机玉衡以齐七政》,在《全集》中分为两篇,为《玄机玉衡解》、《七政解》,并注明从陆曜《切问斋文钞》辑得。虽辑佚十分细心,但不知算不算得对戴先生著述的忽略?氏著《经考》已经存有该篇,却从他人文集中取得,略有南辕北辙之嫌。

总之,三部书分类标准不一,若想做出更为合理的辑佚,需要对先生生平及学术背景有所了解,比较起来,《戴震全书》更进一步。作为参考文献,《全书》与《全集》应该互为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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