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点摘抄

白子木
2020-01-27 看过

◆ 第二章 国防费、个人信息保护、反腐败

>> 除了关心实质正义,社会对程序正义和形式正义也越来越关心。

◆ 第三章 妇女儿童保护、中国的国际角色

>> 给予对方尊重是赢得对方尊重的起点。

◆ 第三部分 新闻发布会之外的故事

>> 遇到这种情况,不攻而破的最好办法是找到一个恰当的角度,把之前对方所做的价值判断和制造出的氛围都抹去,彻底摆脱原有的限定环境。这样就能把话头引上一个新的台面,在不受制约的环境中陈述自己的立场和观点。

>> “美国领导下的世界秩序”有三个支柱:一是美式价值观,也被视作“西方价值观”;二是美国的军事同盟体系,构成美国在世界上发挥“领导作用”的安全基石;三是世界经济体系,这个体系也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机构,但并不完全重合。

>> 这个秩序在政治和安全领域采取的是排他性的姿态,而在经济领域则开放度比较大。因此,所谓的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经济的全球化。然而,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国际政治日益碎片化的今天,这个“世界秩序”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越来越难以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

>> 中国人支持的“秩序”是现存“国际秩序”,这个“国际秩序”指的是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和相关机构。中国对这个现存“国际秩序”有归属感,因为我们既参与了其创建,也是获益者和贡献者,同时还是改革的参与者。

>> 当时他讲的一句俚语给我印象很深:“公鹅喜欢的,母鹅也会喜欢”(What’s good for goose is good for gander)

>> 陆克文认为零和博弈并非不可避免,国家间合作仍是主流。他提出了“三国集团”(G3)的概念,认为美国仍是世界地缘政治和经济超级大国,俄罗斯决心重新成为地缘政治超级大国,而中国已是经济超级大国,正在努力成为地缘政治超级大国。只有以G3为代表的大国政治、以G20为代表的大国协调以及联合国框架下的全球治理三个层面共同努力,人类才能有效应对未来的全球性灾难。

>> 普京的回答很诚恳,他说,25年前,苏联和俄罗斯认为自己只要采取更开放的意识形态和政策,便可以弥合与西方的分歧,但事实上国家利益和地缘政治方面的分歧远比意识形态复杂,这也导致今日俄欧关系的曲折。

>> 中国一方面依托海洋融入全球经济,同时自身辽阔的陆地经济纵深可以通达中亚乃至欧洲,处于连接海洋与大陆的“节点”,也构成国际贸易结构从低端向高端过渡的“节点”。

>> 在当今这样一个多元化和多主题的国际环境之下,大国的对外交往应该是多层面和多触角的,需要通过成功的国际传播来赢得理解、认同和支持。俄罗斯虽然面临比较大的外部压力,但他们不因遭遇封堵而关上沟通之门,而是继续努力开展广泛的国际交往,这种执着令人钦佩。虽然传播和舆论本身不能完全改变客观世界的存在,也无法彻底转变西方世界对俄罗斯的负面看法,但是瓦尔代论坛将俄罗斯的国家政策和立场精准有效地投放给国际特定的专家学者群体,进而实现国际传播。从这个意义上看,瓦尔代论坛作为俄罗斯开展公共外交的有效平台,基本达到了 目的。

◆ 第七章 英伦追忆

>> 在这三年多的时间里,2008年的经历尤为让我刻骨铭心。2008年被外界认为是中国走向世界大国华丽转身的一年。而那一年,中国经历了太多的大悲大喜,中国的国际形象也经历了如同坐“过山车”般的大起大落,可以认为是中国走向世界舞台途中所经受的非同寻常的洗礼。

