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灵的“例外状态”——读乔伊斯《痛苦的事件》

一丈雾路
2020-01-27 看过

毫无疑问,《都柏林人》中的十五个短篇故事具有某种体系的完整性。按乔伊斯本人的话来说,他试图描述20世纪初都柏林人精神上的“瘫痪”状态,“童年期、青春期、成年期和社会生活。这些故事都是按照这一秩序编排的”。因此试图单独描述其中任何一篇都是危险与冒失的,但并非不可能。在把握整本小说叙事氛围的基础上,再细读其中一篇文本,能更加有利于帮助我们理解这一系列小说的内涵与乔伊斯的美学抱负。

《痛苦的事件》故事本身并不复杂,正如小说集中其他小说的叙事架构一样。乔伊斯深知短篇小说的优势与劣势。他往往只通过一次相对集中的事件,向人物的心灵投去一颗石头,然后不动声色地观察人物内心的涟漪。

这篇小说最有意味的就是塑造了主人公杜菲先生的形象。杜菲先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乔伊斯在开头不惜用两页半的篇幅描写杜菲先生的居住环境、生活习惯与个人品性,初读下来似乎以为巴尔扎克或左拉走错了片场。与出纳员谨慎的工作性质相匹配,杜菲先生“厌恶一切表示物质或精神混乱的东西”。因此我们看到,杜菲的家里装饰简洁、规整。 “希望尽可能远离他是其公民的那座城市,也因为他觉得都柏林的其他郊区都显得那么难看,现代而造作”,表明杜菲先生是一个对柏林城市具有一定批判意义的人。但这种审慎的批判意味并没有向外表现,恰恰相反,他像一个犬儒主义者般努力逃避社会生活,竭力把自己封闭起来,只最小化地尽到“社交责任”。“不与任何人交流,只在圣诞节去看看亲戚,他们死了时到墓地为他们送葬”。在大段的平铺直叙中,我们能看到乔伊斯许多类似的“微言大义”。杜菲先生这种精神的“洁癖”其实是精神枯萎的表现。因而在看似公正客观的叙述中,呈现出一种微妙的反讽语气。比如,作者写道杜菲先生“有一种奇怪的作自传的习惯,因此常常在脑子里构想关于自己的短句,一般只包含一个第三人称的主语和一个过去时的谓语。”杜菲先生特有的“套中人”神态,不仅打量别人,而且“以怀疑的目光从侧面注视着自己的行为”。乔伊斯有趣地再现了杜菲先生封闭的心灵中自命清高而又虚荣的本质。这种为自己立传的习惯,作者简单地用“奇怪”一词描述,而且后面继续“客观”地说他构想的短句是“第三人称和一个过去时的谓语”,充满了忍俊不禁的反讽意味。

这样一位杜菲先生生活平平淡淡,像“一个没有冒险的故事”,却经历了一次意外。法国思想家阿甘本在政治哲学领域提出过“例外状态”的概念。大致是指在常规的政治秩序中产生的断裂、意外情况。如革命、战争就是典型的“例外状态”,它是政治生活中一次意外、反常的“悬临”,虽然正常的法律可能面临失效,但这种例外状态并不意味着无政府的混乱。借用阿甘本的概念,杜菲先生与西尼考太太的相遇也可以说他心灵的一次“例外状态”。而如果仔细分析,这种“例外状态”有一前一后两次,情况也不一样。第一次是从杜菲先生与西尼考太太的偷情到分手。杜菲先生为什么突然想要西尼考太太分手呢?书中写“他听到了一种奇怪的非个人的声音……这声音说:我们不能把自己给出去,我们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在这之前,作者写到西尼考太太对待感情的热情。西尼考太太拥有心灵生活的激情,一边显得“高傲蔑视”,一边实则想要精神与感情生活的充实,这种半谨慎半热情的矛盾状态与最终因为不可调和的矛盾导致的悲剧命运,都和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很接近。她仰慕杜菲先生的学问,最终在被抛弃后强装镇定,“剧烈地抖动”。作者对西尼考太太的描写在很多细节上都埋下了她后面酗酒死亡的伏笔。西尼考太太那个故意不开灯,让黑暗弥漫在两个人身上的细节是一个让人动容的场景。但在杜菲先生那里,却变成了丧失自我的危险。我们当然不能说这是一种虚假的意识,而是经过作者前面不断地渲染主人公孤绝冷漠的生活状态,所出现的“奇怪”而又正常的意识。

