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学 诗艺》小记

part 1 《诗学》

很早以前就听过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了，当时对这位大家的了解不够多，只知道他是一位科学家，竟然还写出《诗学》这样人文方面的理论著作来，惊讶之余不禁觉得佩服。这次我选择了他堪称西方美学奠基之作的《诗学》。

在阅读过程中了解到亚里士多德不仅是世界上伟大的科学家，还是哲学家、教育家，他是柏拉图的学生，亚历山大的老师。“作为一位百科全书式的科学家，他几乎对每个学科都做出了贡献。他的写作涉及伦理学、形而上学、心理学、经济学、神学、政治学、修辞学、自然科学、教育学、诗歌、风俗，以及雅典法律。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构建了西方哲学的第一个广泛系统，包含道德、美学、逻辑和科学、政治和玄学。马克思曾称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哲学家中最博学的人物，恩格斯称他是古代的黑格尔。”

“《诗学》原名为《论诗》，意即《论诗的艺术》，据说是亚里士多德的讲义。是欧洲美术史上第一篇最重要的文献，并且是马克思主义美学产生以前主要美学概念的依据。

在《诗学》中，他先确定研究的对象是诗，指出诗和其他艺术的异同，然后把诗分类，分析各种诗的成分和各成分的性质，逐步找到规律，探索各种诗的创作原则。《诗学》现存二十六章，主要讨论悲剧和史诗。对现存26章的内容，有六分说、五分说、三分说三个分法。在《诗学》中，亚里士多德表达了对艺术及悲剧的观点，认为艺术的本质是摹仿；而‘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

《诗学》可以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包括第一至第五章。亚里士多德先分析各种艺术所摹仿的对象（在行动中的人）、摹仿所采用的媒介和方式；由于对象不同（好人或坏人），媒介不同（颜色、声音、节奏、语言或音调），方式不同（叙述方式或表演方式），各种艺术之间就有了差别。亚里士多德进而指出了诗的起源。他随即追溯悲剧与喜剧的历史发展。

第二部分包括第六至第二十二章。这部分讨论悲剧，亚里士多德先给悲剧下定义，然后分析它的成分，特别讨论清洁和“性格”，最后讨论悲剧的写作，特别讨论词汇和风格。

第三部分包括第二十三至二十四章。这部分讨论史诗。

第四部分，即第二十五章，讨论批评家对诗人的指责，并提出反驳这些指责的原则和方法。

第五部分，即第二十六章，比较史诗与悲剧的高低，结论是：悲剧能在较短的时间里产生艺术的效果，达到摹仿的目的，因此比史诗高。”

对我的观点更新较大的就是亚里士多德的“摹仿说”，对此观点我想简单谈一下。他在《诗学》第一章就开宗明义：“史诗的编制，悲剧、喜剧、狄苏朗勃斯的编写及大部分供阿洛斯和竖琴表演的音乐，这一切总的说来都是摹仿。”

“摹仿”是《诗学》的中心概念和出发点，是亚里士多德文艺理论的基础与核心。他认为“诗之为诗，不在于它压韵、分行与文采，而是因为它是摹仿的产物”。《文学概论》上介绍过模仿说这一理论，还有艺术起源于游戏、起源于巫术、起源于季节变换的符号之说。摹仿的提出很难理解。因为人从一开始就不会艺术，随着各种摹仿，渐渐的就产生了艺术的各种形式。可能摹仿鸟儿唱歌，于是可能会产生音乐，摹仿动物的手舞足蹈，可能就产生了舞蹈，而文学这种只有人类独有的，到底最初是摹仿什么才产生的呢？对此，我依旧没有明白。

而他认为悲剧是高于史诗的一种艺术形式。对于这一观点我又有些不能理解，我认为不论是悲剧、喜剧、还是史诗，都只是一种艺术形式，并且存在即意义，存在即价值，既然这些不同的文体能够并行于世，就说明它们都有各自存在的理由。悲剧能够给人以心理的震撼，喜剧能够给人带来某些笑料，史诗尤其厚重和具有沧桑感。他们各自有各自的特点，对于不同情感和事情的表达与叙述能够达到不同的效果，如果莫里哀用史诗的形式来写作《伪君子》的话，恐怕就不能有他本身创作的喜剧《伪君子》更加的流畅自然了。所以我觉得每一种通过文体都有它存在的理由，没有高低之分，也没有优劣之别。

part 2 《诗艺》

“古罗马帝国诗人、批评家贺拉斯的《诗艺》在欧洲古代文艺学中占据一个承前启后的地位，它上承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下开文艺复兴时期的文艺理论和古典主义文艺理论之开端，对十六至十八世纪的文学创作，尤其是戏剧和诗歌，具有深远影响。”