>> 从始于2008年初的南方雨雪冰冻灾害开始,西方媒体就对中国政府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品头论足,而最终中国高效的处置结果令人刮目相看。乍暖还寒的3月,“藏独”分子在西藏拉萨进行了令人发指的“打砸抢烧”暴力活动,西方媒体完全不顾事实,几乎集体对中国政府和人民抹黑。4月初,北京奥运会火炬在境外的传递受到“藏独”分子的冲击,成为西方媒体攻击中国的又一大话题。再到5月发生汶川大地震,中国政府、军队和人民展现出来的勇敢和团结得到国际媒体的一致好评,中国的形象在西方社会再次实现反转。8月,中国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炫目表演让全世界为之惊叹,运动会的高水平服务和中国人民的现代精神面貌,化解了外界的种种质疑。到了9月,“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一时间成为国际媒体的热点话题,引发对中国食品安全的广泛讨论。紧接着,“神舟七号”顺利完成载人航天飞行任务的消息又登上国际媒体的头条,被认为开启了中国征服太空的新篇章。整个2008年,作为中国驻英国大使,与媒体打交道成为我的一项重要工作内容。我发现,英国记者在报道中国时态度大起大落,似乎心中并没有一个恒定形象,他们看到的中国像一个万花筒,变化太多,太快,以至于无法把握。虽然英国记者大多对中国有偏见,很容易相信关于中国的任何负面信息,但是,当他们能得到中国的正面信息并且感到信服时,也可以不吝笔墨地予以报道。

>> 北京奥运会开幕前后英国和西方媒体冰火两重天的态度让我认识到,国际舆论在一定程度上折射的是国家自身的表现,需要通过坦率、透明的信息交流来产生和传播影响。诚然,不是一次好的沟通就能一劳永逸地化解偏见,舆论如潮起潮落,新的事态出现后,媒体的态度也会起起伏伏,陈旧的历史偏见仍会不断有所反映,而信息是否通畅会是影响舆论的关键因素之一。

>> 英国人谈到应对媒体的准则时,往往强调:一是不要试图欺骗,否则真相出来以后会非常被动;二是尽可能第一时间提供已知信息,避免形成信息真空;三是保持与媒体密切的信息沟通,赢取记者的信任。

>> 但是,每家媒体最后都会提出一个我难以回答的问题:“你们的声音在哪里?”“如果你们那么有理,为什么不在第一时间拿出真实的图像和资讯?为什么不出来接受采访?”有位编辑说,他每天都收到流亡藏人和同情者提供的十多条信息。也有记者承认对信息来源的真实性未能核实,但声称,当突发事件引起读者高度关注,公众出现信息饥渴时,记者们压力很大,往往拿到什么信息就报道什么。这促使我思考,我们自己如何能通过更加及时主动地传递信息来影响舆论和对冲偏见?

>> 说到中国的国际形象,他们说:“没有见过一个国家,干得那么好,说得这么差。”

>> 他们让我注意观察镜头画面,听到尖锐的提问时,我的表情显得非常严肃,脸上的肌肉开始发紧。这种表现在电视屏幕上会被进一步放大,让人感觉到气氛的紧张度上升。

他们认为,这给镜头背后公众的印象是显得不够冷静,甚至缺乏自信,好像有什么要藏着掖着的,难以让听众建立起信任。他说,有些记者的用意就是刺激情绪,被采访者态度越平和,就越能让听众把注意力放到讲话的内容上去。沙的建议是:“在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要避免辩解,当记者说你‘是什么’的时候,若极力去否认,就容易陷入辩解的旋涡。”更有效的办法是讲你是什么,用有说服力的事实来说明记者的判断是错误的。

>> 他们建议:“可否把官话先放到一边,自己静下心来想一想,中国人民是怎么看和怎么做的,什么样的场景可以表明中国人民在支持、期盼和参与奥运会?”“你面对的是不了解中国的英国普通公众,不必讲得太高深,说说普通人的事儿就可以。”

