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华北世家大族衰败原因探析
不光是博陵、清河二崔，中国中古时代的世家大族在唐朝之后全部衰落了，唐朝是士族最后辉煌的朝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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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隋朝开始，九品中正制度的废除开始，乡举里选消失了，世家大族所依赖的维持累世冠冕的制度也没了，古代有一个官职叫“大中正”，从名字就能看出来是九品中正制的产物，如果有朋友详细看过《北史》或《魏书》这类有关北朝的正史就会发现，北朝时期世家大族子弟几乎都担任了本州（老家）大中正，这也就意味着这一片选出来的官员基本都是他们家或他们亲家的，完全是垄断了一方，而到了唐朝，由于没有九品中正制了，只能靠科举和门荫入仕，为了取得功名和维持家族地位不坠，士族族人只能大规模离开祖居之地，进入两京地区居住（在京城一带居住对于科举有更多便利的条件，唐代长安一年的举子数量就是其他地方的好几倍，但这里面实际上绝大部分都是外地人，毛汉光先生将这种士族籍贯与郡望脱离的现象称为“士族中央化”），中央化虽然维持了士族冠冕不断，但带来的问题就是士族自身的力量随之被越来越弱化，虽然其在士宦上依旧发达，比如博陵崔氏，15位宰相，从唐太宗的崔仁师到唐昭宗的崔远，盛衰与唐始终，但却在五代之后彻底衰落了，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一切看起来很突然，但其实士族的消亡背后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同样经历了百余年。
解释这个问题很简单，搞清楚为什么古代世家大族能维持百年门阀地位不衰的原因就基本懂了，无非主要是依靠以下两个因素：
一，世代承袭的优良家学家风
举一个典型的士族——范阳卢氏，从谱系传承、士宦情况、士林之名等要素综合来看，除了二崔之外，没有能与范阳卢氏比肩的士族，以至于崔卢成为后世豪阀的代名词（苏轼《陈季常所畜朱陈村嫁娶图》：“闻道一村唯两姓，不将门户买崔卢”），范阳卢氏是中古最著名的儒学礼学世家，世代承袭“三礼学”，在北朝时期家学成就极高，著作无数，北魏卢靖一门三子，分别在西魏、北周、北齐三朝担任了至少五位天子、数位诸侯王的老师，而卢靖所在的也只是范阳卢氏众多房支其中的一房（号称“北祖帝师房”），这种数代担任皇王之师的荣耀是其他家族难以媲美的，范阳卢氏家族从卢植起家，历代都是一流高门，靠的就是学问，唐宋八大家中柳宗元的母亲卢夫人就出自范阳卢氏北祖帝师房，祖上连续五代都是大儒（《柳宗元集·卷二十四》：外氏之世德，存乎古史，扬乎人言，其敦大朴厚尤异乎他族。由遵而上，五世为大儒，兄弟三人咸为帝者师。），由于父亲早早就亡故了，柳宗元是从小被卢夫人带大的，母亲对他成长启蒙教育做出了巨大贡献（参考：《先太夫人河东县太君归衬志》），柳家大小几乎都是卢氏操持起来的，以卢氏为代表的人物不仅扩大了家族的关系网，还树立了家门风范，范阳卢氏之名也更加响亮，正如韩愈《扶风郡夫人墓志铭》所述“内外亲咸曰：卢某旧门承守，不失其初，其子女闻教训，有幽闲之德，为公子择妇，宜莫如卢氏。”，
