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浪潮与民族主义

曹昂Hsiu
2020-01-25 看过

中国近代的革命始终伴随着民族主义的发展,而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正是在异族入侵的环境下被动形成的。相信每一个学过中学历史的人都明白一点:近代中国的各家各派的思潮激荡都立足于“救亡图存”的根本目标。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民族主义应运而生自在情理之中,而外界的现实压迫,则又使得中国的民族主义自萌芽起就难以摆脱集体主义的色彩。

严复是以翻译家的身份留名青史的,但事实上,他从来不满足于仅仅做一个文化传播的中性媒介,而是尝试通过翻译和评述,构建中国的智性政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经严复之手翻译的西方著作无一例外地被打上了严复个人思想的印记。如《天演论》注重强调的是进化论的极端变种——社会达尔文主义,这对当时的中国有着极为重要的警示意义,所以有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如《群己权界论》就把关注点落在个体行为与社会需求之间的进化式和谐而非个人的自由与权利,这是因为客观上的放任主义使得彼时的国民如同一盘散沙,只知有家而不知有国;又如在《国富论》里,他更青睐的是维护秩序的那只“看不见的手”而非人类追求利润的自私本性,在一个失去统一权威的时代,秩序甚至成为一代人最基本而难以实现的诉求。这不仅仅是严复,同时也是那一代开眼看世界的先进分子的普遍共识,他们对西方文明的借鉴是选择性而且富有创造性的,无论何种思想,都必然与当时中国的根本诉求相结合,而这个诉求就是——救亡图存。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里,民族主义首当其冲,起初以汉民族主义的旗帜建立政权,此后,他又以“五族共和”的号召将不同的思想流派聚合在一起,塑造了直至今日的“中华民族”,这一点使他深得海外华人圈的支持。而位列民族主义之后的民权主义,之所以不被称为“民主主义”则直接地反映了他的国家观念,孙中山的出发点并不是公民及其权利,而是国家,这与维新派的立场一致,将国家总体利益置于首位。尽管孙中山凭借将西方民主思潮引入封建主义下的中国而奠定了其崇高的政治地位,但他依然坚信在当时和未来的短时间内,个人自由要服从国家的自由。在1912年到1924年的12年间,他目睹了自己创建的国家从自由民主的萌芽到军阀统治的逆转,于是加上当时在苏联顾问的影响下,他开始反思所谓的“民主”,他逐渐认为人民做主只能以虚拟的形式存在,精英人物的开明统治即使在没有具体的合法化形式的情况下,仍然可以实现国家的强盛和富足。从这一意义上说,孙中山为自他以后知道今天的中国现代政治模式开了先河。而他之所以会有此转变,盖因一切都要置于当时的反帝国主义斗争之下,其所鼓吹的一切都是手段,最终的目标依然是“救亡图存”。

历史最终将舞台交给了无产阶级。在中国,无产阶级的组织建立是在其意识形态化之前完成的,因此,在整个20年代里各派始终争执不休并且一直得不到解决的难题就是——民族革命与社会革命的关系:反抗帝国主义的斗争与反抗国内统治阶级与剥削阶级的斗争,哪个更重要?又该如何去判断党的重要伙伴和对手国民党的阶级属性?而到了二十年代末,则又出现了一个问题:城市革命与农村革命之间的关系。当这三个问题摆在今天的我们面前的时候,或许已经不成为问题,但在当时的迷茫中,却没有人能够说清楚,在这段迷茫中,他们遭受了灭顶之灾,在生死存亡的边缘徘徊,直到有一个人站了出来。这个人是谁?他做了什么?结果又是怎么样的?

这一切,我们后来都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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