>> 我想了想,开始讲述我在北京休假时的直观感受,我讲到出租车司机盼奥运的故事,讲到北京胡同里的大妈们如何努力学习英语……他们鼓起掌来,说,如果能这样讲就太好了,尤其北京胡同的例子,足以把10分钟都解释不清的道理说明白,而且还很生动,有画面感。就这样,我们找到了路径,逐步把其他几个问题的要点也推演出来了,而且都采用了举例子的办法,语言简洁,每条回应控制在一分半钟左右。

>> 终于悟出了一个关键点: 必须找到对方提出的问题与自己叙事之间的“接口”。接受采访时,脑子里不能总是紧张地想“问题的答案是什么”“我要怎么回答才好”,而是换个思维角度,努力利用对方的提问引出自己想讲的话。当然,也不能完全忽视记者的提问,自说自话、所答非所问肯定是不行的,那样的表现同样会遭受公众诟病。

>> 国际传播的舞台就像足球赛场,上场可能有输有赢,但是如果缺席不上场,就只能是输了。如果一支球队从来都不出现,别人说它是什么水平,人们就会认为它是什么水平。在舆论战面前,不说话或者回避辩论,就会给偏见和谬误留下更大的空间。在和平年代,一个国家对国际舆论的影响力,也是重要的战略资源。

>> 接受媒体采访一大禁忌是讲假话,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假话经不住检验,是最损害信誉的。因此,对于被采访者来说,首先必须了解事实真相,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据我了解,这些护拒手是从全国招募来的,主要是大学生,也确有来自警校的学员。我在火炬传递的过程中接触过这些护炬手,他们那么年轻,多是不到二十岁的样子,充满对世界的好奇和热情,我要维护他们。

>> 琼恩在护炬手的身份问题上设的新闻陷阱是,迫使我在“是”与“不是”之间做选择,这是媒体的一个典型手法。我如果直接否认,就会让自己陷入不得不做出进一步解释的辩解麻团,例如他们为什么那么富有专业手段,如何进行的训练,等等,也必然会给已经出现的炒作填料。我们再三研讨,决定重点讲护炬手“是什么”,而不去纠缠“不是什么”。

>> 我回答说,这些中国护炬手是在全国征召和选拔出来的,都是很优秀的年轻人,至于他们的身份,在入境时都做了详细说明。我进而讲到,中国年轻一代都是独生子女,他们的父母是那么骄傲和自豪地让孩子到英国来护卫火炬,看你们在报道中说了些什么?那些话如果让他们的母亲听到,她们会怎么想?我用一个有人情味的切入点,把问题引向新的角度,这种回应方式敲到了公众内心的柔软点,让他们意识到媒体的责难是有问题的。

>> 电视转播结束后,许多友人久久不肯离去,有英国朋友紧紧握着我的手,热烈祝贺中国的成功,“这是中国成为世界大国的成人礼呀”,一位英国老人如是说。第二天,英国报章无不在头版显要位置刊登了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巨幅彩照,展现的都是华丽绚美和充满激情的画面,所有叙事都是正面的,之前的那些尖酸刻薄甚至诬蔑诋毁都不见了。英国媒体几乎一致的评价是,只有中国人能把奥运会的开幕式办到这个无法超越的水平。这是当代中国国家形象的一次决定性提升。

>> 他开始犹豫了,我趁热打铁,把《西游记》故事的梗概讲给他听:“猪八戒”长什么样儿,如何从天蓬元帅变成猪的样子,在唐僧取经途中扮演了什么角色等,然后请他提建议,怎么表述更好。这样的戏谑性角色在莎士比亚剧目中很常见,对巴伯来说应该不难理解。他动心了,说,既然是神话人物,就用故事中的名称来表述吧。我觉得不错,建议用:“神话人物猪八戒”(mythicalperson Zhubajie)。巴伯想了想,同意了,还问是不是要加上“Mr”(先生)。我觉得可以不加。后来见报的就是“mythical person Zhubajie”。

>> 奥巴马的表现说明,他身后有一支强有力的团队,把欧洲和整个国际社会此刻的关切研究得很透彻,对回应的把握也相当准确。整个记者会上,不管记者怎么问,奥巴马的回答几乎是万变不离其宗,始终围着这三个观点转圈。从第二天的报道看,他想传递的信息得到了有效的传播。

>> 我终于想明白,必须破解对方设问的套路。对方提问的立足点是有问题的,是从否定中国的角度出发,如果我不能从根本上否定对方的出发点,就不可能与对方站到一个平等的位置上去对话。就好比有人设定了一个错误的公式让你去推导,如何得出正确的结果?