柳宗元父亲属河东柳氏，唐朝第二流士族，母亲范阳卢氏为一流士族，在唐朝那个注重门第的年代，柳宗元光靠出身，足够他一辈子吃穿不愁了，而柳宗元本人的水平也算对得起他的显赫家世，并没有因为出身好就成为败家子，类似的还有诗佛王维，王维是他母亲博陵崔氏带大的，王维母亲崔夫人是高僧大照禅师的弟子，一位虔诚的佛教徒和画家，崔氏的教育对王维的人格养成、文学素养等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有兴趣可以自己查阅，在唐代哪怕是家道已经破落的士族子弟，凭借着家学礼法之美名，过来攀亲的人也能踏破门槛，尤其是五姓这种顶尖级别的，科举方面将经学转为进士科所需要的策论、文学等知识对于士族也并不难，这就是为什么虽然科举制推行了，但唐朝士族在官宦上看起来仍然很强的一个主要原因，家学优势，既能维持自身官宦又能建立起庞大的社会关系网，当然可能有人会说那时候科举答卷不糊名，士族会提前向考官打招呼，举子都是内定的这类的话，当然也有这方面因素，不过如果没有家学底蕴在，想光靠先祖留下的社会关系网就在唐朝维持200多年高门地位，那是不可能的，清望是士族最重要的，因为不当官那只是一时的，而没了名望就真完了，名望靠的就是世代承袭的家学家风，这也就是为什么唐初五姓七族在士宦上几乎全都破落，却还受百姓追捧的原因，因为他们知礼数家风好，家学渊源流长，谁能和他们攀亲，就意味着能带动自己家族的复兴，尤其是娶到士族女，在门阀时代，父权是绝对强过夫权的，士族重视家庭教育，所以即便是女子往往也能受到良好的教育，有良好的母仪母教，嫁到夫家，其家庭地位也不低，往往能教育出优秀的子女，这大概是那个时代不多的优点之一（参考：唐代山东士族家庭文化研究）
二，对于祖居之地的高强度掌控力（经济、政治等各方面），这个的根源其实就是九品中正制度扶植起来的。
中古谈到士族就不得不提及南北朝，崔氏主支是生活在北朝的，而南朝当时同样有许多高门，不同的是南朝侨姓士族除兰陵萧氏外其他在隋灭陈之后全部衰败了，即便没有全灭，在唐朝时基本上也已经沦为了三流家族，没有什么影响力了，虽然这里面有多次战争打击因素在内，但其实更关键因素在于他们“侨姓”的身份，王谢等一群北方士族跑到江南跟本地三吴士族“顾陆朱张”分蛋糕，抛弃了家族在北方经营多代的关系网，去江左重新建立高门地位，虽然琅琊王氏辉煌一时，就连皇族司马家都要依附于他们家，史称“王与马，共天下”，以至于东晋初年朝中半数以上都是王家以及与其相关的人，看起来是很辉煌，似乎是避开了北方的战乱，但其实未来要面临的矛盾只会更多，东晋真正可利用可开发的地方就那么大，本地土著和侨姓的矛盾，侨姓内部的矛盾等等，这些矛盾在东晋中后期就开始凸显，王谢桓庾轮流执政，手握大权，有些家族兴起很快，衰落也很快，代表就是颍川庾氏，而王谢也只是比他们好一点而已，东晋灭亡之后，从刘宋开始，侨姓士族地位一朝不如一朝，南朝最后一个朝代陈朝是江南寒族陈霸先建立的，对士族更不会有什么好待遇，侯景之乱、卢循孙恩起义、西魏破江陵，隋灭陈……本身没有多深的根基，加上这些战争，所以这些侨姓最后就彻底被打废了，兰陵萧氏特例是因为他们及时加入了西魏北周政权（西梁萧詧那一支），因此才保住了家族繁荣，从永嘉之乱后是南渡江左还是留守故乡的选择开始，王谢就已经输给崔卢了，留守在北方的士族虽然经历了五胡十六国时期一阵子大乱，却是浴火重生，且衰败的也更晚，异族入主中原，是不可能不依靠士族的，南北朝中对后世影响最深远的北魏，是由灭后燕开始而入主中原的，最先接触的是以崔卢为代表的河北大族，因此奠定了他们之后第一高门的地位，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