“《诗艺》是贺拉斯写给罗马贵族皮索父子的一封诗体信简，共四百七十六行。信中，他根据自己的创作实践，结合当时罗马的文艺现状，提出了有关诗和戏剧创作的原则问题。

这封信大致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开始的七十几行。在其中，作者提出了他的总原则：一切创作都要合乎“情理”；一部作品要注意整体效果，结构要首尾一致、恰到好处；食物是不断地发展变化的，所以允许创新，但创新不能超过“习惯”所允许的范围。

第二部分为接下来的两百行。主要谈戏剧。贺拉斯一方面强调作家应有生活感受，另一方面有强调程式的重要性；剧种、人物、场景、诗格都应有一定的程式；题材最好利用现成的，才容易被人接受，而在组织安排上可以出奇制胜，化平庸为神奇，这样来体现首创性。

第三部分为最后两百行。主要谈论文学创作问题：他特别强调作者的判断在文学创作中的作用，一个作家要能判断什么该写、什么不该写；他强调了文学的开化作用和教育作用，文学要达到教育的效果，必须寓教于乐，不仅要内容好，而且艺术也要高超，语言要精练，允许虚构以便引人入胜；为了引人入胜，形式（包括语言）必须仔细琢磨，必须臻于上乘而后已，错误难免，但诗歌最忌讳平庸；天才固然重要，但必须与刻苦的功夫相结合，并且刻苦的功夫更为重要；其次要警惕那些评价中的溢美之词、善于听取忠实的批评，以便一再修改。”

我个人觉得他的这几个观点对于启发颇大。

第一，贺拉斯说“诗人要有判断力” 。在贺拉斯的《诗艺》中, “判断力”是指作者正确的思辨能力,也就是作者在创作以前应该具有知道写什么和知道怎样写的能力。他明确指出:“要写作成功，判断力是开端和源泉。”在这句话中，说判断力是写作的开端，这比较好理解，但为什么说判断力是写作的源泉呢? 我想这是因为，在贺拉斯看来，诗人在创作前必须先具有判断力，“如果一个人懂得他对于国家和朋友的责任是什么，懂得怎样去爱父兄、爱宾主，懂得元老和法官的职务是什么，熟悉将领的作用，那么他也一定懂得怎样把这些人物的合情合理。”

对于这一点我非常认同，我认为判断力和作家的创作是相互促进的。凡是创作，都需要作家先有所判断，判断自己的写作主题是什么，写作的体裁是什么，写作的价值取向是什么，写作的素材有哪些，不但要知道自己写什么，还明确自己应该怎样去写。而作者有了判断力，就可以更好地认识、感受和体验生活。

第二，贺拉斯主张作者应该从寻常的实例中去寻找创作的灵感，通过创作手法的创新从而使平常的事物升到辉煌的峰顶。这一点很让我受启发，我一直以为素材越新奇越好、观点越新颖越好，最好是别人都未用过的词语、语法，以为这样才能够不落窠臼。然而创新固然重要，但是文学创作贵在点铁成金，化腐朽为神奇。贺拉斯却指出:“要能把人所尽知的事物写成新颖的诗歌……使平常的事物能升到辉煌的峰顶。” 这样，他言简意深地揭示了艺术创造的深刻哲理。

对于艺术创作来说，选择新鲜的材料固然有利于创作，但关键是对大家所熟悉的材料能有新的发现，有独到的认识。平庸与创新是相对的，因而，贺拉斯坚决反对创作中的平庸。他告诫说：“世界上只有某些事物犯了平庸的毛病还可以容忍” ，“唯独诗人若只能达到平庸,无论天、人或柱石都不能容忍。” “一首诗歌的产生和创作原是要使人心旷神怡，但是它若是功亏一篑不能臻于上乘，那等于一败涂地。”

第三，要反复修改。文学创作的最后一道工序是修改定稿，对此，贺拉斯表现出了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他主张写完稿子以后，“要压上九个年头，收藏在家里。没有发表的东西，你是可以销毁的：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此外，他还警示我们面对他人对作品的评价，应该本着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的原则，正确对待那些或客观或主观的评价。那些溢美之词会模糊我们的视线，“假意奉承的人比真正赞美你的作品的人表现得更加激动” ，极易使我们沉溺其中，从而丧失进步的可能；“正直而懂道理的人对毫无生气的诗句，一定提出批评；对太生硬的诗句，必然责难；诗句太粗糙，它必然用笔打一条黑杠子；诗句的辞藻太繁饰，他必删去；说得不够的地方，他逼你说清楚；批评你晦涩的字句；指出应该修改的地方。” 对于那些批评之词，要怀着一颗虚心求教的心，相信忠言逆耳利于行，在批评中修改提高。

这是我读的第一本关于文学创作的外国理论作品，但由于这本书是书信体写成的，所以读来觉得十分亲切，就像一位年迈长辈耳提面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