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将完成
《鱼丽之宴》,那里有我想要知道的答案,关于木心。睡前醒后车上行中,一直拉着他的手,不肯松。直到合上书,终于得以歇息。因为,我终于知道,木心终究会成就一个“完成”的人生,就算不在,此时,现世。我是无力评论他的,只能轻轻地触碰,缓缓地感受,他的文字就像是一股轻灵的泉水,温和地滋养着我,身浸其中,我竟然真的是不能言语当中妙处。只能默默地念,那些智达而又柔软的文字:
浅浅的知识比无知更使人栗六不安。深深的知识使人安定,我们无非是落在这样的一片浅浅深深之中。
人们看我的画,我看人们的眼睛。
时间是铅笔,在我心版上写许多字。时间是橡皮,把字揩去了。那拿铅笔又拿橡皮的手,是谁的手?谁的手。
天空有一堆 无人游戏的玩具,于是只好,自己游戏着,在游戏着,在被游戏着。
自由主义的、希腊思潮的,如“哈姆雷特”。极权主义的,希伯来思潮的,如“唐吉诃德”。一是明智的怀疑,一是专横的信仰,一种现世、快乐、审美,一重未来、苦刑、义务。彼此消长起伏,居然从古到今势不两立。
像对待书一样地对待人,像对待人一样对待书,我是这样学习的。
识时的知趣的现代诗人都种感觉,重悟性,用眼来听,用耳来看,用皮肤来思想,用脑子来抚摸——现代诗人是冷贤得,善节制,风雅内敛,虽然未必入圣,却是早已超凡。
所谓“浓得化不开”者的呢,化不开是事实,浓倒不一定浓,也许是稠浊。
我信仰“信仰”。
而人类始终只能独白。科学家、哲学家、艺术家,三个哈姆雷特在一个戏台上同时独白。三个哈姆雷特的独白,第一个咬字清晰,第二个条理分明,第三个声调优美。
世界是整个儿的,历史是一连串的,文学所触及的就是整个儿世界和一连串的历史。有点,有线,然而如果是孤立的点,断掉的线,经不起风吹雨打。故意触及,是个人性的,必然触及,是世界性的;表面触及,是暂时性的,底层触及,是历史性的。
繁华不堪的大都会的纯然僻静处,窗户全开,爽朗的微风相继吹来,市声隐隐沸动,犹如深山松涛……电话响了,是陌生人拨错号码,断而复续的思绪,反而若有所悟。
现代人(现代社会)缺乏或丧失两种远景:历史远景,理想远景。旧信仰式微之后,新信仰没多久就恶性地破灭了,再新的信仰,萌发不起来。
写作是快乐的,醉心于写作的人,是个抵赖不了的享乐主义者。
“文化”,原具有对现实的批判性、否定性、抉择性(超越现实的追求),然而当代工业社会文化,连一点内心自由和精神上的判断力也保持不住,整个社会沦为单向度的维护既成秩序的肯定性文化。
中国的现状时,有的地方“元”而不“多”,有的地方“多”而不“元”,“文化”一直在商品和政令的夹缝中喘息,中国文化可真经得起折腾,这个韧性,也许便是希望之所在,不妨提前“其言也善”,走着瞧而瞧着走吧。
中国的历史是和人文交织浸润的长卷大幅,西方的智者乘船过长江三峡,为那里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饱涵人文精神而惊叹不止。
中国文化发源于西北,物换星移地往东南流,流到江浙就停滞了,我的童年少年是在中国古文化的沉淀物中苦苦折腾过来的,而能够用中国古文化给予我的双眼去看世界是快乐的,因为一只是辨士的眼,另一只是情郎的眼——艺术到底是什么呢,艺术是光明磊落的隐私。
你可曾觉得二律之间有空隙,那终于要相背的二律之间的空隙,便是我游戏和写作的场地。
珍珠是印象,穿过珍珠的线是主见,这样就是一串项链,先是看不见的,是不能没有不能断的。
若问我为何离开中国,那是散步散远了的意思。
至于文学家个人的幸与不幸,则在乎一己所遇的是什么样的朝代,我以前总认为自己坐的是夜行车,驶过风警极美的地带,窗外大片黑暗,玻璃映见的是自己的脸……而今渐渐看到一层薄明头上车窗来。为柏林墙的推倒,我写了一首诗,目睹苏联的崩溃解体,我又写了一首更长的诗,艾略特所见的是沉寂的“荒原”,我们面临是喧嚣愤怒的“绝处”“死地”,但仍能听到阵阵钟声,闻者知是报丧,不知是新的福音,我们还参加过敲钟人的生日派对哩。
不料造化弄人,像夏加尔所画的,从埃菲尔铁塔那边飞来一对天使,男的说:尔当作文章,写了交给我。女的说:你答应,我们就会巴黎,不答应,我们坐在这里不走。男女天使一起说:不要结婚,要写文章——记得我当时确乎昏昏沉沉清清楚楚地允承下来,街头送别天使后上楼就写,一些十六年。
粉墨登场,粉墨是人事,场是天命。
以粉墨登场而换来的知名度是“行过”,洗尽铅华至心朝礼于艺术才有望于“完成”,我在《战后嘉年华》中再三感叹“我曾见的生命,都只是行过,无所谓完成”。现实中,所见者笑,而在历史上,就大有人真是完成了才离开的世界,而其业绩从此与世共存。
历史还公道于人心,不必以公道还我,彼者无身无名可减,江河自然不废而大流,杜子美知之,予亦制止。
海峡一岸是自绝于传统文化,曲解了世界文化,海峡另一岸是曲解了传统文化,自绝于世界文化——文化断层必然是连带风俗习惯人情世故一起断掉的,所以万劫不复。
