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的证言,判人死刑

雨林
2020-01-27 看过

奥斯维辛集中营解放75周年纪念日,大年初三,因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没有出门,读完了这本书。

书中的案例,有种荒诞的魔幻感。

1940年8月的波兰,一只德国警犬被刺伤,凶手逃之夭夭,也没有目击证人。

德国警察逮捕了波兰石匠艾格纳兹,德国驻波兰特别法庭依照《波兰人和犹太人刑事法令》第四条判决艾格纳兹死刑,该法条规定波兰人故意毁坏德国政府的装备或用于工作的物品处以死刑。

然而并没有任何人证或物证指向艾格纳兹有犯罪行为,那么法官如何认定艾格纳兹就是罪犯呢?

判决书认为:被告在1940年8月24日被捕时,警察带着受了伤的狗去见被告。在看见这只狗时,这位被告变得很惊恐,开始剧烈地颤抖并吓得举起双手。而狗一看见被告就马上怒不可揭要咬被告。故此“被告的行为证明他就是刺伤这只狗的凶手,而且这只狗马上认出了被告就是它的敌人”。根据以上证据,判处艾格纳兹死刑。

二战结束后,德国法学界对纳粹时代法院的沦陷解释为,受“法律实证主义”影响,也就是说法官当时只是恪守已经生效的法律条文。法律沦为纳粹屠杀工具,主要的责任在立法者而不在司法者。

然而即使当时的德国法律,也没有规定可以依据狗的证言,认定一个人有罪。书中大量其他的判决也是一样,法官完全无视法律条文的规定,任意曲解法律,从而得出纳粹政权想要的判决结果。

所以这次“法律实证主义”真的是在背锅。真正破坏法制的是“目的论法律解释”方法,法院为了促成所谓的国家利益或者其他目的,可以随意抛弃法律对具体犯罪的定义以及某行为是否真的满足了该犯罪的先决条件。

法律有内在的基本价值,当这种价值让位于国家利益,法律就沦为政治的附庸。合法性成为装点门面的傀儡,成为纳粹法官们为自己的罪行辩护的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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