那么北朝时期，留守在北方的士族究竟具体是怎么生活呢，对祖居的乡里有多强的掌控力呢，根据学者考证，当时世家大族是“双家化”，简而言之就是国都平城、洛阳、邺城以及本贯都有居住，在本贯居住的人数甚至还占了绝大多数，根据文献记载，北朝时赵郡李氏曾经在太行山东麓一个叫“李鱼川”的地方聚集几千家上万族人同居一地，生活上互相扶持，到了过节日的时候，大家会聚在一起共同祭祀先人、宴饮聚会，赵郡李氏在北朝后期还出了李士谦这样一位隐居在民间的“圣人”，其虽只活动在赵郡，但影响力却传到了隋朝尚书省，这样庞大的家族，必然是会引起统治者重视的（参考文献：《关东风俗传》、魏斌：李鱼川推理、 《隋书·列传·卷四十二·李士谦传》），再如，北魏末年，尔朱荣家族在“河阴之变”后掌控朝政，高欢后来与尔朱荣家族争权，赵郡李元忠率领族人斩杀抗拒高欢的尔朱羽生，助高欢家族割据一方，最终建立北齐霸业（参考文献：《北史·列传·卷二十一》），又如范阳卢氏，这个家族自曹魏时期便与清河崔氏结为通家，世代联姻，卢度世在“国史之狱”一案中受到他舅舅崔浩的牵连要被诛杀，于是连忙跑到了高阳郡郑罴家里避难，郑罴宁可牺牲自己的儿子，也要保住卢度世的命，结果北魏朝廷最终也没有抓住他，中央政府在地方的掌控力竟然比不上地方家族，这在元明清时期的华北地区，几乎是不可能出现的，但在北朝，只要你跑的够快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族人会把你保护的很好（参考文献：北史·卷三十 列传第十八），北朝时期，那些在永嘉之乱后留守在北方的世家大族，经过数代人的苦心经营，宗族力量之强大，对地方掌控力之强，有时就连朝廷也不得不忌惮，这种盛况到了唐朝，特别是安史之乱后，随着族人的分崩离析、迁居各处已不复存在，安史之乱就没看到五姓七族的大规模参与（崔乾佑不确定郡望），因为没有九品中正之后，士族在地方上的政治经济力量都已经被大规模削弱了，曾经不少富庶的族人都成了穷人，为了当官和因为当官，族人也开始分居各地，远没有南北朝时期那么团结了，像博陵崔氏博陵大房的崔涣家族那一支，在中唐以前北朝时期世代居住于获鹿县土门村，因此外号“土门崔氏”，在唐代有“天下甲族”之称（《元和郡县图志》：“鹿泉，出井陉口南山下。皇唐贵族有土门崔家，为天下甲族，今土门诸崔是也，源出博陵安平”，李肇 《国史补》 : “四姓唯郑氏不离荥阳，有岗头卢、泽底李、土门崔家为鼎甲），博崔这一支应是北齐时自老家博陵郡安平县沿着滹沱河向西迁至此地的，在唐朝宰相崔涣之后，这个家族主体又搬到了东都洛阳居住，可以说从此几乎彻底失去了对祖居乡里的掌控力（参考文献：唐代中后期河北豪族的个案研究——以鹿泉“土门崔”为例 http://wap.cnki.net/touch/web/Journal/Article/SSZK201902012.html ），再比如唐朝后期，牛李党争中两边都有出自同一家族的人，却是政坛上的死敌，从这也可以看出士族早已离心离德，远没南北朝时期团结，唐代士族更多的是以一个个小家庭为单位生存，并且开始城市化，具体可以表现在唐朝士族出现了“坊望”，顾名思义，就是以城池中的里坊名做为族望，如长安城中的昭国郑氏（荥阳郑氏）、光德崔家（清河崔氏）等等（参考文献：唐长安城高官住宅分布变迁之初步与研究），由于这些原因，士族在唐朝已经根本没有在战争中插手的本钱了，安史之乱不是阶级战争，针对的不是士族，即便如此，士族依然流落到各地避难去了，更别提参与其中，因为根本就没那个实力。
由于原因2受到了科举制的影响，因此在唐代也逐渐被削弱到几乎不存在了，维持士族地位的只剩下原因1，那么除了科举制，另一个打击士族的重要因素是什么呢？答案是长期且残酷的战争打击。