第一次的“例外状态”经过主人公的自我纠正,重新恢复了正常。这种“例外状态”可以说具有最基础意义上临时性,它没有改变人物的心灵状态,就像一个稍微脱离轨道的车一个转弯又回到了正轨。而第二次的“例外状态”就是杜菲先生面对西尼考太太的死亡。这次“例外状态”就像2.0版本,也暗和了阿甘本发明这个概念的深意,“例外状态”可能转化,糅合到我们所谓的正常状态中。乔伊斯颇为有趣地描述了杜菲心灵的震动。在读完西尼考因醉酒跨越铁路线不幸身亡的新闻后,杜菲先生首先感到是“厌恶”,继而是“一阵阵恶心”。这初看起来有些奇怪的感觉其实并不难理解。作为一次公共意义上“平凡庸俗”的新闻报道,新闻里是看不到活生生的人的。杜菲先生并不厌恶读报本身,他甚至有每天读报的习惯。但显然在杜菲先生那只是丝毫不无法动起感情波澜的固定习惯,吃饭时的点缀而已。所以我们看到作者才颇为详细地描述了杜菲先生多次阅读西尼考太太新闻时的表现,是多么得不同寻常:“不由自主地盯住”“仔细地阅读”“把那张报纸对折起来捧在手上”“翻来覆去地读了又读”“立刻奔现楼上的卧室……再一次读起那篇报道……好像神父读弥撒序诵前的默祷似的”。此时的杜菲先生一定感到这种公共意义上的报道对他个人生活史的某种冒犯。而想到西尼考太太的酗酒、不守规矩,自己以前竟然和她保持过那么亲密无间的情感交流,“显然她已经不适合生存缺乏坚强的意志……成了人类文明的一个蛀虫。”从杜菲先生的角度,这些有些夸张甚至无厘头的指控可以说是他那一贯强烈的自我意识的抵触。如果说萨特笔下的“恶心”是突然意识到生命的无意义、荒诞后一刹那的恶心,那么乔伊斯笔下的“恶心”便是主人公一种自我封闭的意义系统面临威胁、崩溃时的恶心。但西尼考太太的死显然具有更大的摧毁力。杜菲先生在想要排解这种恶心感的茫然游荡中,经历了对过往爱恋的回忆、对自己所作所为的辩解(“他当时还能做些别的什么”)和对西尼考太太生活与死亡的追想,显然,他那道坚不可摧的壳出现了裂缝,无法自圆其说。“他觉得他的道德品性正彻底崩溃”。

在艺术手法上,现代小说的象征手法、意识流、零度写作都很好地被灌注在他的笔下,语言轻盈而又隽永。一个有关象征的细节如,乔伊斯写道杜菲先生的书架上,最底层的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和最高层的《麦努斯教义问答手册》对位。杜菲先生的性格无疑并不是完全晦暗无光、铁板一块,否则也不可能发生这件“冒险的事件”。但与书架暗示人物性格的浪漫与封闭之间,杜菲性格的对位其实并不平衡,高层的宗教手册所代表的自我性格的模式化其实拥有更根本的地位。在第一次“例外状态”后,作者说“他的书架上也添了两卷尼采的作品;《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和《欢乐的科学》”。在后面看来也不过是装点而已。

小说最后写道,杜菲先生在失魂落魄的状态下,感受到“孤独”向他袭来。“他觉得遭到了生命盛筵的抛弃”一句出现了两次。乔伊斯用非常私人化的视角书写这种模糊、不可名状的失落感,正是在告诉读者,即使这种“例外状态”打破了杜菲先生的心灵平衡,但他自己仍然没有办法意识与反思自己的问题。自我心灵的麻痹与封锁,导致了主人公一种奇怪的精神逻辑。乔伊斯在全篇小说中不是站在简单的批判或怜悯的立场,而是描绘出了复杂、引人深思的况味。如果和“国民性”批判一词类比,乔伊斯在小说中挖掘了一个特定时代环境中的“都柏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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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柏林人 都柏林人 8.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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