我恨这个既属于我而我亦属于它的二十世纪,多么不光彩的丧尽自尊的一百年,无奈终究是我借以度过青春的长段血色斑斓的时光,我,还是,在爱它。
二十世纪明明是辜负了十九世纪的寄托,是对不起十九世纪的。
浅浅的知识比无知更使人栗六不安。深深的知识使人安定,我们无非是落在这样的一片浅浅深深之中。
人们看我的画,我看人们的眼睛。
时间是铅笔,在我心版上写许多字。时间是橡皮,把字揩去了。那拿铅笔又拿橡皮的手,是谁的手?谁的手。
天空有一堆 无人游戏的玩具,于是只好,自己游戏着,在游戏着,在被游戏着。
自由主义的、希腊思潮的,如“哈姆雷特”。极权主义的,希伯来思潮的,如“唐吉诃德”。一是明智的怀疑,一是专横的信仰,一种现世、快乐、审美,一重未来、苦刑、义务。彼此消长起伏,居然从古到今势不两立。
像对待书一样地对待人,像对待人一样对待书,我是这样学习的。
识时的知趣的现代诗人都种感觉,重悟性,用眼来听,用耳来看,用皮肤来思想,用脑子来抚摸——现代诗人是冷贤得,善节制,风雅内敛,虽然未必入圣,却是早已超凡。
所谓“浓得化不开”者的呢,化不开是事实,浓倒不一定浓,也许是稠浊。
我信仰“信仰”。
而人类始终只能独白。科学家、哲学家、艺术家,三个哈姆雷特在一个戏台上同时独白。三个哈姆雷特的独白,第一个咬字清晰,第二个条理分明,第三个声调优美。
世界是整个儿的,历史是一连串的,文学所触及的就是整个儿世界和一连串的历史。有点,有线,然而如果是孤立的点,断掉的线,经不起风吹雨打。故意触及,是个人性的,必然触及,是世界性的;表面触及,是暂时性的,底层触及,是历史性的。
繁华不堪的大都会的纯然僻静处,窗户全开,爽朗的微风相继吹来,市声隐隐沸动,犹如深山松涛……电话响了,是陌生人拨错号码,断而复续的思绪,反而若有所悟。
现代人(现代社会)缺乏或丧失两种远景:历史远景,理想远景。旧信仰式微之后,新信仰没多久就恶性地破灭了,再新的信仰,萌发不起来。
写作是快乐的,醉心于写作的人,是个抵赖不了的享乐主义者。
“文化”,原具有对现实的批判性、否定性、抉择性(超越现实的追求),然而当代工业社会文化,连一点内心自由和精神上的判断力也保持不住,整个社会沦为单向度的维护既成秩序的肯定性文化。
中国的现状时,有的地方“元”而不“多”,有的地方“多”而不“元”,“文化”一直在商品和政令的夹缝中喘息,中国文化可真经得起折腾,这个韧性,也许便是希望之所在,不妨提前“其言也善”,走着瞧而瞧着走吧。
中国的历史是和人文交织浸润的长卷大幅,西方的智者乘船过长江三峡,为那里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饱涵人文精神而惊叹不止。
中国文化发源于西北,物换星移地往东南流,流到江浙就停滞了,我的童年少年是在中国古文化的沉淀物中苦苦折腾过来的,而能够用中国古文化给予我的双眼去看世界是快乐的,因为一只是辨士的眼,另一只是情郎的眼——艺术到底是什么呢,艺术是光明磊落的隐私。
你可曾觉得二律之间有空隙,那终于要相背的二律之间的空隙,便是我游戏和写作的场地。
珍珠是印象,穿过珍珠的线是主见,这样就是一串项链,先是看不见的,是不能没有不能断的。
若问我为何离开中国,那是散步散远了的意思。
至于文学家个人的幸与不幸,则在乎一己所遇的是什么样的朝代,我以前总认为自己坐的是夜行车,驶过风警极美的地带,窗外大片黑暗,玻璃映见的是自己的脸……而今渐渐看到一层薄明头上车窗来。为柏林墙的推倒,我写了一首诗,目睹苏联的崩溃解体,我又写了一首更长的诗,艾略特所见的是沉寂的“荒原”,我们面临是喧嚣愤怒的“绝处”“死地”,但仍能听到阵阵钟声,闻者知是报丧,不知是新的福音,我们还参加过敲钟人的生日派对哩。
不料造化弄人,像夏加尔所画的,从埃菲尔铁塔那边飞来一对天使,男的说:尔当作文章,写了交给我。女的说:你答应,我们就会巴黎,不答应,我们坐在这里不走。男女天使一起说:不要结婚,要写文章——记得我当时确乎昏昏沉沉清清楚楚地允承下来,街头送别天使后上楼就写,一些十六年。
粉墨登场,粉墨是人事,场是天命。
以粉墨登场而换来的知名度是“行过”,洗尽铅华至心朝礼于艺术才有望于“完成”,我在《战后嘉年华》中再三感叹“我曾见的生命,都只是行过,无所谓完成”。现实中,所见者笑,而在历史上,就大有人真是完成了才离开的世界,而其业绩从此与世共存。
历史还公道于人心,不必以公道还我,彼者无身无名可减,江河自然不废而大流,杜子美知之,予亦制止。
海峡一岸是自绝于传统文化,曲解了世界文化,海峡另一岸是曲解了传统文化,自绝于世界文化——文化断层必然是连带风俗习惯人情世故一起断掉的,所以万劫不复。
我恨这个既属于我而我亦属于它的二十世纪,多么不光彩的丧尽自尊的一百年,无奈终究是我借以度过青春的长段血色斑斓的时光,我,还是,在爱它。
二十世纪明明是辜负了十九世纪的寄托,是对不起十九世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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