虽然科举制摧毁了士族世代簪缨的根基，但由于原因1的存在，所以士族消亡的这个进程仍然非常缓慢，这时候，战争就是最佳推手了，就像原子弹对日本的作用，唐朝中后期，以黄巢起义、朱温篡唐等为代表的农民阶级战争，彻底改变了魏晋南北朝以来形成的社会结构，将中国从“贵族时代”转为了“官僚士大夫时代”，黄巢、朱温等人是唐代社会底层人民的代表，其发动的这些战争如同南朝候景之乱，主要目标是对两京地区的权贵阶层进行血洗，他们早年参加科举却屡次考不上，还被士族子弟讥讽，心中早已对这些垄断科举及官场，又好自诩“清流”的世家大族深恶痛绝，最终白马驿之祸，朱温一声令下，随着崔远、裴枢等朝中衣冠被扔进黄河，清流最终都变成了“浊流”，其实若从战争历史追溯起来，对士族的打击战从北朝后期隋末就开始了，但因为当时科举制的影响还不够深远，士族的底子还很厚重，所以看不出什么大影响，而唐朝呢，士族为了适应时代变化，适应科举，大规模跑到了两京地区，根基已经几乎被掏空了，其实若他们还留在河北乡里或许还没这么惨（河北三镇由于地方高度自治，故其在唐朝后期受到起义影响不大），所以住在两京地区的士族在唐朝后期就倒了八辈子血霉了，参见韦庄的《秦妇吟》，虽然有文学修饰，但也能从一定角度反映出来士族几乎被屠的十不存一，到了五代十国，更是如此，谁拳头硬谁才能活下来，五代十国那些武人军阀不会因为你家世显赫就对你礼让三分
《新五代史·唐臣列传十六》记载：“卢程，不知其世家何人也。唐昭宗时，程举进士……豆卢革为王处直判官，卢汝弼为河东节度副使， 二人皆故唐时名族，与程门地相等，因共荐之以为河东节度推官……因举卮属巡官冯道。程位在道上，以尝辞不能， 故不用，而迁程支使。程大恨曰：“用人不以门阀而先田舍兒邪！……庄宗大怒，谓郭崇韬曰：“朕误相此痴物，敢辱予九卿！”，趣令自尽，崇韬亦欲杀之，赖卢质力解之，乃罢为右庶子。”
五代后唐的卢程，虽然家世不详，不过从文献记载上看，他应该是范阳卢氏后人，但此人没什么真才实学，光想着靠门第发家，骂冯道是乡巴佬，嫌弃后唐庄宗不重门阀而任用乡巴佬当官，可李存勖根本不吃这一套，直言要杀了他，幸亏卢质最后救了他一命，从这里也能看出，门第观念的逐渐消散，士族的落魄，而这些没有真本事光想吃祖宗饭的士族子弟同时也败坏了家族清望，除了战争打击导致的肉体消灭，最终士族地位从观念上也逐渐崩塌了，这些都加速了士族的消亡，到宋朝基本上已经是“取仕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魏晋旧族中没有能真正繁荣到宋朝以后的，博陵崔氏在五代以后基本籍籍无名，清河崔氏在北宋还有一位工部侍郎崔立，崔立的第五女嫁给了北宋宰相韩琦，到了南宋，正如学者王明清在《挥麈录·前录》中写道的：“唐朝崔、卢、李、郑及城南韦、杜二家，蝉联珪组，世为显著，至本朝绝无闻人。”，博陵崔氏、清河崔氏从此彻底销声匿迹了，书中排在第一位的真定韩氏家族（韩亿家族），号称“门族之盛，为天下冠”，但其也不过是兴起只有百余年的官僚家族而已，随着宋朝的覆灭最终也覆灭了，中国从此再也没有能真正兴盛超过700年不衰的望族。
不过说来崔姓现在还是全国第54位的大姓，中国可是有1万多个姓，光是单字姓也有5000多个，能进前100的姓都很强，不得不说，崔姓能到这个位置跟中古时期的显赫不无关系，崔，本义为高、大也，崔家人也确实像它的本义一样，显赫了整个中古时期，如果加上海外，尤其是朝鲜半岛的崔氏那就更多了，南北朝鲜的大姓崔氏、裴氏、郑氏等几乎都是取自中国中古时代的士族大姓，比起曾经是皇族的司马家来说，崔家还不算落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