◆ 写在后面的话

>> 在信息时代,尤其对于大国来说,国内传播和国际传播的边界相对模糊起来了。国际上的问题会即时地反射到国内,国际政治中的许多故事也恰是源自一些国家的内部事务。这意味着,我们做对内传播要顾及国际影响,开展对外传播也要考虑国内老百姓的想法。

>> 现代社会信息传播之快,现实情况之复杂,事实真相之难求,远超从前,谁也不敢保证自己了解的信息足够准确和全面。发言人切不可不做准备仓促上阵,也不能想到哪里就说到哪里。我自己在发言之前,总要多打几个问号,多问自己几遍:对问题搞明白了吗?对事实掌握得清楚吗?发言人需要养成反复研究和确认的习惯,对自己要讲的话斟酌再三。面对公众的时候,必须重事实、讲逻辑,避免过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

>> 由此可见,外界关于中国的一手“资讯赤字”是普遍存在的,而信息的缺乏往往导致媒体和公众依循旧的逻辑去推断今日中国,使得政界人士在不完整的资料基础上构建看法。

>> 一位西方记者曾私下告诉我,他们写的对华报道稿件有三类最容易受到总编的青睐。一是说中国“太大”,有种种“超规模”现象;二是说中国“太怪”,与他们很不一样;三是说中国“太坏”,某些方面与西方所谓的主流价值相悖。而这些看法的形成,亦是外界常年对华报道缺乏客观性的结果。

>> “心中有人”包括三个渐进的层次:了解、重视和尊重。

>> 首先要了解你的对象,特别是“第一现场”的听众,即在特定时间和空间下对话的具体人。

>> 因此,对他们的了解越具体、越精准越好。

>> 第二是重视。这既包括要重视同意你的观点的人,也包括要重视那些反对或者不认同你的观点的人。

>> 三是尊重,对人的尊重,对人性的尊重。这是我一直以来秉持的信念。今年(2018年)是周恩来总理诞辰120周年。周总理无论是为人处世还是在处理内外事务中,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时刻彰显出那种源自内心的尊重,使得与他打交道的人,无论是朋友还是对手,都对他充满敬意。

>> 向国内外进行有效传播,既要有“道”,也要重视“术”。这里所说的“道”,指的是沟通和传播中的理念和价值观,它决定了我们站在什么立场上,为谁服务,追求什么样的目标和理想。而“术”则是技巧和方法,这也很重要。“讲好中国故事”强调“术”的重要性,“讲好”本身包含着对“术”的要求:讲什么?怎么讲?如何才能“讲好”?故事是讲给人听的,要让人听得进去,能够吸引人、打动人,进而说服人。习近平总书记要求领导干部要增强同媒体打交道的能力,善于运用媒体宣讲政策主张。要实现这样的目标,需要一定的方法、技巧,做足功课。

>> “道”和“术”其实是相辅相成的。“有术无道,止于术也”,我们不可能脱离“道”空谈“术”,方法和技巧需要有理念的支撑。

◆ 点评

点评:★★★★★

傅大使颇有士大夫的风骨,女性视角特有的温润底色,字里行间能看到对人的真切关注与尊重。而即使是傅大使,面对媒体都有如此艰辛的曲折历程,最后恰到好处的呼吁便和本书的创作价值深度自洽。与媒体沟通的课,历史欠账也好,文化传统也罢,赤字过多。但从本书看到了破解塔西坨陷阱的可能,鉴之切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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